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戏剧史料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评董健、陆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

江  萌*

（南京大学  后勤集团，南京  210023）

20世纪中国戏剧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承载着启蒙主义精神的现代戏剧在严峻、紧迫的社会斗争环境下，其文化形态创建的职能渐渐被政治行动导向的职能所压倒。这种职能的转变使得中国现代戏剧越来越简单化和贫困化，并逐渐疏离了启蒙精神、疏离了人的审美要求。这些特殊时期的特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戏剧，并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愈演愈烈。直到八、九十年代，中国戏剧才呈现出复归、探索、创新的不同气象，如话剧《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荒原与人》和京剧《曹操与杨修》等。这些作品比以往同类题材创作增强了现代启蒙和文化反思的内涵。

与这种变化多端的中国当代戏剧发展过程相对应的，是中国当代戏剧研究同样步履蹒跚。中国学术界的戏剧研究主要有两个重镇，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一个是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它们分别在中国古典戏剧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方面走在学术界前列。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的学科建设，原先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但是长期以来，当代戏剧研究少有重大突破。直到2008年《中国当代戏剧史稿》、2013年《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的出版，才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总体格局上予以完善和提高。这两“史”两“目”，为中国现当代戏剧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对于全国戏剧学科发展的重大贡献。

中国当代戏剧领域长期的学科研究的缺失，固然有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制约，但根本原因恐怕还是一些对于学术建设具有奠基意义的基础性研究长期无人问津。史料学的研究，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由于时间过去得越久，原始资料的搜求便越困难，因此戏剧的基础性研究迫在眉睫。中国当代戏剧领域这种系统的基础研究资料的缺失状态，直至董健、陆炜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的出版，才有所好转。一方面《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展现了中国当代戏剧文学作品和剧作家队伍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与《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合二为一，较为清晰地描摹出20世纪中国戏剧史研究的基本对象的整体情况。基础资料的研究虽然繁琐枯燥，却有着相当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倘若戏剧史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清晰，那么建立于其上的其他研究，便有可能因为缺乏更宏观的视野和整体认识而陷入盲目和片面的境地。两部《提要》的出版，因此开拓了重要的戏剧研究领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现当代戏剧的基础性研究。它们对于科学的戏剧学学科建设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意义。

这种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戏剧学学科。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提到：“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由此可见目录版本之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继承了《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对于“戏剧史料学”补课的传统，为中国当代戏剧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戏剧史料的发掘、甄别、考证、编撰，除了能补戏剧研究中“戏剧史料学”的课外，还能为《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中的观点提供很充分的资料证明，能堵住那些说大话、空话、套话者的口，能叫那些出于某些目的把历史当做面团随意揉捏的学者难行其道。这种意义并不仅限于戏剧学的范畴，还会对目前人文学术领域内的某些学风问题有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警示世人学术研究中的“泡沫现象”。中国社会日益加速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给学术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大量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各种不实的“新说”、“巨著”接踵而至。我们在眼花缭乱之余，不得不反思存在于这种繁荣假象之下的，是一种浮躁的学风。这与当前的学术体制以及学术市场化的趋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文学术建设所需要的是“实学”精神和严肃态度，因此在尊重研究对象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搜集和考订原始文献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研究环节。研究人文学科应具有大胆怀疑、大胆探索的勇气，但必须以严谨求实为本，力避趋势媚俗、急功近利之风。现今社会的泛商品主义和物质主义之下的各种“新说”漏洞百出，难以令人认同。很多学者把理论说得很玄，极力主张将所谓的“新艺术”与传统的文学分家，似乎越是“新说”越能摘掉外行的帽子。董健教授曾提到：“20世纪的文化思潮和文化研究，在自然科学新发现的爆炸声的刺激下，形成一个‘大逃亡’的总趋势――纷纷从先辈哲人多年建构的理论大厦里四散逃亡。于是种种反传统的新论迭出，各领一时之风骚”，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未经以科学、民主、人道为内涵的‘启蒙运动’洗礼的国度里”，人文学科的研究往往呈现出“浮躁和混乱”的特征[1]。《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与《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两部巨著，以其对原始资料搜集的全面与扎实，为那些脱离原始资料而自说自话的学者们敲响警钟，让他们意识到离开了对原始文献的客观整体认识来谈思想与学术，犹如缘木求鱼。

其二，改变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历史感逐渐淡漠乃至丧失的学术风气。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历史感，不仅是因为浮躁的学术风气所产生的“新说”浪潮，还因为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新的史学观念的传入。这种新的史学观主要针对的是那种过于突出客观规律的历史命定论，它主张严肃对待历史实在和人与人的主体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应重视历史叙事中主体性介入所产生的影响。当这种富有启示性的历史观点被过分运用甚至超过了它本应有的理论界线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恶劣起来。一些学者对客观历史学持不信任的态度这一现象，一时之间似乎流行起来。这对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和危害，个别学者甚至秉承着这种理论对历史进行肆意的剪裁与构建。两部《提要》作为史料性的基础文献，踏实地践行了对历史原貌充分尊重的原则，对这种学术风气也是有力的拨正。

从上述诸多学术方法论方面的意义回到《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编撰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其学术创造特征大体有三点：

第一，尽量要求齐全并注重原创。与《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不同，《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不仅收录了1949―2000年间中国大陆发表的剧本18628种，还收录了台湾发表和上演的剧本3144种，香港发表和上演的剧本1623种，以及澳门发表和上演的剧本454种。编纂组在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中，发现同一剧本经常被各剧种相互改编的情况，因此老戏整理本一般不被收录，同一剧本被其他剧种移植的本子一般也不收录。编纂者穷尽一切方式，尽最大可能地收录剧本。剧目的编选不以任何政治或艺术的标准加以筛选，甚至某些在今天看来艺术上粗陋的剧目，只要有史料价值也一概收录。另外，由于当代戏剧创作观念开放，使戏剧的体裁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甚至有很大一部分香港戏剧不标明体裁。《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面对这种情况，一律按照原文表述，无论作品体裁多么标新立异都悉照原样，不会为了规范和明晰而加以改动。真实清晰地反映了当代戏剧的原貌，这为当代戏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剧情提要忠于原著，严谨规范，客观真实。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所有剧本均依据最初版本撰写剧情提要。由于中国当代戏剧的实际情况是剧本的版本繁多驳杂，所以某一剧本如果剧名有其它的异名，《提要》会在剧名后加括号标出。剧目的版本信息如果注明是杂志发表的，一般就将此版本视为最初发表的版本。当然，因为一些历史或是人为的原因，一些剧目不能百分百保证都完全依照初版本编写，所以编纂组会尽量再标明已知最初版本的情况；二是每个剧目均在版本栏注明编纂提要所依据的最初版本或出处，真正做到每个篇目都有案可查。随着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人经常利用网络资源来搜寻查找资料信息，尽管网络上对戏剧资料的收集不可谓不全，但其出自哪里，内容是否翔实，评价是否客观等问题都让人无从考究，另外网络信息可能还存在对戏剧资料的整理暂时不能做到系统化这一不足。《提要》在这一方面显示出其绝对的真实可靠性；三是所编纂的剧情提要力求忠实于原著，用语客观、简明、准确，不加以评论，也不做引申。原始资料的收集以及不加评论的概述，对于其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第三，总目与提要分立。《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中，总目与提要是合一的，就是一个剧目必然有一个内容提要。但是1949―2000年间的中国大陆戏剧数量庞大，其中主题相同、题材雷同、人物及故事类同的情况十分严重。根据这些实际情况，《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编纂组改变了《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的编写方法与结构，只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剧目写成提要。而台湾、香港与澳门有大量的戏剧只有演出记录而无剧本发表的情况，所以无法做到总目与提要的完全统一，这确是一种遗憾。

《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的编纂和出版是一项巨大工程，其中的繁杂、艰难、困苦都是不难想像的。若没有对于人文学科研究事业的献身精神，没有执着追求真理的勇气，没有扎实稳健的钻研精神，绝难成就此项浩大工程。它的出版是中国戏剧界的幸事和盛事，是广大戏剧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福音，必将对中国当代戏剧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