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讲座回顾 | 傅元峰：鲍勃・迪伦获奖的中国效应
发表时间：2016-12-07阅读次数：1278
11月9日晚，文学院报告厅，傅元峰老师为来自各个院系的同学们带来了2016年“诺奖系列讲座”之文学奖部分的讲座，题目是《鲍勃・迪伦获奖的中国效应》。
诺贝尔文学奖
傅老师首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是人文良心的结晶，其颁奖理念当中有一种理想倾向。简单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概况以及奖项权力的行使后，他从文学地理疆域、年龄与晚期风格、性别与文化社会学、政治意识、授奖词的句法结构等方面对历年文学奖进行了解读。
“遗憾的是，每个作家真正留给瑞典文学院的时间非常短暂，因而此奖也有不少疏漏。”在谈到文学奖的评奖取向时，傅老师则认为我们的解读可能只是部分地触及到了它的文化实质，在这点上，诺奖很好地避免了被俘虏与被利用。
鲍勃・迪伦获奖争议的中国特色
傅老师回顾了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产生的对话，从上世纪的鲁迅、胡适、沈从文，到2000年的高行健，2012年的莫言，体制框架下的中国对于所有的诺贝尔奖项都有一种奥林匹克式的虚荣心，而莫言的获奖助长了许多“专业读者”的虚荣心。
同时，体制的故事也牵扯出无边的质疑。莫言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两个事件之间，似乎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这背后可能是两套文学话语的潜对话；马悦然与中国作家圈之间存在着不洁的气息，这种乡愿的文学污迹也成为此奖的一个中国特色。
而当中国文学渐渐走出国门，文学接受空间的转移使文本被另一种语言培育，处于休克状态的汉语得到另一种语言的补充，宛若脱胎换骨。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的文学奖项生态严重失衡，茅盾文学奖等奖项受到政府控制，是体制内、官方的奖项，而大陆民间文学奖项实际上受到体制内文学评奖逻辑的感染，官本或商本、帮忙或帮闲之风大行其道，真正的文学评判眼光和标准则被淹没。
代际：60年代
傅老师谈到，鲍勃・迪伦的自传《编年史》 之中有着基于时间轴上的秘密，即代际属性。迪伦开始混迹于音乐圈子的时间是垮掉的一代逐渐没落的时期，他起到的是代际过渡的作用，这也使得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之间没有形成鸿沟。因此可以推测，金斯堡对《大雨将至》的感动，不仅是对单独一首民谣的感动，更是在于五十年代所崛起的青年亚文化，得到了一种波西米亚人的继承，得到了缓降、沉淀与吸收。
而当再次回顾六十年代，在形式的共通性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国内外文化核心的截然对立。中国的青年文化具有非常强烈的扁平色彩，它所营造的格调并不丰厚，只能感染非常贫瘠的灵魂。没有细节，没有时间轴的光晕，使这种青年文化只能反映瘦弱的文化意图。瑞典文学院对鲍勃・迪伦的发现，和先锋书店北岛的降临所引起的狂热的追星模式，并不是同一种类型的文化瞻仰或是历史文艺怀旧。
亚文化
傅老师认为，亚文化作为既不是主流文化、也不是主流文化对立面的一种存在，所涵有的反抗性很立体，而这种反抗是对付无物之阵的最好方式。
我们并不缺少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我们也不缺少隐在的反抗――但这些反抗许多时候恰恰是我们要反抗的。更多的时候，主流文化杀死的东西实际上是所谓反主流文化的主流文化杀死的东西。
我们不是因为不反抗和妥协而失去，而恰恰是因为反抗，特别是非常勇敢的反抗，而失去了那些东西――我们真正缺少的是亚文化式的反抗。亚文化对霸权的反抗并不直接产生，而是间接表现在在风格之中，即通过风格完成反抗。我们非常稀缺这种亚文化式素质，所以仰望鲍勃・迪伦，也在于他来自一个亚文化的范畴。
亚文化是一种时尚，是一种后学。它是一种神秘的、稍纵即逝的、无法把握的、滑脱脱的氛围与风格，它代表了一种时代主义。但是，食指与白洋淀诗人们所展现的丰厚、宝贵的个体性，实际上是重新加工了文化氛围之下的虚构。
我们的现实是，我们没有街角文化，我们缺少富有情绪和氛围的对话。在谈论亚文化时，我们只能谈论现实、社会、生活、市井。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推倒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建树，是时候放弃对个体溢出的偶然性的无休止的朝拜和歌颂。
谈及八十年代，傅老师指出，当时主要的文化问题，并不是那个大家都极端慎重、避免谈及的八十年代末，而是在于并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有广泛影响的青年亚文化群体，这种亚文化群体缺席的后果，我们至今仍在买单。所以我们应该珍视灰色地带的写作，看到暗黑之处的所在，不要惊扰外省诗人与他们的边缘。
文学性与音乐性
当谈到鲍勃・迪伦的音乐，傅老师认为，迪伦的每一个音节、每一次的重复都带着一种情绪。他的歌、他的嗓音虽然单调，却为民谣建立一种可传唱的真言，每一个倾听的人都可以在调性中偷懒，而正是这种独特的忽略与放弃，他才能在其中有新的生长。
图片：韩臻 胡睿
美编：王瑞
责编：柳�汶
（nju文院小楼官方微信 2016年11月16日）
版权所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苏ICP备10085945-1号 南信备8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