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视域中的革命文学批判

――序《革命文学批判》

马　俊　山*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李跃力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嘱我为之作序，作为他的导师，我欣然接受了。这篇论文曾经给跃力和我带来很多思想的快乐，我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应该写下来与读者分享。另外，我的专业主要是戏剧影视艺术学，很少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跃力就是这“很少”中的一个。唯其稀少，弥足珍贵，故序之以为纪念也。其实，论题应有之义都已经写在书里了，不用我再来饶舌，我说的只能算是一些没有写进去的题外话。

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学环境中长大的。当我们初获阅读能力的时候，可以读到的现代文学作品已经不多，除了鲁郭茅巴老曹和左联五烈士等革命作家之外，艾青、丁玲、萧军等是后来从大批判文章里知道的，而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张恨水、穆旦等则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些人的作品都被封存起来，直到1979年以后才陆续开放。而当代文学，除了“三红一创”之类的所谓“红色经典”小说外，就是贺敬之、郭小川、闻捷了。我们所领略的现当代文学，都或多或少地与革命沾边，或直接描写革命运动，或借景托物抒发革命情怀，形成一套独特而又完整的“革命话语”体系。好像天地间除了革命，一切都不复存在似的。英雄情怀、阳刚之气、献身精神、破坏欲、造反欲、理想、偏执、单纯、愚昧、独断、盲从等等，混杂在一起，拿捏着我们的灵魂，无法逃离，也无处逃离。“革命话语”，成了制造迷信、推行蒙昧的法器。在这种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审美情趣之粗糙，思想境界之狭隘，社会关系之紧张是可想而知的。红卫兵在文革中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喝革命文学的乳汁长大的，大概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几十年后，当革命离我们越来越远，逐渐从现实转化为传统的时候，如何评价革命及其文学表现，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反思，也能够客观看待的问题了。在我看来，任何对革命及革命话语、革命文学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弄清自己的思想结构及其由来，启发我们的觉悟，纠正我们的偏颇，使我们摆脱蒙昧，走向成熟。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思想启蒙工作。

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本深入探讨和揭发革命与文学，以及文学与社会之互动关系的书，核心概念是“革命话语”。这个概念近几年人们用得很多，大约是指以革命实践为依托，以传播革命思想为目的的某种话语体系。革命话语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现当代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及文艺创作领域，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思想范畴和表述方式。当其进入文学之后，就形成了革命文学现象。严格地说，革命文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特指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出现的革命文学运动，广义则泛指一切包含革命话语的文学现象。

首先，我要说的是当初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论题。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跃力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创造社，而创造社又是较早提倡“革命文学”的社团。作者为此收集、解读了大量原始资料，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继续做下去可能比另起炉灶要容易一些。二是文学与革命联姻，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研究价值不言而喻，但已有成果却不太理想，还有很大的学术成长空间。现在看来，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其次，这个选题看似容易，实则困难。困难在于，作者的思考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先入之见所左右，从而掉进某些意识形态的陷阱里。因而解放思想，就成为论文成败的关键。这里有两个难关必须突破，一为思路，一为史料。本来二者相辅相成，同等重要：思路整合史料，史料又支撑着思路，任何缺陷都会降低研究的质量。但就这个论题在当下的境遇而言，随着近代社会、文化史料公共化、电子化程度的提高，收集的难度和成本是大大降低了。资料做到什么程度，已经不再是个经费或库藏问题，而跟思路的创新与突破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路的新与旧，广与狭，决定了史料的新鲜与陈旧，丰富与贫乏。换言之，要想做好这篇文章，首先要解放思想，站在当代思想前沿看问题，然后才能在史料上有新的发现和拓展。跃力的论文发掘和使用了很多新史料，也重新解读了一批旧史料，烛微索隐，多所创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代启蒙思想的武装下，突破了革命与反革命之是非对错的先验观念。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还原历史，回归真实。

思想解放离不开对历史的反思，而对“革命”的反思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反思即通过批判的方法，把附着在“革命”之上的各种“魅惑”祛除，从而使问题中性化、学术化。上世纪最后一场“革命”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对革命的反思就开始了，王蒙的《蝴蝶》、《相见时难》等小说即包含着反思革命的内容。八十年代初中国停止输出革命，1997年刑法取消“反革命罪”，革命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问题逐步降格为学术问题，从而为客观、理性地反思革命，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社会、思想环境。近三十年来海内外学术界收获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高华《革命年代》、孟庆涛《革命 宪法 现代性》、蔡翔《革命/叙述》、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刘剑梅《革命与情爱》、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等等。

“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其影响至深且巨。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曲界革命”、“文学革命”、“家庭革命”、“种族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农民革命”、“人民革命”，到“思想革命”、“教育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直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还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等等。厕身其中的则是“革命文学”、“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精神”、“革命行动”、“革命人民”、“革命党”、“革命干部”、“革命教师”、“革命青年”、“革命小将”，当然还有统治中国十几年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正如刘再复所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1]。经过无数次革命的洗礼与磨难，中国人普遍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革命思维和革命价值观，即革命是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基本甚至唯一的形式。一切以“革命”名义发动的社会运动，都是进步的，任何贴着“革命”标签的人和事，都是正确的、善良的、美好的。而一切反对革命的人和事，当然都是极其错误、邪恶和丑陋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种相向而行的社会运动，变成了判断事物之是非对错高下美丑的标准。要肯定太平天国，便说这是一场农民革命，给义和团扣上一顶“革命”的帽子，历史的丑角一转眼就演起悲剧来。“革命者”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赞誉，而“反革命”，既是最严重的罪行，也是最恶劣的道德。早在1925年唐有壬即说，“现在社会里面――尤其是在知识阶级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像宣布了死刑似的。”[2]革命的神圣化与反革命的妖魔化，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现在偶尔还能从人们的言谈中感觉到它的阴魂不散。

“革命”是不能反的，反革命是重罪。“改良”也不行，中共批了胡适和梁漱溟几十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提倡改良主义，推行渐进式的发展路线。“保守”就更不行了，从杜亚泉到学衡派、新儒家，几乎是反革命的同义语。因为改良是渐进，不符合革命家“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而保守，意在维护、继承、发扬传统，更与求新求变的革命思想截然对立，必予扑灭而后快。竞言革命而排斥改良，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演变的一条主线。在文学领域，这条主线的表现更加抢眼。从蒋光赤、丁玲等鼓吹革命的作品，到《茶馆》（王利发）、《青春之歌》（余永泽）反对改良主义，革命话语对文学的持续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据王奇生的研究，中国最早被判“反革命”罪的是北洋政府吴佩孚派驻武昌的守城司令刘玉春和湖北督军陈嘉谟。为此，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专门制定了《反革命罪条例》），使得革命与反革命问题从社会运动、道德操守上升为法律刑责。国共分裂后，宁汉合流对付共产党，1928年国民党改称其为《暂行反革命治罪法》，1931年修改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国民党杀共产党，原先的罪名是“反革命”，共产党杀国民党，当初的罪名同样是“反革命”。1934年中央苏区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年新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直到1997年刑法，才将名实不符的“反革命”罪，修改为“颠覆国家罪”。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都自称为“革命”，而把对方视为“反革命”，从而严重扭曲了这两个词的意义：本来革命是反政府的行为，但却变成了政权存在的依据；而拥护政府反对变革的“反革命”，却被戴在了反政府行为的头上。这种法理上的悖谬，也许正说明“革命”不过是个说辞，所指飘忽不定，因时而异，因势而变，挂羊头而卖狗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反革命”也是一样。

汉语中的“革命”古已有之，意思是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旧政权而建立新政权，即改朝换代。中国古代曾经发生过各种各样的革命，如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等等。无论其真与假，好与坏，实质并无什么两样，都不过是家族统治的更叠而已。当然，所有“革命”都是在“顺天应人”，“以有道伐无道”的旗号下进行的，而在统治者看来，“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暴乱，理应镇压之，诛灭之。“革命”的神圣化是1902年以后的事情，有人说跟法国大革命的介绍有关，也有人认为是进化论的影响造成的。但在我看来，根本原因还在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历史当中。

二十世纪的中国，许许多多的正义与不义，进步与反动都是在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久而久之便会积淀成一种革命崇拜的大众心理，认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有言，“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果真如此吗？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之类“革命运动”，的确给一批“革命者”带来了好处，使他们成家立业，当家作主，翻身解放，权利双收，但并没有给广大人民群众，如农民、工人、工商业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等，带来他们所渴望的平等和自由，反而使他们遭受一次次的掠夺、伤害与羞辱，甚至有的从开始就是一场祸国殃民的政治阴谋。看看1949至1979年期间中国人，特别是农民过的什么日子，就知道“革命”绝非救世济民的不二法门。

革命真是绝对正确，神圣不可冒犯吗？近代以来的无数史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眼面前的例子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大倒退、大动乱、大灾难。而反对这场革命的人和事，如张志新、李九莲、四五运动等，倒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革命，有些被实践证明的确是重建或恢复正义，为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开辟新路的进步行为，理应给予支持和拥戴，有的则是对公正与人权的肆意践踏，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人民既有革命的权力，也有反革命的权力，改良和保守就更不用说了，这是近代政治学的常识。但就是这样的常识，长期以来却不在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因而，人人争当革命人，唯恐有反革命、不革命的嫌疑。一说这个人“反革命”，马上就能置其于死地。段德昌、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胡风、李昭、刘少奇、张志新、李九莲、王佩英等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是因此而遭受迫害，甚至被虐杀的。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无论就历史而言，还是就现实而论，必须彻底终结“革命”崇拜心理，还“反革命”以应有的法律地位。1997年刑法修正案，取消“反革命罪”，可以说是为“革命”和“反革命”正名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于研究革命问题的学者，首先需要弄清五花八门的这些“革命”，是否真正给人民带来了自由，解放了思想和物质生产力，这是我们衡量革命之价值和意义的现代性标准。所有的革命运动和革命者，都应该用它来量一量到底有多少现代性可言，是一家一姓的改朝换代，还是每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如果革命最终给多数人带来的不是更多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政治自由、工作和生活自由，而是更大的束缚――思想禁锢、言论管制、政治压迫、社会歧视，工作限制、生活贫乏等等，无论其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由于现代性的流失，革命极易变成某种蒙人的说词，沦为正义和自由的膺品。这个时候，“革命”上演的不是悲剧，而是一出出喜剧和闹剧，因为历史的真正主人公已经退场，粉墨登场的尽是些乔装打扮的古代亡灵和偶像，他们只能扮演以假充真，以小充大的丑角。

当“革命”的绝对正义性不复存在，而且“革命”被视为一种话语体系的时候，“革命文学”的性质、构造、功能及意义，顿时就成了问题。“革命”本身诚然需要批判，但这不是本书的正题，而是它的思想背景。本书以现代文学中革命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主轴，通过一些典型个案的分析，深入探讨革命话语缘何进入文学，如何扑灭异端，建立霸权，怎样排斥个性，否定人性，压制女性，以构建反现代的革命伦理和革命审美等重大问题。革命话语唤起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又丰富了革命话语，二者互为体用，循环往复，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国家、社会、个人的彻底革命化。所以，对革命话语的反思，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反思。而这一切，都是以突破以往革命与反革命的简单是非界限，确立启蒙主义的革命观为思想前提的。

在中国革命史上，以北伐时期的革命话语最为纷繁多义，话语权争夺最为激烈，崇拜“革命”的心理也极为浓重。“革命文学”恰于此时诞生，本身就是革命话语争夺战的一部分。也许人们首先要问，当时革命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者以什么方法与文学联姻的呢？对此，过去我们通常是用反映论来搪塞的。但是问题并未解决，为什么中国文学中革命话语的最终形成，是在过去所谓“白色恐怖”最严重，资本主义最发达，资产阶级最得意的年代？

李跃力的论文以翔实的史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革命话语是通过商业运作的方式，成功进入文学创作，并为自己开辟发展道路的。那么，“革命文学”的首倡者又是谁呢？

1949年以后，“革命”成为最高价值标准，因而“革命文学”的发明人，理所当然只能授予反对国民党的中共或左派人士。上个世纪中国大陆大多数现代文学教材都说，最早把革命跟文学结合起来的，是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的阿英、孟超、蒋光赤、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不然。革命文学，正如鲁迅所说，是革命的副产品。而中国革命的第一波，萌动于上世纪初的1902至1903期间。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文学与革命的最初结合也就是由此开始的，直到1928年前后达到高潮。在1928年前后那场“革命文学”的理论混战中，参与者既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前者如邓中夏、恽代英、蒋光慈、沈泽民，后者如许金元、邓演达、王平陵、许性初等。还有大量思想模糊，立场游移的新老作家，如张资平、潘汉年、周毓英、杨�人等等。尽管这些人的政治立场有左中右的差别，但认同“革命”这个大前提却是一致的，很容易就把革命跟文学给捆绑到一起。同时这也说明，“革命文学”并非哪个党派的专利，而是中国革命的必然产物，自认为革命的阶级、政党、社团都能接受这个口号。问题是，各派都想垄断这个口号，并竭力排斥其它的解释和主张，从而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革命文学”注定是一场话语混战，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消停过。

狭义的“革命文学”存世并不长久，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革命话语却要绵长得多。在革命话语逐渐确立其文学霸权的过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理念其实非常接近，一是以文学为政治斗争工具，而排斥其认识、道德和娱乐功能，二是以群体压制个体，主张宏大叙事，排斥个人话语。三民主义的群体是所谓的“国族”，共产党的群体是所谓的阶级。而文学正如列宁所说，是最个人化的事业，它需要创作个性，需要刻画个性，需要以个人为本位。因而，所有“革命文学”的口号，都必然导致文学才华的滥用，和文学品位的降低。这已经为近百年中国文学实践所证明。李跃力的论文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向读者展现出革命话语进入文学之后，如何用“我们”把五四以后刚刚觉醒，尚求学完全成熟的“自我”排挤出去，并逐渐形成革命文学标准模式的过程。这个标准模式最醒目的特征是：底层意识、复仇心态、思想独断、革命伦理、语言简陋，语气峻急、情节划一、意境直白、雄性风格、暴力审美。

因为革命是一种群体行为，所以文学中的革命话语，必定会排斥个人话语，并跟以个性为本位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形成断裂。因为排斥个性，所以革命文学无论如何都无法彻底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鲁迅在1927年曾经把当时的“革命文学”概括为两种模式：“一是在一方指挥刀的掩护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　打’，‘杀，杀’，或‘血，血’的。”[3]鲁迅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革命文学，而真正的革命文学是“革命人”写出的文学。问题是，“革命人”写出的文学就一定能摆脱这两种模式，达到像鲁迅期望的那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吗？起码，到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成功的范例。况且，什么是“革命人”，本身就是一个见仁见智，无法说清的问题。无论是国民党文人还是共产党作家，无论在朝或在野，其创作一涉“革命”，便难逃打手、帮凶或叛逆、暴徒的两种命运。当然也有从打手变成暴徒，或由叛逆转为帮凶的。革命作家的命运大抵如此。如果又想革命，又不愿放弃自我，最后只能搁笔或被排挤出文学队伍，就像丁玲、艾青、萧军、路翎等人一样。

作家纷纷转向革命，成为大革命前后独有的文学景观。“转向”后又如何呢？鲁迅是个典型。转向后，小说自然是写不出来了，因为作者所熟悉的故乡人事风物已经完全落伍，而新的人物和故事又不了解，没经验，于是杂文就成了鲁迅后期的不二选择。诚然，鲁迅的后期杂文仍有许多名篇佳作，但与前期相比，那种痛切的个人感悟、远大的文化眼光、复杂的思想品格均有所削弱，而对“革命”的随声附和却越来越多。瞿秋白1933年把鲁迅的转变概括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4]这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文学来说，并非都是好事，因为“群体化”很可能意味着个别性、独立性的沦丧。鲁迅后期的痛苦，正是由群体与个人，革命与文学的矛盾无法化解所造成的。又如丁玲，她转向后写得较好的作品，仍然是保持着鲜明的思想个性，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独特的叙述方式的作品。如《母亲》、《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三八节有感》等。即使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颇具革命色彩的小说里，也仍然有不少丁玲式的描写和叙述，有丁玲与众不同的理解与好恶。可以说，鲁迅也好，丁玲也好，使他们的作品得以传世的恰恰不是群体性和党性，而是中国革命所要竭力排除和压制的东西――个人。当然，个性既成就了丁玲，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厄运。从1942年挨批，到1957年反右，1958年《再批判》，各种名目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周扬说的“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革命跟文学的关系是何等紧张。因而，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反右座谈会上说，鲁迅若活在当下，不是闭嘴就是下狱，也就不难理解了。鲁迅尚且如此，其它革命作家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诚然，革命话语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许多新鲜的东西，如底层叙事与呐喊，受虐/施虐心态，暴力审美等等，但该如何评价这种新兴的文学景象呢？我觉得有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五四先贤们所确立的个性解放与社会平等，二者相辅相成，民主不过是平等在政治上的表现而已。从《短裤党》、《水》到《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等，底层叙事中包含着强烈的社会解放要求，这是现代的，也是进步的，但是当这种要求停留在复仇、翻身、当家作主这个层面上的时候，就为建立一种新的等级制社会埋下了伏笔。特别是当革命成功，新政权建立以后，这种革命话语很可能演变成阶级压迫的吹鼓手，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李跃力的论文深刻地揭示出，这种反现代的“革命伦理”，其实早就埋藏在革命话语里了。

革命可以，因为这是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权力，但一定要文学也追随革命，说革命的大话，则大可不必。因为并非所有革命都能给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有时候更需要非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文学起来维护人民的权益，这也是文学的责任。人权已经被我们淡忘了很久很久，现在已经到了恢复文学的人权责任的时候了。我们研究文学中的革命话语，不是为了颠覆革命文学，历史是颠覆不了的。但对历史的错误认知却可以而且必须纠正，以免我们重蹈前人的覆辙。我想这大概要算是李跃力论文的思想起点吧。

这是李跃力出版的第一本书，其中的很多想法都是我们在南大操场的跑道上“走”出来的。当年不少研究生都视这种约见方式为畏途，但李跃力却乐此不疲。因为他个大腿长，我得阔步疾行才勉强赶得上。这正如做学问一样，新世纪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学者，知识更雄厚，眼界更宽阔，思想更解放，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到了我们前头，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应该说，迄今为止，对革命话语的反思与批判还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之后还有大量的学术空白有待填补。但道路已经开辟，方向渐次明朗，希望有更多的学术成果出现，把现代启蒙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