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感情世界、人性深度与艺术表现方式

――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发展论

王春林*

（山西大学 文学院，太原 030000）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若干代表性文本的细读分析，指认新世纪中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质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问题”的深度关切，巨大变迁时代民族心灵轨迹的捕捉与展示，具有深度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的鲜活塑造，以及艺术表现方式的多元倾向四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问题”；感情世界；人性深度；艺术表现方式

从文体的角度观察新世纪小说创作，一个不容否认的显在事实，即是长篇小说的异常繁荣发达。或许是因为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更能够涵容表现时代生活内容，能够更集中地凸显作家的艺术创造能力，从而体现作家高端写作成就的缘故，自打1993年的“陕军东征”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写作之中。有了作家的如此一种情有独钟与倾心投入，长篇小说写作的水涨船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我们绝无所谓的文体歧视意识，我们坚信小说文体长短平等的艺术理念，但冷静客观地打量新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恐怕就是长篇小说总体成绩的相对突出。但在充分肯定长篇小说之时代第一小说文体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也仍然有一些作家在坚守着中短篇小说的写作阵地。这其中，既包括铁凝、韩少功、毕飞宇、苏童、陈应松、王祥夫、蒋韵、迟子建、刘庆邦、范小青、葛水平、叶弥、王松等一批著名作家，更包括从代际来说的所谓70后、80后作家。大约与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的双重积累都存在一定关系的缘故，这些更年轻一些的作家，虽然也已经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但无论是就写作精力的投入程度，还是就实际写作成绩的取得而言，他们的主要文学成就还是体现在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上。更具体地说，这里提及的年轻一代作家，主要包括有徐则臣、李浩、鲁敏、乔叶、盛可以、李师江、王十月、魏微、戴来、张楚、胡学文、金仁顺、张惠雯、笛安、阿乙、孙频、田耳、滕晓澜、葛亮、东紫、王秀梅、蒋峰等。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有了以上这些作家持续不断的积极努力，方才有了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创作多元并存的艺术繁荣局面。从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观察视野出发，我以为，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度关切与思考。一提及“中国问题”，我们很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中国文坛曾经一度众说纷纭的“中国经验”。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中国经验”，虽然貌似距离不大，但二者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所谓“中国经验”，更多地具有一种形式的意义，是在形式层面上强调一种区别于西方文学经验的中国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重构。而所谓“中国问题”，在最浅表的意义层次上，首先指的正是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所实际面临的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处于又一个关键转折时期的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到底如何的问题。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中国知识界的基本思想动态，就应该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对于当下时代中国所面临种种社会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已经成为一切有识之士的一种自觉行为。对于中国的现实社会目前一种尖锐复杂的矛盾状况，钱理群曾经进行过非常透辟的揭示：“记得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就说过：‘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这话不幸而言中：2009年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的大恐慌。2010年中国更是进入一个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从年初的富士康‘大跳楼’开始，到连续发生的‘血洗幼儿园’的突发事件，以及接连不断的因种种原因引发的暴力事件，都表明底层社会民与官，民与商，弱势群体和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临界点，随时都在爆发，还随时会有新的爆发。而这一年，处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因为一再受到压制而和体制的矛盾日趋激化，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日趋严重，以至到了本来是既平常，也是正常的不同看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彼此水火不能相容。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1]

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物事，面对着当下时代日益复杂尖锐的社会现实矛盾，文学自然也没有成为缺席者。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对于中国问题做出必要的回应与表现，正是新世纪以来许多中国作家一种凸显自身人格良知的写作选择。这一点，也同样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了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比如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情形即使如此。作为一位有着亲历性打工经验的年轻作家，王十月的小说关注表现的依然是当下时代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劳资矛盾。但值得肯定的是，王十月对于劳资矛盾的表现明显地突破了既往小说中总是会“妖魔化”资方老板的艺术窠臼。一方面，作为资方老板，小老板自然有着过分盘剥压榨员工的行为，张怀恩之死显然与此有关。但在另一方面，自己也曾经有过打工经历的小老板，之所以逼迫员工日夜连续加班，乃是因为他自己也欠债太多，急于偿还债务的缘故。不仅如此，到最后，因为张怀恩家人的反悔，四面楚歌的小老板终于走投无路，惟有自寻短见了事。如此一种凄惨结局，所召唤来的，自然就是读者的悲悯同情。某种意义上，张怀恩与小老板的双双弃世本身，乃可以被看做是劳资双方共同为现代化付出的代价。

余一鸣的中篇小说《入流》，对于资本在当下时代所日益显示出的巨大威力的揭露，同样格外犀利有力。如果说既往的中国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被完全笼罩在政治阴影之下的话，那么，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就毫无疑问地步入了一个经济时代，经济已然成为了主宰当下这个时代的中心事物。在如此一个社会性质根本转型的过程中，作为金钱化身的具有某种无孔不入特质的资本，的确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力量。正因为余一鸣对于资本的作用有着敏锐真切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他才会在《入流》中把自己的批判视角首先对准了“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的资本。说到对于资本罪恶的批判，小说中最典型不过的，恐怕就是被江湖上赠送一“白脸”绰号的郑守志的发家历程。郑守志的父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有过辉煌的过去。“文革”时，由于父母进了“五七干校”，郑守志先是下放农村，后来进入工厂，成了一名优秀的机修工。“文革”结束后，伴随着父母的官复原职，郑守志也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成了工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但就在他的命运看起来就要顺风顺水的时候，乖戾无常的命运向他露出了狰狞诡异的一面。在父母贪污行为被举报而锒铛入狱之后，郑守志不惜荒废学业，最终把父母的政治对手弄下了台，为父母报了一箭之仇。他自己，也因为学业的荒废而被工学院除名。被除名后的郑守志，只好依赖自己修柴油机的专长而勉强谋生。也正是在这个跌打滚爬的艰难过程中，郑守志开始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长江水滔滔东去，郑守志伫立码头，不知道自己的前方是什么。但是他在这人声嘈杂的码头，已经嗅到了空气中越来越浓的金钱气息。一个金钱的时代已经到来，关键是每个人必须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

当然，说到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表达，在这一方面最不容忽视的，恐怕就是自上世纪末即已兴起，在新世纪可以说已经蔚为大观了的“底层叙事”潮流。其中，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恐怕是最不容忽视的一篇。小说所描写展示的，确实是一桩令人惨不忍睹的血案：两个出身底层贫困阶层的挑夫，因为财富的缘故，不无残忍地接连杀死了七个踏勘队员。对于这篇小说，王晓明曾经有过极其到位的解读分析：“作家用了相当精细的笔法，一步一步地写出挑夫和勘探队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如何由最初的友善、羡艳、以貌取人和隔膜，逐渐生出误解、不信任、紧张、彼此提防、嫌厌、仇恨、绝望，最后拼死一搏。……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分站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只要按照自己的惯性行动，就一定会彼此冲突、不可收拾？这小说里的人事变化的逻辑，难道真是要昭示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倾斜到如此程度，不同阶层的人是越来越难以平和相处了？而一旦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小说，你立刻就会发现，祝队长和九财叔的故事包含了太多的社会和心理内容：城乡差别、阶层分化、文化隔膜……”小说“不但以惊心动魄的故事，凸显出社会冲突的巨大的死结，更以九财叔这个轮廓分明的形象，表现了对于被压迫者的一种开阔、犀利、无所避忌、因此也就称得上是深切的眼光和关怀。”[2]能够以如此一种兼具犀利与悲悯的方式思考表现当下时代迫切的“中国问题”，凸显出的正是陈应松特别的思想艺术智慧。

更为尖锐地谛视社会矛盾冲突、准确到位地把握时代精神内涵的，是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小说的主人公涂自强，是一位出生于边远山区穷困家庭的大学生。品学兼优的他，尽管一直认认真真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人生态度始终积极努力，但却终归不能改变自己仿佛早已注定了悲剧命运。非常明显，涂自强的个人悲剧，与当下时代的固层化现实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倘若说在1980年代，涂自强们尚且能够凭借个人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到了当下这个阶层固化的门阀时代，涂自强们再怎么努力也都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意义上，涂自强自然也就只能够“徒然”自强了。“徒然”自强者，无济于事也。阶层固化这样一种现实，事实上业已完全堵死了涂自强们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改写自身命运的通道。更进一步说，阶层固化这样一种糟糕现实的形成，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体制所必然导致的一种结果。惟其如此，在阅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才会不时地联想到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虽然各自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具体的呈现形式有别，但从本质上说，我自己，甚至于我周围的很多人，却又何尝不是别一种意义上的涂自强呢？！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方方此作中借助于采药之手写出的那首小诗：“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非常明显，小说标题的出处就在于此。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涂自强的悲伤，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个人的悲伤，而只能够被看作是一种时代普遍的精神悲伤。方方能够以犀利的批判笔触，洞穿时代沉重的盔甲，把这样一种极其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呈示在广大读者面前，绝对应该赢得我们充分的敬意。面对着涂自强这样一种沉痛的悲剧命运，我们就不能不仿用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著名诗篇“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追问一句：“谁在当下中国能过上好日子”？！

要想对于当下时代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有所发现，对于“中国问题”进行相对深入的思考，所需要的，除了作家本应具有的敏锐艺术感觉之外，更应该具备的，是一种深邃的理性思考能力。以上这些作家之所以能够对于在“中国问题”上有出色的表现，与他们自身思想艺术能力的具备关系密切。

其次，是对于巨大变迁时代民族心灵轨迹的捕捉与展示。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曾有论者指出：“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3]或许因为文学本就是一种高端精神产品的缘故，文学似乎天然地就和人的主体精神世界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如此，新世纪以来的中短篇小说也同样如此。遭逢一个社会矛盾格外尖锐复杂的“大变局”时代，人们的心灵到底会生发出怎样的一种变化，人们的思想、感情、心理又会呈现出怎样一种杂乱的状貌，所有这些，都在新世纪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那些女作家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铁凝的短篇小说《伊琳娜的礼帽》，就是这样一篇揭示表现女性情感隐秘的作品。伊琳娜是叙述者“我”在长途国际飞行途中萍水相逢的一个俄国女性，小说讲述的，其实是一个艳遇故事没有能够发生的故事。或许是因为长途飞行过于寂寞的缘故，伊琳娜和自己身边的瘦子旅客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情感碰撞。一方面，是来自于瘦子旅客的挑逗行为，但在另一方面，却更是伊琳娜自己内心世界中的情感骚动。请注意，小说中的这样一种场景描写：“我看见伊琳娜的手激烈地抵抗着，瘦子则欲罢不能地使用着他强硬的腕力，仿佛迫切需要伊琳娜的手去抚慰他所有的焦虑。两只手在暗中彼此不服地又一次较量起来，伊琳娜由于力气处于劣势，身体显出失衡，她竭力控制着身体的稳定，那只被瘦子紧紧捉住的充血的手，拼死向回撤着。两人手上的角力，使他们的表情也突然变得严峻，他们的脑袋不再相抵，身体反而同时挺直，他们下意识地抬头目视正前方，仿佛那儿正有一场情节跌宕的电影。”这里，虽然看起来是在描写瘦子与伊琳娜之间的一种角力行为，但实际上作家却是在借助人物外在动作的描写折射表现伊琳娜内心的一种激烈冲突。这就是说，面对着一场突如其来的艳遇机会，伊琳娜自己陷入了一种心理矛盾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她确实有着一种强烈的本能欲望冲动。但在另一方面，她的道德理性却也在强有力地弹压着此种本能冲动。就这样，铁凝以其突出的艺术表现能力，将伊琳娜一种复杂真实的人性状态成功地展示在了广大读者面前。人都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在短篇小说的写作领域，却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情况来。铁凝的小说即使如此。伊琳娜虽然是小说的主人公，但她却一直到小说的大约三分之一处，才开始出场的。前面的一大部分，铁凝都在讲述“我”与表姐之间的故事。这就是所谓的“无话则长”。而到了故事的高潮部分，也就是面对着瘦子的强烈攻势，伊琳娜内心中激烈斗争的那个地方，铁凝却处理得特别简洁，她只是以很短的篇幅描写了伊琳娜和瘦子之间双手搏斗的动作而已。此所谓“有话则短”者是也。那么，铁凝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呢？“我”的体会是，前面的“无话则长”为故事的发生做好了充分的铺垫，而高潮阶段的“有话则短”则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可以任由读者驰骋自己的阅读想象能力。

同样是女性作家，盛可以那样一种咄咄逼人的女性意识殊为强烈的情感表现，与铁凝形成了有趣的映照。我这里的具体所指，就是她那篇影响颇大的短篇小说《白草地》。小说的叙述者，同时也是男主人公，名叫武仲冬。武仲冬，不仅家有娇妻，而且还有一个名叫玛雅的情人。从表面上看，武仲冬的情感生活相当风光。妻子“无可挑剔”，情人玛雅不仅不向武仲冬索要回报，反而还倒过来不断地送给武仲冬一些假冒的高档消费品。从红色的Louis Vuitton领带，到Pakerson皮鞋，甚至于包括Dior内裤在内，真可谓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但盛可以强烈的男权批判锋芒，实际上就潜藏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深层。表面上看起来别无所求的玛雅，实质上却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对于这一点，后来才彻底了解事情真相的武仲冬有着真切的揭示：“别问我后来怎么了，我不会和你一样很愚蠢地猜测蓝图到底知不知道我和玛雅的奸情，你应该立刻明白，心狠手辣的玛雅，她并不是忠诚的阿拉斯加雪橇狗，她是一头仇恨的母狼，多丽说‘沾上她的男人没有不遍体鳞伤的’，只是我现在才看见我表面完好，内里五痨七伤的生活，多么愚蠢的掩耳盗铃啊！”却原来，玛雅早就和他的妻子蓝图一起联手在暗中向武仲冬施以报复的举动了。报复的奥秘，就潜藏在蓝图给武仲冬每天早上都要提供的那杯盐水之中。那一杯盐水，其实并不是盐水，里头掺杂隐藏的正是所谓的雌性激素。到了这个时候，作家盛可以那样一种批判否定男性的异常鲜明坚决的女权立场，自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体现。而这，也才真正是盛可以一贯的思想底色所在。不能忽视的，是作家艺术表达上反讽手法的巧妙使用。在小说中，叙述者兼男主人公武仲冬那样一种表面上仿佛能够操控一切的洋洋自得状，与他实际上的一败涂地之间，所形成的，正是所谓的艺术反讽。很大程度上，正是武仲冬这一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特别设定，保证盛可以《白草地》的思想艺术成功。

尽管女性作家在情感的捕捉与表现上具有天然的性别优势，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她们有着垄断的权力。放眼新世纪中国文坛，男性作家中也同样有情感表达的高手。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恐怕就是毕飞宇。比如说，他的短篇小说《大雨如注》。《大雨如注》的可贵品质集中体现在它的社会关怀与人性关怀上。小说所关注思考的，是当下时代越来越严重了的中国教育问题。小说的中心人物姚子涵，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从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父母给逼出来的。可是，话要分两头说，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都狠，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副处以上的典狱长。”就这么三言两语，毕飞宇就写出了当下时代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与教育理念对于孩子、家长的无端戕害。而这一大的文化语境，正从根本上制约并影响着姚子涵悲剧的最终生成。为了充分捕捉表达姚子涵一种微妙的情感状态，毕飞宇特别设定了“大雨如注”这个核心情节。一天，一场瓢泼的大暴雨不期而至。在雨中，米歇尔尽情狂欢。正是在米歇尔行为的感召之下，一贯压抑的姚子涵也投入到了如泄如注的大暴雨中：“姚子涵只跑了七八步，身体内部某一处神秘的部分活跃起来了，她的精神头出来了。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姚子涵这辈子也体会不到暴雨的酣畅与迷人。这是一种奇特的身体接触，仿佛公开之前的一个秘密，诱人而又揪心。”正是这场不期而遇的大暴雨以及米歇尔的存在，彻底地打开了姚子涵被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与教育理念压抑太久了生命天性，表现出一个孩子天真的本性，实现了生命本真的回归。但对于中国教育问题的批判却并非作家的终极写作意图，借助于教育问题，对国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情感精神困境做出自己的独特思考，才是毕飞宇更深刻的艺术追求所在。这里，一个极富象征色彩的细节是，姚子涵突然晕倒后一个星期醒来，居然只能够讲英语，再也说不出自己的母语。一方面，这个细节象征着不合理教育体制对于孩子正常人性的异化扭曲，另一方面，如果从文化对比的角度来说，则象征着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或者英语霸权主义的赫然存在。国人一种普遍的情感精神困境，正是面对着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才得以充分显示出来的。从艺术表现的层面说，毕飞宇这个鞭辟有力的结尾处理，具有一种突出的现代主义意味。能够自然而然地把现代主义交融于一个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中，所充分显示出的，正是毕飞宇一种突出的艺术构型能力。

人伦情感的细腻捕捉表达上，能够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王祥夫的短篇小说《归来》。如同王祥夫其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一样，这篇《归来》的故事情节也非常简单。母亲吴婆婆不幸因病身亡，远在他乡打工多年未归的幼子三小携妇返乡。三小总说要携妇返乡看一看家人，然而，等到他终于回到家乡时，见到的却已经是母亲冰冷的尸体。这个时候，不仅他妻子怀里的儿子也已经三岁，而且三小自己也失去了一只胳膊，变成了独臂人。王祥夫是一位非常善于通过细节进行叙事抒情的作家，《归来》起首处极其内敛的细节中，实际上就包蕴着异常丰富的情感内涵。其一，儿子三岁，说明三小在外打工时间绝对在三年之上。其二，失去了一条胳膊，说明三小在外打拼之艰难不易。其三，三小一直思归而未归，说明的正是他对于故土和家人的一种浓浓情思。其四，等三小终于归来时，母子已是阴阳两隔，凸显出的其实是人生残酷的一面。其五，眼见囫囵人一个外出打工的弟弟三小变成了独臂人，“三小的大哥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啊呀三小？’停停，声音颤得更厉害：‘你这条胳膊呢？啊，这条胳膊呢？啊，三小？’”除了大哥的激烈反应外，小说并没有刻意地过分渲染三小那条失去的胳膊。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作家愈是不写，那条不幸的昭示着三小打工苦难境遇的胳膊便愈是要在场，愈有着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一个小说细节，居然可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内涵，王祥夫细节能力的超乎寻常，由此可见一斑。然后，小说就进入了关于吴婆婆丧事的办理过程描写。其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吴婆婆遗留下的那一笔钱及其处置过程。谁都想不到，吴婆婆居然省吃俭用地攒下了一万五千八百块钱。吴婆婆虽然已经弃世，但仅只是这一笔钱，就足以想见这位乡村老妪平日里异常节俭的生活状况。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一笔钱的如何处置上。尽管一家人都同意把钱留给三小，但在三小再次离家之后，二小哑子却在无意中发现了那包钱。大小遂想起了三小说过的一句话：“可怜我二哥是个哑子，老来老去比我都可怜。”就这样，大家关心着三小，而三小则关心着二哥。一个乡村普通人家弥漫着的浓浓人伦情怀，仅此一个细节便得到了强有力的艺术表现。

情感、心理是什么？情感、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表情。很多时候，只有透过这样的文学表情，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认识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变迁中的复杂时代。对于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写作中的富有内在艺术韵味的情感叙写，我们显然更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加以理解把握。

第三，是具有深度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的鲜活塑造。对于小说写作来说，在深入挖掘勘探人性的基础上塑造人物形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总体创造能力综合体现的一种结果。一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既深刻地映现着一个作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把握能力，也有力地表现着一个作家对于深邃人性世界的体验与勘探能力，同时更考验着一个作家是否具有足够的可以把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对于人性的把捉凝聚体现到某一人物形象身上的艺术构型能力。一句话，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否，乃是衡量某一作家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家总体艺术创造能力的最合适的艺术试金石之一。”实际上，并不只是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也同样需要塑造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这一方面，鲁迅先生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虽然一生都没有写作过长篇小说，但那些长久地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很多篇都有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观察一下新世纪以来中短篇小说的写作状况，就不难发现，那些获得了思想艺术成功的作品，其中也都有着人物形象的鲜活描摹和生动刻画。

毕飞宇中篇小说《玉米》的引人注目，即在于玉米这一女性形象的发现与塑造。细读文本，就可以发现，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玉米的人生命运，和整个家庭的盛衰起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具而言之，玉米先后经历了三次对其影响颇深的大事件。第一次是弟弟小八子的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女人只有生下男孩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也才算为这个家庭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惟其如此，小八子的出生才意味着曾经连生七个女儿的母亲苦难命运暂时结束。母亲的命运遭遇，在玉米幼小的心灵之中打下了极深的烙印。正因为同样身为女性，所以，我们才断言小八子的出生，促使玉米完成了第一次心灵蜕变，迅速成熟起来。然而，玉米毕竟只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孩子，随着生理和心理的逐步成熟，她开始“憧憬起自己的终身大事”来，有了对爱和被爱的渴望，待到飞行员彭国梁出现，她的心灵也就开始经历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也是唯一的一次爱的洗礼了。然而，由于父亲王连方被捉奸在床并被免去了支书的职务，这个家庭突然一下子坍塌下来，两个妹妹也被报仇心切的村人强奸了。但最让玉米无法承受的，却是她唯一的心灵支柱――彭国梁的突然宣布退亲。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玉米最终做出了嫁给“权力”的出格举动。很显然，在交代退亲这一事件时，毕飞宇是沿循着这样的一种发展脉络而展开的。即王连方失去权力――妹妹被强奸――村人给玉米造谣――彭国梁解除婚约――玉米极度失望并转而追求权力。由此而来的三重信息分别是：首先，父亲王连方失去权力固然是造成玉米后来疯狂追求权力的诱因，但却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次，彭国梁解除婚约主要是因为怀疑以致确信玉米已经失身；其三，王连方被免职与彭国梁提出分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造成玉米第二次命运转折的真正原因是“爱情”而不是“权力”。当玉米的心气跌落到谷底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她心态开始扭曲的前奏。在经过一番痛彻心扉的煎熬之后，她才最终决定嫁给一个有权力的人，以拯救这个处于摇摇欲坠中的家庭。这样，她的选择也就具有了某种悲壮的意味。通过王连方的联络，她草草地嫁给了刚刚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开始了自己虽然屈辱变态但却心甘情愿的另一种生活。这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她人生中第三次大的转折，同时也是最具根本性的一次转折。她与郭家兴之间并没有丝毫爱的成分，有的只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她的曲艺奉承，她的委曲求全，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兄弟姊妹。从这一点来看，她对郭家兴乃至郭家都没有任何温情或者眷恋的成分，她的心早已经死了。可是她的心却又是活的，她唯一没有泯灭的，就是对家人尤其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死敌”――玉秀的同胞亲情。可以说，玉米命运变迁的三次转折，都缘于她主观上的心理律动，缘于对母亲的爱、对彭国梁的爱以及对妹妹的爱。正是这样的爱，才最终促成了玉米的心理扭曲，才使她成为一位颇具人性深度的女性形象。

迟子建中篇小说《晚安玫瑰》中的赵小娥这一女性形象，同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小娥，可以说是一个生活不幸的普通女性。导致其不幸命运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她的非婚生子女身份。她是母亲被别人强奸之后的生命造物。正因为她曾经因为自己的非婚生子女身份而饱受屈辱，所以，当她终于有机会发现当年的施恶者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的生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采取各种手段多方求证，最终确证穆师傅果然就是当年的那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无法清洗的耻辱的强奸者之后，赵小娥就想方设法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行动了。赵小娥把穆师傅诱骗至松花江上的游船上。穆师傅在终于明白赵小娥因为当年的强奸行为而欲置自己于死地，求情无果之后，采取了一种毅然决然的自我了断行为，“纵身跃入波涛之中”。赵小娥觉得，“那晚的月亮在我眼里就像野鬼，惨白惨白的。”这哪里是在写景，迟子建这里写出的，只可能是赵小娥的一种真实心境。无独有偶，与赵小娥故事具有同构意味的是很多年前的吉莲娜。在伪满日本人统治期间，一位日本军官看上了吉莲娜。为了利用日本人实现自己的犹太复国理想，吉莲娜的继父不惜违背继女的意愿，煞费苦心地设计让日本军官占有了吉莲娜的身体。从被骗失身的时候开始，吉莲娜就想着报复，意欲索要继父的命。“她买了砒霜，每隔一周，悄悄用牙签将它们从烟嘴和烟葫芦拨拉进烟身，为他设计了一条死亡通道。”果然，在吉莲娜实施报复行为之后不久，她的继父就一命呜呼了。一个害死了自己的生父，一个害死了自己的继父。尽管说生父与继父对于她们都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过，但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报复之后，赵小娥与吉莲娜实际上都成了有罪的灵魂。然而，或许是因为她们身后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缘故，两位女性对待自己所犯罪过的态度不仅截然不同，而且还因此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当赵小娥自以为自己正义在握，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行为强加辩护的时候，吉莲娜却在认真地清洗自己的罪过。吉莲娜之所以会认真地赎罪，与她身为犹太人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显然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得知了赵小娥的弑父行为之后，吉莲娜告诉赵小娥，“她忧戚的不是自己，而是我。她说我逼死了父亲，可从我的眼神中看不到忏悔，这很可怕。她说一个人不懂得忏悔，就看不到另一个世界的曙光。”终于，在吉莲娜如此一种救赎情怀的强烈感召之下，在吉莲娜不幸弃世之后，赵小娥逐渐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灵魂。到最后，当赵小娥最后认识到自身的罪，并且以给生父穆师傅买墓地的方式安妥自我灵魂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吉莲娜一种宗教情怀的感召下，她的那颗有罪的灵魂，终于实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精神救赎。一个颇具人性深度的女性形象，就此得以诞生。

中篇小说能够塑造有深度的人物形象，篇幅更为短小的短篇小说，也同样如此。姚鄂梅的短篇小说《狡猾的父亲》的艺术成功，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亲这一形象的鲜活刻画。从小说的标题即不难见出，与那些我们惯常所见的总是被讴歌赞美着的父亲形象不同，姚鄂梅小说中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具有负面色彩的父亲形象。小说文本的实际情形也确是如此，作品的主体故事情节，就是母亲去世之后的父亲，围绕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与自己的三个儿子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争斗。令人称奇的是，尽管三个儿子出乎本能地结成了“统一战线”一直对“父”，但争斗的最终得胜者却往往总是父亲。由于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所谓“狡猾的父亲”这一说法本身，其实早已经告诉了读者他们之间的争斗结果如何。小说最突出的艺术成就，乃体现为父亲这一形象具有颠覆性的深度塑造。对于这一点，论者曾做出过有说服力的分析：“父亲本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把一个家从农田里连根拔起，移栽到街边’，不仅不靠任何助力地维持下这个家，让三个儿子都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颇有先见之明地让自己‘从农民变成了居民’，挣得了城市低保和拆迁住房。这无疑表明父亲具有足够的生存智慧和能力，其狡猾也生成其中。‘我们的父亲根本不是父亲，是投资客，我们也不是他的儿子，只是他的投资对象’，大弟说此话时也难免有了城市人的投资眼光，但也道出了正是城市改变了父亲。但父亲最终又回归于乡村，这便是《狡猾的父亲》最丰沛的形象张力。父亲的种种‘狡猾’，以悖反的生活场景（尤其是那忽然冒出来的个性）一一呈现，既混合有传统家长的权威、亲情，又渗透有新城市人的欲望、手段，例如那对国内外时局的了如指掌、对相关法律条文的娴熟运用，对日常家计的毫厘必较，往往被他天衣无缝地连接起来，用于满足他的家长欲望，的的确确呈现了一个传统的农民进城后如何适应城市生存规则的变化，又都萌生于人的根性。但他最大的‘算计’却是为与自己冲突最激烈的二儿子留下住房，回归到父亲的传统愿望。这样的父亲形象，显然留摄下当代中国城乡转型浪潮中农民命运变化的某种面影，而这种留摄是通过一个截然不同于以往小说中的农民、农民工或小市民形象完成的。”[4]

第四，是艺术表现方式的多元倾向构成。具体展开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须得充分认识到，假若说我们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过分强调小说思想内涵的重要性因而对于小说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样一种文学观念的话，那么，在“文革”结束迄今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经历了从“朦胧诗”和王蒙他们开始，中间又经过了所谓“现代派”（这里的“现代派”主要就是指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包括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等在内的一种曾经被批评界称之为“伪现代派”的小说写作潮流）与先锋文学的艺术洗礼之后，中国作家应该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艺术形式本身的重要性。尽管说文学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形式，精神性内涵的存在与否同样是文学的一种本质规定性所在，但如果忽视艺术形式的存在意义，就显然会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所持有的乃是一种精神内涵与艺术形式并重的文学理念。以上种种，正是我们切入分析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艺术表现形式的一个基本前提。

具体到新世纪的中短篇小说，就艺术表现形式而言，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多元倾向并存的开放式格局。进一步条分缕析的结果就是，这个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基本上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本土传统这样四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共存的创作格局。

其中最具主导性的，依然是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或许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长期以来一直一家独大的文学传统有关，现实主义迄今为止都在文学领域占有着难以动摇的主导地位。具体到小说这一本就与社会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文学文体，情况就更是如此了。那么，现实主义在新世纪中短篇小说中的一家独大状况的严重程度究竟如何呢？毫不夸张地说，此前我们所分析过的那些中短篇小说，从铁凝、方方、陈应松、王祥夫、毕飞宇、迟子建，一直到王十月、盛可以、姚鄂梅、余一鸣，他们的作品竟然全都是清一色的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学传统一种巨大的影响力之外，官方相关文学机构比如各级作家协会包括主要由它们承办的文学期刊的积极提倡，毫无疑问也是不容忽视的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处于急遽变迁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固然需要来自于文学界的强烈关注，就此一意义层面来说，现实主义的一家独大其实真的无可厚非。但如果从一种艺术多元的角度来说，作家能不能敞开并充分尊重自我的艺术个性去发展现实主义之外的其他一些艺术表现方式，恐怕也的确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说现实主义在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写作中一直处于一家独大的独尊状况，但因为作家各自的人生经历与艺术个性各不相同，这些共同秉承现实主义写作理念的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却又拥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艺术风格。这一方面，非常突出的一个例证，就是陈应松和王祥夫的艺术风格差异。这两位作家得以进行艺术比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他们不仅都属于“底层叙事”的代表性作家，都在以作家的良知关注着当下时代众多中国普通民众的艰难生活境况，而且也都坚决秉承着现实主义的艺术理念。比较的结果是，陈应松和王祥夫的艺术风格差异极大，陈应松是峻急的，是巍巍乎的一座高山，王祥夫是阴柔的，是汤汤兮的一泓流水。对于他们各自的艺术风格，曾经有论者给出过准确的艺术定位与细致的艺术辨析：“作为当下中国新左翼文学的突出代表，陈应松被看成是‘底层写作’的重要作家。尤其是神农架系列小说展示了鄂西北贫瘠山区农民充满血和泪的苦难人生。真实残酷的生活场景，极端的个人遭遇和命运磨难，无不呈现出令人震撼的艺术感染力和现实生存的压迫感。”而“在底层文学代表作家中，王祥夫稍微有所不同。王祥夫的小说隐约透露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情怀，同样是底层书写，读王祥夫的小说和散文有一种宁静的快乐，如同看他的画。……无疑，王祥夫的小说更像一盏灯火照亮幽暗的民间，温暖且绵长的光亮，朝向人性的善和生命的坚韧。”[5]陈应松与王祥夫的情况如此，其他那些秉承现实主义理念的作家的情形，实际上也都概莫能外，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

然后是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虽然说中国的浪漫主义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神话，追溯到屈原那些艺术色彩瑰丽无比的诗歌，但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状况来说，浪漫主义的长期遭受抑制，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艺术事实。或许正是震惊语这种艺术事实的缘故，我们注意到，最近，批评家孟繁华开始公开发声为浪漫主义鸣不平了：““孟繁华认为，写实主义传统严重限制了我们对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学的想象。城市文学和浪漫主义的传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没有经过浪漫主义文学的洗礼，是中国文学巨大缺陷。”[6]必须承认，即使仅仅从新世纪以来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实际来说，孟繁华的看法都有其相当合理的成分在。然而，在承认孟繁华看法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也须得看到，孟繁华其实主要是在张扬一种现代都市文学的意义层面上替浪漫主义发声的。一种实际的情形是，现代城市文学固然需要浪漫主义，现代的乡村文学也少不了浪漫主义。

说到新世纪中短篇小说领域中的浪漫主义，诸如蒋韵、郭文斌、安妮宝贝、笛安等的存在，恐怕都不容忽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就应该是蒋韵。就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来说，蒋韵这个时期的《告别的年代》、《心中的树》、《琉璃》、《朗霞的西街》、《红色娘子军》等，都是充满着浪漫气息的优秀作品。这里且以《朗霞的西街》为例，略加陈说。小说的主体故事，具有着强烈的传奇色彩。男主人公陈宝应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连长，1949年战败之后，本来有机会远走台湾，但却因为牵挂自己的妻子马兰花以及刚刚出生的女儿朗霞而留在了大陆。然而，陈宝应的身份却不允许他公开露面。怎么办呢？拥有突出的爱的担当精神的妻子马兰花就把他藏在了本来存放菜蔬的地窖里。而且，这一藏身，就是八年之久。很显然，马兰花之所以能够不惜性命地守护这样一份感情，乃可以被看做是对于陈宝应行为的一种回应。既然丈夫可以冒死留在大陆，那么，妻子又为什么不能够誓死守护这种难得的爱情呢？！“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韵笔下男女主人公生死不渝的爱情，恐怕只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这样古老的诗句来。又或者，蒋韵的小说，本就可以作为古老诗句的一种证词而存在。在当下这样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物质化了的社会里，如同陈宝应与马兰花这样生死相许的爱情，其存在的可能性的确是越来越微乎其微了。但愈是如此，蒋韵这样一种浪漫书写的意义和价值就愈是不容否定。

与浪漫主义一样受到过于发达的现实主义抑制的，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好在“文革”后的中国经历了西方现代主义相当充分的艺术洗礼，现代主义的被抑制状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一点，在新世纪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中同样有着突出的表现。老作家王蒙的《岑寂的花园》与《明天我将衰老》、韩少功的《怒目金刚》与《第四十三页》、叶弥的《桃花渡》与《另类报告》、阿乙的《春天》等，均属于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阿乙《春天》这部小说的现代主义品质，主要体现在作家对于小说结构的特别营造上。《春天》具体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春天”的女孩意外死亡的故事。依我愚见，除了那个喋喋不休的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设定之外，小说形式上另外一个关键处，就在于一种倒逆式叙事结构的成功营造。请注意，这里我所说的倒逆式叙事方式，绝对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谓的倒叙。一般意义上，所谓倒叙，不过是先告诉读者故事的结局，然后，再按照时间的顺序完成叙述的任务。那么，究竟何谓倒逆式呢？所谓倒逆式，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小说的自然节数，倒着完成自己的阅读过程。具体来说，整部《春天》一共十九节，我们完全可以从最后一节倒着读起，读完第十九节再读第十八节，然后是第十七节，依此类推，一直到第一节。这里面，稍微需要注意的是，最后的第十九节。关于这一节，我们可以把它切割为二。前面的两节除外，此后的部分切割下来，把它移动到第八节之后第九节之前。进行了这样的一种移动之后，我们就完全可以按照倒逆式来阅读小说了。之所以要这么阅读，就是因为这样才合乎于故事情节的演进程序。比如，第十九节叙述春天来到“我”家借住，紧接着从第十八节起始，就开始叙述春天来到“我”家之后所发生的各种故事。再比如，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知道等下她会说：‘我一刻也待不下去啦。’”第六节的开头则是：“这个念头扎根于脑中，小莉却想通过肉身位移来躲开。‘快点走，我一刻也待不下去啦。’”或者，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就像吃了芥末。列车一共十五节。”但第五节的开头却是：“列车无声地驶走。一共十五节，一会儿就溜完，我看见对面月台空空荡荡。”从以上分析就不难看出，笔者关于倒逆式叙事结构的分析，应该还是能够站得住脚。唯一无法纳入倒逆式结构的，就是小说最后一节两个自然段之后关于“我”与春天相约自杀的那一部分描写。现在的问题是，假若笔者倒逆式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阿乙为什么要在小说结尾处做这么一种特别处理呢？如果强作解人的话，我以为，阿乙的这样一种设定，显然是为了凸显春天之死的重要性，是为了能够与开头出现在殡仪馆里的春天尸体做一个艺术上的遥相呼应。

最后要提及的是，或许与新世纪以来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紧密相关，在小说写作领域，一种旨在创造性地复活中国本土小说传统的潮流，开始渐次成形。中短篇小说领域的情形，也同样如此。这一方面，不能忽视的作品主要包括王蒙的《尴尬风流》与葛水平的《喊山》、《甩鞭》、《地气》等一系列作品。这里首先需要略加辨析的，就是王蒙《尴尬风流》的文体归属问题。虽然出版者在版权页上标明为长篇小说，但就王蒙写作发表的实际情况来说，老作家的这部作品恐怕还是应该被理解为系列短篇小说。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把王蒙的《尴尬风流》理解为一部玄意盎然的禅味小说。既然是禅味，那也就意味着王蒙的小说片段多类似于禅宗中的一桩桩公案，这公案中表现出的是种种充满了歧义的理解可能性。虽然出现于王蒙笔端只是一个个相当普通的日常故事，但作家在这日常故事中所寄寓着的究竟是怎样的禅意，却是难以捉摸的，或者说存在着理解的多种可能性。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这其中的禅味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敬泽对于《尴尬风流》的理解分析是极为令人信服的：“我认为，他的真正志向是超越自传性、离开《圣经》逻辑去写中国人之‘心’，这是他的‘心’，但他也相信这也正是他人之‘心’，他不自我崇拜，当然也不拜各种面目的‘上帝’。”“而在《尴尬风流》中，他一不做二不休，线形的‘过程’索性就破裂了，变成了无数片段，变成无数具体的境遇和疑难的思绪，变成了大珠小珠落玉盘，变成了‘明镜’之上纷纷扬扬的尘埃，对此，一个可能的简易解释是，王蒙以此模仿生活的无序流动，但我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以此表达老王之心：这个人，他的心是非线性的，是一个巨大空间，是延展的、卷曲的、循环的、挥洒的，但反正不是向着一个目标一个终极不断前进的。”“‘无知’，这就是‘赤子之心’，是‘心如明镜台’，是‘破执’，《尴尬风流》由此成为知中国人之‘心’的一面镜鉴。”[7]既然是一部知中国人之“心”的禅味小说，那么，《尴尬风流》与中国本土小说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自然也就昭然若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