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乔大壮之生死探析

杨荣庆*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叙写一个历史小人物乔大壮的生死，尽管乔大壮堪称一代词学大师、篆刻大师，曾经为官数十年亦从教十几年，但为官只是沉迹下僚，从教也未能尽其所学，时代的动荡中以醉酒终日、最后投河自戕结束悲剧一生。文章欲藉乔氏之生平经历、个性特征及时代背景以探讨其“阮醉屈沉”的悲剧原因及时代借鉴意义。

关键词：乔大壮；鲁迅；许寿裳；台静农

二十世纪的中国，动荡喧嚷不休，文人自戕似乎是常态。早在1918年11月10日即有梁济净业湖（什刹海）的自沉，1927年6月1日有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昆明湖自沉，此后有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之文胆陈布雷的自戕，1966年8月24日有作家老舍的大明湖的自杀。是对生活的厌倦，是对社会的失望，还是对文化的绝望？众说纷纭，似乎难有定论。

1948年7月3日夜，台大国文系主任乔大壮在苏州平门外梅村桥跳河自杀，“天下无论识与不识，无不同声叹惋”[1]。 时人感喟：“书种渐稀天又夺，酒人何罪国方昏”[2]，“清流拼一掷，终胜污缁尘”[3]。当年屈原自沉，后人悼之，司马子长尝沉痛讨论“死”的问题，他以为士君子对于“死”实无问题，其问题在如何处置这“死”。当其不应死之时，虽无论如何痛苦，决不肯死。所以“死有重于泰山”；当其认为可死之时，虽无论如何安乐，也浩然长往，弃世如遗，所以“死有轻于鸿毛”。司马子长以这样的标准，决定了他的不死，而他在屈原列传中，反复论及屈原的意志和行为，终于赞美屈子“蝉蜕于尘垢之外”，断定屈子“与日月争光”[4]。品性高洁如屈原者，怀才不遇，政治见放，国溃于佞人之手，以死以警世后人。 乔大壮逝波久矣！至今少有论其死生也。乔大壮之死，有乎此？笔者试就乔大壮之生死试作探讨。

一、乔大壮之生平经历

乔大壮，原名曾劬，字大壮，壮�，别署伯戢，劳庵，号波外居士，1892年2月14日（光绪壬辰正月十六）生于北京，祖父乔树楠，四川华阳人，历官刑部主事、郎中、监察御史、学部左丞。乔大壮之出身实乃世家。

兄弟四人，乔大壮居长，父早逝，幼即受教于祖父，自云：“垂髫之年，则习经史、古文、小学及书法，祖庭督责甚严。”[5]少时又受教于成都名宿顾印愚先生，年十岁，自徐季海（徐浩）外，即肄《孔子庙堂碑》，在经史、小学、文学及书法等方面均打下深厚的基础。自云：“岁乙巳丙午（1905―1906）间，始事声律”[6]，十四岁填词《何满子》两首，近代名词家朱�村见后，惊称其为词界传人，才华早露。1906年与其弟曾佑一同入京师译学馆习法文，同学中有徐炳昶、王尚济，吴法鼎，同级英文班有陶履谦、瞿宣颖等。1911年，京师译学馆毕业，本被清廷派赴欧洲留学，因瞻养祖母，未能成行，由弟曾佑代行。

1912年，民国建立，“壬子与鲁迅先生同官于教育部”[7]，乔大壮与鲁迅一样成为北洋教育部的佥事，乔氏任图书编审员，1915年7月19日，鲁迅日记提及“下午乔曾劬来”，说明二人开始了往来，其后，鲁迅日记数次提及，“1921年12月25日，晨乔大壮来，未见。”“1924年2月2日，晴，赠乔大壮以《中国小说史略》一册。”“1924年9月8日，自集《离骚》句为联，托乔大壮写之。”“1929年6月1日，晴，乔大壮来。”[8]十五年间，一直有往来，但往来不多，可见二人心气神交成分居多。而乔大壮为鲁迅书写的那幅书法作品“望崦嵫而勿迫，恐��之先鸣”至今挂在北京鲁迅故居。在教育部同事者尚有陈师曾、徐森玉、许寿裳、高�瀛等，1925年因女师大风潮，北洋教育部免去鲁迅职务，高�瀛与乔大壮声援鲁迅，于翌年八月同时离开教育部。1927年以周璧光介绍，南下为周恩来服务，后南昌起兵败退潮汕，乔大壮因家累未一同南下，滞留上海一段时间。1929年再次北上，以刘维炽引荐任职于平汉铁路，据这两首诗《壬申中秋河北幕府公�次兑之[9]韵》、《壬申九月辞河北书记》可看出，乔大壮亦曾任河北书记。1934年1月20日，乔大壮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秘书，1937年底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后，乔大壮于1938年9月20日继续担任秘书至1942年8月15日，1942年11月23日后担任监察院院部参事[10]，1943年春徐梗生引荐下被延聘至军训部做参议[11]，此后大致1945年左右辞职，专任于重庆中央大学。1946年夏秋随重庆中央大学南返至南京，1947年7月，中大中文系主任易人，乔大壮以去留为解聘教师争辩未果，遂接受许寿裳、陆志鸿之邀聘飘海之台湾，任教于台大中文系，1948年2月18日夜，许寿裳被戕，乔大壮继任台大中文系主任，1948年4月中旬，教育部电告台大易长，人心浮动之际，乔大壮于5月份回大陆，往来于上海与南京，求职未果，1948年7月3日夜自沉于苏州平门外梅村桥下。

作为译学馆的学员，乔大壮精通法兰西文，先后译有大仲马《路宾外史》，载于《庸言》（1914年第6期），梅德林《马兰公主》，与徐炳昶合译，载于《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1―5号），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与徐炳昶合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5月初版，此后又两次再版。任职教育部期间，乔氏曾于1921年南下上海，短期任职于“中法通惠工商学院”，与林如稷结识。

任职国民政府实业部期间，1935年被徐悲鸿延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讲授书法[12]，1937年5月25日26日还被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主持讲座《书法概要》，讲稿刊载于《广播周报》和《播音教育月刊》[13]，1934―1936年间乔大壮与唐圭璋、陈匪石等在南京组织“如社”[14]，留有《如社词钞》；1940年在重庆与章士钊、江庸、沈尹默等人组织“饮河诗社”[15]，借以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书写爱国情怀。

乔大壮生前曾自订《保外诗稿》四卷和《波外乐章》四卷存世，另用《乔大壮手批周邦彦片玉集》存世，后有《乔大壮印蜕》、《乔大壮书法》、《乔大壮先生印集》编辑出版。另尚有文章散见于报刊，《近代词发展的途径》载于1948年5月30日《公论报》。

就乔大壮一生来看，历经官场三十余载，但始终混迹于下僚；从教亦十余载，经中大、台大人事波动，乔大壮也未能安身，终至自沉，何以至此？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

二、乔大壮个人情性与官场沉浮

乔大壮个人情性如何？据向达回忆：“平生尚意气，好打不平，往往为着朋友的事，可以与人拍案而起，是一个典型的山岳地带的人。”[16] 好友汪东认为：“（乔氏）性最谨饬，与客言，必正襟危坐。值道中，垂手唯诺，如见挚友，论事不臧否人物，同坐有女子，面辄发�，恒托故避去。然嗜饮，醉则反其所为，以是知平日由于自制耳。”[17] 从乔大壮所往来唱和的诗稿中有《西�梦隐图为徐曙岑题》、《送别罗纶》、《送戴芦�罢官南还》等，可以看到，其在京城所结交和敬佩的往往皆是耿介之辈，既有敢为罗文�案挺身而出的徐曙岑，亦有不满曹锟贿选愤而辞职的国会议员罗纶，更有厌恶北洋教育部愤而辞职的戴芦�，他们离京乔氏皆赠诗相送。诚如其弟子黄墨谷所言：“先生秉性孤高，亦耿介之士，颇有祖风。”[18] 而下面这则事例足见乔大壮的好打不平，1922年冬，上海通惠工商学院发生学潮，林如稷作为学生代表向北京教育部和外交部**，与新任教育总长彭允彝说理辩论，当面吵得面红耳赤。彭允彝认为青年学生太狂妄鲁莽，本已答应更换校长的话，因此便迁怒不肯实行。本来，作为教育部一个小小佥事，关乎乔大壮的事么？据林如稷回忆：“这时幸亏乔先生深知学院法国人专横的内幕，很同情我们，他把洋奴校长所作丧权辱国和压制学生的事实向彭细述，并且替我再三解释我的态度那样忿激的原因，这才终于使彭不得不签署撤换张宝熙的部令。对于乔先生这种热情的见义勇为，不但当时我们同学很为敬佩，我至今每一念及也是感激万分的。”[19] 但对北洋教育部官员而言，恐怕是积怨在心，沉迹下僚亦便不足为怪。

乔大壮1912年入北洋教育部任佥事，至1926年8月离职，与鲁迅先生一样，始终只是一个小小佥事。自然京城十数载的生活，亦如鲁迅一样，“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于鲁迅而言：“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叫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20] 于乔氏而言，“幼走湖海住京洛，怀抱诘屈不能伸。自古贤豪不得志，借问人间此何世。”[21] 抑郁不得志，与鲁迅一样，乔大壮亦是苦闷与彷徨不已，自然借助文字抒写胸中之抑闷。文字不够，自然便是酒，“累尺文章资旅食，十年少贱答清狂。盈尊独献重闱酒，胜镊微惊晓镜霜。”[22] 其少贱只为清狂可见：“《赴告》云：于时潜于郎曹亦几十载，属有长官来自关外，遇僚�不以礼，府君与同官高丈阆仙皆不为之下，遂辞官去。”[23] 1926年8月辞职教育部后，乔大壮打算南下，《将辞北中用韵有答》有句：“眉间黄气添行色，眼底青山隔故人。不饮胡为终日醉？相看各已十年贫”[24]，眉间黄气[25]，看相术士以眉间有黄气是回朝的预兆。在乔氏的心底，辞别京城只是暂时，回朝预兆仍在眉间。斯时，乔大壮对于官场仍然有所期待。

果然，1929年，乔大壮再次北上，《帆海北次天津作》、《己巳春重到北中和�蘅丈》，对于进入民国政府重新任职官场，乔大壮是充满期待的。但1932年辞职河北书记南下南京后，先后任职实业部、经济部、监察院、军训部，任职国民政府部门十余载，乔大壮依然沉迹下僚，何故？有否机会敛财致富？有否机会位列卿贰？

据乔无疆回忆：“当时实业部疏散到渝，父亲携有巨额公款，为保证安全，曾拜托姨父储藏在他宝号的保险柜里。不几天，姨母见我家生活拮据，建议说：‘你们太不善理财，怎么不饿饭？偌大一笔公款放着不用；如果借出去让人家做一笔生意，或者存入银行生息，我看你们不至于这样窘迫――真是端着金饭碗去讨口！”那时父亲见我们姊妹们对姨父家的阔绰有些羡慕，就提醒我们说：“我是一个政府官员，如果也像你们姨父那样暴发的话，当然办得到，可是就会民不堪命，百姓也无以聊生；如果政府有指示，令这笔公款送进银行，其利息也应缴公，绝不能攫为己有！”父亲还经常对我们说：“人的价值如果可以拿钱来衡量的话，那么见到一块钱而不动心，这个人的价值可以值一块钱；见到一百元而不动心的，可以值一百元；见到千千万万的钱而不动心的，那么这个人的价值就无可估量了，这种人就是廉洁的人，高尚的人。”[26] 看来，乔大壮不是没有机会聚财致富，是其廉洁的个性使然。

再看徐梗生的回忆：“民国三十二年春，我推荐他参加白幕，是我们过从最密的时候。军训部有一个上校秘书缺，此前大壮任监察院的参事，于右任对他非常信任，往往监察委员的建议，都先批交他的核签，重要文翰也先盖好私章由他包拟包写包发。而这却正是大壮辞职的主要理由。关于前者，他认为会激发委员的反感，迟早要栽跟头。关于后者，据说某次右任先生曾交给他两张盖好图章的纸做提案，他要求程沧波秘书长转请保留图章一小时，右任先生恐怕出去有人找写字时要用，竟予以拒绝。――这显然表示：大壮虽半生浮沉宦海，却依旧是个天真的公务员。”[27] 对于于右任先生的极其信任，乔大壮并没有搦管弄权，反而是辞职的主要理由。想来，不管是其时还是当下官场缺乏的当是乔大壮这样不贪恋官栈的人。

在徐梗生介绍乔氏就职白幕期间，看白氏所给出的条件和乔氏自提的条件：“我既惊异大壮肯来军部，便请他自己提出便利他工作与生活的条件。而且先保证他到部后不穿军服，不上纪念周，不坐办公厅；可拨单房一间供给住宿，可专派勤务兵一名伺候；同时，可部外兼课兼职，一听方便。大壮自提‘任何时期均得辞职’一条，我再提‘辞院职后，形式上稍缓迁入军部，以免右任先生误会’一条。……经彼此商量，领广西绥靖公署少将参议的衔，拿军部上校秘书的钱。”[28] 白幕给出条件何其宽裕？！不穿军服，不上纪念周，不坐办公厅；单间住宿，勤务兵伺候，……而乔氏所要求的仅仅是“任何时期均得辞职”，此足见乔氏对政治无可眷念和追求心性自由的执着。

乔大壮曾与台静农说过一事，“在重庆时，与他有知遇之交的某君，想推荐他升官，可至卿贰之列，但要他将胡须剃掉，他一笑谢绝了”[29] 唐圭璋此段回忆当为印证：“居雍园时，有请翁出任官职者，翁深恶痛绝，有《菩萨蛮》自明志云：‘夕阳红过街南树，梦飞不到春归处。翠羽共明�，为君申礼防。东风寒食节，阑外花如雪，百褶缕金裙，去年沉水熏。’以美人自喻，身份高绝。”[30]乔大壮一面是对官场的厌倦，一面对那些借官位、国难大发横财的官僚却又是深恶痛绝。“晚年，先生愤世嫉俗，曾声言不再刻名章，并作《自书印草后》，蜾扁虬圆讵足多，昆吾远矣谢砻磨。欲�破虏将军印，老不逢时可奈何。”[31]

那么乔大壮心底所眷怀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乔大壮所眷怀的乃是故国山河，民生疾苦。九一八事变见于诗者有“夷甫诸人浑健在，河山又异永嘉年”；“借问六朝何事业，残阳又欲下台城。”[32] 抗战军兴，人民辗转流离，乔大壮乃作《八声甘州和东坡》，感哀时事，苍凉悲怆：

好江上笑我乱离来，依然未成归。对巫云千尺，吴船万里，终古残晖。二十年前乡梦，人老事全非。除是寥天一，谁悟先机。

客问鱼蚕何处。付鹧鸪唤雨，朝暮霏霏。自东坡仙去，回首赋才稀。不堪新亭风景，信转蓬踪迹与心违。苍茫里，忍神州泪，莫洒征衣。

另又有绝句：“惊弦晓雁一声来，隐几何当覆此杯。昨梦秣陵城破旧，自持残烛照楼台。”[33] 又有《长沙》诗云：“国破城春草木荒，丈夫一死要堂堂”；《鬼车》一首送季女无远云：“父甘死国忧，子当做丧主。巢覆卵则完，毅魄报骄虏”，诗词感哀时事，苍凉沉郁，同仇敌忾之义愤跃然纸上[34]。

八年离乱，满目大好河山，尽在日人铁蹄蹂躏之下，诗人的心底存留过多的时事悲伤；而当局的消极抗日，更加深诗人对时局的不满，我们看这首词“画帘钩重，惊起孤衾梦，二月初头桐花冻，人似绿毛幺凤。/日日苦雾巴江，岁岁江波路长，楼上熏衣对镜，楼外芳草斜阳。”这首词传于同道中，个人的寂寞，时事的悲观，感情极为沉重，尤以末两句明显的指责当时局势。[35] 因此，当蒋介石60寿庆，白崇禧请乔大壮润饰自题的寿序时，乔大壮也便借机题韵，嘲讽最高当局，与白氏的一段对话，大概人所共知：“阁下，请别轻举妄动，你是参谋长，是搞武的，我是大学教授，是搞文的，文武各有一行，如若你可以改动我的文章，那么我也可以改变你的作战计划，你说行吗？”[36]厉言厉色，敢与白参谋长如此说话者，大概唯有乔大壮矣！

抗战结束，人心思安，而执政当局却一意孤行，发动内战，欲乘胜召开单方面国大而修葺国民大会堂时，乔大壮也便题联相送国民大会堂：“费国民血汗已�亿，集天下混蛋于一堂。”此联骂尽国民政府官员，乔大壮的忧时愤世已近于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李公朴、闻一多的被刺不是没有鉴照。乔大壮历经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官场，亦历经国民政府的官场，之所以抑郁不得屈伸，乃在于他廉洁、耿介的个性，或者说颇有祖风。

三、从教与自沉

乔大壮的从教经历不可谓不长，早在1921年即曾南下至上海，任教于中法通惠工商学院，但为期甚短，次年即回北京。1934年乔大壮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事业部后，1935年始因书法与篆刻之名，被徐悲鸿延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讲授书法，其性质是兼课性质。后因抗战辗转至重庆，仍兼职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词学，金石学。抗战后期始专任于中大。

1946年夏，中央大学南下返回南京，乔大壮随之南下。1947年7月，“中大中文系主任教授易人，停聘新旧教授至七人之多，我虽已接聘书亦迟迟不敢应聘，诸生每日在校张贴通告，谓乔某拒绝应聘云云，今晨往访吴校长，声明别无成见，惟望安慎处理，义求关切云云，亦毫无结果。”[37] 从信件内容看出，乔大壮不在解聘之内，但迟迟不敢应聘，何故？生此乱世，自顾尚不暇，何用顾虑他人？但以乔氏之个性，聘书未应，“往访校长，望安慎处理，义求关切”，为朋友之急公好义又再次体现。岂料学术圈亦非净土一方，这是乔大壮弃官隐身大学之大失望。此次解聘风波，影响颇大，《中央日报》有载：“中大中文系新聘胡光炜为系主任，停聘教授至七八人之多。学生鉴于该主任将优良教授停聘，影响于该系前途甚大，已纷纷向该主任提出质询，并向吴校长及教部**。（本报记者按，该系解聘教授乃学派之争，被解聘教授大抵为故教授黄侃派学者）[38] 由报道可知，解聘或出于学派之争，门户之见。当时被解聘的人员有教授徐震、朱世溱、孙为霆、徐英及副教授王仲荦、朱东润、蒋礼鸿、吴组缃等，据《中大新闻》第五期载，被解聘者计有“徐澄宇、朱东润、敖士英、吴组缃、王仲荦、孙雨廷、徐哲东等十余人”[39]，根据朱东润的回忆：“胡教授解聘了十二位教师，但是还留着伍叔傥，叔傥对人说：‘为了有人可以留在系中，我带头留着。’话虽如此，他这样地带头，也只留了一年，1948年还是被解聘了。乔大壮在南京政界朋友不少，胡教授留了他，乔大壮退还聘书，胡教授还到文昌桥宿舍来挽留，不过这只是客套，双方都明白的。”[40] 从朱东润的回忆可看出，此次解聘，确乎在于学派之争。但系主任胡小石很快辟谣，第二日《中央日报》即有登载：“……本人出任系务，旨在将本系纳入现代学术轨道，……本系人事调整，决无政治成见与学派观念存乎其间，完全根据‘为课择师，绝不为人设课’之原则云。……”[41] 故特聘语言文字学专家李笠、方光焘、吕叔湘、陈梦家诸先生，此外并聘请名作家曹禺先生等。从所解聘及招聘的人员看，还是能看出人事纠纷实乃大学中最复杂多端的一个情结，本就不肯依傍门户的乔大壮自然不会留任中大[42]，“正思返成都而日昨台湾大学陆校长来访，面致聘书（台币六百元，如去当坐飞机），彼处有房可住，……”[43] 乔大壮遂飘洋渡海去台，任教台大。

中央大学一段人事纠纷，乔大壮出于公心，未料却因此“一叶飘然万里来台”。初到台湾的乔大壮，若是按台静农的说法，“波外翁之来台，本为避开中大方面的是非，没想到来到台北，竟有置身异域之感。”[44]诚如乔大壮自言：“此间气候常似夏末秋初，与衰体殊为相宜，惟言语不通，当须努力学习，物价恐较京沪为尤昂，此后火食不知如何，附近饭馆太少，即游击饭亦不易得，菜中用糖豆粉过多，又四季有蚊，使人不满者仅此而已。”[45] 这是乔大壮写给女儿女婿的一封信，仔细读来，此间唯一满意者，惟气候而已，“语言不通，饮食不便，物价昂贵，生活不安”，一个丧妻离子的孤身老人，此等晚年，该是多么的寂寞难熬。

1948年新年，老人孤身只影于台北，2月10日乃新春，政府如何慰问？“省府马委员送来火腿一只及年糕之类，又有女弟子舒小姐送来汤圆等以敷衍而已。”[46]乔大壮此时心境乃是：“海岛孤游，一灯相对，儿为星散，家祭不备，衰暮之年，时时有小不适，茫茫来日，荒荒前路，甚难为怀抱耳。”[47] 此前乔大壮已有书信寄送弟子，黄墨谷有忆:“丁亥岁不尽三日（即2月7日），得先生手书，略谓‘此间言语不通，不如各自还乡’”[48]因此，乔大壮之年前年后的萎靡颓唐尽入台静农笔下：“这年阴历年刚过三天，波外翁同建功及一女生到我家来，他轻快的走上“玄关”，直入我的书房，这样飘然而来，同他平时谦恭揖让的态度颇不相同。他一眼看到玻璃窗上贴着李义山的一首小诗，诗的意境很凄凉的，他反复朗诵，带着叹息声，好像这首诗是为他而写的。我招待他坐，还是站在窗前，茶端上来，他才坐下，他又变为平常的态度了，同我寒暄了几句后，又“是的，是的”。渐渐地他倒向沙发睡了，才知道他是醉了。不久醒来，我们请他多休息一回，他坚持要回去，可是刚走两三步，便摇摇的几乎倒下去，我们赶紧将他扶住，慢慢的让他躺下，他已什么都不知了。傍晚，我同建功将他送回宿舍，从侍奉他的工友口中，知道他从除夕起，就喝高粱酒，什么菜都不吃。灯前他将家人的像片摊在桌上，向工友说：‘这都是我的儿女，我也有家呀。’”[49] 其凄清悲凉之情不由人不泫然。

时在台大可与乔大壮相与往来谈交甚契的大概也就是许寿裳、马宗融及台静农等人了。时局一日坏似一日，内战的漩涡很快波及到现实中的每一个人，物价的飞涨自不必说，对于敢于评议时事者，也全在政府舆论监控的掌握之下。而大学中教授的言行对于学生与时事的影响又是颇为重大。许寿裳之死便是人人自危的一个开端，或者也是当局对于评议时事者的一个警告。1948年2月18日夜，乔、马、许聚饮谭燕、评议时事散归之后，许寿裳于当夜被戕害。“因季�先生的横祸，大学的朋友们都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50]，处此之世，旦不夕保，不由人不生出生的绝望，对于本已心绪低劣的乔大壮而言，更是莫大的一击。从乔大壮对许寿裳的悼词来看：“祭酒承南阁，移文踵北山。稀龄馀好学，九折尚生还。岂意游踪远，终丁世路艰。抽刀真一暝，读史涕潺�。/四十三年事，明明过眼才。阑�偶弹指，华省屈追陪。昨话旌招旧，今班绋唱哀。门生搔白首，旦晚骨同灰。”“抽刀真一暝，读史涕潺�句”，是乔氏借典故来指出许寿裳的死乃人为谋杀而非报上所说宵小所为。“门生搔白首，旦晚骨同灰”，却是写出了乔大壮随时赴死的心境。台静农有记：“他在台北古玩铺买了一个琉球烧的彩陶罐子，颇精美，曾经指着告诉朋友：‘这是装我的骨灰的’。这本是一时戏言，后来才知道他心中早有了死的阴影。”[51] 对于这一点，时台大文学院长钱歌川也有同样的看法：“等到台大前中文系主任许寿裳先生被暴徒所害，他的酒便喝得更多了。同时神经突然起了一点小的变化，说话很带上了一点悲观的色彩。我随陆校长去请他出来继任中文系主任的时候，他便一再谦辞，好像在许老被惨杀之后，要他去接那个位置，使他感觉不大吉利，而有点忌讳似的。”[52] 但最后，乔大壮还是继任了台大中文系主任职位，“许寿裳教授遇害后，本校中国文学系主任遗缺，据悉，已聘请该系教授乔大壮先生兼任。”[53]

但很快，政治的波动再次殃及台大，“四月中旬教育部长亲电陆校长，告以台大易长的事。这消息马上传遍了全校，几乎每个教职员都晓得了，乔老当然不在例外。他是一个在政府机关供职有年，经验丰富的老者，对于更换首长会怎样影响内部的人事，他是很能料想得到的。中国有句老话，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虽在学术机关，恐也就免不了有这种现象。因为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不至于因游过一两年学就改变的。”[54]

对晚年的乔大壮而言，渡海来台不久，即有不适，早思离台；亦师亦友许寿裳的被害加深了乔大壮对人生的悲观；台大校长的易人，对乔大壮而言又是动荡之中的动荡，“他表示过他是陆校长聘来的人，新校长是否愿意续聘，不得而知，万一留在此地又拿不到续聘书，对于他的面子是很难看的。他的高风亮节，学术地位，以及他那一把胡子，都不容许他冒这个险。他先离开一下，等到接到新校长的聘书，再来台湾不迟。”[55] 在新校长未来台之际，乔大壮离开台湾回到大陆。

乔大壮回到大陆之后，是时时与台大台静农保持着联系的。6月6日乔大壮有信给台静农，说他到了上海已经十余日，住在僻左，宜于摄养，学期试题，已交给彭君带回，校中如有近闻，希望（台静农）告诉他，同时也向台静农说明自己状况“贱疾略可，弟喘疾迄今不愈，颇有四方靡聘之叹耳。”[56]想来此处“校中如有近闻”当指“庄校长接任后的续聘聘书发放没有。”一周后，又有来信告诉台静农说：“徒缘衰废，未克有终，惭疚之私，殆难言喻。”所谓“四方靡聘”，即《小雅》“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57] 此时已是六月中旬，乔大壮觉得真可谓茫茫然无所去了。钱歌川曾有解释：“依照全国各大学的向例，同时也是聘书上所规定的，如果六月内不发聘书，就是不续聘的表示。这一张纸，关系今后一年的生活，也难怪大家对之颇感兴趣，尤其在目下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第一希望得到一个安定。然后学校当局却要凭二三人的头脑，来推测四百多个未知数的价值，以作去留的标准。这是一种艰巨的工作，自然不能马上就得到结论，在这样慎重考虑之中，三十七年（1948年）的六月，便无情地过去了。”[58]

而1948年6月的大陆，也是国共交锋最惨烈的一个时间，双方胶着于开封，政府军队的狂轰滥炸，中共军队势如猛虎的进攻，我们看南京《新民报》6月中下旬的连续报道，《开封城郭展开激战 鲁西鲁南国军推进》（6月18日），《城内陷入混战状态 开封外围激战 两路援军排除障碍疾进》（6月22日），《米价突破二千万》（6月28日），《无锡亦发生抢米 号称江南大粮仓》（6月29日），对于一个满怀忧国情怀，反对内战的老人而言，此种痛苦无疑是巨大的，而最为痛苦的莫过于骨肉之情的相残，乔大壮次子乔无遏，为国民党空军军官，抗战时屡建奇功，乔大壮深感欣慰自豪，1944年5月12日，遂川之战闻捷，曾赋《围棋》一首表达兴奋之意；内战后，乔无遏奉令参战，乔大壮劝乔无遏退出内战，“参加内战，实为助纣为虐，已无光荣可言”，乔大壮认为“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家，非打内战”，并借醉斥子“可将胸前勋章摘下”[59]。开封之战，报载不断，“河南开封城被炸，毁房万余间，死伤数数千人”，乔大壮自思“大儿子该不会在这次被二儿子架飞机炸死吧！？”，此种身心煎熬，对于一个茫茫然无前路的老人而言不啻是致命的打击。

终于，老人面对纷乱不堪的社会作出了最后的决断。在离开南京赴上海之前，乔大壮有诗留给曾履川及蒋维崧，云“空中传恨后如何？老去分明托逝波”、“此行不是无期别，请向初平觅道真。”自沉之志已决。1948年7月2日晚乔大壮与女儿乔无疆有一席谈话：“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应当为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我是个大学教授，到头来东奔西跑，连自己的饭碗问题也无法解决，这个社会允许我要做的事只能是参加内战，做违心的事情；岂能为吃饭而去行不义？宁肯去死！”[60]

7月3日夜，苏州自沉前，乔大壮与弟子蒋维崧留诗说：“白刘往往敌曹刘，邺下江东各献酬。为此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在后记中说：“在都蒙命作书，事冗稽报，兹以了缘过此，留下炊许，勉成上报，亦了一缘。尊纸则不及缴还”。

四、结  语

一代国学大师就此殒命黄泉。谁之过？自身的悲剧，社会的悲剧？若说个人悲剧，则该年（1948年）11月1日陈布雷之死所留遗言：“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叹息，则可谓经典之极。在那样的社会，哪怕是身处陈布雷如此官位者，也少不得哀痛自杀，但存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耳。

乔大壮为官三十余载，沉迹下僚，郁郁不得志，非是不能升迁是不愿为之，为国民政府实业部主任秘书时，掌管巨额款项且不为所动，问今之世有几人能够做到？任教大学，却又不能尽其学，陷于人事的更替纷争，或者如向达所言：“当新旧两时代交替之际，在其间最为感觉彷徨苦闷的，大约要数所谓知识分子。有一派对于旧的，既不胜其留恋；对于新的，又不胜其疑惧，彷徨无所适从。于是意志脆弱的，便醇酒妇人终世，而意志坚强的便干脆自了其生。如王静安先生即是属于后一流的人。所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义无再辱！”

还有一派，对于旧的也是不满。可是他没有力量改善旧的，也没有勇气接受的新的，始终在矛盾中过日子。不幸在这彷徨的路上，受了一点不大不小的刺激，更无法调和这种矛盾，而自己又良知未泯，在这时候，便也只有将这无可奈何的生命，干脆了结。乔大壮之死，可以归入这一类。

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谓读书人，本来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阶层。一到离乱之际，便增加了他们的迷惘与彷徨。在以前不过改朝易姓，进退之间不算太困难，贰臣/殉节/隐逸，尚有三窟可逃。到了今日，已经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然灭亡，新的必然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留连过去，怀疑未来，或者对于新者固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除这种矛盾，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自解。[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