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戏剧的熊佛西“农民戏剧”

陈爱国 方  婕*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内容摘要：教育戏剧是近现代教育思想革命的结果，运用演剧方式对特定人群进行综合素质教育。1930年代，熊佛西到河北定县开展戏剧大众化与民众教育剧运动。他将戏剧的教育目的和农民的实际情形结合起来，系统而卓越地建构了农民戏剧的形态，是中国现代教育戏剧的新路径、新发展。

关键词：熊佛西；农民戏剧；教育戏剧；定县戏剧实验；戏剧形态

对于现代著名戏剧家、教育家熊佛西，一般的研究是肯定其戏剧大众化的意义，喜剧创作的成就，舞台演剧的革新，戏剧教育的思想等。但是从教育戏剧的角度研究其农民教育戏剧形态的，尚不多见[1]。教育戏剧是个不同于戏剧教育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与要求。熊佛西致力于戏剧教育的正规化、大众化，为现代戏剧教育和教育戏剧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定县戏剧实验中建构了中国现代“农民戏剧”的形态。这是一种系统而完备的民众教育戏剧，在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和新兴话剧的大众化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现代教育戏剧的新路径、新发展。

一  教育戏剧的概念

“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的概念，最早由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2]，未有明确定义，他只是针对192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原则上适合群众业余演出，施教者、受教者与表演者三位一体。从宽泛意义上说，教育戏剧是素质教育层面的一个概念，将戏剧活动引入教育领域，运用演剧方式对特定人群进行社会人生、思想政治、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它是一种戏剧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主要目的不是学习戏剧知识与表演技能，而是利用戏剧情境进行思想文化的规训与认同。国际上有时使用类似的一个概念――“过程戏剧”(Process drama)，在此活动中，重视参与者交际互动、情感表达、艺术想象、集体意识等基本素质的培养。根据参演人员和观众对象的不同，教育戏剧可分为校园教育戏剧、民众教育戏剧、儿童教育戏剧[3]等多种形式。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强调“六艺”的艺术教育，但真正的戏剧教育，始于唐代的“梨园”，但还不是教育戏剧。教育戏剧是西方近现代教育思想革命的结果，随着思想文化交流的扩大而在世界各国逐渐推行。清末民初，外国教会学校和中国新式学堂的学生演剧十分活跃。1915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下设小说、戏曲、讲演等三股，“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4]。差不多与此同时，南开学校开始以新剧团为平台，开展轰轰烈烈的、长达三十多年的校园教育剧活动。张伯苓说，南开学校的办学目的是育才救国，而其提倡新剧“最初目的，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5]。也就是说，张伯苓的教育戏剧观念主要指向青年学生的人格培养、精神塑造，而非才艺学习。

在现代高校教育史上，熊佛西作为艺术院校教师且热心社会变革的教育家，其教育戏剧观念不同于普通学校阵营的张伯苓，也不同于艺术殿堂里的学院派。他先后任教于北平“艺专”戏剧系、四川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上海实验戏剧学校，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积极探索戏剧职业教育的有效目标与途径，将才艺教育、通才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熊佛西认识到教育重在树人，以个性树人，确立独立自由的人格，因而其办学原则是“以广博容纳之精神，树立研究与思想之自由”。这是以人为本、重在树人的现代戏剧教育，其性质介于院校职业教育与校园教育戏剧之间。

1932年至1937年，熊佛西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邀请，带领“艺专”戏剧系部分师生在河北定县开展农民戏剧运动。他感到教育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学校式，一是社会式。社会要进步发展，必须重视社会教育，而演剧是进行社会教育的有效方式，即开展民众教育戏剧，在娱乐中给民众以思想教育。这使得其教育戏剧观念趋于系统与完善，建构了一种农民教育戏剧的崭新形态。

二  农民教育戏剧的剧种与功能

中国是个农业人口居高的国家，近现代的社会变革必须动员广大农民的力量。早在民国初年，张謇的南通村落教育，即开创中国乡村教育的先河[6]。“五四”以后，一些组织和人士都关注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精神素质的提高，从不同立场提出农村改革实验的不同方案。如中华“平教会”重视农村生活的多方位改造，中共将革命战争与土地改革相结合，都注意对农民进行思想的启蒙、引导。鉴于农民大多是文盲，书面材料难以接受，利用直观形象的戏剧方式来激发他们的革新意志，就显得尤为必要。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面向农民的业余演剧活动初露端倪，如广东海丰农会宣传部多次举行演剧，陶行知邀请南国社到晓庄为农民演出，自己创作的几部话剧也在附近农村公演。而农民教育戏剧活动成就最大的，是熊佛西领导的定县戏剧实验。

针对当时国内实情，熊佛西认为“戏剧简直是农民的唯一教育”。在熊佛西看来，该实验首先要寻找一种既适应时代要求、又受农民喜欢的剧种形式。剧种形式有多种，如评剧、梆子戏等各种地方戏曲以及新兴话剧。他认为，地方戏曲形式虽然为农民喜闻乐见，但它是封建主流文化长期渗透的结果。戏剧“本应与大众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流行的传统的戏剧却这样充满了封建遗毒，不合乎这一时代的需要”[7]。当社会生活向前发展时，戏曲舞台仍充满与人们日常生活脱离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事迹，而其愚忠愚孝的伦理观念、男尊女卑的性别意识、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更是为新文化运动所不容。在思想启蒙的立场上，熊佛西与“新青年派”是一致的，他将承载新文化、新道德的新兴话剧引进农村，用新的思想精神来影响广大农民。而且，话剧以生活化的对话与动作为表现手段，农民接受起来较为方便。看惯了地方戏曲的农民们，对话剧或许有一份新奇感、刺激感，乐于接受乃至尝试这种新型的戏剧形式。

从话剧发展的角度看，推行农民教育剧是现代戏剧普及化、大众化的一个关键。1920年代，话剧在中国虽有较大发展，但创作者和演出场所都在一些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大城市，思想内容呈现为“小布尔乔亚情调”，接受群体以青年学生和市民为主，并未在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产生影响。熊佛西的定县戏剧实验，就深感“问题剧”、“国剧”、“左翼戏剧”等多种话剧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是没有和民众的实际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内容和形式的花样翻新上。他指出，“近年来我们虽有了‘戏剧大众化’的口号，但仅仅是口号而已，对于大众戏剧的内容和形式，始终没有表征的研究和实验。”[8]因此，“我们要把戏剧大众化，要致力于大众戏剧的实践，要站在农民当中创造一种新的农民戏剧，必须与农民打成一片，必须深入农村”[9]。借助中华“平教会”的资助，熊佛西深入北方农村开展戏剧实验，一边编演农民能够接受的话剧，一边发动农民自己开展话剧编演活动，逐步使话剧大众化。在他看来，“农民是今日中国的大众，那么我们想把新兴戏剧大众化，也可以说是要使新兴戏剧农民化”[10]。也即是说，他希望通过话剧的农民化来达到话剧的大众化、普及化，使话剧艺术在广大农村生根开花。这种将农民主体化的话剧教育模式，对于话剧艺术的中国化、民族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话剧的农民化、大众化意味着力图用话剧艺术提高农民的审美能力，一是话剧艺术的审美感知能力，一是审美情感、生活情调等基本艺术素质。这使得农民教育剧具有双重的教育功能，兼具思想教育与审美教育的奋斗目标。熊佛西多次强调，“所谓农村戏剧，除了负有扩大戏剧运动的任务之外，更有教化农民，提高其审美观念与生活趣味的使命”[11]。定县教育戏剧是知识分子利用话剧开展平民教育的戏剧活动，不能过于迎合农民现有的审美趣味，而是要用新的时代精神、艺术趣味来提升他们，兼有培育话剧观众和农民话剧工作者的使命。为此，他特别强调艺术家的独立品质，农民教育戏剧应满足“理想的观众”即戏剧批评家的要求，而不以大多数观众的立场为转移，在大多数人的审美能力和社会意识非常欠缺的情形下，一味满足他们的喜好，容易走向庸俗堕落的道路。“倘若发展中华的戏剧，必先训练中华的观众”[12],农民戏剧要对广大农民起到审美能力和社会意识的教育作用。他甚至将农民教育剧的主要功能归纳为“五种教育力量”：介绍知识，抒发情感，传布国语，公民训练，组织民众。

总之，熊佛西的农民教育剧选用通俗话剧作为载体，对广大农民进行系统的素质教育，而且特别讲究戏剧教育的实际成效。

三  作为教育戏剧的农民戏剧

明确了农民教育剧的剧种形式与艺术功能，接下来是如何具体实施，探索、确定一种让农民大众可以接受的教育戏剧形态。熊佛西认为，“论及内容，我们必须顾到两个条件：一是农民需要的；二是农民能够接受的”[13]。这是建构农民教育戏剧的可行性原则，也适用于演剧形式的探索方面。他敏锐地发现，这种形态其实就是“以农民能读能演为原则”的“农民戏剧”。

熊佛西对农民戏剧形态的探索，是分两步走的。最初，由戏剧系学生演剧给农民看，“借此研究大众戏剧的内容与形式，看看中国的大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戏剧”[14]。但从教育戏剧的角度而言，理想的农民戏剧是“农民自己写剧，农民自己演出给农民看”，这不仅是因为“农民自己演剧是中国新兴戏剧大众化的基本实践”[15]，而且是因为教育戏剧一般要求做到施教者、受教者与表演者三位一体。于是，他们组织乡村演剧培训班，训练一批农民业务骨干，再让他们回乡组织农民剧团，在露天剧场进行公演，或者到各村进行巡演，使话剧成为农民日常生活消费的艺术形式，从而使农民教育戏剧进入农民写、农民演、农民看的自觉阶段。也即自编自导自演并自娱自乐、自我教育的艺术自觉阶段。

就农民戏剧的思想内容而言，它必须以农民为本。首先是题材问题。传统戏曲题材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五四”话剧题材多是知识分子、婚恋家庭，而农民戏剧必须扩大题材范围，以农民题材为主，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和变革要求。在雅俗文野的尺度把握上，熊佛西费尽心机，甘苦自知：“题材太浅了，无聊，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启示；太深了，他们不能接受，未免徒劳。要选择一个适合农民心理，与农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戏剧内容，真实一件使人白头的工作”[16]。他的《锄头健儿》、《屠户》、《牛》、《喇叭》、《过渡》、《逼上梁山》等剧本，都是根据这些原则而写的，描写农民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真实现状，着重写出他们的愚昧、屈辱与抗争，并将抗争力量寄托于青年农民和返乡大学生。

其次，主题思想需要一个可行性尺度。“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曾对文学提出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主张，这些在熊佛西看来，似乎有些笼统化、文人化。针对农村现状，他提出一种“向上意识”，藉以使农民从蒙昧状态中清醒过来：“向上不是落伍，不是畸形；而是进步，而是平衡的发展。向上的意识是多方面的，至少包括生产技能的向上，科学运用的向上，身心健康的向上，情感满足的向上，集团训练的向上，享受与给予的向上，教育文化传递的向上。总之，具有向上意识的生活是一个完美的人格的极峰；具有向上意识的人在尽人生应尽的义务之外，他还享受人生应享受的权利；他不是一个压迫人的人，也不是一个被人压迫的人。”[17]熊佛西变通权衡，量体裁衣，用“健康向上”的标准来设计农民所需要的理想人格范型，并通过戏剧形式向他们灌输、推广。这是其农民戏剧的思想核心，也是其农民教育戏剧所要达到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这个思想指标是总体性的，可操作性强，与时代发展要求一致。但是，因思想认识的差异，其农民戏剧与左翼戏剧在人物出路的解决方式上有一定区别，所体现的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而这正是熊佛西及“乡村建设派”所要体现的思想倾向。

最后，实际创作中还要让故事具体生动，感情丰富，人物尽可能类型化，性格鲜明，对话简单，多用外形动作来表现，不要用诗意的、哲理的、理智的、抽象的东西。这都是抓住农民的审美习惯而做出的选择，也是步步摸索出来的写作经验。

必须指出，为适应农民戏剧思想价值的需要，熊佛西需要经历一个思想立场和文化话语的“修正”过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使人白头的”。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早年写过《青春底悲哀》、《新闻记者》、《一片爱国心》、《蟋蟀》等一批具有批判力度与人性深度的戏剧作品，大多持知识分子立场，彰显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清党”事变后，国内政治风云变幻，也波及戏剧创作领域。1927年至1931年间，熊佛西在创作思想上处于徘徊时期，有些作品还是透射出较强的人文气息，如《艺术家》、《诗人的悲剧》等表现艺术家生存状态的系列作品。这种艺术与现实对峙的尴尬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当时思想的矛盾与苦闷。随着时局的变化，他像当时许多剧作家一样，开始向“民众戏剧”靠拢。

为使话剧这种新兴戏剧农民化，他必须在知识分子视角与农民视角中选取一个平衡点，必须从农民的生活需要出发，以是否“健康向上”、能否促使他们实际生活的改善，作为衡量剧中人物形象的价值尺度。这种取舍标准的“农民化”，无疑需要作者以平等的平视姿态，对农民的社会功利观给予某种认同。如《喇叭》借用奥尼尔名作《天边外》的故事框架，为适应中国文化语境而进行思想主题的相应转换。《天边外》展现了多元的价值追求，具有浓烈的人道主义气息，而《喇叭》的意义简单得多，实用得多，正如有专家指出的，“从世人爱吹不爱干的浮夸虚伪中，他们看到社会崇尚夸夸其谈而不务实际的恶习”[18]。这是一种世俗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与田汉1930年“我们的自己批判”的转向具有某种一致性。当时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要求戏剧家的创作积极关注现实，对现实社会的改善具有推动作用。用戏剧是否对现实有所帮助作为衡量艺术优劣的重要标准，虽然适应了现实乡村社会的需要，但在思想价值、个性心理的开掘上容易降格以求。这是农民戏剧的教育对象所决定的。

在演出形式上，熊佛西左右权衡，力图使农民教育戏剧达到最理想的演出效果。他认为传统戏曲尚有一些价值，既可作为展览的古物，又可加以改进、利用。这与全盘否定戏曲的“新青年派”是不同的，而是接近于“国剧运动派”。在探索有效的演出形式的过程中，熊佛西逐渐创造出一种新的演剧方法，即将话剧的室内舞台的剧场艺术，改成露天剧场的广场艺术。为适应农民在伸出式戏曲舞台演剧中培养起来的观剧习惯，他打破西方镜框式舞台的演剧形式，从改善表演区与观赏区、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上，着手探索农民戏剧的演剧形式。在传统戏曲开放式演剧模式的长期熏陶下，中国观众具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和自觉的参与意识，而西方戏剧镜框式舞台和小剧场的做法，难以被中国农民接受。熊佛西凭借农村广场地利之便，进行话剧演出形式的大胆革新，采取露天广场、台上台下结合的演出方式，演员从观众群中上场，观众从四面八方包围演员，将整个广场作为话剧演出的舞台。

这种演员与观众混合一体的露天剧场的演出方式，从根本上打破“第四堵墙”的制约，改变了演员与观众的角色关系，使农民教育戏剧达到了最理想的传播效果、教育效果。观众不仅仅是看客，他们对表演的即时反映也推动着剧情发展，使情节的推进浑如天成，达到良好的互动效果。熊佛西离开城市，走向农村，使得他的表演舞台广阔起来，中国现代剧场改革的一次重要运动，在他所主持的定县农民戏剧实验中展开了。如《喇叭》中，男主人公吹着喇叭走向舞台时，观众可以嬉笑着，三五成群地簇拥着他，欣赏他的吹奏技巧，一些人甚至跟随到舞台上。观众不自觉的行为正好符合剧情的要求，这些观众也就不知不觉成为了演员。这种集体狂欢的演出气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欣赏的积极性。在《牛》等作品中，还创造性地用高粱秸秆和三圆积木制作布景，就地取材，与剧情契合，并以灵活的灯光代替传统戏曲舞台的前幕，指导演员动作，克服广场自由演出与传统拉幕意识的欣赏矛盾。这些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戏曲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的艺术精神。

由此可见，熊佛西的农民教育戏剧，为达到切实而广泛的教育效果，在题材主题和演剧形式上都做到了农民化、大众化，都进行了一番有意味的戏剧探索。

四、中国教育戏剧的新发展

熊佛西的农民戏剧是一种自成体系、卓有成效的民众教育戏剧，它开创了定县教育戏剧模式，是中国现代教育戏剧的新路径、新发展。

教育戏剧是近现代教育思想革命的产物，在中国最先呈现为校园教育戏剧。即清末民初外国教会学校和中国新式学堂的学生演剧，其代表是后来的南开新剧团等，体现的是张伯苓式的教育戏剧理念，重在“以艺立人”，培养“新青年”。通鉴学校、北京“人艺剧专”、“艺专”戏剧系等，无论是民办还是国立，主要强调的并非是作为素质教育的校园教育戏剧，而是戏剧职业教育，重在“以艺立艺”，发展戏剧艺术。1920年代工农兵业余演剧活动，是民众教育戏剧的开始，“虽然没有改变处于草创时期的新兴话剧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状况，却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19]此后，苏区的红色戏剧及解放区的活报剧、街头剧、新秧歌剧等群众性演剧活动，自娱娱人，自我教育，将民众教育戏剧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配合时事政治宣传，它们大多片面追求政治的实用性、有效性，舞台艺术上简单粗糙。而且，其施教者、受教者和表演者的身份比较复杂，并不稳定，只是泛化的民众教育戏剧。相比之下，熊佛西主持的定县戏剧实验是一场极具特色的民众教育戏剧运动。它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其出发点是将平民教育和话剧大众化相结合，而且针对的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层。定县戏剧实验是中华“平教会”平民教育运动的一个项目，只不过借用了话剧演出的形式，而且附带了扩大话剧社会基础的任务。平民教育和话剧大众化并不矛盾，可以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自话剧引入本土，它一直固守于一些大中城市，主要观众对象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市民、商人等，还没有在广大农村产生真正影响。将文化素质低下、惯于接受戏曲的农民组织发动起来，开展以“向上意识”为思想核心的农民戏剧运动，这对于民众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行得通的，是明智之举。正如熊佛西所说：“大众并不是不能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实在是我们不给他们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

2、它使创作者、演出者和欣赏者三位一体，是一次自觉自愿的民众教育戏剧活动。“民众戏剧”一直是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一个理想，在“五四”时期，它主要体现为写普通人；在“左翼”时期，它主要体现为大众写戏、演戏。这些大都是自上而下、施教于人的俯视姿态。而定县戏剧实验是要将文艺大众化的时髦而空头的口号，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不仅要送戏下乡，培养民众观看话剧的热情，还要激发他们的戏剧本能和思想感情，让他们成为农民教育戏剧的主体力量，建立自己的剧团、剧场，创作自己的剧本、剧目，将施教者、受教者和演出者高度统一起来，创造出平视平等姿态的、彻底民众化的“民众戏剧”。而且由于“乡村建设派”的立场，其政治化、左倾化的痕迹相对要少些。

3、为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它从思想内容和演剧形式上都做到了农民化、大众化，建构了农民教育戏剧的新形态。应该指出，这得益于熊佛西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的一贯作风。当初北平“艺专”戏剧系受制于赵太侔、余上沅的“国剧”运动，面临困境时，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熊佛西接下烂摊子，他召集师生们一起讨论教学方针、办学方向，从而使戏剧系起死回生。他在定县探索农民教育剧，同样采取平等对话的姿态，剧本创作和剧目演出都要“以农民能读能演为原则”，积极听取农民的意见加以修改。只有这样，才更能得到农民普遍的接受，达到演出的预期效果。按照他的话说，是“不墨守传统，也不因袭欧西”[20]，“以创造的途径，根据中国今日农民的现况，在农民当中创造一种新的农民戏剧”[21]。这种农民戏剧是从大量艺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具有较强针对性、民间性，对现代戏剧和教育戏剧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其开放舞台、观演合一的露天剧场演剧样式，后来在现代革命战争的前沿后方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不断的翻新，在当代都市社会更成为戏剧吸引观众入场、探索艺术真谛的一个形态诉求。它在剧场艺术、观演关系上具有强烈的先锋性，正如俄罗斯的梅耶荷德和法国的阿尔托，“是站在20世纪重新发现开放式舞台的长处的人的前列的”[22]。

4、它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成建制、大规模的艺术实验活动，时间之长，成就之大，为以后人们开展教育剧和艺术实验活动，做出了榜样。熊佛西在定县开展为时五年半、震惊中外剧坛的农民戏剧实验，系统而卓越地建构了民众教育戏剧的演剧形态，后因华北沦陷、抗战爆发而被迫中断。它对1930年代以后的工农兵业余演剧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全民动员的抗战洪流中，民众教育戏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解放区戏剧以及建国后的人民戏剧，也将精力集中到农民题材上，但这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教育戏剧运动，与定县农民戏剧有些不同，尽管两者都为戏剧大众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