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身份认同与左翼倾向

――以《台湾新文学》（1935-1937）创作群体为中心   

马泰祥*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内容摘要：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以其独具特色的方式形塑体貌，其发展阶段可纳约为三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薪火接力，但这三代智识者之间也具有颇为不同乃至迥不相侔的书写特征和理论资源构成。其中，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书写实绩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尤其是文学刊物《台湾新文学》的创作群体――“台湾新文学社同人”最为重要，其身份认同与左翼倾向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身份认同的波动景观使得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将文学思考落实笔端的求索过程中，对左翼文学中激进的社会革命思想和工具论的文学本质观发生了深入探讨的热情，而产生了左翼创作的冲动，并以此作为文学理想，拓展文学存续空间。   

关键词：《台湾新文学》；杨逵；日据台湾文学；身份认同；左翼倾向

别无嗜好，唯耽酒，只解吟哦不治生。

门垂碧柳此何人，短褐箪瓢困一身。束带羞为彭泽令，无怀自拟葛天民。

衰颓道德嗟当世，理想微言托避秦。留得劝农诗句在，关心惟有稻苗新。

望子无如子太痴，善人无后众人疑。先生于此常逃酒，吾辈何能不爱诗。

与世委蛇羞北海，倾心爱菊在东篱。一腔故国沉沦痛，千古难忘晋义熙。

<批>：坡出韵了。

赖和《读陶》（1924）

――《赖和诗文集》

他想他要是内地人，做过五年给仕，也要升做事务员了，月给至少也有五十圆，还有宿舍料，要是任官，到了一定年间，就有恩给可领……啊！内地人！生做日本人才得丰衣足食的……

他想他自己也是日本人，但……若是可能的话，他想要投胎转世做内地人了。

满洲事变的前夜，他梦了一个梦，梦见他已做了内地人，幸福在向他招手。醒来后不即起床，倒在几十补的破被上，伸筋挽颔着，嚼着梦里的余味，做了内地人的气分还滞在胸里；要如梦里的佳境，他但愿长梦不愿醒。

  朱点人《脱颖》（1936）

――《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0号，1936年12月发行

�は日本に生れた。�は日本の教育で大きくなつた。�は日本�以外に�しができない。�は日本の�名文字を使はなければ手�が�けない。だから日本人にならなければ�は生きたつて仕�がないんだ。[1]

  周金波《志�兵》（1941）

 ――《文艺台湾》第2卷第6号，昭和16年9月20日发行

    《台湾新文学》是日据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之一，也是1930年代中后期硕果仅存的左翼文学刊物，其刊行历程目击了左翼文学运动从高潮走向失败的全过程。随着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转向”，《台湾新文学》在“文艺杂志学”视阈下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也逐渐得以显现。《台湾新文学》还原适时左翼文学运动的现场，记录这一时期左翼思想发展和斗争，兼具“运动型杂志”和“启蒙型杂志”的特质，有其重要性；加之其重视左翼国际主义的联合，拓展左翼生存空间，在左翼刊物中又兼具代表性。

考察一份刊物的外围生成状况，对其作家群体的写作倾向与创作实绩的检验是必要的。一份刊物的最终成型，风格特色的客观显现，依靠的仍是该刊物写作群体孜孜��的不断努力。如果刊物的刊行历程作为一个自足的生命体的话，那么创作队伍和编辑阵容则是孕育、养育这个生命体的母体。一份刊物的自身特色的酝酿成形，也是与编辑创作队伍的刻意经营有关。《台湾新文学》鲜明的左翼色彩、庶民认同情怀展现出与其他同时代刊物略显不同的特质，台湾新文学社的创作群体在这一特质的经营上厥功甚伟。刊物的编辑群体和作家集团，皆是一时才俊，如杨逵、王诗琅身兼编辑和作者二职，加之赖和、吴新荣、吕赫若、朱点人等人的创作实践，他们因为对左翼思潮有着相通的追求热忱，遂共襄盛举，搭建起了这一个左翼同人的文化空间。

一、世代分层与代际差异：殖民地台湾作家意识的多重镜像

埃斯卡尔皮在《文学社会学》中讨论作家与时代之关系时，对作家的世代分层的情况有所说明：在一个文学领域里面的作家，会按照出身年月像“小分队”一样地聚合[2]。而不同世代会以不同的“小分队”（或“组”）为划分依据，渐次区隔出一个场域中作家的时代分层，尽管这样的区隔并非完全绝对，但仍能展示出不同世代、不同作家群体之间的相迥之处：每一组分层中的作家个体/群体经验与更替嬗变的历史语境间有着纠葛交错的复杂景象，而呈现出如万花筒般的多重意识形态的镜像。

而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作家群体就有着这样的世代的分层。要将日据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做出世代区隔，应从新文学发轫的1920年代东京发刊的《台湾民报》开始考察，这时可以看到有蔡孝乾、许秀湖等对中国文学革命的介绍，又有易前非、张我军这样一批先驱者对旧文学进行批判，竭力倡导新文学；继起又有赖和、杨云萍、陈虚谷等前辈作家创作实绩的丰收，而使得台湾新文学迈入相对成熟的境地。因此，将在1920年代新文学草创期即参与台湾新文学建设的讨论，并以实际创作来耕耘彼时尚可谓稚嫩的新文学园地的文学家目为日据时代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在1930年代开始他们的创作生涯的作家可谓日据时期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比如《台湾新文学》杂志同人杨逵、吴新荣、王诗琅等等），他们的创作活动上接第一代知识分子而紧承1937年左右及以后在写作上才开始崭露头角的第三代作家（比如龙瑛宗、吕赫若，还包括“皇民作家”周金波、陈火泉等等），显示出迥异于上下两个世代的整体风貌特征。固然，有些作家（比如吴浊流）创作力经久弥坚，纵向跨越多个世代，似乎不能单凭创作起始时间来归类。但提出这样的分层讨论意在指出，从整体倾向性而言，三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之间对于殖民话语主体的认同经验存在着巨大断裂，这样的断裂使得后人在通过文学重构历史话语语境、想象殖民地的政治可能性的过程中发现里面大有文章。而这种断裂之感的形成，正与“十年一代”的渐变文化冲突与殖民同化过程有关，而第二代知识分子中大规模地涌现出以《台湾新文学》同人为代表的、以左翼书写为旨归的作家，他们的集体选择似乎更值得予以瞩目。

   认同政治对于第二代台湾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不仅因为他们的出生大都是在日本正式据有台湾的年代，他们的生长环境与“日本经验”拉扯，他们的身份标识由殖民地子民与日本国民二者混搭构成，更因为他们的人生盛年、思想成熟期恰是日本殖民统治最为严酷的1930年代，他们面对一股“有更大破坏要来”的时代风潮，不确定感如影随形，影响他们的判断。凡此种种有理由置信，他们的认同光谱呈现出的暧昧、含混、断裂，与第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和1940年代皇民期作家相比，更加难以简单线性归类描述，因此这样的认同政治，折射到他们左翼文学的运动风尚和创作实绩上来，就显示出了台湾左翼文学的殖民地特性：尽管有着努力向上攀登的姿态，但是身量单薄、声量微小。

描述《台湾新文学》创作群体的认同政治问题，需要将其置于一个流动的过程中予以考察，因为身份（identity）本身是不确定、多样且流动的，正需要有一“认同的过程”去争取，也因此需要一个脉变的过程来描述[3]。因此，身份来自认同，而认同的结果也就是身份的确定或获得。赖和在他所处的世代，还利用汉诗抒发民族情怀，而短短20年时间里面，一个群体（新文学作家群）发生了何等急剧的认同断裂：镇日吟哦汉诗、对彭泽令、菊花南山心慕手追的儒者，如何渐渐从历史舞台淡出，一部分新生知识分子产生了“非亲日不可”的动机[4]，进而慢慢聚影幻化成为口口声声宣称“不能成为日本人就不能活下去”，立志为日本而战的“志愿兵”[5]。这一脉典型形象的演进可以看成殖民地认同推进过程的经典缩影。论者无意简化整个日据时期台湾文学脉变过程为三个阶段而给每一个阶段的写作贴上固定标签，因为即使是在皇民运动期，仍然有着潜流底下私密写作如吴浊流之《胡志明》（1943-1945）[6]。在这一处于变化中的认同谱系里面，处在这个断裂过程中间的，正是包括《台湾新文学》创作群体的第二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被迫抉择（必须选择）与不知所措（选择受限），也正是在这样的认同体验上，他们选取了左翼话语来作为自己抵消殖民论述的武器，尤显示出殖民地左翼文学探索难能可贵的特性，尽管也存在着令人遗憾的不足。

二、左翼聚合：创作群体倾向的营造

就“台湾新文学社”创作群体的名单来讲，可见其鲜明的左翼色彩。赖和、杨守愚都是成名较早的前辈作家，赖和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也是左翼文学的奠基人[7]，赖和的最后一篇小说《一个同志的批信》即刊发在《台湾新文学》杂志创刊号之上，这是其晚期进行台湾话文以及“文艺大众化”实验的力作；杨守愚早期践行无政府主义，为日据时代创作最丰的汉文作家，其关怀庶民的情感认同体验和客观写实的风格，以及自始至终坚持使用汉文写作，在《台湾新文学》上也独树一帜，可以目之为朴素的普罗文学作家，加之一直对《台湾新文学》的汉文栏部分进行编辑，其左翼关怀也投射至刊物上。而杂志的灵魂人物杨逵是日据时期第二代作家中最具有左翼批判精神的，其庶民身份认同与阶级民族思想并重的左翼精神为人所称道，自日本留学时期即全身心投入左翼劳工运动，返台后又参与农民组合，此期间笔耕不辍，反映劳工题材的杰作《送报夫》还登上日本中央文坛，体现无产者寻求国际主义联合的努力；实际编务上担有重任的王诗琅在左翼社会运动上因为参与“台湾黑色青年联盟”无政府组织而系狱，在文学创作上更是将这一段左翼运动历史经验化为创作实绩，为异端的左翼运动留下文学证言。杨逵与王诗琅，都是赖和左翼文学创作的传承者，前者继承了赖和犀利的批判精神，后者继承了赖和沉郁内敛的叙事风格。吴新荣、郭水潭、王登山三人，同为台南佳里“盐分地带”诗人团体，这个诗人团体从生长的贫瘠苦涩的盐分地带中生发现实关怀，营造出浓重的左翼创作色彩。朱点人、吕赫若传奇的左翼经历更与他们的文学书写互为呼应，动人心魄，前者生前一直倾心左翼，战后加入台共组织而于1949年冬被枪决于台北车站；后者1930年代便颇具阶级意识，亲近左翼思想，战后参与鹿窟武装反抗斗争，为毒蛇所噬而丧命。

《台湾新文学》齐整的左翼创作队伍的由来是组织者对左翼文学健将事先精心遴选邀请加盟，还是队伍组成凝聚之后的统一站队？或有人指涉1930年代正是左翼思潮“泛滥”的年代，知识分子有意无意选择左翼思想加以研究，因而此乃时代风气，不足为训。论者认为，研习左翼思想自然是一时风行，但能够身体力行参与左翼政治运动，并在政运受阻的情况下转而构建文化战线，则未必是人人皆能。《台湾新文学》创作队伍的独到之处，乃在于他们身为第二代知识分子，较之前辈而言成长氛围一直处于不断升温的殖民主义霸权的阴影之下，目睹殖民暴虐、体验到“天生日本人”与“归化日本人”之间鸿沟般的政治经济权益之不公，而含有了强烈的庶民身份认同，具备了抵抗意识，面对殖民强权话语的论述寻求抵抗的措施；通过集合在一起推进文学运动而使得思考逐渐成熟，借助左翼思潮的传播汇成力量，形塑而为左翼身份认同，借此殖民现代性的迷思做出反击。因此，在实际上，他们的左翼背景的生成，首先要归因为他们朴素的庶民认同的情怀，加之在《台湾新文学》中对左翼书写焚膏继晷的努力，而对左翼认同产生情感。对他们身份体悟、认同政治的挣扎状态以及左翼认同形塑过程的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左翼认同能对殖民话语的强权产生水滴石穿的消解功效。

三、左翼认同：对“首与体”式殖民现代性困境的挣脱

如果跳脱认同是“历史的偶然”这样的说法，以一种比较普遍的定义，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在特定历史空间下，一群人“想象”如何以区分“我们”和“他们”的集体范畴――如民族、省籍、氏族、或阶级――称呼彼此所用到的各种叙述。[8]“认同政治”概念的使用，涵盖的议题则包括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等在内的不同层面复杂概念，它表明团体为了政治化的认同而采取行动设法予以达成。认同政治是手段，而政治化的认同是目的。[9]论者关注知识分子（尤其是以《台湾新文学》创作群体为主力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在整个认同过程中的抉择和站队，反映到他们的小说创作中，有着怎样的后续效果，以及这样的认同政治，在促使其左翼文学创作观念的生成上，有着怎样的重要作用。

日据时期作家的认同政治的困惑的产生，与之直接挂钩的，乃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同化政策的影响。在日据台湾话语场景下，认同政治的波动景观是作为同化政策的“刺激-反应物”而出现的。没有殖民背景与同化政策二者合一的步步紧逼，也许认同政治不会生成出现以及发生摇摆。同化政策的基本精神是把殖民地统治当做本国施政的延长[10]。自甲午一战，日本据台，在最初的20年里，日本台湾总督府总督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行政长官时代以“无方针主义”政策为主，对台人不采取极端的同化政策，而是以渐进原则适度尊重台人传统，借此笼络人心，达到巩固不甚坚实的统治基础的目的；而直到1920年代初期总督明石元二郎、田健次郎提出一视同仁、内地延长主义、同化方针，特别是1933年，台湾总督府有计划的开始实施“国语”（即日语）普及十年计划，企图通过殖民教育体制（国语教育、国体论的灌输）培养具有日本认同的台湾人，这时候台湾知识分子的认同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焦虑，对“日本”、“日本化”的态度渐渐变得暧昧。而进入了所谓“大东亚战争”时期，皇民化正式登场，作为一种力求抹去同化的内在冲突的升级手段，当然是形塑日据时期台人认同政治的最后一环，而此期间，受到日本式教育的年轻人，尽管不能在现实中与日本人平起平坐，但仍从“屈从”迈向了“认同”，典型形象即“志愿兵”。

根据陈培丰对于日本“同化政策”的研究，他将以往单线描述的“同化”概念分解为在殖民性与现代性的两个层面上的“同化”，即“同化”的两个精神与内涵：“同化于民族”以及“同化于文明”，它们的来源分别是对应“文化-民族”和“文明-国民”概念，这在日本国家民族塑形过程中投射出重要作用，也因此为殖民者挪用至殖民地统治，在实施的过程中或各有侧重。殖民统治初期更重视同化于文明，而进入皇民期则更重视同化于民族。因而，认同政治也在同化的两个不同的维度呈现不同的表现，可以扼要梳理为下图：

  而“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则正是“同化政策”的糖衣包裹。殖民地知识分子在殖民话语环境中品尝体味到了“落后”的含义，并发愿奋起直追。但“现代性”夹带“殖民性”的副作用，使得知识分子也不能不直面同化所可能带来的恶果。这对于第二代知识分子来说尤为如此。挪用陈芳明的解释，这正是一种“首与体”式的“斯芬克斯情结”、知识分子思想与行动之间不合节拍的两面性格：既要接受现代性，又要警惕殖民性的入侵，这个“度”的确很难拿捏，而皇民化的恶果，正是将二者混为一谈：

殖民地青年积极要克服自己母体文化的落后性，往往找不到具体的答案。他们最为方便的途径，便是通过日本化而达到现代化。但是，个人纵然获得了“救赎”，并不意味整个社会也同时得到提升。于是人格升华的知识分子，就不能不与“落后、劣等”的本土文化进行对决，最后无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的道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充满憎恨，才能合理化自己向殖民者靠拢的行为。殖民暴力加诸在本土文化的凌迟与刑求，对倾斜的知识分子而言，乃是社会在到达现代化之前必经的阵痛。[11]

赖和一辈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对殖民现代性的态度充满无力感和焦虑感：“啊！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处并论啊”[12]，他对于殖民主义的体验充满矛盾：既清楚现代性的引入与发展有可能协助台湾摆脱受宰制的地位，但又深深地意识到这样迟到的、二手的现代性反而有可能是殖民统治可资利用的新型工具。以赖和为代表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矛盾心理只能留驻在对于现代性的假象的揭示上面，他们对古典诗文的仰赖与认同、精通与传承，正是冀望借助汉文/汉文化的传统力量，来抗拒殖民现代性的负面影响。“陶渊明”、“菊花”、“南山”作为颇具汉文化意蕴的意符，有代表性地展示着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认同经验。而殖民现代性的发展到了1940年，“皇民化”政策只醉心于拧断一切非日本认同的认同政治，知识分子中已有不加怀疑而直接身体力行于完全“日本化”的情况出现。如果暂时不考虑皇民化运动时期（1937-1945）写作的恶劣影响，单纯地以一种梳理文学史料的目光看待周金波的《志愿兵》（1941），读者可能会为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人强烈醉心于成为“大和民族”一员的向心力量感到惊异、不安乃至愤怒。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两位出生背景不尽相同的台湾人，通过争论怎样才算是真正地成为“日本人”、拥有“大和心”，继而宣扬志愿兵制度对形塑台湾人成为“日本人”的重要意义，小说紧跟日本总督府国策，顶礼日本国体精神，在意识形态的呈现上显示出十足的偏执与扭曲。的确，读者有理由质疑周金波的创作真诚度和写作的真实动机。但是正是由于周金波的写作历程由于自始至终都满怀着真挚的感情，反而成为了我们讨论皇民化认同的极佳样本[13]。“志愿兵”形象的典型认同意义正在于此：它明白无误地展示出殖民现代性的策略已经全面奏效，“认同挣扎”作为皇民化之肇因以及论述环节，使得个人如何迷失自我，无法获得合理定位，这种痛苦锥心刻骨无法纾缓，只能透过无条件重塑自我为日本人，才能获得“拯救、喜悦和解脱”[14]。“志愿兵”这一类对殖民现代性无从反思、毫无保留地接受的认同类型的最终形塑，展示的正是在殖民现代性的碾压之下丧失主体，为重获新生而不得不将自己强行升级为日本人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抉择。

如果读者能试着理解彼时人们的归属、忠诚与境遇，再回头来看待这个时期作者的“精神奴役创伤”，则必定可以避免仅仅从单一批判（皇民还是斗士、协力抑或反抗）的层面去看待此文学现象。“志愿兵”作为皇民化写作的典型形象，给予我们的启示不仅在于展示了这个时期作者写作的“无处可逃”、“整齐划一”，即只能紧贴日本“大东亚”政策而展开写作/协作，更揭露了殖民统治无孔不入的高压恐怖怎样摧残人的意识，如何“生生拧断”人的归属认同感。正如垂水千惠在讨论《志愿兵》的时候暗示我们，菁英阶级在日本殖民主义已经确立长达半个世纪之际所产生的这种分裂认同，与殖民早期的情况（比如赖和展开文学创作与实际抗争的年代）已属不同类型：认同的挣扎与日俱增，潜滋暗长，对这些殖民地菁英而言，已不是“外来的本体论遮蔽了原生认同”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他们因此有着“非亲日不可”的动机。[15]殖民后期的高压统治，使得这时候的“认同”不再是一个备选项，相对认同的含糊、模棱两可也成为不可能被统治者所接受的姿态。没有更充裕的选择可资参考，知识分子必须立即选择唯一的选项，否则就得立刻销声收音。在这个过程中迸射的认同冲突也不再可以由表面臣服、寄心本族文化的方式（如第一代知识分子比如赖和曾经做过的那样：吟哦写作汉诗、心慕手追古代士大夫）来寻求纾解，这个剧变过程当中最为困难的抉择当属第二代知识分子正面临着的挑战：已经无法退回到以“纯粹汉语”/纯粹汉族文化来正面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文明/文化双重同化进程的场域中，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殖民现代性的话语论述直接投降。在这样的两难之中，他们对于“左翼姿态”的选择，正是对其进行抵御和反击的最可行的武器。因此，彼时由《台湾新文学》创作群体为代表的作家的“左翼姿态”并非仅仅只是对1930年代全球性左翼文艺运动澎湃汹涌浪潮的单纯附和与简单响应，它正是适时文坛主力的第二代知识分子认同政治的集体意识和智慧结晶。

因此，通过对日据时代三代知识分子认同政治的流变情况的爬梳，我们可以看到对《台湾新文学》创作群体而言，“左翼认同”的由来正是左翼作家跟1930年代的互动作用下产生的：1930年代风行的左翼思潮为左翼作家抵抗殖民现代性开拓思路，反过来这样的“左翼认同”对于队伍的形塑、创作风格的形成也助力了1930年代左翼黄金时代的到来。对同化于民族/文明的两种政策即对“殖民实践与话语论述”以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引入”两项议题的回应，第二代知识分子展示出他们特有的认同选择，这样的认同选择可以概括为“先锋”与“中介”的双重角色：像所有殖民地的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必须一方面亲自上阵，通过左翼社会运动/文学运动扮演先锋的角色登高一呼，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俯身放低到社会底层，为庶民发言，成为协助他们发声的中介并竭力启迪他们的阶级意识。左翼姿态的选择，一方面展示了他们对于庶民阶级情怀认同的肯定，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日本主体性认同的警惕。只有通过以左翼的姿态现身，并通过左翼书写，才能在纷杂混乱的认同迷思中既对日本人主体认同保持距离，而又尽可能贴近庶民阶层，葆存庶民认同。《台湾新文学》创作群体之认同政治跟左翼书写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只是在1930年代后期，战争动员体制无情碾碎所有进步思潮的生存空间，殖民现代性的机制使得知识分子的认同政治发生分化：有不顾一切改造自己成为“皇民”的“志愿兵”，也有对“吝啬、没教养、低俗肮脏”的同族充满鄙夷，但对于自身的进取充满暧昧态度的陈有三（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1937），还有呼喊“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的胡志明（吴浊流《胡志明》，1943）。如前论述，这些人物的艰难处境，都不是生而如此，乃是殖民体制自我合理化、体系化，从而将矛盾转嫁给他们，给他们造成身心痛苦和认同挣扎。怀有左翼认同的作家的左翼追求，虽然历时并不久远，但是他们所给予后辈作家创作的力量，以及启发他们对于殖民现代性的警惕，值得给予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