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作品中多重压抑下的女性形象

孟丹青*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  学报编辑部，南京  210042）

内容摘要：在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中，她始终关注女性命运，关注妇女独立和妇女解放的人类命题，对女性在历史与社会中的地位身份与角色演变进行反思和审视，塑造出身处性别、文化、政治等多重压抑下的独特的女性形象。讴歌了在极端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女性如何释放自己顽强的生命力，绽放出伟大的母性也就是雌性光辉。但她笔下的女主人公缺乏主体意识，离妇女解放理想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形象；多重压抑；女权主义；意识形态

美裔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创作以她1989年赴美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89年以前她的代表作有《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多以自己在文工团当文艺兵时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属于军事题材小说。但是她的军旅小说和一般军事题材小说不同，具有较强的反思性和现代色彩，揭示出时代荒诞和人性压抑。赴美后，严歌苓的创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她开始关注海外移民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写出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他们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迷失和挣扎，坚守与追求，丰富了海外移民文学创作。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少女小渔》、《茉莉的最后一日》、《青柠檬色的鸟》、《海那边》,长篇小说《扶桑》等。在这些小说中，她不但写出不同文化的差异与排斥和文化融合的艰难，也致力于挖掘不同种族之间共同的美好人性和人情，表现出开放的多元文化心态。在国外，严歌苓继续对中国国民性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妇女的命运进行反思，写出《人寰》、《白蛇》、《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纵观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她始终关注女性命运，关注妇女独立和妇女解放的人类命题，对女性在历史与社会中的地位身份与扮演的角色进行反思，塑造出身处性别、文化、政治等多重压抑下的独特的女性形象。

一、性别压抑下的女性形象

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一直作为沉默的他者而存在，他者“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1]《扶桑》中被拐卖到美国当妓女的扶桑是个标准的他者，她没有接受过教育，没有文化知识，没有语言能力，也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而她的近乎动物般的有点痴呆的沉默和忍受被男性社会当做一种美德而受到欢迎，成为她生存下来的手段和策略。

扶桑的价值在于她的沉默和包容。颇具传奇色彩的唐人街英雄或恶霸大勇宠爱扶桑，看中的就是她的沉默寡言。他像爱他的犬、马、鸟一样爱扶桑，把她当作自己的宠物，“他给你带上这只项圈，神情完全像给他的马配了名贵的鞍。”她从不说感激，也让大勇欣喜，“狗和马及鸟都不对他的宠爱做出语言的反应，但他知道他对于它们的宠爱从来没有落空。”[2]大勇认为她具有无言的生动，也就是牲畜般可贵的感知。她如地母一般宽容，就像克里斯感慨的“多么好的女人，诚心诚意地像脚下一杯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滚，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种收获。”[3]她是真正的、最本原的女性，好就好在她的低贱，如泥土般真诚。

在这种性别压抑下，女性唯一能释放并被男性世界接受和认同的是母性。克里斯看中扶桑的除了她的东方美和神秘感，还有她的母性。“他看着心目中的这个女人，明白了他投入这女人的原因竟是：母性。”如果说异国情调是扶桑吸引克里斯的表层原因的话，母性则是扶桑吸引他的深层原因。“他心目中的母性包含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苦难变成对她的成全，她不但接受了苦难，而且在苦难中享受自己的生命，怒放自己的本性。“她的本性怒放了，倏然从被毁灭的自己、被践踏成土的自己跃然腾空……”[4]克里斯认为受难不是羞辱，受难充满高贵和圣洁，受难中的母性体现了深厚的宽恕和满足。扶桑跪着，却宽恕了整个世界包括对不起她、使她受难的男人，她卑贱却又比所有人都高贵。

扶桑的弱小激发了克里斯的保护欲和英雄主义情结，他把自己想象成骑士和剑侠，想扮演解放者和救世主的角色，感觉有个遥远国度的美丽女奴需要他去拯救，他要斩断将她囿于其中的罪恶。但扶桑却拒绝被解放和救赎，罪恶已经成为她的沃土，她只有在这种罪恶中才能开放。她被送进修女办的拯救院后，与修道院清心寡欲的生活格格不入，大勇带着一批人来抢她时，她主动表示愿意走，而不愿意留在拯救院。作者指出“这是个最自由的身体，因为灵魂没有统治她。灵魂和肉体的平等使许多概念，比如羞辱和受难，失去了亘古的意义。”[5]她甚至没有强奸的感念，对于强奸了她的克里斯没有一点仇恨。她有自己的自由，无论克里斯还是大勇还是嫖客都无法进入她的内心深处，破坏她的自由。一方面她是极度卑贱的，另一方面她又是独立自足的，超然于芸芸众生之上，超然于一个又一个在她身上偷欢的男子。她真诚地希望给那些男人带来愉悦，并且在愉悦别人的过程中得到自己内心的满足。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男人与女人的斗争一直存在，进入父权社会后，男人把女性视为沉默的他者和欲望化对象，没有主体的客体，女性自我意识被剥夺，她必须依附男性才能生存。另一方面，男人又通过征服和占有女人实现自我价值，他想通过女性实现他自己。“对于男人，她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殖者，一个性爱对象，一个他用以探索他自己的他者。”[6]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成为共谋者。通过共谋，她“既可以逃避经济上的风险，又可以逃避抽象自由所带来的风险”[7]通过共谋，她得以生存，获得宠爱，避免毁灭。女性作为一个纯粹的肉体和性欲对象，男人要求她有挑逗并满足男性欲望的魔力和手段。“作为一个被欣赏的对象，两性中的较弱一方在世上有了一个地位，她当然很卑微，但也有价值；她在男性由她身上得到的欢乐中求得了证实，她只能在这种欢乐中求得证实。理想的女性愚蠢透顶，完全顺从；她时时处处准备接受男人，从不对他提出要求。”[8]扶桑作为一个男性利益共谋者，通过身体而得以在男性社会生存并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她从来不想反抗，也没有能力反抗，她只有顺从才能自由。她在自己身上体现了男人对女人的梦想，实现了不同男人的愿望。就像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的：“只有最彻底地顺从，她才变得无所不能；她以受虐为乐，因为受虐答应她征服一切。”[9]顺从，忍耐，无言，这正是男性社会需要女人扮演的角色。

扶桑体现了千百年来女性的命运，她身处性别压抑之中无处逃生，她只有顺从和忍耐，宽恕和包容，她彻底泯灭了自我而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她的原始生命力在苦难之中盛开和怒放，鲜活美艳，深沉含蓄，自我满足，成为一种令男人吃惊的奇迹。

二、政治压抑下的女性形象

严歌苓关注女性的性别特征以及性爱中所体现出来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她在《雌性的草地》中说：“我是认真写‘性’的，从‘雌性’的立场去反映‘性’这个形象。……仔细想想，性爱难道不是宇宙间一切关系的根本？性当中包括理想、美学、政治、一切。”[10]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体现了他的文明程度，社会对女人的态度体现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只有平等的男女关系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雌性的草地》中的女子牧马班因为错误和荒唐的政治命令和领导意志而被流放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养军马，她们被抹杀了性别特征，过着女修士般的苦行僧生活，不得不以娇弱的身躯抵抗草原上的各种危险，包括狼群、野狗、沼泽、不怀好意图谋不轨的当地男性牧民，她们的脸颊饱经风吹日晒变得粗糙，结了厚厚的硬痂和再也无法消褪的紫疤。她们上厕所和洗澡只能在露天进行，过着最原始的近乎返祖的艰苦生活。为了某种看似伟大的政治意图，这些城市少女从大城市来到遥远的草原，个体价值不被重视，肉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基本生活权利和要求都得不到保障和满足，她们像暴风雨中的花朵一样还没有盛开便已经凋零了。

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的男女关系更是令人发指。作为男权象征的指导员“叔叔”本领高强，擅长打猎和打架，具备丰富的草原生存知识，他一方面保护着与世隔绝的女子牧马班的女兵，多次救了她们的命；一方面切断了女兵们和外界社会的联系，控制着她们的意志并且诱奸了每一个女兵。一心想离开女子牧马班的毛娅在向叔叔求爱不成后嫁给一个当地牧民，婚后遭到家庭暴力，丧失一切主权，成为一个拖儿带女的邋遢的要饭婆子。另一个一心想回城的杜蔚蔚，长相丑陋，通过骑马时的摩擦和与班长柯丹的肉搏获得畸形的性满足，她不惜以肉体换取回城指标，最后病死在了回城的路上。跟汉人结过婚又离婚的少数民族女性柯丹更是受原始性欲诱惑而跟叔叔生了一个男孩。严歌苓通过“文化大革命”中政治对女性性别特征的抹杀和扭曲，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批判和反思。正是那个荒诞的年代，使无数年轻的生命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她认为人性、雌性、性爱是不容被否定的，以任何理由否定人性都会导致毁灭和悲剧。

主人公小点儿是个不良少女，偷窃、凶杀、和自己的姑父乱伦，可谓劣迹斑斑。她因偶尔的机会进入女子牧马班集体，并被她们在受难中所体现出来的虔诚和圣洁感动，她自己也在一次救火中葬身火海。她净化的过程是不断失去人性的过程，“小点儿是一个美丽、淫邪的女性，同时又是个最完整的人性，她改邪归正的过程恰恰是她渐渐与她那可爱的人性，那迷人的缺陷相脱离的过程。她圣洁了，而她却不再人性。”“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这似乎是一个残酷而圆满的逻辑，起码在那个年代。”[11]“存天理，灭人欲”中的天理可以是各种各样信仰、主义与理念。继父是老将军的沈红霞是个充满革命性而失去人欲的人，她已经完全被政治异化，不承认政治以外的生存和生命，渴望为崇高的理想献身，羡慕已经成了烈士的女红军和女拖拉机手，她性格严肃，因为道德完美和自律而让周围的人产生惭愧心理，她的高尚对周围人是一种逼迫和压力，把她们的生活搞得苦不堪言。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控制下，她成为政治动物，不但失去自我意识而且失去一切女性和雌性特征。在养马的过程中她的腿残废了，嗓子哑了，眼睛也看不见了，她固然是伟大的，充满献身精神，但她在不尊重自己生命价值的同时也在泯灭别人的生命价值，包括认为马的生命大于人的生命，要求“饿死也不吃马粮”，为了找马而不顾自己安危，都是一种政治压抑下的极度扭曲和自虐。最后由于骑兵被取消了，军马场不复存在，她们也被遗忘在大草原上，甚至连档案都找不到。她们吃过的苦，付出的生命与青春的代价被一笔取消，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体现出时代的荒诞和残酷。这群年轻的女孩没有自我意识，盲目服从，没有选择和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只能成为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年轻女性美好生命的毁灭尤其让人痛惜和沉思，也让政治和社会压抑下的女性命运触目惊心。就像有论者所说：“有着旺盛生命力与生殖力的女性，不应该没有权利；有着博大的胸怀与奉献精神的女性，更不应该没有权利。”[12]由于没有权利，女子牧马班的女人，既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尽管她们拼尽了身心的一切。“她们已经从‘被牧’，走到了‘自牧’，只剩下一副躯壳，甚至连一副躯壳也无法久存于世间。”[13]因为老首长的一句话：“男娃女娃都一样，女娃也可以牧马。”一群少女就要付出生命和青春的代价，政治压抑下女性的命运由此可见一斑。而那种泯灭女性生理特征，挑战女性生理极限，要求女性顶半边天的所谓男女平等实际上是更大的不平等，是对女性更大的压抑。最终结果是女性失去所有女性魅力和特质，变得和男人一样粗糙和僵硬，男女差异不复存在只剩下共性，所谓的铁姑娘们正是在新的政治形式下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蹂躏。女性要求的是主体权利的平等，她们应该有参与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权利，而不是在男性政治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被男性社会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为被他们塑造的对象。   

三、文化压抑下的女性形象

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眼里，西方文化是主体，东方文化则只是他们观察和探索的客体，东方呈现出来的只是西方想象出来的形象。扶桑吸引克里斯的正是她神秘的东方色彩，小说中充满东方文化符码，营造出那个时代的真实氛围。如扶桑出场时穿的刺绣精美的猩红缎袄，“缎袄上有十斤重的刺绣，绣得最密的部位坚硬冰冷，如铮铮盔甲。”甚至她不甚完美的脸型，她的每一个缺陷在猎奇者眼里都是东方特色。让克里斯着迷的也是这种东方情调：红蜡烛、檀香、茶叶、染成血色的西瓜子、竹床、竹椅、绣枕、粉红帐子，最神秘的是中国妇女被摧残的集中体现――三寸小脚所带来的震撼。扶桑作为来自亚洲国家的妇女，她又是白种女人、黑种女人之下的女人，属于社会最底层的存在。她不会说英语，无法表达自己，话语权被剥夺，只能如动物般沉默。

法侬认为，由于被拒绝了主体性的权利，被殖民者注定要在一种不真实的条件下生存，“讲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14]。接受并适应他国文化的过程意味着自我重新建构的过程。如果是说话也是一种权利的话，东方和女性一样没有说话权，是沉默的他者。斯皮瓦克认为属下不能说话，“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下，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15]

扶桑除了饱受性别压抑外，同样受到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中国人是比黑人更低劣的人种，在白种人眼里，唐人街藏污纳垢，遍布苦力、妓女、鸦片鬼、赌徒，道德败坏，污染着美国的社会风气。唐人街的华人房屋被烧毁，男人被杀害，女人被强奸。扶桑也在一次暴乱中被包括克里斯在内的白人轮奸，但扶桑并没有仇恨克里斯，而是从众多男人中认出克里斯的不同，把他的铜纽扣珍藏在发髻里。本来是两情相悦的男女却无法相爱，他们没有勇气突破文化、年龄、阶层、种族的悬殊，只能远走越远。克里斯与其他嫖客不同的是，他爱上了扶桑，不仅爱她的肉体更爱她的灵魂，她的伟大的母性。但作为客体而存在的扶桑已经没有追求幸福与爱的权利，也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她只能逆来顺受，无知无觉，让自己麻木，放弃这段爱情。作为名妓，无数男人为她痴狂，她的生命似乎如鲜花般绽放过，她的生命同样有价值和高贵，但说到底，她的一生没有主体、没有自我，随波逐浪，处于性别和文化压抑之下，只能是个悲剧。

《小姨多鹤》里的日本女子多鹤在战败后被祖国遗弃，亲人全部死于战争，她被俘虏后被张二孩的父母买去当生育机器，张二孩已经有老婆，多鹤只能身份不明地存在于这个家庭。她为张二孩生了三个孩子，亲生孩子只能喊她小姨而不能喊妈妈。而且张二孩始终存在把多鹤扔掉的念头，他带多鹤和三个孩子去江边游玩，故意把多鹤丢在那里。语言不通、不会说中国话的多鹤误上了装西瓜的货车，一连几天吃西瓜餐，浑身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浸透，长头发被西瓜汁黏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她在武昌被送进收留所，又逃了出来，历经千辛万苦，一步步走回了家。但当她抱起孩子喂奶时，乳房已经干瘪不再出奶。多鹤不会说中国话，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愿，没有发言权，像个哑巴一样生活着，这种失语状态正是被边缘的表征。她不能暴露自己日本人身份，要掩盖自己身上的日本文化特征，她只能偷偷地教自己女儿日语并且用日语和她对话，以提醒自己和女儿身上流着的是割不断的日本血脉。她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恶劣的环境并且生存下来，通过自己的勤劳、洁净、礼貌、能干打动了周围的人，一点点获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利，最终成为这个家庭不可分割的一员。

当女性被挤压到只剩下生殖功能和性功能时，也是她受压抑最深之际。张家买多鹤的目的就是生孩子，她只能通过生儿育女实现自己的价值。她不得不和自己不认识的张二孩做爱，她不得不饱受生育之苦，小说描写了多鹤在山坡上生产的情景，“多鹤哪里还像个人？整个山坡成了她的产椅，她半坐半躺，一手抓紧一棵松树，狂乱的头发披了一身，大大张开的两腿正对着山下……多鹤不时朝山下拱一拱，大肚子顶起，放下。那个黑发小脑袋对准山下无数灯火，任这个女人怎样瞎使劲也不出来。”[16]多鹤自己也把生育当作解救途径，“她要给自己生许多亲人，然后她就再也不是举目无亲的女人了。”张二孩知道了她悲惨身世后对她产生愧疚和怜惜之心，甚至产生了爱情，带她看电影，去饭馆吃饭，给她买礼物，到处偷偷约会，但短暂的激情与浪漫过后，张二孩又回到已经和自己融为一体的妻子小环身边。让他背叛小环就等于背叛自己，而多鹤始终是个异己和外来者。即使张二孩被多鹤带回了日本，他念念不忘地仍是把小环也移民过去。而即使回到自己的祖国，作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没有受过教育的战后遗孤的多鹤也已经无法融入日本社会，成为毫无能力、只能做清洁工等工作的底层人，成为日本最穷、最受歧视的人群。她和她与中国人生的孩子既不是纯粹的中国人，又不是纯粹的日本人，只能生活在尴尬的文化状态中。多鹤虽然是日本女性，她显然也同样是身处性别和文化压抑下的女性。她生活在异国他乡，被迫和母体切断联系，她没有主体，无法主宰和选择自己的命运，她的一生和扶桑一样，历经艰辛，九死一生，惊心动魄。

《少女小渔》中的22岁的大陆姑娘小渔不得不花钱与67岁的澳大利亚老头假结婚，以取得合法移民身份。虽然她的处境和扶桑、多鹤相比并不那么糟糕，但作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女性，她们在强势文化下的弱势地位是一样的。就像有论者指出的：“移民他乡是以放弃母语为代价的，但是被切断的不仅仅是语言的脐带，也是母语所承载的文化的切断，说着他国语言的同时，便将自己永远地与故国文化隔离了。”[17]严歌苓自己也说：“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地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18]从一种文化土壤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土壤，是脱离也是再生，有失去也有获得，就像嫁接后的果木能结出更加鲜美丰硕的果实一样，不同文化只有互相交流融合而不是排斥抵触，才能克服各自的局限性而走向无限。

波伏娃指出女性从未形成过一个根据自身利益形成的、和男性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她们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自己的宗教，没有整体感和共同责任感，她们从未能脱离男性而思考。女性解放首先要从获得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开始，而严歌苓笔下的女主人公还处于一种原始生活状态，她们充满旺盛的生命活力，能够战胜艰苦的环境而获得生存，她们充满母性，宽容博爱忍耐服从，但是却缺乏独立精神。她们只想着如何更好地依附男性，成为男性共谋者，在男性身上体现自己的价值，却没有想到脱离男性世界。所以多鹤又回到张二孩身边，扶桑在大勇执行死刑前和他举行婚礼。严歌苓的小说对这种女性的原始本能状态充满欣赏赞美却缺乏反思，这也是她创作的一个不足之处。只有当男人和女人都把对方当作主体而不是征服对象时，那种完全的平等合作和对话交流关系才可能确立，男女之间也能建立起兄弟、姐妹般的友谊和情谊。当女人不再生活在多重压抑下，获得真正自由时，人类社会才更臻于完善和进步，这也是女权主义者奋斗的目标之所在吧。严歌苓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或者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者，但她的小说塑造了独特的身处性别、文化、政治等多重压抑下的女性形象，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无望挣扎，以及在挣扎中体现出来的雌性力量和人性美，对于女性审视自己的命运以及造成这种命运的主客观原因不无益处。女性只有获得主体意识，走出蒙昧无知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女性不需要等待被解放和拯救，女性解放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自我解放。严歌苓对雌性、母性的赞美和肯定也是女性自我赋予价值的一种，女性只有自我确立，自我肯定，才能永远摆脱被充当客体与他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