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新态势：政治转型与市场介入

张诵圣 著   刘俊 译*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校区  亚洲研究系；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一种新态势。由于戒严令的解除，反对派的兴起，市场化的形成，台湾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本文对台湾文学这一新的历史形态，进行了回顾和审视，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视角和阐述理论。

关键词：台湾文学；政治转型；市场介入

由于过去五十年的巨大变化，台湾已使自己脱胎换骨。这一变化过程使得人们必须对刚刚过去的（远不是最后的）台湾文学进行严肃的学术重估。尽管毫无疑问有许多理由可以把台湾文学视为是本土文化产物的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有机组成，但它还是被台湾岛内岛外的文学史家所始终忽略和常常扭曲。此外，假使一种对于台湾当代文学的深度阐释对于台湾本身十分重要的话，那它对启发我们认识全球化语境下的更大的跨界文学现象也同样具有价值。最初产生这样的想法是由于我的早些时候的一部著作《现代主义与本土抵抗――当代台湾小说》（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在那部著作中，我考察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把它放在二十世纪中期流行于许多非西方社会的强有力的艺术潮流中加以考察。我最初打算通过那个潮流，去探究台湾政治制度化了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学生产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已被台湾的主流文学所证实。然而，持续发生的一些事件，使我不久就调整了我的视角，转而关注一个已经快速朝向市场主导的自主的文学领域，而给予这个文学领域一个命名，就要求一个更具包容性和细微差异性的理论框架。在随后的反复思量中，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如我目前的研究所显示出的研究方法，那就是：通过对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复杂的、变动的政治和市场潮流的深入讨论，寻索出台湾1949年以后的文学轨迹。

今天的台湾文学，经过漫长的作为单纯政治附庸的旅程，已经寻找到了一条在一个相对自主的、不断增长的专业化的文化领域内，在市民精致文化渴求和市场主导的新兴现实之间转化的途径。我的新的研究方法，结合了对不仅仅在台湾内部出现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而且在现代化的地方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以及后殖民、冷战，后冷战世界的秩序的深入了解。从这个角度看，在台湾和其他许多当代东亚社会，包括却不限于中国大陆，有许多重要的相似之处。

这个语境面临着一个直接的挑战：即如何界定不断增长的发生在外在决定因素――如政治和经济力量――和各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作用于文学形态的术语的关系。这远远不如在最近的从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和其他文化研究角度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追求来得令人满意。我这里的目的不仅是要描绘出在台湾文学世界中，政治和市场力量缓慢却是深刻的力量变化，同时还要探讨与复杂的历史紧密联系的位置斗争，这种斗争是在各种互相影响并在环绕着它们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中戏剧性地发生改变的文学运动中进行的。

新优势

在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台湾正以一种令人心惊和焦虑的姿态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市场规律已经在1987年得到提升，现在那个重大事件的冲击力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律性的浪潮。台湾文化生产的环境和模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以至于需要一种新的批评范型来完全理解在这种新环境和新模式下产生的模式。最富意义的是，1987年以前的文学历史现在已经具有了不同的色彩。

台湾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使文化领域彻底改观，它从官方检查制度下解放出来后，就迅速地被伴随着选举民主的前奏、合法的反对党和日益活跃的平民社会所引发的政治大动乱所消费。政治风暴集中在三个相关的前沿领域：（1）发生在执政的国民党和快速崛起的民进党之间的令人惊奇的权力斗争；（2）在台湾两大族群“本省人”和“外省人”（分别指1949年前和1949年后从中国大陆来台湾定居的中国人）之间日渐严重分化的认同政治；（3）全社会关于台湾的国家和文化认同的争论，以及如何解决和中国“统一”或走向台独的问题。和中国大陆反反复复的谈判，在台湾海峡偶尔举行的军事演习，以及在中国快速增长的商业投资都使得所有的这三个前沿领域更加错综复杂和具有压力。当台湾政治改变的时候，文学话语的名称也随之改变。一种确定的文化潮流的价值在上升的同时，它在其他方面也在扩张，同时不同的个体也发现，他们的文化资本，以及他们在文学领域的位置，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于是，在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复杂争论，就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那就是：是“台湾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在台湾”。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台湾文学”在文学领域被提升到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地位的时候，文学的重大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却快速缩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是持台湾民族主义的人突然能够实现他们的主张了，然而加速的自由经济为在全球化市场中得以进行的文化生产的各个层面带来了竞争，这种现象令人震惊。不过，正如现代本身被认为的那样，台湾的文学社群仍然习惯于推崇与中国传统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做好减轻全球市场中的资本主义竞争效果的准备。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严肃文学在海峡两岸都失去了土壤。在中国大陆，一种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那就是通俗文化在迅速增长的、去政治化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1]，在围绕着王朔、贾平凹的《废都》、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卫慧的《上海宝贝》的争论背后，是对文学易受消费者驱动影响成为商品的痛心的承认。

台湾在解除了戒严令之后，体现文学衰落情形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在前卫文化潮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女性／性解放，同性恋人权运动，以及媒体批评和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暧昧角色。前卫的文学论述被大规模地任意处理，许多挪用的激进姿态使它们置身市场，而鲜有人能抵挡它的诱惑。

最近对于中国文化领域中市场力量解释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事实是，至少在台湾，我们已经忽略了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的市场维度。以往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台湾当代文学中政治和美学维度的假定性的二元对立，而对于一直在政治和美学二元之外尽力拉扯的市场力量则很少关注，尽管与最近十五年的情况相比，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时期的前几十年，这种拉扯更加细微。本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从这个额外的维度的角度，重新审视整个台湾当代文学，特别是文学领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几乎完全是政治的附庸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转向以市场主导。

将市场力量的拉扯代入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至今为止的两维视野突然变得更加贴近三维的现实，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考虑的，是这些政治、美学和市场的力量如何实际作用于台湾独特的现实和历史时期，并反映在台湾当代文学中。我们需要了解台湾文学运动的本土历史和背景在文学领域内是如何导致个人和团体的彼此互动，以及这些主要力量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变化。

在美国学界，向台湾本土的转移在关于中国研究的领域中已经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早出现的“伤痕文学”以及随后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寻根文学”出现之前，最著名的当代作家，像白先勇和余光中，都来自台湾。导致这一现象最突出理由是，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的文学生产是如此严格地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束缚并且因屈从于政治目的而导致不可避免地在美学水准上留下了贫乏的记录。然而，在中国大陆，这种被认为是缺乏“艺术成就”的想象性写作目前正在被重新评估。当学者们在寻找新的更全面地观照大陆当代文学所扮演的角色的视角的时候，他们把这一工作和建立评判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结合起来。什么才是构成这种（以西方的眼光看来）古怪的文学形式的真正的技巧？它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了植根于中国文化――预备了庸俗的政治操控方式――之上的关于自然和文学价值的认识？最近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探讨不同“美学”的可能性，他们对这些“美学”的阐述胜过了对它们的指责[2]。这些针对“本土经验”的尝试，实际主导了中国当代文学生产和接受的基础，使得对过去中国大陆文学中模糊难解时期进行更加细微的理解有了可能。

当台湾当代文学在文学研究领域比大陆文学处境要好的时候，它也已经陷入到主要用一些特有的支离破碎的概念来加以分析的境地――这些概念因与台湾的经历相关而容易成为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有关后殖民――认同结构、语言斗争、现代化策略以及民族主义的种种理论统治了当今的台湾社会。正如它所显示的重要性那样，对台湾特殊历史的更多关注是必要的。从戒严的军管体制，经由逐渐转变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称的“软威权”统治，走向民主状态和自由经济，这一切对于形成1949年以后那个没有参照就不能正确理解的殖民性的台湾，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正如台湾岛内和岛外的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的，由于在最初几十年里国民党自己也是专制统治者，因此台湾的殖民和后殖民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本土框架里面，存在着台湾多样的和变化的文学形式，这些形式当它们伴随着缓慢发展的认同话语、反映政治运动和党派增长转变的现实，并且对日益高涨的巨大市场力量作出反应的时候，它们着实令人激动。

概念框架

这里一个主要的焦点是在台湾文学领域中插入的竞争，这种竞争反映了一种在当代时期与政治和市场力量相关的重要性。为了进行系统分析，我面临着需要把原始材料组织成一个巨大整体的问题，我发现了两位欧洲理论家的杰出工具，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文化生产的场域”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于霸权和文化形式（让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他们术语中关键的一点不同，那就是“文化”在威廉斯关于霸权的讨论中是指“广义文化”（whole ways of life），而在布迪厄的“文化场域”中，“文化”则更多地是在狭义的意义上涉及到想象空间、创造性行为以及可以用来与“文学领域”（literary field）相互换。

在对布迪厄的“文化场域”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我引申出“美学位置”的概念，并把它运用到在台湾当代文学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四个群体中：主流文学参与者（“文学参与者”表示民众和作家都卷入到了对文学的传播和神圣化的过程中）；现代派；乡土派和本土派。这种广泛意识到的出现在1949年以后台湾的不同时期，伴随着大历史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兴盛和衰落的文学形式，当文学参与者在文学领域占据了一个“美学”位置，他或者她不仅仅是简单地赞成一种特殊的美学标准，而且在同一领域中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确立了一种网络关系。然而，鉴于布迪厄强调在文学领域中的位置和主要被过去的执法者所控制的社会一般权力场之间的协调性，台湾的情况相当不同，特别是在当代的早期，在戒严令下，台湾的文化体制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且其政治合法性通常也笼罩在其他的神圣原则之下。于是，文学内外的发展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关联，这也就是雷蒙・威廉斯由三部分――主导、另类和反对――文化形式构成的概念的有用之处。

主导文化：主流。1949年以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是直接强迫性地严格限制知识分子和艺术活动。主流文学的参与者既默默地承认也无意中吸收了这些限制，对戒严时期的保守主义、顺从风气和前传统主义的支配文化的发展有所贡献。在戒严法解除之后，外省第一第二代作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占据了主流位置――在这种文化遭到攻击的时候，看到他们拥有的象征资本主义价值急剧衰减，从而陷入了一种情感的迷惘。

另类文化：现代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化和知识分子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各种激进潮流（可以将之归入“后现代主义”名下），分别受美国自由人文主义和全球进步潮流的感召，他们引进的另类文化视野最初伴随着对潜在的内在恐吓的解放，然而，由国家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两种形式在构建的同时也被迅速同化。这个“检验所”更强调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已上升至这一时期的早期的突出位置，他们对于文学领域的影响发挥出远比后现代主义深远的影响。

反对文化：乡土和本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持续进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外交挫折和当局控制逐渐丧失，构成了一个对国民党支持的主流文化形成严重挑战的舞台，最初是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乡土主义开始，然后是赞成台湾意识的本土主义。乡土主义和本土主义两者显然都持反对文化的立场，乡土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们把文学作为他们以一种间接的态度对政府亲西方和亲资本主义的政策发出批评声音的手段，戒严令的解除最终允许他们可以公开地表达更多的意见，但是他们左倾的意识形态和亲中国大陆的立场使他们缺乏群众基础。文学领域中的本土立场最初是国民党当局压制台湾本土文化遗产――特别是日据时期，以及在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社会张力的产物。在刚开始它是一种潜在的抵抗形式，逐渐地它成为更有自主意识和公开地反霸权，并最终在戒严令解除后的文化场域中，依凭着台湾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兴盛而成为主流位置的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

与大致同一时期的中国大陆不同，几乎从一开始，政治并没有完全流行于台湾的文化领域，在国民党统治的早期，市场力量开始逐渐侵蚀政治当局的控制基础，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进程更加快速。在戒严令解除前的十到十五年间，伴随着主流位置的流行，操纵着资本的分配并决定着什么才是构成“一种真正的文化合法性”（布迪厄的术语）的文学参与者的力量显著增长。尽管政府保持着它对于文化基础设施的掌控，市场却已经开始促进如布迪厄所称的文学领域的一种“自主化过程”，它的美学位置和外在力量的关系在文学自身运行规律的作用下逐步得到调整，对原有意识形态印记的逐步摆脱和各种位置更经常地互动，导致了它们原先显著的特征变得破碎和混杂。

这些变化为“大裂变”（以戒严令的解除为标志）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打下了基础，此时的选举民主和全球资本主义在台湾共同制造出一种更专业化的文化领域，当支配权威对文化事务直接干涉的状况有所收敛的时候，市场力量和一种新的操控文化的官僚机构代替了它。许多文学参与者发展出了一种明显地影响了他们富有创造性的活动的职业主义，当来自前一个时期的四种文学形式的残余影响无论怎样被模糊化，它仍然发挥作用的时候，这种职业主义很努力地适应新的结构环境并竭力抓住新的游戏规则，无论是好是坏，已经获得相当大的自主性的台湾文学领域对于它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对应物来说，具有着巨大的相似性。

历史轨迹

在威权统治下，主流位置受体制的限定和统治政体的抑制，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来的随后的岁月里，国民党当局采取高压的文化控制，规定文学只能从属于政治宣传的目的，此外，文化生产作为从总体上承担着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还没有和国民党一起来到台湾时的民国时期的大陆知识分子群中已经具有支配地位――的重任，当局以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模式指导各种各样的文学动员措施，不过与此同时，最初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型于中国大陆都市环境，并通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相关的自主性文化产品的注入而扩大了的文坛也在台湾复活。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国民党的文化措施渐渐地从“统治”转向“主导”，从直接的政治高压转向有效的“连接社会、文化和政治力量”。文学领域对于“纯文学”――就是那些赞成精致的、看上去非政治的文学式样――的响应，间接地支持了国民党的霸权。当这一时期大多数活跃的作家是大陆来的流亡者的时候，对政府和它为防止共产主义叛乱所采取的主要宣传的支持就大部分是自愿的。此外，到适当的时候，支配文化的压力和限制被作家和通过一系列得到赞许的美学范畴的调解，一个行为模式的样板出于从原初接受的需要和政治的妥协被转变成积极的价值，一种保守的文学生态于焉形成。

然而，随着战后受教育的新一代作家的时代的到来，以现代主义和乡土文学运动的形式，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保守主义形成了新的挑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早期和晚期一样，一股又一股的现代主义先锋运动开始吸引台湾文学参与者的想象，随之而起的一种更严重的现代主义美学和意识形态同化，涵盖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事实上，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受到国民党认可的西方话语的意味深长地支持，同时也受到美国在战后亚洲重大存在的帮助，它促进了从国民党文化霸权中分离出来的文化幻想，但没有挑战体制的政治基础，对于崛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就不能这么说了，伴随着一系列外交挫折――以1972年台湾当局被迫退出联合国为顶点――台湾内部开始动荡不安，主要由同样是战后出生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乡土派直接向现代主义开火，毫无根据地认为现代主义是推动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共谋，当表面上攻击国民党的文化霸权的时候，左倾的乡土派无疑地也牵涉到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攻击。因此乡土文学运动应该可以被视为是当代台湾第一个出现的“反对文化”形式。

文学形态的结构位置关联着各种尚未解决的艺术形态的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现代主义精英，面向他们直接的前辈的政治妥协和业余身份，提供了一种对于那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得到文学承认的作家们的批评，同时，现代主义的美学蒙昧主义和傲慢的反偶像姿态最先在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官僚中引发了不安和怀疑，不过接下来，当剧烈的乡土文学论战在1977―1978年爆发的时候，（来自乡土论者的）新的共产主义威胁使得国民党和保守的、支持当局的主流作家迅速结成了紧密的同盟。

现代主义和乡土文学运动都植根于国家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对左翼的意识形态争端是由对现代化方式和建国理念的分歧造成的，并常常浓缩为视西方援助为功劳（或威胁）。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众媒体消费文化的重要性日见增长，加速了台湾社会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并且随着西方影响更深的渗透，意味深长地侵蚀了这场争论的基础。当现代主义和乡土文学的形式都日渐边缘化的时候，主流文学带着一种复仇的意味再度出现。

主流文学成功更新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副刊体制的出现，或者说是报纸的文化副刊，特别是两大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通过年度文学奖，现代的、专业的副刊体制开始成为主要的生产赞助者和神圣化的主要参与者，由于有效地吸收了现代主义者的文学创新和乡土主义者的社会政治关怀，主流文学新的特点（烙印）同样易于直接地受制于市场和主要的“中产阶级”品格的影响。这种文学的一个持久的潜文本，就是对城市生活风格以及台湾新获得的富裕的自满的庆贺。当偶然挑战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禁忌的时候，这些工作通常是不可颠覆的，符合台湾地区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品位[3]。

与主流位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现生机相对应的，是来自这个岛上“外省人”和“本省人”这两大族群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新的挑战。发生在1979年的高雄事件[4]，敲响了随后十来年以“党外运动”联盟为开端的日益高涨的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力量的钟声，随之而来的是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文化领域，本土运动开始以“台湾意识”反对当局的大中国意识形态。事实上，这个立场在一些边缘化的台湾本土作家群――以日据时代的老作家为首――的作品中早就有所表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因不利的政治气候而渐趋沉寂的本土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乡土派一起发动了一场直接针对国民党文化霸权的进攻，不过，这两个群体怀着完全不同的企图，并且最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分道扬镳，乡土派的核心成员坚持中国民族主义，与此同时本土派则沿着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寻求台湾认同的方式，在倡导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方面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声音。

也就在此时，中国大陆在锁国三十年后重新开放，它的新的国际亮相，和本土派追求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努力共同作用，迅速消除了国民党的政治神话――国民党体制宣称的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去除了新传统主义、中国中心主导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虽然这一切并没有转换成本土派在文化领域的一举成功，但主流文学参与者中转向新本土派姿态的数字在增加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使各个领域来研究这一爱恨交织的矛盾成为一种特质。

非常戏剧化地，作为一种反对的政治力量茁壮成长的有效成果，国民党正统文化遭到侵蚀的进程极其迅猛，不过意识形态挑战并没有限制有组织的政治，在物质丰富和资讯自由的刺激下，整个社会开始质疑保守的支配文化。利用开放的气候，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刚刚从国外回来――成功地使文化潮流，特别是性别政治，从西方变为本土化，其结果就是激进文化形式急剧汇集在（也很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名目之下。技巧地利用最近的自由化运动和迅猛扩张的媒体以及与全球知识分子运动相同步，这些新的“另类”文化形式在后戒严文化图景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从更年轻的一代中得到支持并在整个社会中具有极高的视野。尽管文学生产自身的激进潮流的影响是有限的，但他们对整个理性风潮的影响却突出地反映在台湾文学研究的新的体制化了的学术原则上。

在戒严令解除之前，本土形式明显地持有对立的、坚定地反对由外省人主导的国民党体制下的一党专政的态度，然而，当戒严令已成为过去，成功地“台湾化”的国民党和不断壮大的民进党帮助本土派急剧膨胀，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不断增长，于是一种彻底重建台湾主导文化的行动开始了。

当本土形式从一种斗争的前驱转变成一种新的主导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的时候，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同布迪厄所说的，任何文学场域的中心动力，都是为了获得重新界定的权力和独占文学话语的合法性而发生在占据了不同位置的参与者之间的斗争。台湾的文化领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充满活力，是由于为了争得主流地位而发生在新崛起的本土派和国民党支持的文化形式的残余力量之间的剧烈斗争。民进党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的胜利使得这场文化领域的斗争更加混乱和复杂。

我在这本书中的研究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最近发生在台湾文学研究中的戏剧性变化，进行概括性的处理，第一章首先是关于这个领域的一个鸟瞰，然后展开一个理论框架，对彼特・何恒达（Peter Hohendahl）关于文学“体制”的观念以及布迪厄理论中的一些确定的关键概念予以特别的关注。第二章以对一个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被忽略的事实――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湾文学受到市场力量的强烈作用的早期的三种批评工作的观照――为开端，这一章结束于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共小说《旋风》――它能证明在紧接着1949年以后的那些岁月里，台湾文学领域里政治和文化合法性原则间复杂的互动――的个案分析。

第二部分集中在主流文学、现代文学和本土文学在早期的发展和互动。第三章讨论了在专制的国民党政体下主流文化的突出特点，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意义重大的遗产已经消失，这一章追溯了“文学竞技场”的复苏和“纯文学”通过一位关键人物――既是编辑又是作家的林海音――的工作得以转世再生。第四章处理的是从政治统治和抗拒平庸转变而来的早期现代主义形式的崛起，两个来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英的文学人物：夏济安和余光中，被视为是这些精英的代表，接着这一讨论以三位杰出的散文家――王鼎�、余光中和张晓风――将“中国”比喻美学化为例证，讨论在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如何影响了主流文学。第五章以吴浊流、钟肇政和叶石涛为例，考察了在台湾本土作家中“本土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部分的前两章处理的是主流文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到八十年代中叶发生的重要转变。第六章探究的是两个主要的报纸副刊――《人间》副刊和《联合》副刊――的兴起，它们在文化领域的领导位置，以及介绍建立在副刊基础上的“中产阶级”小说，探讨逐步形成的文体阶层制度和主流艺术家中婴儿潮一代的潜力――他们作品中对政治牢狱禁忌题材的涉及足以证明他们超越了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接下来的第七章中，受现代主义和乡土文学的转变及不断增长的跨国文化潮流的影响，副刊的文学生态充满了高层文化的渴望，这使得文体阶层制度变得相当复杂，而婴儿潮一代作家对副刊文学生态压迫的反抗是以不同的、有时是截然相反的方式进行的。两种得到详尽论述的主要趋势是女作家们创作的最初被污蔑为“闺秀文学”的美学形态的改变，以及新出现的“新乡土派”――他们在次位置上对西方高层文化潮流热情拥抱，同时又被环绕着他们的“中国”概念这一棘手问题所苦恼。最终，在最后一章，介绍后戒严时期的新发展，在对本土话语的新变化进行大致的概述之后，激进的知识分子潮流贴着后现代的标签继续前行，文学领域更加特殊化和专业化，这一章以对著名的公共媒体事件――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举行的“台湾文学经典”评选活动――的分析作为结束，由于卷入了大量的文学参与者和读者，这个引起了激烈争议的事件证明了在前几十年形成的四种文学位置的残余影响，同时也见证了新时代文学领域的一种彻底地改变――并且这种改变还在进行之中。

（本文为张诵圣英文著作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一书“导言”的中译，题目为译者所加。该书中文版《台湾文学生态：从戒严律到市场经》由刘俊、陈美静、张诵圣合译，将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