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特质、通俗小说与“津味”的建构

黄育聪*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内容摘要：城市的物质空间构成、经济水平分布、现代化程度都会影响到通俗小说的发展。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既刺激了天津通俗小说家们的创作，也影响到他们的风格形成。以刘云若为代表的天津通俗小说家们也通过塑造“混混”形象，表现天津普通市民里特有的“江湖气”来影响城市文化，建构出独特的“津味”。

关键词：津味；通俗小说；刘云若；“混混”形象

    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因它“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1]的特点，热衷于揭示城市的物质空间与普通民众的感觉、习俗、思想、感情，较能贴近广大市民群体，因此也较能体现城市特质，反映城市文化的特色与变化。相对于数量庞大，类型齐全的“海派”通俗小说，北方通俗小说的独特性较容易被忽视。汤哲声认为：“‘津派’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地域小说’。作家们就生长在他们所描述的环境之中，地域的色彩渗透于作品的每一个字中，韵味十足。”[2]这个判断强调了通俗小说与地域特质的契合，对于小说里的城市性强调较少。“津派”与“海派”相比，确实较少描写租界里的新式建筑、西方生活与娱乐带来的震撼体验。它们眼里大多是老城里的胡同、底层的娱乐文化与传统世俗风情。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津派”通俗小说城市性不足，从文学生产角度来看，没有天津城市空间与市民消费的支持，“津派”通俗小说很难发展起来；从内容上看，城市性既可以体现为对洋气设施和现代体验的描绘，同时也可以体现在书写传统礼俗与现代制度碰撞中市民的普遍心态，可以体现在那些叙述传统人际关系剧烈变化的故事里。因此，只有将“地域性”与城市特质相交织，才能体会到天津通俗小说的独特魅力，才能体会它对现代天津“气味”与“风度”的细致描绘与建构。

一

通俗小说是表现城市生活的重要流派。范伯群认为通俗小说对城市有重要意义：“还有一派都市小说是清末民初通俗都市小说。它是以都市市民的目光与心态，去描摹都市生活。一贯被认为是一种低层次的真实，但是它的价值是在于它的存真性，是一种为历史留下见证的照相式的存在，必将愈来愈被后代认识到，这是一种可供研究的社会历史活化石。”[3]因此，“描摹”城市的通俗小说，自然受到城市物质空间的巨大影响。“津派”与“海派”通俗小说的重大差异也体现于此。天津虽然拥有众多租界，但租界并没有像上海那般对城市起到全面性覆盖力的影响。刘海岩在考察了天津城市历史时指出：“当戈登在纸上绘出英租界第一张规划图的时候,欧洲城市的空间模式就被引入天津了。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租界的建设已端倪初现。以中央大道为主轴的道路网、港口码头、位于租界中心的教堂、市政厅和公园,形成了一个与中国传统城市迥然相异的城市空间。它没有众多官僚机构组成的权力中心,也没有对空间秩序和市民行为实行控制的城墙、城门等。”[4]但实际上正是由于租界的“异质感”如此强烈，再加上开埠前后清政府有意的隔离，晚清时期袁世凯新政的实施，天津被分割为三个不同区域的城市，租界影响力也就大为减弱。而这三个分区深刻地影响到了通俗小说的创作。

天津三个核心区域对通俗小说里最明显影响就是对租界的忽略。如《北洋画报》上的言情小说《津桥蝶影录》以“天津”为舞台，但对租界却基本无视，只有在开篇匆匆带过：“穿过几条马路，只见两旁华厦齐天，崇楼接日，都是一色的高大洋房。建筑得好不壮丽。”[5]此后，该小说基本没有写到租界的建筑与景色。刘云若的小说《酒眼灯唇录》[6]开篇写道：“天津中心一条最繁华的马路，也变得特别冷寂。一切嚣杂的市声，都已随人入了睡乡，街上的商肆都已闭门……因为入冬初冻的土地，已然够冷，又被月光照着，显得分外洁白，而且马路在夜静月明之下，也似变得宽阔。除了多几条电车轨道外，瞧着真好像溜冰的场子。”马路与电车轨道这些新式的公共设施并没唤起作者的异国风情感，反而是借它们突出“月光”和“冰冷”，电车轨道仿佛还是破坏这种清风明月的累赘。

    租界没有发挥出对“海派”通俗小说那般的影响，但与天津通俗小说家们息息相关的贫民区却成了被热衷描写的对象。刘云若的小说喜欢描写“小巷”这种城市空间。如《春风回梦记》里写如莲等人从租界旅馆一出来，“又走了几步，便拐进了胡同，曲曲折折的到了个小巷。”《旧巷斜阳》里：“这地方在城西南大道的贫民窟里。那儿有条大酒缸胡同，短短的小巷，窄得几乎不能两人并行。”[7]他非常精致的写出了巷子的“小”和曲折、狭窄：“二人下车入巷，见巷中阔不及三尺，一面是砖房，一面黄土为墙。每逢两人对面行过，若都是胖子，就得有一人倒回去；若有一个胖子，两人都得侧身横行；若都是瘦子，也得用力挤着才过得去，在砖房那面的，磨得衣服嘶啦作响；在土墙一面的半身沾满黄土。”而与小巷相联的不是租界新奇的世界，而是杂乱无章的贫民窟。刘云若细致的展现了天津贫民窟里的情况，如《海誓山盟》里的描写：

    见是小小一座方形院落，内有三四间小房，入目都是黄色，看着叫人起一种在乡村的感觉。原来这是城市中罕见的建筑，墙是土的，地是土的，以至于极窄的窗户，也似经过泥水浸濡，变成土的颜色。但是洁净整齐，像是新盖好的，尚未有人住过。心玉向来所见贫民窟房舍，多是污敝不堪，却很少用土筑成。如今见这里土房，居然如此整洁，颇觉可异。其实这里的房子，是由一般唯利是图的房主，用极少的金钱，筑成这种房舍，赁给贫民，按日收价，看似极贱，实际却很昂贵。因为建筑潦草，一遇阴雨，就要倒塌。每逢夏秋，压死居人的，多是这种房子。[8]

    值得注意的是刘云若等人并不是以批评的态度来看贫民窟，虽然也写出它的杂、乱、脏、丑，但却对此抱有种体贴式的欣赏，这在《小扬州志》、《粉墨筝琶》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小扬州志》里开头场景是在老城区“城内东区”的“朱户铜环，巨家宅第”[9]，但主人公“虎士”早不是这里的主人，很快就被赶出门流浪到贫民窟。《粉墨筝琶》里的翥青原本住在英租界“墙子河南一条最好的街道上”，结果他家庭也迅速破败而转住到南市贫民区。不过正是由于从老城区或者租界走出，男主人公们才会遇到对他们“真诚”的朋友，也导致他们对贫民区的感觉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刘云若还喜欢展现底层人民的娱乐空间――南市的“三不管”：“市场之内，除了一行小街是小商店聚处，其余房全多是所谓坤书场，因为有屋顶遮蔽风日，有女性快活心灵，顾客得花较多的钱，所以可称为贵族区域；市场的西方却是一片空地，所有变戏法、拉洋片、说评书、摔跤和使枪棒卖药的，一应低级娱乐无不齐备。”

不管是“小巷”还是“贫民窟”，抑或是“三不管”，刘云若展开的是天津围绕在核心城区边缘的底层文化。这是因为天津分裂成不同核心的城市所决定的，是租界、老城有意区隔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底层的城市空间与租界的高楼大厦共同构成天津“两岸城市”奇幻意象。

城市物质空间分布特点决定了通俗小说的创作方向，而城市之间的互相影响则决定了“津派”的起伏，特别是对于争夺市民市场的通俗小说而言，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往往会对各地的小说起到重要的影响。1933年在京派、海派论争时“杜衡”就颇为自许地说：“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平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平剧一样。”[10]他的“预见”其实在通俗小说方面已是事实。由于直接面向市场，追求利润与最广泛的传播，通俗小说不可避免地出现机械复制与大量传播。而“海派”小说通过民国初年渐渐发达的邮政系统，渗透进入京津地区，结果对京津的通俗小说自主发展造成巨大压抑。像商务印书馆很早就在天津开设分馆，1906年8月12号开始在《大公报》登出通俗小说的广告，即商务出版的《说部丛书》系列，陆续给天津市民带来诸如社会、侦探、言情、传奇、义勇、神怪、哲理等分类小说，不断推出“苦情”、“哀情”、“怨情”、“侠情”、“奇情”、“痴情”、“惨情”等小说。随后在《益世报》的广告上，中华书局也推出《中华新小说界》“六集计二十七种三十九册”[11]。如此密集而大量的小说涌入到北方，“海派”小说可以说是全面抢占了市场。清末至民初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方的通俗小说创作难以起色，并不是因为北方缺乏作家与读者，而是受到南方的冲击太大，所谓的“上海气”已然在传播中取得优势地位。

 天津的通俗小说家们同样受到“海派”的强力冲击，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创作、发表均被压抑，更不用说形成独特的风格。这种现象直到1920年代才有所改善。由于天津在“北伐”后政治、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升，1927年的迁都再加上办刊自由的租界，使一批北平的文化人纷纷前往天津。由此，迎来了报业发展的繁荣期：“这一时期（指1927-1937年）天津发行的报刊数量多。据不完全统计,最多一年发行78种,而1927年以前最多一年发行12种。（1927-1937年）共创刊296种,是1927年以前报刊总合的3倍。”[12]在这些发行的报纸、期刊里既有像《北洋画报》那样影响较大的报纸，也像发行数量较少的《一炉》、《新天津晚报》、《天风报》、《中南报》、《评报》等小型报纸和期刊。报业的迅速发展为通俗小说提供了发表空间，是其能够从“海派”中突围并确立起自己特色的关键。像刘云若在小报上发表《春风回梦记》，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才使其投身于小说创作之中。像戴愚庵于1932年开始在《益世晚报》上发表“掌故小说”《沽水旧闻》[13]，作者以笔记小说的形式津津乐道地描述天津的风俗人情、能人闻人。此后，他还陆续推出《沽水英雄谱》[14]等小说，树立起有独特魅力的天津底层民众形象。像《北洋画报》的通俗小说连载还开拓出天津通俗小说的新类型[15]。

城市的物质空间、城与城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到通俗小说的发展与变化，由于早期天津发展较上海慢，在市场方面受上海通俗小说的占领，文化上又受北京的新文化等因素影响，使天津的现代通俗小说在1920-1930年代较难有突出的表现，包括所谓的北派武侠五大家和刘云若等人的重要作品都是在1937年之后才出现。这其中原因既有沦陷后各个大城市由于文化隔绝，导致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像民国那般顺畅，而天津市民需要寻找娱乐，从而促进了“津派”得以集结；也有北京新文化的批判力度在减弱，新文学作品在日本的殖民政策控制下较难传播等因素。历史原因与城市影响相叠加，使天津的通俗小说在1930-1940年代反而获得相对较理想的发展空间，创作出具有浓重“津味”的题材与风格，为天津塑造了独特的意象。

二

城市的物质空间构成、经济水平分布、现代化程度都会影响到通俗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就必须屈从于或者始终如“镜子”般“存真”地反映城市，它也参与到城市的文化建构里，纪录城市风俗习惯，描绘市民生活，有选择地建构与表现城市特点，塑造鲜活的城市意象。天津的通俗小说家们正是通过塑造鲜明的形象，建构“津味”特色的人物，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城市特质的看法，以致于影响到今天我们观看天津的态度。

天津通俗小说里最具“津味”形象的当属“混混”。通俗小说家李燃犀曾回忆起这些带着城市流氓气息的“混混”们：“混混儿的穿著和常人不同，入伙时觉得自己了不起，稍为手中有几个钱，便穿一身青色裤袄，做一件青洋绉长衣披在身上，不扣纽扣；或者搭在肩上，挎在臂上；腰扎月白洋绉搭包，脚穿蓝布袜子、花鞋；头上发辫续上大绺假发，名叫辫联子，越粗越好，不垂在背后而搭在胸前，有的每个辫花上塞一朵茉莉花。走路也和常人不同，迈左腿，拖右脚，故作伤残之状，所以当年称为‘花鞋大辫子’。”[16]这些带着浓重“津味”特点的人物，最早为戴愚庵所关注并着力表现，他将这些“混混”视为“英雄”：“袍带混混者，举动风雅，行侠尚义；非袍带混混者，秉性勇敢，爱群喜事。”[17]1926年戴愚庵的《沽上英雄谱》在《东方时报》的《东方朔》上连载，小说描写了像“王五”、“黄七”、“于小榭”、“吴七达子”、“毕飞鸿”等“混混”形象。但这里的“侠义”跟武侠里有所差别，更多是混带着城市底层趣味，甚至许多时候是较为低俗的恶趣味。像“混混”于小榭的故事，由于他试图争夺地盘，引诱杜标进城夺老店，引发了“下油锅”的情节。老店主杨七戛，也是二十年前以刀割肉才夺下地盘的混混，本来有意相让，但副手马五却不肯，因此以“寒潭捞印”为约，在老店前架起的滚沸油锅，里面放入一个秤陀，看谁敢捞取。杜标伸手就去捞结果还没有捞到即晕倒，而马五大笑一声，纵身跳入油锅，立时化为焦炭。他的小说对人物形象并不用力，对于揭开“混混”的身世与活动着墨较多，而且特别喜欢描写“混混”争斗过程中的血腥场面。在戴愚庵看来，这些事迹是最能展现天津“混混”的“英雄”气概。像他在《沽水旧闻》的《记东城游侠儿》，展现了天津“混混”的强悍与无赖――

‘秃刘’富部落思想，喜毒客籍之人，异乡之卖糕者居于南城根，刘即平端其车登城，荷其糕案，升魁星阁上，骑阁脊以糕为赈。童辈及喜事者，立城下，张掌以待，刘以刀切糕如掌大，插以苇管，以糕为镖。由阁顶至平城，高约五丈，一一中待糕者之掌心粘而止之。得糕者且食且呼以笑。卖糕者跪哭于阁前，只乞其车刀而去。[18]

从短文里可以看出戴愚庵描述有趣，也能体现“秃刘”的神力与勇敢，但所谓的“侠义”却是民间弱肉强食的生存准则，其中还混带着作者对下层民众强悍、无知、勇于斗狠的想像。戴愚庵受当时读者喜爱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迎合了市民一窥“黑社会”的组织与生活的欲望，特别其黑幕式对“混混”发迹史的“揭秘”迎合了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则是集中展现了天津城市生活里的重要一面，市民亲身体验到生活被虚拟地展现出来，比起“海派”的小说天然具有亲和力，所以北方读者会觉得既新奇又有趣。因此，即使戴愚庵的“混混”系列小说虽然情节结构不好，细节、线索均未精心安排，甚至无主线冲突或者人物性格塑造，但在当时还是获得了相当多读者，也为天津的“混星子”、“脚行”等下层的自发组织留下一个剪影。戴愚庵后来还有创作《沽上游侠传》、《沽上混混秘史》、《沽水游侠》等，但很多都散失无闻，可能与其题材不断重复却未有新突破有关。另一个写“混混”出名的是李燃犀，他的《津门艳迹》专门写“混混”们的日常生活，写他们如何为人排忧解难、调停冲突，较少出现冲突的场面。由于小说只以对话为主而少场景描写与心理活动，加上没有明确的主线故事，语言又远逊色于刘云若、戴愚庵，所以并没有给人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刘云若与戴愚庵、李燃犀一样，对城市底层人物习性了解较多，对收集与挖掘民间传统有兴趣。但同样写起“混混”来，他更注重对天津人里所具有的独特性进行挖掘，因此，“津味”就在他的小说里被慢慢建构起来。在《粉墨筝琶》里，他梳理了天津“混混”的起源和特点：

    原来天津这地方，自从前清便以混混出名。混混，在当初有一种游侠的风味，好像是业余的消遣，以后渐渐成为职业化。有的人便以此为生。例如包庇娼赌，或是横施讹诈。但也以下等地方为限。只是抢劫妓女勒赎或是到赌局炸酱，以至霸占码头、脚行行业而已。决不和普通商民发生关系。及至天津成为商埠，有了租界，交通便利，码头脚行的营业日渐兴盛。而租界的繁华又发生许多邪恶的生涯，于是混混也增加了生财之道。[19]

    不过在刘云若看来，“混混”并不是报纸所一味批判的“祸害”，也不是戴愚庵笔下的“英雄”，而是底层民众在城市里为生存而挣扎，是一群带有北方“侠义”特色的市民人物。在他成名小说《春风回梦记》[20]中“混混”周七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形象。周七是一个无业流氓，重旧情，在旅馆里遇到二十年未见的老婆，体谅她一人生活的难处，并不因她当妓女而不相认；有“良心”，听说妻子要“如莲”下窑子，便“霍的立起身来，哈哈大笑了几声，拔步向外边走。”不愿意将人推入妓院。他知恩图报，因受过何若愚接济，本身开赌场却阻止何若愚下赌，在狱中也是保护有加，怕他被另一群混混们欺负与骗财。因此小说里评价他：“交朋友是交周七这样的，真有血性。”如莲与陆惊寰因无路可走试图自杀时，周七救了他们，被如莲的情真意切所感动：“可惜你是女子，我在男子里都少见你这种人。”这才将何若愚的恩情放一边，帮助如莲脱离困境。但就是如此“有血性”、“直心眼”、“说良心话”的人，却十分粗野和痞性十足。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会，有钱就开赌局，“拿着打官司当解闷”，将妻子打得半死以逼她同如莲脱离关系，跟着自己贩烟土。市侩、狡诈、蛮横是周七的另一面。这样的复杂的“混混”在刘云若的小说里不断出现。像《粉墨筝琶》中的马五长相丑陋，性情又怪，自称是“门口的霸王，连巡警也不敢惹。”又酗酒又狂赌，但却每月按时交房租，念旧情收留并帮助翥青。《旧巷斜阳》[21]里还描写了一个独特的女混混“老绅董”。她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妓女，住在横街子，开暗娼放窑账，是赵家窑（低等暗娼区）一带的压“码头”的势力人物。但她对有身份地位的张柳塘真心交往很是佩服，便利用自己的力量救出了陷入暗娼窑子的璞玉。刘云若写出“老绅董”为人敢狠够毒，头脑灵活，有手腕，在自己势力范围畅通无阻，任意妄为；心里却还存有一份义气和些许良心，生存环境与性格因素的交融，使这类人物难以用正邪来简单划分。

刘云若欣赏“混混”们的义气，也不避讳他们如何在生存里挣扎、斗狠，好像这才是天津底层的“原生态”式的景象，其实这倒充分展现了城市市民的价值立场，“混混”们处于边缘社会之中，如果过于拔高，受过毒害的读者肯定会认为其不真实，如果写得过于野蛮，不仅让市民恐惧，也不符合“混混”的情况。有学者就指出：“他们（指混混）在救火、皇会以及团练诸方面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为这些下层市民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架构一种他们自己的――即使名声不佳，与国家赞同的正统相区别的多棱的城市文化和特性。”[22]刘云若发现他们存在着人性和善良的一面，关注到他们对社会运行的作用，即使表现出他们为争取生活资源时的残酷，却也体现底层民众间具有的人性温情和良心，因此能摆脱戴愚庵等人塑造的“混混”过于单一的毛病，成功展现出天津小人物身上所蕴含的文化积淀和特有民风。

    刘云若的贡献不仅在写出了“混混”身上的“津味”，更是在普通民众身上着重要表现“津味”。刘云若笔下的女主人公身上就带着更多“津味”的“侠气”与“江湖气”。早期的《春风回梦记》里的如莲，因深爱陆惊寰而甘愿做妓女，一旦发现无法达成，宁愿与爱人吞大烟寻死也不愿苟活。虽然这种“江湖气”并没有一直贯穿在他创作的女主人公形象里，但随着刘云若对市民表现的加深与立场由文人向市民转变，最终创作出最富有“津味”特征的女主人公，即1940年代《粉墨筝琶》里的林大巧。林大巧儿是一挣扎在城市角落里的普通市民。她秉承天津人的“好斗”习性：与翥青是因打架而发生感情，为了找翥青跟他前妻陆凤云打了一场“要写成武侠小说了”的架；后来为救翥青又与赵正元、景如山两位男子打了一架，二人之后对大巧儿说“你们天津人真能打架，到了外乡，还这么厉害，若在天津本地，还不吃了人哪。”能打架、敢反抗的女主人公是此前刘云若小说里未曾出现，也因此使得林大巧富有蓬勃的生命活力，切实表现出带有人间烟火的市民形象。再则，刘云若笔下的林大巧身上带着明显的市民气息。她回忆与翥青刚谈恋爱时场景：“（大巧儿说）什么爱情，我不懂。我只觉自己变成贱骨头了。以先我简直没心，现在忽然有了心了，满心是你。一会儿不见你，这两条倒霉腿就把我驮来了。”林大巧对爱如此坦诚，对情如此真挚，这让翥青“百倍心动”，他正要说些情话，大巧儿却突然说“现在先说要紧的。”翥青不解，大巧儿说：“吃饭要紧。”突然的转变，让翥青觉得：“好似在花香柳媚场里听得一声惊雷”。刘云若的小说男主人公一般都是带着传统书生不食人间烟火一般的气质，但是在面对这种“真情”流露的小市民女性面前顿时手足无措却又感动万分。刘云若很生动地写出了在沦陷区里挣扎的小市民的爱情观。此外，刘云若还写出林大巧带着天津人敢闯敢拼的特点。她摆烟摊儿养家糊口，敢冒险“走单帮”，到涿州、张家口、唐山、石家庄、徐州；带粮食、布匹、皮革，凡是吃的、用的，能挣钱她就敢贩敢带，淋漓尽致地活着。天津深厚的商业文化孕育了她敏锐而大胆的经商手段，而沦陷后因遭遇人身危险使其心里也兼顾到国家大义。小说描写到她知道翥青试图刺杀伪国民政府主席大汉奸蔡文仲，强忍着嫉妒心让翥青与前妻复合。刘云若借翥青之口评价她：“她的心思能说是腐旧么？也许有人说她不够新女性的资格，但我却认为比那班把贞操看轻、在外胡乱交际、还抱怨丈夫思想太不开明的女伶，似乎有天上地下之别。”

    林大巧儿的出现使刘云若创作的女性形象有巨大改变，在他早期小说中女性形象要么是有新知识的职业女性，或者是从事服务业的女招待、歌女，或者是妓女与女伶；虽然也是市民视线里的人物，但基本衣食无忧，较缺少“津味”，总体而言是惯常通俗小说里所表现的“佳人”形象。而林大巧形象的出现，则进一步拓展了刘云若的创作视野，将天津底层民众里的“江湖气”更为体贴地表现出来，展现了沦陷时期天津市民不断抗争，大胆追求私利却能守住国家大义，能爱能恨的“津味”气质。

    市民立场与“都市气”的结合使刘云若小说获得大量的读者，“津味”的形成意味着“津派”独特审美品味的形成，不过底层文化所带着的不良倾向也影响着作家的进一步提高。像刘云若在《我写小说》一文中说道：“说到我的写作态度，是不大严肃的，其原因是因为我的幽默感太多，能把一切可惊可�可恨可怒的事，完全使之‘归哏’”[23]。刘叶秋也回忆道：“他说：‘我遇到一切可恨可气之事，都让它归哏。’归哏，天津话，大概是使之化为笑料的意思。把让人愤恨生气的事，当作趣事，付之一笑，确实是个好办法。在云若的小说中，他是常常以辛辣的笔触使他所憎恶或批判的对象归哏的。”[24]从“沦陷区”抵抗的角度，可以说刘云若用“归哏”是用来自保和应付恶劣的文化环境，也是受天津文化影响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生与世态冷漠的一面。鲁迅曾批评“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25]用来描述刘云若1940年代的小说也很合适。在早期《春风回梦记》里，文笔还较收敛，“辞气浮露”的毛病也少。但随着对小市民表现增多，创作经验丰富，加上同时写四五部小说，刘云若的“归哏”与讽刺之类的闲笔越来越收不住，冷漠再加上“过甚其辞”，导致对小说艺术有所损害。像那些对“名士”与妓女不堪的描写就能让人感觉到背后恶意的嘲笑，到后期由于市场催逼与经济需要，刘云若的闲笔越来越多，越来越收不住。像《酒眼灯唇录》里，难得表现租界的舞厅，长篇大论的描写与形容，只是为了不断嘲笑设计简陋，严重干扰了故事的发展。到了《粉墨筝琶》里这种闲笔多而且杂，有些纯粹就是为了应付而作。刘云若有时自己也觉得对不起读者：“喘汗执笔，头大如瓮，脑融成塘，不知要写成什么东西。如其不象人话，请罪天而原谅我，幸甚幸甚”。被催得实在没办法，对自己写出来的文字很不放心，又怕失去读者，只好怪罪到天气原因。这是在市场追逼之下的通俗小说家们共同的无奈。

城市对通俗小说家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天津的通俗小说家们也用大量的作品来反映这个城市，塑造的形象既体现了这个城市底层民众的特点，也塑造了他们理想中的天津意象，建构了有独特审美意义的“津味”。但可惜由于天津的区位原因，虽然通俗小说家们也不断地积极向北平等城市扩展，但是由于战时城市隔绝，又加上缺少明确争夺上海市场的意识，使他们眼光却始终未能从本地超脱出来，极大地限制了艺术与风格上的进一步探索，这也是导致“津派”小说家们在文学史整体的影响力较弱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