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时代”的吊客话语

――张承志散文研究之二

冯  尚[1]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汕头  515063）

内容摘要：张承志的散文，不是一般文学史意义上的艺术书写，而是力透纸背地表达出美文之外的蕴涵或启示，从而丰富了散文文体的制式。而矛盾的是，张承志指认散文并非艺术珍品，而是作小说家不成者勉为其难的粗糙之文，并指证小说家能而不为，缘自他们身在“散文时代”的尴尬处境。这样的指认、指证在在据实。但他所提供的理由有违文学自立的主体原则，而对革命异端的绝对性辩护，以确立超迈文学的原则也显得逼仄和仓促。因此他的这些看法妨碍了当下新一代致力于文学鸿篇巨著创造的试验。本文试图以吊客“话语”来解释张承志散文书写的吊诡：信息真实而理由可疑、单向；本文还进一步提出青春记忆、时代烙印和虔诚信仰是产生吊客话语的原因。  

关键词：散文时代；异端；吊客话语  

对一个多世纪以来读者亟待的小说杰构的降世，张承志已经另有打算，在其记述日本经验和思考的《敬重与惜别》一书里，以时代不宜的借口，打发掉了这位作家自己也曾经满怀激烈的宏愿。以此表明，张承志完成了在艺术至上与正义至上二者必居其一的决断。在他宣布梦碎“散文时代”的那个片刻，这位以罕有其匹的主观性叙事起锚扬帆的作家，与其说换了一种先知的口吻，淡然宣布了中文小说衰落的必然，不如说他以散文时代里一位“吊客”的肃穆，俨然现场亲证了叙事艺术寿终正寝的正当性。

一、小说事功新语

在20世纪80年代起家的诸多作者中，张承志是几个最显个性的作家之一，其叙事文字既灵动而又有节制，尤其用心于对人物繁复情绪呈现的布排。以此，在结构的营造、叙事的繁复方面显示出少有的创新活力。也许正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身怀现代写作绝技的这位作家，放言小说高于自己、高于生命，“如果作品真的是那样的美文，那么作家就会在疲惫中得到安慰、自豪和激动。他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比生活更美，比自己更美，他会觉得此生因追寻过这样的作品而毫无遗憾，他在感受着自己生命的火焰渐渐黯淡的同时，他满意地看到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泼地闪跳起来”[2]。美之文，文之美――二者一体两名，张承志赋予美文超过一己生命的分量，源自作者自己的经验，这样的经验简直是一场宗教意义上的洗礼，有脱胎换骨般的新生。作者记述在目睹辉煌波马时有生命再生之感：“我今夜才醒悟。而近十年来我一直在描写它，这真使人吃惊。其实这十年里我什么也不懂”。一刻长于十年，一个非比平常的张承志翩然而至。不仅如此，他还有理性认知：“至少，波马美极了，只有他才当得起美这个字。而后来我才知道，美，对于文明发达几近腐烂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种血色、一种难得的热烈和天然的热情啊”[3]。在另一篇文字里，张承志从另外的角度，做出了惊人的断语：“失美的民族将不可拯救，这一点千真万确”[4]。

作为记叙美、传递美和守望美的作家，比之其它行当，当有更特别的责任与使命，这一点张承志深有觉悟，“选择了文学就意味着选择了比政治更原初、更私人、更永恒的道路”[5]。这里的表述，张承志自己听来也许太过从容，以下的表达更有张承志自己的风致：“严峻的时代临近了。列强们又一次在谋算。我们无力，我们只有背后的黄土高原，以及手中的一支笔。那么至少应当有文化的抵抗；至少应当有不可征服的、中文写下的美文。这是绝对必要的，我坚信”[6]。不过这位美文的虔诚信徒的默默誓语，在稍后的岁月里发生了逆转，这个逆转意味深长。对此张承志自己的解释简劲有力：因为隐晦、暧昧现实、大义丧失等迫使他再做抉择，去叙事文，而采散文体。因为文学的杰构伟作是需要大时代的启示和照耀的。这一点在他诠解日本名歌手冈林信康的文字里有所透露：“他最优秀的歌仍是早期歌曲，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是六十年代的伟大气氛给了他生命”[7]。大时代才有大文学、大叙事。这是张承志执信不疑的道理。不过，这一道理就中文来说似是似非。盛唐气象，既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指谓，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范，可惜张承志没有援例于彼，而更乐于提及春秋战国，那是张承志所指的大时代，文学大师成群降世，庄子、淮南子和列子接踵而至。当然这样的话题，稍微前伸一步，问题就尖锐地出现。文学不是时代的寄生物，而是主体的创造，文学不是盛世的奴婢，而是独舞大地的创世者，这是二十世纪文学历经种种政治、思想、民族、国家和个人劫难之后所悟出的大道。因此，张承志文学仰赖时代的论题，不是一个逻辑论题，而是一己经验出发的感性话题，简而言之，它是作家一己修养内传并转换为外在政治诉求罢了[8]。

在张承志的文学理论里，深印着二极构建的文学世界。一个是小说的时代、另一个就是散文的时代，二者不可混淆。而这样的时代，不是个人所能选择的，倘要必做选择，只能是在前定的时代中勤勉作业。张承志自知他所处的时代是“散文时代”，而这个时代已经自现代以降未有改变：

纠缠于纯粹文学的话题，是一种标榜高雅的习气。我只能说，恐怕中国文学还会长久缺乏――余裕充盈的“私小说”。恐怕还会有不少鲁迅式的――半纸心事半纸抗议的文字，呈着一副粗糙的样相。纯文学的讨论以及艺术诸般，尚需缓行。一个民族要跋涉的文学路，尚要一步一步，数过他人不知的崎岖。中国大致仍是散文的过度。因为命途多艰，小说的大潮尚未临近。因为救国的老调，依然弹它不完；使外人心仪的风花雪月，埋在文字的深奥，蓬勃尚待一些时日。[9]

这段文字，已经列出“散文时代”的逐个表征：一是纯文学应该有，但不是现在，更不是当下；二是心事与抗议的繁复杂扰所造成的粗糙，如果不是粗鄙的话；三是只有小说才是精纯的艺术。当然，我们可以举出中外文学史的诸种例子，说明张承志非此即彼的文体意识的偏执和虚妄。不过这显然不是张承志所属意的地方。张承志是在更大的视野里来为鲁迅们辩护，当然也是为他自己辩护：世道的不公、文人的无德，使稍微有点儿血气的少年都会拍案而起，更不用说学识广博的知识分子（张承志自己乐于用智识分子一词，似乎有对古希腊智术师们经营个人生计的联想）。而抬眼望去，却是蝇营狗苟的言行横行文界学园。人――如果他或她还是健康活泼的生命――生于如此恶浊气氛里，哪还有作诗为文的心境与余裕。

二、无影的炫目年代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只是这个理想往往被文化或者社会归置一种时间的维度上，并与深含某种承诺的未来勾连一处。还不仅此，在理想自身的自由意志力量发挥最大之时，它需要一种与现实的对照，并同时得到自身的完美化。张承志文字魅力根本在此，他的文字是指向未来的，洋溢着理想的光晕。也许换个文学的表达更见诗意，这就是浪漫精神。这样的文本，恰好与现实构成一种直接而深刻的矛盾时，其内在而动人的力量尤为强烈。再加之久违了的穷人道德的自勉，一种文学情绪，遂冉冉上升为道德的激情，张承志也许更愿意用“心灵的力量”来置换这一表述。

《金牧场》，长篇小说，张承志一册奇特的文字，自诞生之日就不同凡响，也许人们依稀记得它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庆生会，正是这件作品，很快被张承志自己大删大改，成为薄薄一册《金草地》，并号称“思想重复的意义”来为之辩护：“放弃三十万字造作的辽阔牧场，为自己保留一小片心灵的草地” 。这个比喻为小片心灵的草地，到底在其下面存在什么样的宝藏呢？“或者别再划分什么小说家和读者，干脆把这个构思写成传单撒出去！我终于探到了自己内心的最深处：不是《金牧场》也不是《金草地》，我渴望做的是动员有志者，动员我的读者大家动手、都来按照这个思路――即走上支援世界人民反帝火线的构思――写自己的一本青春盘点”[10]。

即使如此，参照20世纪以来文学匡时作用的喧哗，张承志小说的内涵依然动人。如作者自己所说：“一个公正的真理的代号，值得让人一世追求的意义”。无论如何，张承志还是在一个计时的意义上使用60年代这个词。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等到他不断指控当下的猥琐、不义、背叛、投靠诸如此类的时候，他还是有理的、勇敢的，因为他知行合一，既有西海固的劳作，又有哲合忍耶的信仰。不过当我们找到张承志所依据的参照，找到他所立据的“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前辈时，我们很是惊讶，因为这些鼎鼎大名都在他所成长时代的教科书的英雄谱系里。

张承志在学理的讨论里，涉及到他的专业学问的时候，他是睿智的、明辨的、超前的，一旦回到表情达意的文学行当，张承志就陷入自己青春期经验的回味，并乐此不疲，无意自拔。在此，不妨回放他自己甚为看重的《公社的青史》这篇文字，可见其情真意切之一斑。这篇散文，记述的是蒙文印刷品，苏木机关印制的“土气十足又充满事业感”的《道特淖尔苏木史志》的私人阅读经验。所述内容琐碎、风习僻陋、结体支离。即使如此，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难以抑制的自得自恋，“读得多了，多次读得入神，我不禁觉得：这小书大有价值……空闲时我常取过它来浏览，不久就陷入一种享受。不像读书，这是再入参与过的世界，追逐自己经历过的往事。无论觉得有趣、悟懂，或是痛苦，反正我已爱不释手。一节读罢时的心境，一直能连接着60年代的风云――那时的惊喜感慨，真是难以形容”[11]。仅自文学世界来看，张承志，与他同代诗人食指一样，都为某个锐利的瞬间经验所震撼，而心智滞留在那个时间流内或自娱自乐、或自伤自哀，而稍有对这样青春历险的局外观照。由于感知间距的空置，他们再也无法循此走出自己青春的光环，来回味、反观、沉思影外之光。即使稍微出现无聊空虚的萌动――此是反思得以启动的唯一契机，也总是赶紧抓住那个若隐若现的年代之“虹”。“年代”也好，“时代”也罢，他们一致指向了“60年代”的“美好光阴”，那是他们青少年时期单纯、向上、接班人憧憬的充实岁月。这是那个50年代生人共有的人生谜底。恰是这个饱含争议的“60年代精神”，或者如张承志自许的“伟大的六十年代”，赋予了张承志得以抚慰“散文时代”的全部热量与温情的资源。

不管怎样，张承志表述自己少年经验的60年代，他是健康、热烈、诗意、创造的。只是，当他走前一步，把自己的60年代，饱含自己青春期记忆的时代，打包并标注为“伟大时代”时，张承志混淆了文学与社会的界限，也无视了个体与世界的分际，“我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与正义继承的道路”。这段在《心灵史》改定版（2012年）特别增写的卷首语，虽然语气沉重、心事浩茫，也许还是领会《心灵史》这部奇书的一个符咒，毕竟 “伟大的六十年代”的指谓，还是令人惊讶不已。

三、异端之思

立场，政治立场，或者叫做阶级立场，这个曾经作为个人立足社会的鲜明标志，随着所谓的“新时期”到来而终结，“立场”一词也落得声名狼藉，以致于70年代以来的各类文字，其中的立场竞相模糊以至消失。乍看起来，似乎俨然天下大同，人人看法齐一、立场遁于无形。有关人之意义的领会暧昧无言，甚至干脆就没有人之涵义、遑论个体考量的现代化、现代性成了人人奋斗的唯一目标，其结果就是人成了一架高速运转的空心机器。富于讽刺意味的是，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号召的“新时期”，却蜕化出人仅为生存而在的唯一本体，而这样的生存之义玩忽了人的尊严和高贵，人自身本有的存在性变得面目全非。这一“新时期人”不仅背离了现代化的理想，更携带凌空而起、斩断传统和风俗牵系的飓风扶摇直上。在这期间，号称天然具有启蒙主义先知身份的智识阶级（还是借用一下张承志乐于使用的词汇吧），对这一运动丧失了自己起码自立自思的底线，更不用说他们该有的岗位意识和社会职责的天职。张承志与此不同之处在于，即使得机于此而扬名天下、经历灵魂交战和信仰的皈依，他毅然选择了自食其力的清白宣示，坚持了信仰的自立和自在。

张承志反复陈述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信仰的艰辛。这一点与他的成长环境、家世息息相关。少有但只要提及自己记忆、成长经历的文字，每每内含甚深的伤心之痛，作为伤害的治愈与救治世道、文化的良方，张承志对历史的罪与恶深加省视，并做了罕见的抽象，概括为人对人的歧视乃万恶之源，“对人的歧视乃是一项严重的罪恶”[12]。从对异端的辩护到对歧视的警觉，张承志以自己的写作达致了一种既是个人的，更是当代文学的少有的升华。

稍早，张承志笔下的异端是个性的表征，也是意义的内核，他俨然以异端为对抗时流的势利，并高扬对历史异端的礼赞，这一点也成为人们阅读张承志文字的第一个取向[13]。其实异端本身不需要辩护，异端之言之行本来就是对着主流、正经的疏离甚至挑战，它们因为种种原因是有意为之，也是故意为之，因此有时还被低估为仅仅具有姿态的意义。历史地看，异端之人自己也不需要他者的谅解甚至宽容，借用张承志两个常用字，他们是“前定”如此，真的就是“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戏语之谶。所以张承志在拿住这样的话题慷慨激昂之时，该是无的放矢的文字。虽然他写了许多为异端说项、望社会认同甚至敬佩异端的文字，但作为自许异端者自己，其心意郁积未能悉数纾解，此种结果也说明异端的辩护、礼赞不是消弭异端与社会隔阂甚至冲突的关键，更不是自己祛除愤怒、获得意义的关键。至于与自己同时代的异端握手言和，不是如他矫情地说时代气氛不合云云，说穿了恰恰是正经主流与异端的对立冲突因世事弄人而显得难以措手，甚至还有几分戏谑的成分藏于其间。这里细致把握他那篇引起争议的，因其表达过于曲折的《四十年的卢沟桥》一文显得格外重要。

在文学史上，长篇作品可能写成需要三十年、四十年的个案屡见不鲜，而一篇短文竟然需要三十年，张承志这篇文字开篇有言，“从未有过一次写作如这一篇，从立意一直沉吟，居然踌躇了二三十年”。表面上看，这是关系历史，关系文化革命的变迁，似乎这场革命意义深重，如张承志自己忽然记下、忽然删去的文尾后记那样。实里说完全是切己的私人踌躇再三的倾吐，也就是张承志难以坚持用各种名号，来单纯地为那场革命做道义的辩护，这些名号包括异端，甚至信仰，烈士等等，而这里就是面对自己，自己的良知。当遇罗克作为对手被政权意外消灭时，他的畅快是否有罪有恶的元素。这是一次痛苦的心灵的自我拷问，挣扎一般的呻吟隐隐潜于文底。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张承志是个诗人，而且是个青春抒情诗人，因此他笔下的青春被神圣化了，青春所做过的一切都烙印下神圣之迹。如是，在知识界充满对文革忏悔之声时，张承志甚为不屑。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青春固然是神圣的，但是无论如何经历了青春神圣的个体，必然有一天要走出那曾经神圣的时刻，而回落到日常世俗的经验，尤其是在自我的神圣感里，当时曾经顺便窃喜于为正义而毙命的同侪，遇罗克仅仅长张承志六岁，这一点张承志的良知须要正视。按照思想家们的说法，神圣感一定不是单体的，它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对恐惧的挣脱与化解，此为人生之至真，但也是机遇罕至[14]。不论如何，在极刑前夕，遇罗克是否战胜了恐惧，或者已经为恐惧所吞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遇罗克殉了自己的正义呐喊，并带走了伟大时代中那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惧时刻。

不过，更让张承志尴尬的是，他奉若神明的异端，虽然在现代社会具有完全自足的独立精神，并且分享到正义者的荣耀，但在谈论革命大义，谈及政治领袖时，张承志也隐含着一种成王败寇的局促，诸如谈到俄苏的革命领袖、中国的革命领袖时，依然是少年时期的知识记忆、情绪记忆，也许更为准确地说法，是教科书记忆。而真正的异端，比之异端还要异端，异端的异端，诸如托派们漫长的痛苦和沉默，张承志鲜有提及。这不是张承志的错误，而是张承志的正统性、异端性使然。加之他所抗衡的身外新一代的反叛所带有的资本成色，似乎显示了他的真诚和高标。也许可以再简单地表述，张承志所不屑的是社会的“潮汐”，或者说物质的时尚。真是不幸得很，他所激烈反对的甚至蔑视的潮流，并不反向保证张承志所护异端“大义”的深刻和正义的绝对性。

《心灵史》，在信仰者的立场上表达了散文体的新可能[15]，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缓和了一个世纪之久中国作家启蒙者自居的那种思想骄横。不过另一方面，这样的文学已经偏离了文学自主的方向，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审美历史与知识的分离是康德思想的后果，或者精神现象学上显得是康德思想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几经挽救，试图重回审美的社会性，甚至萨义德也再次呼吁结束康德时代的必要和紧迫[16]，但是把文学贴近在信仰上，或者以信仰为轴心而转动，可能存在对文学自身的威胁，历史上这类不幸已经存在过，其最大的危险就是对文学视为生命的想象和自由的贬匿。正义固然是历史的标准，但是除此之外，正像张承志自己在许多地方所反复引述的高贵精神，这个精神不只是宗教上存在，甚至个体自由的道路，为了自己的一种不足为训的想法、表情而抵上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故事、人物甚至动物、植物比那个神性或者神圣更加动人[17]，因为它在为生命提供一种难以想象的可能。而这恰恰是非文学莫属的高贵所系。

如果说以上第二部分所提到的“伟大六十年代”，彰显了张承志对80年代以来的游离和拒斥，从而具有吊客的疏离空间，那么这个第三部分对异端的正名，甚至以异端自许并为他人称许，赋予了张承志作以吊客身份来名正言顺地对“散文时代”宣布自己激烈立场的权力。

四、鲁迅辩词――异端者的双相

与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少年一样，张承志也是主要在教科书的塑造中成长起来的，因此语文课本中的鲁迅文字和教案，深刻影响了青少年时期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感受和思考牢牢沉淀于他们生命的底色，往后岁月一旦遭遇生活或者信仰上的顿挫，他们就会找到与这样造像的鲁迅思想和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如果把张承志散文中出现的英雄列为一集，我们会发现张承志所感知的英雄，基本就是教科书上所选定的人物，如屈原、鲁迅、瞿秋白、狼牙山五壮士。除了这个正统的路数之外，当然还有课外阅读的部分，如他在许多地方所述，梅里美的“卡尔曼”为他的成长指引了方向，即使我们认可，张承志对梅里美小说的阅读，这是一次个人生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毕竟发生在张承志已经是草原知青的生活时期了。

另外的路子是传统历史的塑造，在文化记忆的深处，《史记・刺客列传》的决绝与弱者生存的惨剧，一直在张承志情感和知识的火炉里沸腾并期待某种形式的陶铸。正是在这条方向上，并以此为参照，张承志确立鲁迅的独立性与异端性价值。这个方向也是张承志贬匿和指责知识阶级的参照。似乎不如此不能说明鲁迅的非凡一样。但是三十年里，鲁迅形象，在张承志的笔下也在演变：90年代的鲁迅是是张承志引为同志的这种类型的典范，“现代中国仅先生一人”，类似的表述见于《芳草野草》、《致先生书》诸篇文字；21世纪的初年，鲁迅成了一种文化演变的标本，在《东埔无人踪》、《鲁迅路口》文章，特别在《敬重与惜别》一书里，作者使用大篇幅，来结论性地诠释现代中国文学与鲁迅写作的关系，以罕见的冷峻和严厉，发微并衡估了鲁迅叙事部分沉埋难言的“心事”和“心史”。对这些叙事文字，张承志指为一种自我忏悔（这个词是张承志反感的，就如凭吊这个词令他不快一样）的记述，也是情感上东洋留学生活深受折磨的了结。如果形象一点来描述张承志笔下的鲁迅形象，可以说是鲁迅二变：垂范的义士到饱受性格折磨的文人。这个形象内涵把握的悄然变化意味深长。在此可以断言，在鲁迅之后，张承志延续了鲁迅的激烈批判精神，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不过，换个角度，不妨说张承志更在鲁迅之前，正是这个之前的彰显，鲁迅小说独有的魅力自得其所，而张承志的叙事风流另有别采。

就人之理解方面看，张承志未能达致鲁迅的绝对虚无、洞悉一切魑魅魍魉的枯寒，当然这里的魑魅魍魉包括他自己。在鲁迅的心里没有完美之点，也不指望存在完美之物，自然也就没有参照之物，仅以智师的优越俯视芸芸众生。所以鲁迅的笔下鲜有正统，自我猥琐，甚而他的全部文章就是颠覆正统，拷问自我，即如他猝然举证中国文化吃人的时候，已经为中国人吃中国人、“我”―狂人―鲁迅（三位一体）吃人预设了涵义暧昧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性格之下，鲁迅即使表达爱意的文字也是寒意尽染。因为在这些文字的深处不时响起一个看透世事惊涛的智师的冷笑之声。而张承志是个谦卑的人物，他一直为一种宗教情绪所渗透、把握。所以张承志是一个宗教性的谦卑的作家，而鲁迅是个内心一伤再伤而自卫意识超强而至病态的作家（顺便指出，虑及张氏鲁氏各自对美术别有怀抱，他们对瞬间表情心领神会的抱负，我们不妨看看鲁迅1930年9月那帧广为流传的冷眼的照片，再看看张承志1995年版《心灵史》前面的这幅让人很不舒服的“作者照”）。这是仅就二人个性方面的分别言之。以此延及社会政治方面，尤其是涉及政治方案时，鲁迅选择社会主义、左翼思想简直是命定如此，而且也会全力为之辩护，并且会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找到鲁迅作为20世纪的最大知音并没有找错人；至于张承志，虽然他也会选择社会主义，也会为其不遗余力地做辩护，但是，张承志还有最高的空间，最高的存在，那就是苏菲主义，由此他可以自制对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的向往，而鲁迅却是对尼氏、陀氏的文字欲罢不能。

从某个侧面观察，鲁迅会为某种政治制度迷倒，而张承志不会，其秘密也在于此。所以有没有信仰应该是张承志与鲁迅的分水岭，并决定了两位作家诸多的不同，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这一点张承志自已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指示出来。虽然曾几何时，他们在人生最为煎熬的时期都回归传统的某个情感的原型，也就是屈原的华丽文字，以找到诗情点燃的永恒之火，以此为垒，以此为炬，他们甚至把楚文化作为健康的美学王国来对抗、凌驾于历史悠久的孔孟之道。

五、吊客的宿命：生逢其时

在《中原迷茫》一文中，张承志显然回味过他神交的异端者所用“吊客”一词的突兀，“鲁迅感慨过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可是他知道吗，吃刀前先要割喉毁膝，烈士们都是跪着和无声地饮弹受死。并没有临终高呼一声的、那最后的人道可能。其实已是噤若寒蝉，但是智识阶级还要追着送一个高调煽情、表演凶猛的恶谥。孤魂的鬼，谁愿意去充当呢”[18]。从“吊客”演绎至于“野鬼”，张承志痛切地感受到抚哭叛徒的双重死亡的后果，一是与叛徒一起被权势者消灭肉体，一是还要被智识者手中的文字随意戏谑一番，而至面貌走样扭曲得不成人形。这样的双重致命的恐惧，一并磨灭了吊客的勇气。不过，鲁迅的原文并不存在这样的深虑，“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19]。鲁迅没有为吊客赋予如张承志忧虑的庄严悲壮，而只是做一个给死者叛徒如常人一般的抚慰罢了，也就是人之常情的自然流露罢了。

张承志何以在写及中原故地时竟把死者与吊客同等对待？显然，就单个人来说，张承志的不安全感、恐惧感并不稍逊鲁迅一二，也许还要沉重一些。这一点只要注意到张承志对“歧视”特有敏感和总结，当会自明。所以在我们用“散文时代的吊客话语”来表述张承志散文的意义，是在张承志所用的涵义上使用的，而不是如鲁迅用语的轻描淡写那样。也正是在这样的辨析过程里，我们看出张承志研读鲁迅所得文思的推衍和深化，这得益于他自己身不由己的“吊客”间距及其间离。他的文字与鲁迅作品所指对象甚为不同，也是得自于这样的间距及其间离，由此造就了张承志与时代的错位，而呈现出外来吊客的面相，以致人们调侃他是某种时代的遗少。咋看起来，对80年代以后的变化，尤其是90年代直至当下，张承志是个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虽然他的写作、扬名、当然还有生活都是在80年代，而实际精神世界实实在在的是在60、70年代――他单单讴歌60年代，这对70年代是不公平的。等到《金牧场》写完，他的青春已经写完，而再回到彷徨、混乱的世纪末，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张承志跳过了80年代，所以与整个时代的冲突不可避免。到了《心灵史》改定版的问世，他丝毫不用掩饰他对80年代的愤怒。与对80年代的格格不入、对90年代无法抑制的愤怒完全不同，张承志更乐于谈论60年代，并冠之各种动听的名字，诸如“伟大的六十年代”。

张承志所言的时代到底含有什么内涵，它是历史存在过的一个“黄金牧场”，也就是史书上更津津乐道的“黄金时代”？张承志所说的美好时代，与其说是史书上的记叙，不如说是青年诗人的想象，与其说是烙印理性的大同世界，不如说是个体生命得以挥洒的诗性世界。所以，张承志天然是个与实际历史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不论他出生在哪个时代，就其生活的现实来说，除了青春期差强人意之外，他永远都是个来自时代之外而猝不及防地遭遇了时代的吊客形象。这个词并不是用作贬义来指斥他，而是说他是为生活于沮丧时代的人们送来温暖、给予抚慰，同时指示健康标准的人物，但不是理性的标准，而是生命的标准，这样的标准现实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它永远属于怀珠抱玉的吊客们。

张承志的散文，以其强烈的情感色彩和立场宣示，给迷茫的中原、迷茫的90年代的人文读者以巨大的安慰和震动，因为他讲出了一个时代的真实，那就是不仅资本帝国不可信，知识群体更不可信；而在新世纪以来，他数次宣示文学叙事杰构伟作降世无望，他的读者竟然意外地平静，按说较之90年代中期的人文主义论战，这次宣示真实的时候，该有更大的骚动才是。因为爱文学而优于爱政治，爱文学而先于爱思想，就是因为文学是一个超迈、涵纳政治和思想的更加让人难忘的艺术。文学读者从容地接受了张承志的不无苦恼的宣示。因为张承志是一位吊客，他的散文用的是吊客的话语，虽然激烈扰人，要死要活，同时也有抚慰甚至抚哭，这就是他所挑明的我们正在生活、奔波其间的生活真相，名之曰“散文时代”。散文时代，对文学之徒来说是个噩耗，不过，既然就生活在散文时代里面，文学读者也只能节哀顺变了，鲁迅早就是我们中的一个，不仅是曾经小说家的张承志正与我们同在。这也许是张承志吊客话语的一种更通俗、更简捷的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