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的文化记忆与新时期小说中的罂粟

徐振阳*

（北京市顺义区  教育委员会，北京 101300）

内容摘要：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罂粟开始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出现。不同作品与罂粟的缘分深浅有别，可罂粟调动起的文化资源是相似的，唤起的民族记忆与历史感受大体相同。辨析负载于罂粟身上的历史、文化因素，有助于揭示其与现代文学作品中鸦片形象的联系和区别，呈现出它在新时期文化语境中的含义，从而勾勒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罂粟；罂粟意象

一

罂粟[1]也称罂子粟、米囊子、御米、象谷、莺粟，七世纪由阿拉伯地区传入当时的唐朝。唐人有诗云：

开花空道胜于草，结实何曾济得民。却笑野田禾与黍，不闻弦管过青春。（郭震《咏米囊诗》）[2]

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一作无限）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雍陶《西归出斜谷》）[3]

蒲草薄裁连蒂白，胭脂浓染半葩红。（吴仁壁“题罂粟花”残句）[4]

可见，罂粟在当时仅是一种普普通通的植物，除了偶尔被用来喻人外，没有其它特殊含义或更多的文化内涵。

及至宋代，因罂粟具有食用和药用[5]两种功效，间接扩大了罂粟种植范围，使其成为人们常见花卉。《本草图经》记载罂粟“主行风气，驱逐邪热，治反胃，胸中痰�及丹石发动……罂粟粥法：白罂粟米二合，人参末三大钱，生山芋五寸长，细切，研。”[6]同时，罂粟颜色鲜艳，更容易成为观赏花卉。《本草图经》中有：“罂子粟，旧不着所出州土，今处处有之，人家园庭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

宋代丘�的《牡丹荣辱志》主要对当时各种牡丹品评定级，以牡丹为中心，其它花类居于从属地位。撰者“欲姚之黄为王，魏之红为妃”，其它牡丹和不同种类的花就按此尊卑等级排列于其后。姚黄为王、魏红为妃、九嫔、世妇、御妻，之后按由亲及疏的顺序排列是“花师傅”“花彤史”“花命妇”“花嬖幸”“花近属”“花疏属”“花戚里”“花外屏”“花宫闱”“花从脞”。罂粟在这套尊卑等级系统中属于“花戚里”下的一项，从其地位可以看出它在作者意识里的等级排列。虽然该书以牡丹为核心志其荣辱，但由此逐渐明朗起来的花卉等级秩序以及罂粟所处位置蕴含的意义是丰富的，潜在的影响是深刻的：

第一，罂粟在花卉世界中处于边缘地位。从亲疏关系看，罂粟不仅不在嫔妃之列，在外戚中的排位也接近末尾，明显属于远亲；从等级关系看，罂粟远离权力中心，处于该系统的底层。罂粟从此获得了等级序列中下等的标识，与地位低下、卑贱结缘，与获得妃嫔地位的牡丹等花相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品类。

第二，罂粟开始与女性的形象结合，获得了人格特征。作者借助了皇家内廷妃嫔的等级排列为象征，构建花卉的体系世界。各类花不仅具有贵贱高低之分，而且因其外在形态艳丽多姿，具备了用女子比附的特征和要素。然而，女性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之后的中国社会里地位卑下。女性往往成为各种祸乱、灾难原因的替罪羊，所谓“红颜祸水”是最典型的说辞。女性一方面被视为灾难的源头，另一方面却又妩媚、漂亮。于是，漂亮的女性形象往往被赋予双重的品质和特点。当女性被用来象征各类花卉时，其具备的社会内涵和要素就不知不觉渗透进这些花卉之中，成为罂粟文化化的肇始。罂粟获得文化内涵后，一方面具备了调动人们想象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开始制约人们想象的方向，即往往用来对应那些虽然漂亮可地位不高的女性。

此后，这种观念和趋势逐渐得到强化。各种花卉被分类定品，打上了社会结构烙印，具备了人格特征。各式花卉的命运就此分道扬镳，以各异的面目和迥异的含义进入人们的观念领域，开始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宋代张翊的《花经》将罂粟列为“七品三命”[7]。明代袁宏道著有《瓶史》，渗透在各种养花技艺中的是作者的伦理观念和品评等级制度观念。在下卷“使令”一节中，作者说：“花之有使令，尤中宫之有嫔御，闺房之有妾媵也”。在以尊卑贵贱为象征的系统内，“芍药以莺粟、蜀葵为婢”[8]。可见，罂粟在花卉世界里的品级依然低下，仍旧处于从属地位。尽管如此，罂粟的形象并没有直线跌落，尚不具有罂粟在当下人们头脑中召唤出的形象和意义。真正扭转罂粟形象，使它获得邪恶印象的是其副产品――鸦片，以及鸦片在19世纪中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变革。

鸦片提炼自罂粟蒴果的汁液,最初作为一种药物在唐代经由中亚进入中国。至公元13世纪，由于成吉思汗西征，不少阿拉伯世界的医药书籍、穆斯林医生陆续来到中国，坊间出现了以鸦片命名的药方[9]。虽然鸦片的应用范围并不广泛，但可以看出“鸦片是药”的观念开始逐步确立。明万历年间，鸦片作为洋药进口，开始被征关税；清康熙年间，仍将鸦片“列入药材，每斤征税银三分”。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作为药物的鸦片的致瘾性将人们捕获。此后，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的方法改变了鸦片的命运。鸦片渐渐摆脱烟草，成为人们吸食的唯一内容。“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0]

自18世纪后半叶起，吸食鸦片的危害日益显现，鸦片的药用功能被致瘾性取代。有关鸦片的文字主要集中在其对个人、家族、王朝的负面效应上。由此，导致了鸦片的母体――罂粟因为这个“不肖子孙”声名狼藉。吸食鸦片戕害身心、破坏家庭：

初服数月，尤可中止；至服久，偶辍则困惫欲死，卒至破家丧身。[11]

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痿顿不能举……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久之，家资耗尽，而死期亦至，哀哉！[12]

鸦片泛滥给王朝带来的隐患则是国库空虚、民弱国衰等问题。因此从统治层发出的禁烟令随着鸦片问题的严重而日益明确、严格，惩罚的范围也愈加广泛和严厉。雍正七年（1729年）颁布禁烟令仅惩罚贩卖与开设烟馆者，对于吸食者没有明文规定。嘉庆十八年（1813年）颁布了严禁吸食的条例。及至道光朝不仅种植罂粟要受罚，到了1839年法律更严，包括贩运、吸食、种植都会被处以极刑[13]。当鸦片背负了许多恶名成为禁忌，其形象自然每况愈下，但它并不必然承担亡国灭种的罪名。

彻底改变鸦片形象的是包括鸦片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后续事件以及围绕鸦片战争等事件展开的历史叙事。太平天国运动、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大大小小的内忧外患一次次动摇着清朝的统治基础，其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遭到了质疑。

这些遭遇与此间鸦片泛滥成灾互为表里，成为民族危在旦夕的警钟。“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方今民国成立，炫耀宇内，发愤为雄，斯正其时。……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14]辛亥革命的胜利者强调了鸦片与“种姓沦亡”“病夫”形象的关系，以“民国成立”作为励志图新的起点和契机，鸦片的有无成为区分新旧政权的重要标志之一。鸦片固然意味着耻辱的历史，但更是彰显民国意义的前提。共和国历史叙述的逻辑起点同样与鸦片相关：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15]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成为创建共和国的时代背景，因鸦片而起的事件被纳入国家的历史叙事之中，逐渐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在历史事件的实际影响下和历史叙述框架中，鸦片战争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和一段特定历史追溯的起点。“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16]鸦片在这种语境中成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是民族走向凋敝、国家通向离乱的诱因。罂粟相应地成为鸦片的替罪羊，被视为罪恶的渊薮；加之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式微的地位，美丽的身影开始为邪恶所笼罩。由此形成的鸦片/罂粟的民族记忆指向明确而单一。对于此后出生、成长的现代作家而言，鸦片的形象、鸦片的故事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故而他们笔下鸦片形象的底色是相同的。从更长的时间段看，这种方向上的一致性也成为新时期作家用罂粟结构文学作品的前提之一。

二

文学作品是历史的印记。对于成长在清末民初的作家而言，鸦片很寻常的成为他们记忆中时常浮现的断片，为他们日后创作提供素材。生活环境、世界观、创作理念等多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作家与鸦片形象结缘的深浅。但这些作品从不同维度营造着那个年代没落的氛围，渲染出家族颓朽的色调，暗合了近代家国衰落的历史逻辑，为新时期文学作品用罂粟重新解读历史提供了对话前提和创作土壤。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鸦片形象大致有以下几个维度：

营造文本时代背景，衬托社会环境，标识富裕、有闲阶层。楼建南的《盐场》描绘当时盐民的生活状态。盐民平时在酒店渐渐走散后，“有的跑到楼上的牌九摊上去打宝了，有的躲在对街小菜花家里去抽大烟”，卖盐得钱后消费的场所也不外大烟馆、妓院、酒楼、赌场，“大烟馆中喷出来的烟雾特别浓，妓寮里的歌声也特别响亮”。作品写出了盐场主对盐民的剥削与压榨，也表现了盐民自身的麻木与贫苦。烟馆是毒害乡民的场所，是乡绅、盐场主再次盘剥乡民的工具。鸦片与烟馆呈现的是一幅麻木、落后、艰辛、贫苦、军阀混战、革命暗潮涌动的中国图景。王任叔《疲惫者》的主人公运秧因生计无着想给当地大户乔崇当长工，乔见他来“觉得碰了一鼻子灰，皱一下眉，返入后房，把房门呀的一关，仍横倒在床上吸他的鸦片去了”。作者于是说，“这房门，这欺贫暴富的房门！完全，完全的好似在骂运秧。”我们不仅看到作者对乔崇的不满与批判，也捕捉到了不为作者所察觉的隐秘联系。乔崇是衣食无忧的大户人家的主人，而鸦片是他消闲的物品。鸦片成了富足、有闲人的专利，不吸食鸦片不足以表现出他们的为富不仁，也对比不出像运秧这样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的悲哀。这种潜在的对比与衬托积累着人们头脑中关于鸦片的印象。上述作品中，鸦片形象打上了类似乔崇这样人的印迹，成为这类人的专利。社会文化因素渗透进鸦片形象之中，鸦片形象因这类人的使用与消费更加负面。

渲染家族颓朽的色调，在文本中具有结构功能。这类文本的作者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了鸦片在文本中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开始有意让作品中的主人公因鸦片倒霉、落魄，其家族也因不肖子孙吸食鸦片走向没落与崩溃，以此预示以宗法制为组织结构的社会必然瓦解的命运或是宣布一个时代的完结。施蛰存《特吕姑娘》中“永新百货商店香妆品部的女店员秦贞娥”“底父亲曾经开过一个中等旅馆，但是因为大旅馆事业的勃兴，中等旅馆的营业完全败退，所以他底事业也早已收歇了五六年。她底父母又是染着鸦片烟瘾的人，所以自从父亲赋闲了下来，所有的一点私蓄已很快地耗费完了。”虽然作品主要描写秦贞娥因为卖货出色而遭人嫉妒，但作者以家道中落作为秦贞娥当售货员原因与背景是毋庸置疑的。“秦贞娥是她父母底独生女，刚在中学校毕业，看着家庭里的经济情形，觉得非但没有再升学的希望，而且还有着要一个职业以津贴家用的必要了。”在这种语境中，鸦片开始与凋敝、败落的起因联系在一起，它开始给接触它的人带来麻烦；从创作角度讲，如果让一个家庭衰落只需要让当家的吸食鸦片即可。吴组缃《黄昏》中赤膊卖鱼的汉子叫家庆，虽然是他父亲“把家财败了大半，年纪很轻便死了”，但家庆却成长在这家风之中，他在两代遗孀溺爱下学会了“养鸟雀、斗蟋蟀、钓鱼、放大风筝、抽鸦片、摊牌九、勾引人家女子，……一类事。”不仅如此，家庆的外号是“家庆膏子”，“因为他的鸦片瘾不是用枪斗‘吸’可以满足的，传闻他每天要生吞三四两鸦片膏子”。抽鸦片与许多休闲的玩乐活动并列在一起，成为纨绔子弟少年时代的特征，也是一个人将来放纵、无所事事、命途悲惨的标志。正是家庆年少时娇生惯养，才让他如今仍过着“荒唐生活”。除了捕鱼换钱外，还不时偷盗邻家的家禽，继续着没吃的就挨饿，吃饱后就吸食鸦片的生活。家庆的堕落与不觉醒正如天色将晚的黄昏，只有继续黑沉下去而没有任何光明的希望。鸦片形象就是家庆沉沦的说明。如果再进一步考察作者成文时的政治立场就会看出，作者笔下剖析出的“这个阔别的古旧家乡”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暗示了作者内在的不满与失望。这种凋敝、败落的语调丰富着现代文学作品中鸦片形象。

暗合家国衰落的历史逻辑，在文本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这一维度是鸦片形象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体现。鸦片不仅被作者用来结构作品，而且主人公与鸦片的联系潜在而深刻地预示了封建家族必然衰落和崩溃的命运。鸦片形象的意蕴在此得到充分发展，在奠定罂粟意象心理基础的同时，也彰显了鸦片形象与罂粟意象之间的显著区别。这方面最典型的文本当属曹禺的《北京人》。曹禺曾回忆少年时代父母彻夜抽大烟的情景：

我父亲四十多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中学时，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他们常常是抽一夜鸦片，天亮时才睡觉，傍晚才起床。每当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里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座坟墓，十分可怕。……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17]

这种沉闷与曹禺自己承认剧本所反映的死气沉沉的时代是相似的。曹禺不仅借用了关于家庭的记忆，而且巧妙地将家庭的沉闷点化成时代的气质。实际，曹禺关于鸦片的记忆远不止这些，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也抽大烟。他哥哥就是曾文清的原型。“有一天我父亲在楼下看见我哥哥在抽鸦片，他向我哥哥跪下来，对他说：‘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父亲，我求你再也别抽鸦片了。’我父亲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8]于是，就有了第二幕近结尾处曾皓给曾文清下跪的可悲、哀怜而无奈的场景。“这一跪中，曾皓对曾文清的重托全部落空，对家庭前途的希望幻灭了。……这一跪，正是曾皓这座封建统治偶像内心空虚的表现，支撑这个家庭摇摇欲坠统治的精神支柱开始崩溃了。”[19]

家庭环境的影响仅能为作家积累素材，而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的变革才使这些素材成为情节。不论是将家庭的气氛挪用到剧本中的曾家，还是借助现实的故事出色地构思了曾皓向曾文清下跪的情节，两者有一点相同：作家将家庭的记忆升华为家族的记忆，将个人的情绪与感受演绎为时代的节奏。作品中鸦片、棺材、老房子、耗子与北京人等因素和这些因素营造出来的气氛从多方面预示了那个时代像曾家这种昔日大家族“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与曾文清如影相随的鸦片使他自己惭愧、令曾皓震惊、让曾家上下失望。未能摆脱鸦片诱惑的曾文清是落魄家族末世子孙的典型写照。鸦片成为不肖子孙无法自拔的陷阱与泥淖，二者形象相互渗透：大凡没落家族子弟多吸食鸦片，鸦片使家族的接班人日趋萎靡。鸦片形象遂与衰落的家庭、家族渐渐地结合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还有《金锁记》。曹七巧“戴着黄金的枷”，“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七巧“劈杀”儿女的帮凶恰是鸦片。七巧用鸦片笼络儿子长白，防止他寻花问柳从而呆在她身边。女儿长安的婚事最终还是告吹在七巧“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的有意叹息中。鸦片是文本起承转合的要素之一，鸦片形象自然就镶嵌在文本中，从总体上衬托出那个时代大家族的状况。尽管张爱玲的创作手法吸取了许多西方小说的技法和电影的技巧，但其成长的时代环境赋予了她无法超脱的民族记忆，笔下的鸦片始终具有那种沉沦、颓废的气息。

可以看出，鸦片形象与文本的结合愈发紧密，其表现范围也逐渐缩小，最终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载体――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族制度在“君主专制的各个王朝，不管它们代表的是哪一个阶级，本质上都是一种家族政权”。从殷周到魏晋，由宋至明清，不论家族与政权如何交错，但基本保持不变的是“家族制度成了封建政权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成了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

然而，家族制度在五四时期遭到了颠覆性的冲击。“此则立宪国文明法律与专制国野蛮法律绝异之点，亦即军国社会与宗法社会绝异之点，而又国家伦理重于家族伦理之异点也。”[21]“专制”、“宗法”、“家族”三者相互渗透，作为整体成了需要批判的对象。家族制度成为专制主义的代名词，家也就成为专制的象征。被认为现代文学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恰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弊害”[22]。对于五四后成长的作家而言，家族的崩溃代表旧有制度的消亡，子君、觉慧、曾瑞贞等人离家出走的行为则是进步的表现之一。这就意味着作者们在讴歌追求进步者的同时，批判了诸如曾文清、姜长白那样没有勇气、丧失生活能力的留家者。这些人与庇护他们的家互为表里成为旧时代、旧制度、旧道德的化身和缩影。鸦片摧毁了曾文清们的意志，而曾文清们的颓废瓦解了家族的根基。吸食鸦片是家族行将没落的症候，描写、批判吸食鸦片者实则是对家族及其制度的揭露和诅咒。鸦片就这样被编织在旧世界的图景之中，与沉沦的人共舞，与残暴者沆瀣一气，与腐朽的家族共同消亡。

以鸦片为表征的家族及其制度之所以在当时与“封建”[23]、“腐朽”“没落”等量齐观，是因为经过现代学科知识规训的作者们认为它们有碍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人囚禁在家族的牢笼之中，无法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成之中，家族及其制度是横亘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障碍。“中国之社会，有一根深蒂固之制度，足以阻碍国家之进步者，则家族制度是也。国家之发达，必其全国人民，其精神与国家接近，人民之心思材力，于自营一身之外，其余力不复他用，而悉举以贯注于国家，夫而后其国能蒸蒸焉日进于上，若夫国家与人民之间，有一阶级焉，阻其直接之关系，使人民之心思材力，其作用为此阶级所圈限，而无复余力以顾及国家，则其国家终无由发达，故欲导其国之政治，使日进于文明，则此位于国家与人民间之家族制度，虽前此曾收其利，而以有碍于国家之进步，实当宁从割爱，而勿使为政治上之阻力也。”[24]。只有将人从家族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国家才能“发达”，从而“进于文明”。而在家中靠吸食鸦片度日的寄生虫必然成为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作者们借用吸食鸦片的情景表现家族的衰落暗含了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社会冲击的逻辑。

如果说家族是中国传统组织形式的载体，那么，“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25]鸦片轻而易举地瓦解了家族体系，借助坚船利炮的资本主义体系横扫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公理”战胜了“天理”。从某种程度讲，现代文学里那些用鸦片形象表现家族衰败的作品，实际上隐含地叙述了“家国”败亡的历史，呈现了中国传统价值秩序与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世界关系遭遇的过程。鸦片被顺势指认为“家国”走向衰败的罪魁祸首。新时期的罂粟仍然在“家”这块地上绽放，重新讲述家族的历史。不同的是，除了借用鸦片形象所能唤起的想象，新时期的罂粟还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呈现出的是别样的家族兴衰史和文化意蕴。

三

罂粟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获得意义并具备叙述历史的能力，大致经历了发轫、成形、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罂粟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美艳却卑下的特征被人发现，另一方面积淀在罂粟自身的鸦片形象也随之浮现。不同时期的罂粟文化意蕴开始在新时期合流，最终塑造了罂粟的文化形象。

掀开罂粟意象的帷幔

张抗抗的《红罂粟》是较早以罂粟命名，并利用罂粟结构文本的作品。小说里的“红罂粟”清晰地呈现出了新时期文化转向的痕迹。“文革”期间，万宝岭农场农民邬得福为知青烧开水。他担心这些知青“夏天吃菜不卫生，跑肚拉稀，在那水里搁了点儿自己家种的大烟花的面面”。女知青祝融说水有六六粉味道，认为有人放毒。结果，邬得福因为承认放了大烟花的面面，不但受到批判，而且还进了监狱。祝融却因为阶级斗争警惕性高，成为典型到处讲用，“在外��了几个月就调到省里，也有人说调到总局去了，反正不是当官儿就是上学啦”。

老邬之所以能成为罂粟的牺牲品，除了当时盲目抓阶级斗争典型的扭曲要求，更主要是人们意识中对鸦片的印象与记忆。鸦片曾引起国家的动乱与民族的危机，给人们带来灾难。可有人居然依旧种罂粟，而且还加进水里让知青喝，这实在超过了普通人们所能理解的限度。这正是祝融利用罂粟大做文章并借此得到爬升机会的内在逻辑。虽然作者否定祝融这种行为，认为“那一个毒品泛滥的年代早已结束了。难道这几株残存的小花还会构成什么威胁么？”但作者并没有脱离“祝融式”鸦片记忆的逻辑轨道，在表述中仍将鸦片与动乱的年代相联结。这从一个侧面为作者的鸦片记忆做了说明和注解。可这并不妨碍作者塑造祝融作为管理局团委书记的另一面，即具有“高深莫测的微笑”，又不失女干部的风度与威严。祝融如红罂粟一样“骄傲而又迷人”，在那个年代“如罂粟一般红得发紫，红得刺眼”；可这一切又与她曾经不光彩的行为密不可分，其行为对老邬的伤害如同罂粟的产物鸦片荼毒中国一样。

作为早期含有罂粟意象的新时期文学作品，《红罂粟》中的罂粟意象对于后来的作品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第一，罂粟意象调动并激活了旧有的鸦片形象，使罂粟意象具有了阴暗、邪恶的维度。作品中老邬因与鸦片有涉获罪，祝融因此升迁，纪小明的潜意识也是鸦片形象：“他的面前又浮出了那遥远的‘红海洋’。还有那灰蓝色的烟以及它引来的战火。”鸦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象征，如今已是共和国的和平环境了，还有过分紧张的必要吗？在此，鸦片形象进入新时期语境的话语系统。产生鸦片形象的历史基础经过“文革”的扭曲与摧残后，成为人们理直气壮对话的前提。第二，罂粟意象的人格特征得到了强化，罂粟娇艳美丽的外形成为作品描写的重点，罂粟又具有了光鲜美好的维度。相比传统语境中的罂粟，此时罂粟与人的联系方式发生了扭转。传统语境联系方式是用女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比附罂粟，而此时则是用罂粟暗指女性，特别是貌美的女性。而突出罂粟的美丽固然在于衬托女性的阴柔美，但更是为了凸显美与丑的对比效果。至此，罂粟形象与女性美实现了互换和交融，影响着此后人们对罂粟意象审美的心理预期。

上述两点奠定了罂粟意象具有的两种基本倾向。这两种倾向是对立的，但又结合在同一物体之中。罂粟意象具备的这一特点满足了创作者们表现矛盾、对立现象的需求。此后，罂粟意象泛化开来，经过不同作者的抽象和提炼，在不同的文本中呈现不同的形态，起着轻重迥异的作用。但是，如果仅凭借调动罂粟的传统文化资源和近现代以来积淀的鸦片形象，新时期文学含有罂粟意象的作品并不一定会呈现如今的状态。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后向西方文化取经的实际情况，简要考察西方语境中诸如鸦片这类毒品的历史有助于深化对罂粟的认识。

罂粟特别是鸦片的药效和副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即已为人们所熟知。“到了1800年，鸦片制剂长期药用的危险性同它的镇静作用一样臭名昭著。”[26]至19世纪20年代左右，西方人对鸦片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

1821年10月开始在《伦敦杂志》连载的《鸦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of an English Opium-Eater）[27]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该书不仅是昆西的“自白”，也是同时代鸦片吸食者，查尔斯・诺第尔、柯勒律治、梅里美等人的写照，反应了鸦片在当时社会的文化定位。值得注意的是，最初被用来止痛的鸦片，一度成为作者有意识增强审美感受的凭借。“在那些日子里，葛拉西尼在歌剧院演唱，她的声音是我听过的最使我感到愉快的声音。……鸦片，通过大大增加心灵的一般活动，也就必然会增加某一特殊方式的活动。我们藉助这种特殊活动，便能把器官声音的原材料变成精美的快乐。”[28]这种吸食鸦片的方式与20世纪后期认为致瘾物特别是毒品能激发艺术灵感的思维模式遥遥相通，新时期一些含有罂粟意象的文学作品即表现了这一倾向。尽管昆西在1853年、1856年的两次修改中，将内容由4万字扩展到9万字，而“开场白”一项就占了修改后文章的三分之二，在“鸦片之苦”部分也增添了不少内容，但波德莱尔尖锐地指出，“他在开始叙述他的痛苦的伊利亚特之前，采取了多少预防措施，他是多么精心地确立其进行自白甚至是有利的自白的权利。”其目的在于“从一种如此昂贵的经验的记录中获得的好处可以大大地补偿对于道德上的羞耻心所进行的强暴，并创造一种合法的例外。”[29]《自白》的修改从侧面说明鸦片的负面形象越加清晰。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保护中产阶级家庭年轻人的愿望变得尤为迫切。”因为，人们担心像赌客、妓女、拉皮条者、流氓、年轻职员这样的社会边缘的白种年轻人会把吸食鸦片的习惯传染给富人。如同鸦片在中国泛滥造成的社会危害一样，包括鸦片在内的大麻、吗啡、可卡因、海洛因等瘾品的流行也给西方社会造成了恐慌。

1909年万国禁烟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有关禁止麻醉毒品的第一次多边会议，会议通过的九条协议虽不具有世界公约的性质，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在禁烟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心。”[30]至此，包括鸦片在内的许多瘾品被冠以“毒品”之名，成为非经医嘱不能涉足的禁区。

正因为毒品“是在道德的或政治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被赋予意义的”[31]，所以，鸦片及其替代品（吗啡、海洛因、安非他明等）往往容易成为对抗政治的一种表达方式。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社会思潮中，吸食毒品就成为青年反抗传统政治，表达个人诉求的政治符号。“杰里・拉宾，国际青年会的创建者宣称，服用毒品表明了新教伦理的彻底终结：丢掉工作，我们要自我认知。”“他们想在一个机械的时代显示他们的个性，使自己成为英雄。……他们陶醉于公开扮演犯罪的角色。被控违反公共道德，他们为此而兴奋不已” [32]

20世纪90年代，物质至上的消费文化刺激着人们享乐的欲望。服用诸如“入迷”这类药物的目的是为了度过一个开心的夜晚，与政治挑衅、社会叛逆、抨击道德等毫无关系。吸食毒品彻底滑入了消费领域，满足的仅是个人的欲望而已。“消费主义之注重感官享乐，正如运动比赛之注重输赢，某些化学瘾品也就用尽一切方法要追求这消费主义的目标。”。[33]毒品被裹挟在欲望与享乐的消费文化之中，以此为内质、披着艳丽外衣的“罂粟”开始走进中国新时期文学深处。

历史深处有罂粟

艳丽而卑下、暗含鸦片形象的罂粟意象经过欲望的启蒙，成为“告别革命”，重新解释、建构近现代历史的载体，获得了反思“文革”并解构革命叙述逻辑的能力。历史进步不再是历史理性和历史本质规律的必然体现，而是性、暴力、狂乱、血腥等非理性因素和偶然性起作用的结果。

《罂粟之家》中刘家继承人刘沉草的生父不是刘老侠而是长工陈茂。“在枫杨树乡村，没有一个男人的性史会比陈茂更加纷繁复杂，更加让人迷惑。”陈茂的性欲旺盛，因为地位低下，在刘家人眼中只是“人面狗身”的长工，但陈茂却从血缘事实上颠覆了刘家的基础。刘老侠的另一个儿子白痴演义有着天生的饥饿感，嗜吃如命。食欲、性欲加之刘老侠的金钱欲，多重欲望交织在一起，充满罂粟味道的末世地主之家成为各种欲望杂陈的场所。

不仅如此，曾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导致家族衰落的鸦片，在那些含有罂粟意象的作品中，却为许多家族发迹提供了“第一桶金”。“爹的聪明就在于他能听见罂粟的歌唱。爹天生就知道什么东西是金子什么东西是土地的命脉，要不然祖上的八十亩地不会扩展到整个枫杨树乡村”。刘老侠不仅在自己的地上种罂粟，而且还成为当时南方最大的罂粟种植者。枫杨树人渐渐地习惯将稻子和罂粟等同看待，因为罂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天火”，不仅“养育了我”，而且也养育了“百年饥饿的枫杨树乡村”。刘老侠正是通过鸦片交易才成为拥有百亩田地的大地主。《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在娶了第七房女人仙草后的连续三年中，“把河川的十多亩天字号水地全部种上了罂粟，……罂粟种植的巨大利益比鸦片的香气更具有诱惑。他在一亩水地里采收炼制的鸦片所卖的银元，可以籴回十几亩天字号水地实地所能生产的麦子，十多亩天字号水地种植的罂粟的价值足以抵得过百余亩地的麦子和包谷了。”他利用“白花花当啷啷的银元”“把祖传的老式房屋进行了彻底改造，……经过翻新以后，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于白鹿村村巷里。”对于白嘉轩而言，这些收入不只充实了家资，更新了住房条件，更是迈出了重振家业的第一步。

尽管刘家最终在解放后的土改中被镇压，白嘉轩的罂粟田被朱先生铲平，但他们都通过鸦片获得了发家致富的启动资金。白嘉轩是作者笔下中国传统家族制的代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礼法、重人伦的一面，但这个体现着中国传统宗法制特点的白家居然也是依靠种植罂粟、贩卖鸦片获得财富。现代文学中使家族败落的鸦片到了新时期却成为兴家的功臣，此中变化耐人寻味。这从深层次上反映了作家历史观的变化，体现着新时期文化转变的方向。

家族的兴起依赖种植罂粟的收成，家族的衰亡也与罂粟密不可分。家族衰落往往不再与曾文清们这类意志薄弱、身陷烟瘾而不能自拔的不肖子孙有关。相反，不少家族中的子孙个个欲望勃发。他们及其家族因欲望迷乱、疯狂，从而走向堕落、毁灭之路。《尘埃落定》中写道：“罂粟第一次在我们土地上生根，并开放出美丽花朵的夏天，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父亲，哥哥，都比往常有了更加旺盛的情欲。”罂粟成为欲望的表征，勃发的情欲使土司家族走上了末世之路。在解放军炮击中覆灭的仅是麦其土司的官寨，真正的最后一个麦其土司告终在仇家的手上，而结仇的缘由来自麦其土司被罂粟蛊惑起的占有欲。麦其土司完结的起因在于人性根本的欲望，充满了非理性的因素。

欲望是资本主义属性的外化，因此透过欲望化的罂粟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逻辑。藏地麦其土司的罂粟种子来源于汉地。鸦片进入藏地的过程如同鸦片进入晚清中国时一样。麦其土司凭借省政府黄特派员运输的“现代化的枪炮”打败了临边土司，惩罚了叛变的头人。作为回报，“麦其土司辖地中心，围绕着官寨的土地上，全部播下了鸦片种子。”于是，“事情的发展就开始越出惯常的轨道了。”麦其土司成为当地首先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土司。麦其土司种植的鸦片并不是供领地内部之人消费，而是通过市场卖到汉地，进入商品流通的领域。在生产与流通的循环中，外部力量开始影响藏地生活，“麦其土司发了财，有了机枪。鸦片还使另外的土司遭了殃。”正如作者阿来所说：“出现了什么事物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事物出现后怎么样影响到人，怎样改变生活的面貌。”[34]

更深刻的改变在于出现了市场。凭借傻子的直觉，麦其土司多种的麦子不仅使自己摆脱饥荒，而且还可以向其他土司出售。但“麦其家在边境上修的不是堡垒，而是专门做生意的市场。”拉雪巴土司“从领地上运来了各种东西，专门和我进行粮食交易。……他不仅用银子买我的东西。而且还运来好多药材与皮毛，还有好马。”藏地与内地之间的物品交换也随之开始：“管家组织起大批马队，把这些东西运到东边汉人的地方卖掉，又买回来更多的粮食。很快，在北方的边界上，一个繁荣的边境市场建立起来了。”麦其土司领地里的市场成为交换的中心。市场的形成正是资本主义在藏地发展的体现和后果。随着市场而来的还有：为了交易开设的银行、照相机和梅毒。不仅如此，就连时间也有了快慢之别，“现在的日子过得比过去快多了！发生了那么多想都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放在过去，起码要五百年时间”。

资本主义浪潮借全球化之名、扛着“欲望的旗帜”席卷全球。罂粟意象代表的欲望仅是重构历史的一种手段，其“对于‘当代文学’传统的颠覆却恰恰与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的过程是同一的。”[35]一方面全球化商品流动的物质世界刺激着人们的欲望。罂粟妖娆、艳丽的特点很容易成为欲望的刺激点，制造并满足了人们观感的需求。另一方面积淀在现代文学中的鸦片形象有助于罂粟意象调动起人们的民族历史记忆，这种记忆如同被枪毙时的沉草（《罂粟之家》）散发的气味，“它像猛兽疯狂地向你扑来，那气味附在你头生身上手上，你无处躲避。……怎么洗也洗不掉”。当然，这种用欲望叙事以此改写历史的“当代‘故事新编’的反叛却是抽象地拒绝历史，其‘逃离历史现场’的路径比较单一，很难跳脱用权利、情欲等人生欲望去重新解释历史的新叙事牢笼。”[36]因此，当欲望常态化以后，多少还是含蓄、温文尔雅的罂粟便不再新奇。只有更强烈的刺激才能满足欲壑难填的需求。值得顺便一提、也可成为彼时欲望勃发佐证的，是这时期那些没有罂粟意象而仅含鸦片形象的不少作品也一改现代文学作品中沉闷压抑的姿态，变身为欲望的使者。如同《金锁记》中的长安一样，《花影》中妤小姐嫁不出去的原因也是抽大烟。在父亲去世、哥哥瘫痪后，她成为甄家的继承人。但“对于她来说，女人的规则并不存在。作为大宅的当权者，她唯一的仿效对象只能是她的父亲和兄弟乃祥。她没读过如何成为贤妻良母的书籍，她的父亲和兄弟乃祥怎么对待女人，她也照葫芦画瓢地搬过来对待男人”。妤小姐的父亲和兄弟抽大烟、纵情声色，她仿效的正是他们。妤小姐正是在一次吸食大烟后开始了其日后放纵的生活，甄家就此在她的欲望中收场。

罂粟意象的泛化

泛化的含义主要蕴含在借用罂粟意象表现事物双重性方面。张欣《遍地罂粟》虽然题目中含有“罂粟”字样，但文中并没有调动具体的罂粟意象入文。作者调动的是罂粟意象更为抽象的表意：外表美丽，实则丑陋，以此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特征。社会之所以给人分裂的感觉在于当时中国刚刚从一个局部开放（相对封闭）、单一的社会走向一个全面开放、多元的社会，“我们当前的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光明与黑暗，富裕与贫困，真善美与假恶丑正在作殊死的搏斗”[37]，两极对比的思维符合罂粟的特征，一方面外表艳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如毒品一般具有危险性，成为邪恶的代名词。

以罂粟代指毒品是罂粟意象泛化的另外一个标志。如黄卫的《罂粟泪》、张娅的《血色罂粟花》、马千里的《子弹穿过罂粟》、海男的《鼓手与罂粟》《歌手的衰亡》等。前三个文本仅是名目中有“罂粟”，内容围绕毒品展开，不外因为吸毒而堕落，抓捕毒贩等活动。用罂粟为名当然调动了罂粟等于鸦片、等于毒品的含义，同时也有吸引读者的动机和目的，因为罂粟具有外观美艳的特点，迷人的外表如同毒品许诺的蛊惑。在海男的《鼓手与罂粟》《歌手的衰亡》中，“罂粟”虽然也是海洛因的别称，但作者却将罂粟的意象融入在主人公成长、创作、演奏的各个阶段之中。罂粟除了具有毒品的危害以外，更是艺术发展的催化剂。艺术与毒品的结合类似昆西在《瘾君子自白》中流露的倾向：毒品有助于激发艺术灵感。罂粟使欧利“充满了天才的能力，而一旦他被剧毒浸入细胞，鼓手在劫难逃。”“罂粟在歌手阿南的生涯中，它始终要把歌手全部吞噬，而在这吞噬过程中，罂粟强化了歌手的力量，罂粟给予歌手的那种力量将由他的一首首著名的摇滚歌曲中展露出来……”与那些仅借“罂粟”表现毒品的作品不同，海男还用罂粟意象渲染作品氛围，使作品呈现出浓艳而颓废的色调，充满了迷狂的情绪。作者用罂粟表达了一种时代的情绪和气息：一边是激情、昂扬，一边是堕落、放纵。罂粟成为两种相悖力量共存的载体。

不论是历史深处的罂粟，还是泛化后的罂粟，实则共生共荣在20世纪末期的“骚动与喧哗”中。它们的存在显示了时代变迁的痕迹，展现了新时期文化转轨的方向。历史博弈的力量被资本主义垄断，物质至上的理念成为理所应当，被压制的欲望演化为常态，新时期文学罂粟意象也如同现代文学鸦片形象一样，失去了存在的历史条件。罂粟意象最终泛化在市场经济的山谷中，如今与罂粟的邂逅不过是山谷深处传来的悠远回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