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区文学制度下的商业运作

――以张爱玲为例

王  �*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济南  250300）

内容摘要：沦陷时期的上海，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权控制新闻出版，制定了严格的文化统治政策。面对扭曲而狭窄的生存空间，上海文学期刊选择通俗文学的发展道路，依托广阔的市民阅读基础，通过多种多样的商业运作方式，巩固并扩大了通俗文学阵营。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也积极迎合沦陷时期特殊文学制度下的商业出版机制，与《杂志》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期刊相辅相成，实现了作家与出版机构之间的良性合作，最终使通俗文学成为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流。

关键词：文学制度；商业运作；出版策略；张爱玲；《杂志》

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在短短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受特殊的政治权力与文化力量的制约，必然有着迥异于其他地域、其他时段的文学现象”[1]：军事上由日本侵略军占领，政治上由汪伪政权统治，思想文化上则在日伪当局主导下开展“东亚新文化运动”，待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受到前所未有的严格的文化审查，昔日发达的上海出版业被日军接管和控制，“异化为一段扭曲和畸形的区域出版史”[2]。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沦陷区的文学期刊必须要改变旧有的面貌，逐渐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学制度。综观上海沦陷时期刊行的《古今》、《杂志》、《万象》等60余种文学期刊，在诸如灵活多样的办刊形式和畅达的传播渠道等商业运作过程中，使得更适合市场竞争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创作，逐渐成为上海文坛的主流。张爱玲以其卓越的艺术天赋和突出的文学成就成为此时上海文坛最耀眼的明星，而她的成功，恰恰说明了在沦陷区时期特殊文学制度下各类文学期刊商业运作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

一、夹缝中求生存：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的经营策略

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权为了杜绝上海各界抗日反汪宣传，控制新闻出版，操纵舆论导向，制定了严格的文化统治政策。1941年１月24日，由伪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签署、正式公布《出版法》，对书籍和报纸、杂志的出版、登记、发行，以及审查、处分等，均作了严格规定。1942年10月，汪伪政权通过《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1943年10月，颁布《印刷业管理暂行办法》。上述法规共同建构起汪伪政权对新闻出版统治的“法律”依据，在上海沦陷区禁止刊登一切带有抗日与反汉奸色彩的新闻、言论以及文艺创作。《文综》、《文林》、《奔流文艺丛刊》、《中美周刊》、《正言周刊》、《正言文艺》等所有具有宣传抗日、表露抗战意识的期刊全部被迫停刊。

面对战争的巨大威胁和萧条的经济环境，上海沦陷时期的出版业发展异常艰难，“想想战前的上海，各大书局争相出书，而沦陷以后，却由报社和杂志社充任了图书出版的主角，盛衰之判然，令世人有不胜今昔之感” [3]。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有150余种[4]，约占全国新创期刊(时约444种)的三分之一。1942年3月至1945年8月，在上海先后创刊的文学期刊有60余种，其中“发行不足6期的占了73％，而能存活半年并发行6期以上的期刊只有12种，不到20％，此种状况主要是由于纸张价格飞涨所致”[5]。周瘦鹃在《紫罗兰》1945年停刊的告别辞中坦言，经过了“最后的挣扎”，然终究敌不过“纸老虎”的淫威。另外，在严密的出版控制下，涉及民族、政治的叙事主题遭到封杀，部分无关现实政治的学术刊物、纯粹消遣性的文艺类期刊和商业性期刊才能得以幸存，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6]。

作为连续出版物，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期刊“就必须应对严格的政治审查与挑剔的文化市场”[7]，期刊的编辑方针的确定成为如何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例如《万象》，1941年7月创刊，定位为“时事・科学・文艺・小说”的综合期刊，主编陈蝶衣曾明确阐述了其编辑方针：

第一：我们要想使读者看到一点言之有物的东西，因此将特别侧重于新科学知识的介绍，以及有时间性的各种记述；第二，我们将竭力使内容趋向广泛化，趣味化，避免单调和沉闷……此外，关于学术上的研究（问题讨论之类），与隽永有味的短篇小说，当然也是我们的主要材料之一。[8]

《万象》秉承“包罗万象”、“新旧兼容”的办刊策略，开设诸多栏目，兼容新旧文学样式，聚集了众多知名作者，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通俗文学阵营的主将陈蝶衣侧重通俗文学创作，率先于1942年10月至11月在《万象》第二年第四、五期连续推出“通俗文学运动”专号，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成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期刊的首创之举”[9]，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由通俗文学作家倡导的通俗文学运动。同时《万象》也收益颇丰，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万象》发行初期比照上海发行量最大的《小说月报》，印销一万册，供不应求，多次再版，出版至第五期时平均每期的销售量已达两万册，出版至第十四期时销量已达两万五千册，“一时风行，洛阳纸贵”[10]。

在《万象》的积极运作下，通俗文学运动在上海文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得到了《小说月报》、《杂志》、《紫罗兰》、《古今》、《天地》、《春秋》等其他文学期刊的普遍认可与积极响应，通俗文学一时间成为上海文学发展的主流。《小说月报》1940年10月1日创刊，在上海沦陷时期秉承“纯正”的创作原则，认为小说“自有它的特长，自有它的风格，至少，总要比空虚的、无聊的、低级趣味的文字好得多了，我们希望能够贡献一点儿劫后文化的微力”[11]，选材热衷于现代社会中的生活琐事和情爱生活，淡化小说创作的社会属性而突出其自然属性。《古今》作为上海沦陷后创办的第一种文学期刊，“半官方”的政治性质使其处于较为尴尬的处境，借助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散文写作走上了“‘偏于古而忽于今’的回避现实的高蹈之路”[12]。《杂志》二度复刊后以“中立”姿态为掩护，肩负起特殊的文化使命，走“新文艺路线”，开展了关于“新文艺腔”的讨论，并多次举行座谈会、笔谈为文人创作提供交流的平台。《杂志》主编哲非发表《文化人何处去》、《文艺工作者之路》，诠释了《杂志》“确立人生永久的领导精神”、“促进世界和平的最后到来”等文化使命，也引发了文学的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风格等问题的探讨，“对沦陷时期迷茫的上海文坛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13]。《大众》意在寻求文学家应该做的事，在严酷的出版法规和文学审查制度控制下，不断摸索、寻求表达人文情怀的合理的方式，“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 [14]。由此可见，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期刊逐步摒弃了启蒙与革命、民族与国家等宏大主题，为了在扭曲而狭窄的生存空间中谋求进一步发展，其通俗化、商业化等办刊特色日渐鲜明。关注市民日常生活的通俗小说，因与政治相去甚远而占据了文化市场的绝对份额，此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拥有了相对充足、宽松的生长空间而成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类型。为适应这种扭曲的文学制度，各种商业运作方法应运而生，这虽然是文学期刊的无奈之举，但正是得益于此，通俗文学取得了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发展的最大成就。

二、“突兀”的“奇迹”：张爱玲在通俗文学阵营中脱颖而出

沦陷后的上海文学在夹缝中求生存，选择文学期刊作为核心生产媒介，展现了其“最原始、最真实、最生动的面貌”[15]，也赋予身处上海的作家和编辑们以自主选择的权利。因此，虽然新闻出版审查制度控制严格，但《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万象》、《春秋》、《杂志》等一批文学期刊除了考虑刊物的文化取向、编辑理念等办刊宗旨外, 还充分合理地利用上海浓厚的商业文化机制，依托广阔的市民阅读基础，乘机巩固并扩大了通俗文学阵营。这一时期，新生作家的大量涌现、通俗文学的兴盛、市民阅读阶层的扩大，与文学创作、期刊流通、市民消费发生着紧密联系，在上海这个具有浓郁商业气息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张爱玲的出现正是上海沦陷时期文坛的一个奇迹。张爱玲的好友柯灵就曾这样定义张爱玲与沦陷时期的关系：“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16]借助文学期刊，“作家由默默无闻而名扬四海，作品由最初在期刊上初露头角逐渐成为传世名作”[17]。贵族背景,情感经历，孤高气傲，喝咖啡，看电影，奇装异服……成就了张爱玲华美绚丽的现代都市写作气息，使她具备了上海沦陷时期畅销作家的所有特质，更迎合了战时上海民众对新生作家的全方位追捧，连文艺评论家傅雷都不禁感叹：“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18]而这种“突兀”的“奇迹”的产生，既源于张爱玲本人天纵奇才的文学秉赋，也与文学制度、商业运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与上海相类似的政治背景和生活环境，为辗转求学回归上海的张爱玲提供了便利的地域性过渡。香港与上海同为国际化大都市，两者拥有相似的审美认同、消费趋向以及对时尚元素的追求。因此，虽饱受战时的飘零与孤寂，但张爱玲面对上海沦陷时期的诸多变局却泰然自若，能够迅速适应沦陷时期的文学要求，借助男女恋爱之事抒写战争背景下民众真实的生存境遇。对战争的诉说和生存的理解犹如一颗正待孕育的种子，被张爱玲从香港移植到上海之后迅速地生根、发芽、成长。

其次，上海沦陷后的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出版政策，也为张爱玲能够成为畅销书作家提供了机缘。日伪当局多次借助中国女性形象宣扬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汪伪政权则借助文学艺术以求粉饰太平。在政治动荡和民族危机的背景下，面对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张爱玲多以都市女性入笔，构建起以家庭生活和情感轨迹为文本主线的文学叙事方式：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19] 

面对上海的沦陷，她既不抵抗也不投降，与政治化、革命化的主题“绝缘”，在严密审查的文学制度下找到了较为通畅的表达渠道，并以此构建了一种另类的文学叙事方式。在张爱玲笔下，没有宏伟的社会使命，让读者感受到的只是日常生活的世俗与平淡以及人在历史变革面前的渺小与无奈。而这恰恰迎合了这一时期上海市民的普遍社会心理，因此张爱玲的作品一时间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另外，张爱玲在意读者的接受效果，为迎合读者阅读趣味，她将“自己归入读者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20]。张爱玲笔下咖啡馆、跳舞场、霓红灯等都市生活描写及其苍凉的艺术气质，创造了一个在乱世中可以寄托情感的唯美意象世界，深深吸引了战乱时局中的上海市民。

再次，张爱玲敏锐地察觉到，战争的状态只是人类历史上转瞬即逝的一个瞬间，并将其及时、多产的文学体验视为一种战时生存之法。旺盛的创作欲望和短时间内超常的文学作品产量，也表明张爱玲在战争恐慌和经济窘迫下利用其写作技能维持生计的谋生途径。因此当《万象》主编柯灵对张爱玲恳切陈词，希望张爱玲“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21]，急于成名的张爱玲坦明其主张“趁热打铁”，并将《传奇》初版本交给《杂志》出版。之后张爱玲在其小说集《传奇》再版自序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成名的渴望：“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由此可见，沦陷时期的通俗文学写作既是战时状态的特殊产物，更表明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对写作和生活的渴望与紧迫性焦虑。张爱玲另辟蹊径的文学创作和多产的创作状态，同时被多家文学期刊所关注，它们希望借助张爱玲的轰动的市场效应和广阔的阅读群体，在特殊的文学制度背景下谋求商业化合作，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1943年5月，《沉香屑・第一炉香》出现在《紫罗兰》第2期显著的位置； 7月，《茉莉香片》发表于《杂志》第4期；8月，《心经》登陆《万象》。之后，《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创世纪》、《连环套》等名作相继发表在沦陷区多种杂志上，“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22]。1943年至1944年间，张爱玲先后与《紫罗兰》、《万象》、《杂志》、《古今》、《天地》等文学期刊合作（见表1）。

表1   上海沦陷时期张爱玲与部分文学期刊合作情况汇总表

由表1可见，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时期的诸多文学期刊上发表多部优秀作品，其间由于各类文学期刊在办刊策略、资金来源、读者群等方面的差异，也造成了上述文学期刊对张爱玲文坛影响的迥异：《紫罗兰》杂志主张“文学与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重，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齐收”[23]，主编周瘦鹃拥有伯乐的眼光，对张爱玲独到的文学视角及其华美的文笔“深喜之”，将《沉香屑――第一炉香》刊出在第二期显著的位置并撰写推荐文字，率先将张爱玲带入文坛；《万象》杂志是“在文化市场运作方面较为多样、成熟的期刊之一”[24]，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发行范围和读者数量高居前茅，《心经》、《琉璃瓦》、《连环套》的刊出使张爱玲在短时期内拥有了广大读者；《天地》杂志以刊载散文为主，主编苏青作为张爱玲的挚友，多次向其约稿，使张爱玲充分展现了散文创作天赋；《古今》杂志主编周黎庵虽感到张爱玲的稿件与其杂志格调不符，但依然刊登，进而见证了张爱玲对服装裁制和京剧艺术的独特见地。相比其他文学期刊，张爱玲在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恰好符合《杂志》二度复刊后特殊的文学使命而成为其特别推崇的作家之一。《杂志》与张爱玲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出版合作关系，不论从时间跨度还是发表作品的质量抑或数量上都略胜一筹，并最终成为其展现才华的主要阵地。

三、张爱玲“文坛登龙”：《杂志商业出版运作的成功典范

《杂志》1942年8月在上海二度复刊后肩负着特殊的文化使命，要“发表一些有社会意义乃至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以占领其战地，冲淡其毒素；同时，通过交朋友的方式更广泛地开展文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5]，把文艺界人士和广大读者引向健康的文艺方向。张爱玲不谙时事的创作风格恰恰迎合了《杂志》在上海沦陷时期特殊的复刊策略。另外，上海沦陷时期执政当局的金融调控手段软弱无力，社会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导致物价飞涨，民生艰辛。《杂志》若希冀在上海文坛立足并有所发展，培养“新进作家”，策划、包装畅销作家成为其二度复刊后的当务之急。而这又恰好迎合了张爱玲“对政治没有兴趣，只想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卖文为生，图的是‘出名’” [26]这种创作目的。因此《杂志》不遗余力地把这位初登文坛的青年女作家推到文坛前沿。自1943年7月至1945年6月，《杂志》在22期中先后发表张爱玲文学作品23篇（小说12篇，散文11篇），其中就包括被傅雷称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后来被改编成话剧连演八十场而不衰的小说《倾城之恋》等。此外，为了配合刊登、宣传张爱玲的作品，《杂志》在突出体现其办刊方针的《编辑后记》中多次予以重点推荐、褒扬，在短时间内促成了张爱玲“文坛登龙”[27]。《杂志》重点借助以下几种商业运作行为对张爱玲进行宣传与策划，尽力打造文坛新锐、实力作家的耀眼光环，使张爱玲在上海文坛短时间内达到巅峰，跻身上层社会，成为“第一流的上海女作家”[28]。

《杂志》具备灵敏且应变自如的市场营销思维模式，它能够迅速意识到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及其自身特质所具备的商业运作价值，并积极为其量身打造多项文学活动。《杂志》在其主办或参与的文学活动，例如1944年3月16日在《新中国报社》举办的“女作家聚谈”、1945年4月9日在上海华懋饭店举行的“崔承喜与上海女作家聚谈”，以及1945年7月21日在上海咸阳路二号召开的“纳凉会”上，邀请张爱玲频频亮相，使其从一名普通新生作家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其间，《杂志》一方面通过座谈会、茶会、纳凉会等活动，将张爱玲本人直爽果敢的语言和特立独行的风格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杂志》则利用读者对“公众人物”个人私密生活的狂热兴趣，对张爱玲诸多个人化元素进行挖掘，以求获得更高的曝光率，吸引读者的眼球。例如，《杂志》对张爱玲的所有社会活动都进行追踪报道，关注张爱玲的家世、情感等个人话题，对其绘画创作、舞台设计、服装设计等艺术潜质予以褒扬，并以原稿、照片、书简等隐私性材料作为佐证。此外，《杂志》力邀张爱玲为其卷首创作插图，在《杂志》专栏《信箱》中对其文学成就不吝美词，热心解答读者有关张爱玲的各类问题，通过一系列商业运作行为积极营造全民“读张”的阅读热潮。至此，《杂志》已将张爱玲“捧红”，将其从幕后创作推到策划前台，一跃成为《杂志》的招牌作家。而《杂志》也因上海的“张爱玲热”而热销，不得不在《征求》和《信箱》等栏目就《杂志》的脱销而向读者频频道歉。

《杂志》一方面对张爱玲予以包装、宣传；另一方面，在稿酬和版税方面也对其格外关照，后者也是张爱玲对《杂志》青睐有加且与之持续合作的主要原因。上海日渐衰退的经济环境加之个人生活的窘迫境遇，使张爱玲深刻地体会到“钱”的压力，“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29]，上述缘由促使张爱玲开始了职业写作生涯。她需要同与其文学趣味相仿且稿酬优厚的刊物合作，经过多方比较，在上海形形色色的文学期刊中，张爱玲最终与《杂志》建立了作品发表、作品集出版等相关合作关系，“应《杂志》之捧，创造了自己和《杂志》最走红的岁月”[30]。对于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的出版，张爱玲非常重视，希望借助文学地位更高的《万象》提升自己的文学地位，因此她多次前往万象书屋与主编平襟亚协商出版事宜。二者除了商量将要收入小说集的篇目之外，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讨论出版版税事宜上。“当我接受了她的原稿后，她接连来见过我好多次，所谈论的无非是‘生意眼’，怎样可以有把握风行一时，怎样可以多抽版税，结果是她竟要我包销一万册或八千册，版税最好先抽，一次预付她。”[31]面对上海出版业“不吃饭则死，不看杂志不死”[32]的严峻现状，平襟亚仔细衡量利益关系，觉得无利可图：“凭我三十年出版经验，在这一时代――饭都没有吃的时代。除凭藉特殊势力按户压买外，简直没有包销多少的本领”[33]，并最终以“才疏力薄”为借口将书稿退给张爱玲。在平襟亚眼中，张爱玲身为作家“‘市侩气’太重”[34]。反观《杂志》接手《传奇》的出版，“并不纯以赚钱为目的，只是愿助这本集子出版，使寂寞的文坛起点影响”[35]，因此“尽量尊重作者的意见”[36]，答应了张爱玲在版税方面的要求。

但出人意料的是，《传奇》的初版销售非常顺利，初版在发行四天后便已脱销。面对突如其来的良好市场表现，《杂志》没有满足于简单的加印刊行，而是凭借其敏锐的市场应变能力，赋予《传奇》以品牌特色，重新包装产品，深度开发市场，最终促成了《传奇》的再版与畅销。在《传奇》再版之前，为了深入了解读者的阅读趣味，更意在推销、宣传，《杂志》于1944年8月26日主办了《传奇》集评茶会，“希望各位对《传奇》一书发表意见，予以公正的与不客气的批评”[37]。其中苏青、班公、谭维翰、尧洛川等知名作家、评论家对《传奇》褒扬有加，直言不讳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了。”[38]另外，谭维翰、古正�也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认为《传奇》“太注意装饰，小动作等，把主体盖住了，而疏忽了整个结构” [39]。众多作家、评论家虽然对张爱玲的《传奇》褒贬不一，但借助名家“出场”和发表“意见”的茶会，恰恰是一种巧妙地宣传方式潜移默化的对读者施加影响。《传奇》再版，选用了张爱玲好友炎樱设计的封面，又增加了作者像，并重新在颜色、款式等书籍包装上进行调整设计，进一步迎合读者，满足市场的需求。同时，《传奇》的成功营销，反映了《杂志》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体现了其商业化运作的灵活与高效。

综上所述，《杂志》对张爱玲的追捧是出版界包装畅销作家的经营策略之一。伴随着《杂志》自成体系、逐步升级的规模化商业运作，加之顺畅的文学传播渠道，“霎时间，整个上海文坛似乎都被张爱玲霸占了”[40]。另一方面，读者在追捧张爱玲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文学期刊的关注。《杂志》借助张爱玲的品牌效应实现了文学与商品的完美结合，为其赢得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和经济利润，“实力绝非其他文学杂志可比”[41]，在上海沦陷时期诸多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42]。由此可见，《杂志》与张爱玲之间顺畅的合作关系，既符合上海沦陷时期政治背景的特殊要求，也体现了文学制度下市场营销与文化出版双赢互利的商业运作机制，在工业文明的文化出版机制下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