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浪漫”

――张承志的知青文学写作

李有智*

（宁夏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银川 750021）

内容摘要：张承志的知青题材作品，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彩，青春、激情、美等等亦是此类作品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为多数评论者和研究者所公认。其时正值“伤痕文学”流行，成为一时风气，张承志的知青作品则裹挟着一股清新气息，令彼时的文坛耳目一新。但张承志的作品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历来为人所忽视，就是他对收养了他的草原母亲的感恩以及最终不得不离去的身份转换，亦为作品中一个重要主题；此外，作品还描写了知青生活极为艰辛的一面，可谓是一部微观的知青生活苦难史。他也从多个角度探析知青运动，认为无家的尴尬和身份的不明是此运动失败的两个主因。

关键词：知青；草原母亲；上山下乡；身份转换；苦难

张承志以创作知青题材的小说在文坛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初出道时正值“伤痕文学”作品流行，他那些描写草原知青生活的小说，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正像王蒙当时所评价的：“这几年时兴的小说写法是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描写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灾难性的最生动也最刺激的例证是女知青的耻辱遭遇，写知青题材而不写女知青的耻辱的作品简直不多。然而张承志并没有随波逐流，不论一些作品怎样用不亚于炼狱的惨状的暴露代替了当年的慷慨激越的‘理想之歌’，张承志在严峻的真实里仍然肯定着上山下乡当中、与劳动人民结合当中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一切具有理想主义光彩的东西。”[1]

诚然，张承志的知青小说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另一方面，也描写了知青极为坎坷的经历，无论是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青草》等，还是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以及长篇小说《金牧场》，均以大量笔墨写到了知青生活的苦难，包括那些看似意外发生的灾难。张承志曾用“艰苦的浪漫”[2]来形容之，这一点却多被忽略了。

张承志的知青作品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同样被忽略了，那就是离别。与民众结合的知青，最后却纷纷跑回城市，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张承志前期作品即围绕着这个矛盾或主题在描写，甚至更多是在辩解。在他的作品中，最为动人的恐怕还不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而是一次次地重复着离别的仪式，那也是对内心痛苦的一种抚慰。

张承志对知青运动的评价是正面肯定的，这与流行的观点判然有别，比如视上山下乡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一说，张承志完全不认可，认为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据他自己的探索和认识，知青运动的失败，其原因乃是知青缺少一个安定的家，以及知青始终未能明确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导致了他们受歧视并流散入社会底层的境况[3]。这种看法确实前所未有、闻所未闻。

一、知青对母亲（额吉）的感恩仪式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发表于1978年，当时即引起文坛关注。评论家李敬泽30年后在为一本短篇小说选集所写导言中，重新阐释了这篇小说，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小说中真正的解冻始于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而不是以往惯常所认可的《伤痕》、《班主任》等，由此确立了这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它的主题是“个人”及其在经验、思想和感情中的体认和选择，“文学由此与生命、与世界和语言重新建立直接的关系。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么他也有待于个人的独自寻求，这在1978年无疑是一次革命，虽然当时的人们并未领会此事的革命性”[4]。

这个短篇同样还有一个主题历来为人们所忽略，即是对母亲的感恩。就像李敬泽所准确分析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主体”，他才是主角，通过他的眼睛显示了母亲的形象，表达的是对母亲的深切感激之情。如果说小说还有什么未被阐释的意义的话，那就是张承志在结束了知青生涯后，以文学的方式正式地表达了对曾经收养过他的额吉的致谢，是一个郑重的致谢仪式。

小说中出现的一个词语“抱养”，是蒙古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习俗，即收养一个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孩子，这个词语对1968年上山下乡大潮中被裹挟、并流散于各个边地僻乡的青年来说，其意义是重大的，因为每个离开城市的青年面临的都将是极度陌生的环境，是未知的困苦，甚至危险，此时遇到一个母亲般的女性，在他们的成长史中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小说有一段带有议论性质的文字“年轻人的心，……也有再冷却下来的可能”，明白地指向主人公、一个来到牧区的知青，他的心不容易变得热起来，即使热起来，也有冷却下来的可能。张承志后来总结说，“在内蒙插队到了那个年头，知识青年们的心已经散了”[5]，曾经豪情万丈的青年们，仅仅过了几年的时间，他们的心就已“冷却”了。与此相对照的是，主人公经过生活的一番磨炼之后，终于有了“一颗永远火热的心”。颇具意味的是，这个受磨炼的细节，不是发生在主人公身上，却发生在了母亲身上，母亲为了保护主人公而导致自己下肢瘫痪。对年轻的主人公来说，这是一次震动，一次真正的“磨炼”，此后，他体会到了母亲的意义，“一种崭新的意识”从他的心底萌芽了。张承志后来极力描写的底层价值观等，均源自于对一个普通、平凡的母亲的感恩。

出于养子对母亲的报恩之情，张承志此后同时以小说和散文两种形式，不仅描写了母亲，而且也因为对母亲的恩情，将他的笔墨扩展到了一个民族。1999年结集出版的蒙古题材散文集《牧人笔记》，以及2001年出版的小说集《黑骏马》和《北方的河》，是他反映蒙古生活的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

1998年完成的长篇散文《二十八年额吉》，是张承志对结识了近三十年的额吉母亲的带有总结性的回忆。在文中，他忆及了早年的一个近乎于狂妄的想法，即要把蒙语中的“额吉”一词输入进汉语中去。他的这一想法最终受到了来自蒙古族一些知识分子的干扰而未能实现，起因是《黑骏马》中有关蒙古民族风俗描写，如索米娅未婚先孕、蒙古族特殊的生命观等，触犯了民族的禁忌。这令张承志警觉而不安，他意识到了，即便出于纯粹的感恩之情，写一个异族的生活及其习俗，也相当于“撞上了巨大的命题”，他中止了小说写作，代之以散文写作。《二十八年的额吉》既是叙述，也是辩解，其中提出了一个文化禁忌原则：

“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

“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还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6]

张承志说，自己即使不是一个“闯入者”，也是一个“被掷入者”，是被1960年代的时代狂潮裹挟抛掷到千里草原上的一个插队知青，也就是说，毕竟不是额吉的亲生儿子，这让他最终懂得了在写作时要严格地约束自己，“不愿僭越”，因代言永远不危险的。张承志好像在向人传达信息一般地说道，自己只是把母亲当作“一种象征”，在写作中遵循着真实的原则，从没有打算以她及她所属的民族为描写对象，写成作品后“给世间提供消遣”，他“不会把从她那儿获得的知识尤其是秘密，猴急地签名叫卖”，这一切同样也是出于“漫长的、情义的体验”。1983年完成的《牧人笔记》，是张承志对蒙古整个民族的描写或介绍。这本小册子借一个生产队为单位，介绍了蒙古族游牧社会的生活和生产过程，包括家庭结构、迁徙、养子观念、生命观念等，每一部分的叙述都是准确而朴素的，这些生动、感性而又准确的描述，呈现出了一个民族的形象，包括他们的内心世界。张承志写作这本小册子，是以一个曾经的知青的视角，更是“从一个牧羊人的立场和眼光”，意图在于向外界介绍蒙古民族的民俗、风物、生活等等，在那样一个独特的世界里，“人们战胜着自然和贫穷并创造着美，人们在顽强地寻找着人生的正道和意义”。这也是张承志用学术方式对一个民族的感恩和报答[7]。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曾经感慨道，他写了大半辈子草原，还不如张承志写得那么好，以《金牧场》而言，他认为其中最能展示张承志艺术才华的，就是对牧民大迁徙的描写，“……知识青年插队那条线索写得比较扎实、亲切，而红卫兵长征那条线除有‘蛇足’之感，还总觉得缺少一些惊人妙笔；访问学者在日本那条线颇费笔墨，写得也花哨，但有矜持与造作之嫌；在这几条平行线中，写得最真实而又震撼人心的还是蒙古牧民生活的那一条线。这不是我这个蒙古族人的偏爱，而是一个作家的艺术直感。退一步说，就算是偏爱，那么让一个写了大半辈子蒙古牧民生活的蒙古人产生偏爱，那可得有点货真价实的玩艺儿”。张承志之所以写得这么好、这样“震撼”他的心灵，原因在于，“不论在草原生活时或者离开草原以后，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蒙古草原上的异乡人、外来人。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某些‘知青作品’里无意识中流露出的把自己写成是‘开化者’，对愚昧无知的百姓寄予同情与怜悯的那种浅薄的感情。张承志是个血气方刚有时也很孤傲的人，但他在人民面前、在生活面前，是谦恭的，是个忠孝兼备的好小子。他对生活对人民的真情实意，坦诚地全然泻落在自己的作品中”[8]。

二、离开草原与身份转换：漫长的告别仪式

1968年，张承志瞒着母亲，与同学一道来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插队。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年纪还小，不懂得关心母亲，一心想到边疆去，去革命，还写血书，瞒着家就跑”[9]。写“血书”，这是当时年轻人表示决心的一种方式，抛弃城市生活，也即主动离开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愿意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长篇小说《金牧场》开篇即描写了主人公写“血书”的情节：看着朋友蓝猫拿着一张“血书”走来时，主人公的心抽搐了，血液沸腾了，于刹那间感觉到浑身都在“脱皮换壳”，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小说在同一章节中也浓墨重彩地写到了与此相反的细节，以作为一个明显的、强烈的反照：回城的知青们于酒酣耳热之际，纷纷忆及当年插队生活，口吻亲切，情感真挚，然而，一个极不谐和的声音干扰了前知青们的回忆，那个声音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刺耳的、毫不客气的，对着他们直冲冲地说道：“既然那么亲，干吗还非回北京呢？”面对如此的反问，如果避而不答，则一定是虚伪；而一旦回应了，即会陷入这反问预设的悖论，那是一个明白无误的逻辑陷阱，因为任何一种回答都将是错误的――如果爱草原你就不该回来，可现在你们终于回来了，这就充分证明你们表现出来的情感多少有些虚伪，并非出自真情实意，所谓爱草原可能是一种作秀。但是主人公没有回避这个尖锐的发问，为了守卫自己心中“最高贵的、千金难买的一个梦”，只能直面了那个尖锐的疑问。

由此可见，张承志早期的知青小说并不完全是在知青文学模式化风气中，写了正面的或理想的内容，因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对知青运动这样一个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的社会现象，难以轻易对待；作为一个亲历者，张承志的思考、回答已经不只是对着社会、对着向他提出质疑的人们，而且也是为着自己内心的梦。他早期的几篇关于知青生活的小说，都有一个重要主题，那是为自己、也为同代人发出的辩护声音：他们是如何经历过那不为人所理解的艰难的知青生涯，他们深爱着过去的那个梦又是怎样遭到嘲笑；回到城市，他们又如何为了角色的转换，付出了较他人更大的努力。短篇小说《青草》回答了他们那一代人为什么离开的问题，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则描写了他们回城后的角色或身份转变问题。

《青草》创作于1979年，发表于1980年第1期《北方文艺》上。这是一篇没有受到重视的小说，作家本人好像也不是很看重。今天回过头去看，无论就作家早期创作的艺术性显现还是思想轨迹变化而言，《青草》都是一个典型的文本，它已经包含或预示了后来的作品如《黑骏马》、《金牧场》等的主题因素；其中为自己离开草原而激辨的声音，愈发清晰可闻。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北京知青杨平与牧民的女儿索米娅相恋，然而几年过后，回城的大潮波及了草原，杨平决定返回北京，离别前一天，他最后一次骑马，“走上草原上的最后一段路程”。青年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求，与留在草原一辈子做一个牧人的严酷现实，二者间产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走是痛苦的，不走更其痛苦；向往美好的生活属正当的权利，而无数平凡动人的往事又动摇着他的决心。主人公最终没有找到一条令自己心安的理由，任何理由都不能平抚那颗感情丰富却又矛盾重重的心灵。小说末尾出现的是一个令人揪心的动人画面：杨平最后一次回首生活了几年的草原时，远处草海中央的白石头上，伫立着一个小小的黑点，那是深爱着他的姑娘在为他送行。杨平当然是知道的，“青草里埋藏着草原的生命，牧人是离不开青草的”，那么，索米娅，一个牧人的女儿，她的归宿将永在草原；而杨平只能深深地呼吸，用整个身心感受着，要将这清新而亲切的气息变成一种永久而牢固的记忆。

《青草》的意义还在于，当一些知青文学作品忙于否定或肯定知青运动时，它却直面时代的发问，更直面作家内心那种强烈的自我审问；他确实将自己与同代作家分开了，常常于流行的思潮之外，以深度的自我体验来回应时代和社会提出的问题。王蒙曾说，张承志作为一个作家最可宝贵的品质或其作品别具特色的主要原因，即在于他有着“一种激动的思考与思考的激情”，有着“灵魂的不安、充满追求和进取的运动”，有着“对于生活的雄健的而又不乏妩媚温馨的感受”[10]，实为恰当的评论。

《北方的河》发表于1984年，这部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小说，它要解决的是一代人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简言之，就是一个身份转变问题：知青生涯已然结束，回到城里，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小说主要人物之一的徐华北，面对女记者的那副彩陶碎片摄影，愤慨地说出了他们一代人的压力：首先，这代人的生活就像那彩陶碎片一样，已经彻底地破碎了，“再没有谁的生活像我们――打得这么碎了”，青春年华贡献给了穷乡僻壤，然而，如此重大的贡献并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并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这是他们感到痛苦的原因之一；其次，当回到城市以后，这些年轻人处处受歧视、受压制、受排挤，就像徐华北，只好使出各种手段，否则他们就无法完成身份转变，这也就意味着不能够在城市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结局将是被挤兑到生活的边缘。

主人公以考取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自己从知青向学者、作家身份的转变。小说没有描写知青生活，但知青运动作为一种背景、一种氛围，与小说情节相始终。一个从边疆地区返回大城市的年轻人，他发誓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他“最喜欢的那个位置”；为寻求一种更多属于精神意义上的支持，主人公遍游几条著名大河，从中汲取力量，这就是张承志后来总结的那样，是让胸中“蓄满大河的风姿”，以为前行的动力；此河流亦可释为象征意义上民族的河流、文化的河流，也是生命和青春的河流。

经过系列外在与内在的挣扎努力，主人公于考试前夕终于完成了内心世界的蜕变，在那首尚未煞尾收束的诗篇中，他刻画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在他的笔下渐渐地站起来了一个人，一个在北方阿勒泰的草地上自由成长的少年，一个在沉重劳动中健壮起来、坚强起来的青年，一个在爱情和友谊、背叛与忠贞、锤炼与思索中站了起来的战士。”

在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中，《北方的河》是一个标志性的文本，它显示着主人公、同时也是张承志本人的由知青到作家的身份转换。

三、知青苦难生活的写照

张承志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却并没有刻意回避其中的苦难，作家的良知使得他直面知青曾经遭受过的不幸甚至灾难，秉笔直书，毫无隐饰，他的作品中没有美化、也没有掩饰的成分。

对知青来说，上山下乡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重体力劳动，甚至是超负荷的劳动。所谓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所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具体化为相当简单的体力劳动，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在《沉重的金芦苇》一文中，张承志写道，“那时的我们，即声名远扬的北京知识青年，说到底也是这种人的一部分。这些活计需要大量的壮劳动力。知识青年，其实有很多人从插队到回城，主要都是卖力气，干辅助活儿。与那些身穿褴褛棉袄的外来户们时离时聚，我们打芦苇、搬石头、挖井盖房、种植饲料，干尽了使游牧业丰满平安的艰苦劳作。”[11]其次，知青面临的更大困难是贫穷。关于这一点，张承志不仅在小说中，而且也在散文作品中多次写到过。长篇小说《金牧场》第五章中写道，知青全部欠账，衣服破破烂烂，额吉曾以极为同情的口吻说，过去的穷人穿得都比知青好。

知青所经历的苦难，除劳动和贫穷两大因素之外，还有诸如人为的加害、疾病以及各种防不胜防的意外事件。张承志的作品基本上涉及到了所有这些形式的灾难，比如关于疾病，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描写一个知青肝病复发而死亡；关于火灾，《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描写两个北京女知青在灭火时严重烧伤事件；关于意外事件，短篇小说《静时》，写一个女知青到废弃的旧窑洞里逮燕子，窑顶突然坍塌，埋于其中。而《金牧场》则是知青所经历诸种灾难的一次集中展示，正如第五章末尾所说“那两年的时光是不可能尽数记忆的。那滋味和体验不是外人、不是后人、不是缺少那种境遇和社会地位的人所能够想象的。它简直如梦如烟。它好像根本没有在世间发生过”[12]。小说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知青跟随牧民迁徙也是主要内容之一，这次迁徙持续了整整两年，恶暑酷寒中，全在马背上颠簸。小说描写了几个知青的苦难经历，他们的命运均显悲惨、悲凉，无一例外。主要人物之一小遐，是主人公的恋人，美若仙女。她从小便拥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个舞蹈明星；在主人公眼里，她“不像个人间的女孩子”，而更像“一个舞”。一个怀揣舞蹈之梦的女孩子，却来到草原当知青了，如果说这是一种不幸的话，那么更大的不幸、更严重的灾难又接踵而至：在春天接羔的时候，小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伤了腿脚，加以冻伤，终成一个瘸子。小说运用了强烈对比性的写法：喜爱舞蹈的人却坏了腿脚，这种悲剧产生出持久动人的效果，已经没有任何方式能够安抚背负着此命运的人。当最终分别之际，主人公来看望小遐，后者那双眨巴得让人备感凄凉的眼睛里，满是“古怪的笑容”。

因此可以说张承志描写知青苦难，不单纯是为了博得他人一掬同情之泪，也不单纯是一种快意的暴露，他写出了一种复杂性：无数的年轻人把他们青春年华抛在了边地僻壤，这已不是一句苦难所能概括得了的；那其实是无可挽回的历史，是一出令人揪心的悲剧。另外，张承志描写苦难，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吁请，那就是希望社会能够理解知青，理解他们曾经遭受过的外人“不可想象”的苦难。他的作品存在着一种渴望理解的主题因素。

当然，张承志写知青的苦难，并不是为写苦难而写苦难，其中寄托着他个人超越性的思想，也即在他的认识中，这种苦难对于青年人的人生来说，应当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他也由此向世人表明了，那整整一代人付出了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他们的劳动成果至今还在被当地的人民享用，如打出的水井，如饲养的牛羊等等。这一点不应当被忽视。所以，当知青文学写苦难成为一种模式化时，他拒绝了流行的写法，不愿意也不仅仅满足于为了展示苦难而去描写苦难，而是要从中总结经验，并发现在年轻人成长经历中，这种苦难所可能转化成的意义，否则，过去所经历的种种真的是白白浪费、虚空一场。在《金牧场》中他明确表达了要另辟道路的想法，事实上他也用自己的文学实践做到了这一点：“到了今日，人们开始把命苦呵、劫难呵、锻炼呵、回忆呵挂在嘴上了。人们都变成了总结的天才，说教的能手，历史的干净货，罪人的讨伐者。而我，如果一定要我在这半本书里，对那两年时光要表态的话，我该如何是好呢？”[13]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张承志的“作品试图对读者说明，草原生活是严峻的，但草原也以自己的博大、宽厚和希望弥补了知青一代过于艰苦和残缺的青春”；张承志作品有一个基本思想，那便是从苦难经历中寻找寻到一种信念，“人应当为信念和理想而活，为人格的独立和自由而活”[14]。

关于知青的诸种苦难，张承志写得够多了，综合起来看，他的作品从某一角度而言，亦可谓是知青的一部苦难史。但是，由《金牧场》改写而成的长篇小说《金草地》中，凡涉及知青苦难的内容基本上给删掉了。许子东就此现象专门作过分析，他认为张承志之所以删去“形形色色悲惨的知青故事”，原因有两个方面，“一则这些故事已在韩少功、王安忆、阿城、陈村、孔捷生、梁晓声等人的知青文学中多侧面地展示过了。张承志自己的《黑骏马》和《绿夜》也早已被认为是知青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文本。二则这些知青遭遇，既和民族意识无关，也无法表达反都市文化的情结（学生在乡村受苦，岂不反证城市进步？），所以，删不足惜”[15]。许子东的分析自有其道理，然而全面地审视作品，其实也不尽然，一是其他作家写知青苦难并不影响张承志的写或不写，二是张承志并不简单反对城市和都市文化，他反对的是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城市，反对的是那种没有文化意味的城市，与此相对照的是，比如拥有胡同及人情味儿、文化味儿的城市，比如北京，正是他所喜爱的。

那么，张承志为什么毫不犹豫地删掉那些关于知青苦难的描写呢？唯一的原因是，当已成为历史的知青运动被贬低或被全盘否定的时候，张承志则以删除或不写的方式，来表示自己抗议的姿态。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是对历史或艺术的忠实，倘若把这种描写作为否定知青的证据，决绝如张承志则干脆不写，或删除殆净。由此可知，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成为别人否定自己认可的某种事物，这便是张承志的一个基本态度。

四、对知青运动的评价

张承志是肯定知青运动的，对此运动起源方面的认识，他与大多数研究者所持解决城市就业压力的观点，判然有别。在一次访谈中他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可能毛泽东根本不考虑就业，要大家去革命。这好像不可思议，但毛泽东的特点就在此”，“毛泽东是农民出身的人，农村对他的影响太深刻了，很少有人跟他受农村影响那么深。他很复杂。他就觉得红卫兵应该向农民学习。简单的来说，我支持他的思想，因为我在很多时候，尤其是自己遇到很尖锐的问题，和自己在写作、人生碰到重要的关口时，我感到毛泽东鄙夷知识分子，不是没道理的”[16]。

张承志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也意味着他支持毛泽东发动的这一运动，认为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向农民学习，是一件应该肯定的事情，这种公开的、毫不避讳的说法，确实有一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和他对知识分子某一方面的不满有极大关系。究其原因，张承志以为在历史上知识分子总是远离或脱离工农大众，对底层民众的生计、生死漠不关心；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原本该对社会、对权力保持一种“批判火力”，然而他发现所谓“智识阶级”非但没有为大众说话，反而成为金钱或体制的“帮凶”[17]。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必然会导致他认同毛泽东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下乡改造政策。

张承志毕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作家，在理论和观念上他可以蔑视知识分子的某些方面的表现，但作为一个小说家，一旦进入创作过程中，作家的良知或者艺术自身的逻辑则要求他反映出真实来，甚至会将他所持有的那些倾向过于明显的观念，排斥出去。即以青年学生接受农民教育一事来说，张承志在观念上明确、坚定的态度，与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图景并不完全一致，如《金牧场》结尾部分有一句话即颇具代表性：“不单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瞧贫下中农接受知识青年的再教育也挺有必要。”

张承志肯定知青运动的现实原因，在于这一运动会对青年人的成长过程会起到有益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其生命成长的过程中，能不能遇到“浪漫的事情”，这是非常关键的，中国人缺乏“浪漫精神”，如果能够遇到浪漫的事情，这就太重要了；他以自己的成长为例来说明这种重要性，“那种浪漫不是肤浅的浪漫，是非常艰苦的浪漫。零下四十度，皮也冻坏了，耳朵冻坏了，肌肉也冻坏了；吃也吃不上，穿也穿不上”，每个月的生活费仅有十几块人民币，然而这种生活对年轻人而言，“都获得着意义”[18]。

生活毕竟是严峻的。张承志后来在散文《听人读书》中回忆说，在内蒙古插队两三年之后，“知识青年们的心已经散了”，其中第一股走后门当兵的浪头，“打散了知识青年的决心”。他也不得不承认，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终以失败而告终，在《金牧场》中他用满是悲情的笔调写道：

“你和我的爱情都失败了。也许，全部阿勒坦・努特格大队知识青年的爱情都失败了。或者说，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知识青年们的所谓爱情都失败了。”[19]

关于知青运动失败的原因，张承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解释，和一般流行的观点迥然相异，他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失败，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知青们“没有家”。在写于1987年的散文《金钉夜曲勾镰月》中，他如此总结道：

“知识青年在插队年代中最大的弱点和不幸，以及整个知识青年运动失败的最基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家。无家的奋斗和背井离乡之间只隔着一层危险的薄片。”[20]

由无家的现实而造成的背井离乡的感觉，使知青们长久地自处于社会边缘，这种心理让他们生活在一种夹缝中，既不能回到原有的城市里的家，又无法融入现在的居住地。张承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知青为回城而采取了大规模**上告运动，另一个例子是在新疆，当年因出身不好被剥夺了考大学机会的知青，只能留下来当教师，到了老年时候，他们仍然想争取一点，那也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愿望了――让儿女们回家，回到城市。

张承志曾专门谈到了《金牧场》的一个主题，他说，这个长篇小说“也可以说写的就是一个找家的故事”，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家，人们长途迁徙不止，原因在于在中国“家的不发达”，所以很多人总是“在路上”，“当代世界中，或者借用一个宗教术语，现实中许多问题都与‘家’相关连；很多丑恶、黑暗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家’的破坏。你瞧，我总是不自觉地把很多问题归结到‘家’里面去，我想，这可能是一种东方文化，是一种没出息吧。但是――这真是一种没出息吗？”[21]《金牧场》第九章以连续的“草原是家吗”的发问，表达了对家的渴望。这里所表达的关于家的想象，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含义，比如哲学的或宗教意义上的，对知青来说，有一个家意味着身心可以安定下来，然后实现与民众“结合”的事业；最为悲惨的现实是，他们并没有家，穷得连当地牧民都发感慨说，他们和过去的穷人一个样，也因为没有家，知青们散处社会底层各个角落，不得不以出卖体力为生。

张承志认为，除了没家这一条主要原因之外，还有一点也是导致知青运动失败的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知青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实际上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在《沉重的金芦苇》一文中，张承志如此总结道：

“知识青年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其实是一个深有意味的问题。歧视是多面的，体格与口齿，结伙与孤单，出身与技能，知识青年因人而异地感受着歧视的人生命题。多少伙伴自觉地躲进下九流的角落，去打井、和泥、种地、用人不愿为的苦力气躲避社会。”[22]

这一切都使得知青产生了一种被挤到边缘的感觉，觉得“任何地方都没有他们的位置，到处都把他们看作是外来人”，而社会舆论则把他们看成是一个“另类阶级”，既有潜在的危险性，又值得人们的同情。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社会地位卑微引出了最坏后果，即，“面对干部滥用权力，他们得不到任何保护。在社会上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份，他们只能听任专制独断的干部以及风云莫测的政治形势来摆布”。几个月或几年之后，知青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回到城市。

张承志绝不会贬低知青运动，但是艺术的良知却使他于无意之中表现了真实，在《语言憧憬》一文中，他不加评论地引用了当年陕北知青中传唱的一句歌词“一步就落深渊”[23]，传达出了知青那种比无家更其绝望的心境。

张承志从未忘怀于他个人的知青生活经历，从情感角度说，这是他最为美好的记忆；从艺术角度说，他的作品则忠实而又真实地描写了知青的苦难。2012年发表的长达两万字的散文《启蒙的历程》，再度回顾了当年在草原小学任教并以蒙古语教课的经历，张承志总结道，当年的行动不仅仅是北京知青以文明人的身份将知识、文化带到了草原，同样重要的是当时以蒙语作为教育手段，这一做法使自己真正做到了对他者文明的尊重，今天看来，这才是最大的收获，也是最深刻的“启蒙”[24]。由此可见，张承志知青题材的写作具有一种连续性，未曾间断过，而且时时从中发现出某种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