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领域内的“尝试”

――关于胡适译作《梅吕哀》的几个问题

张维娜*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

内容摘要：胡适的短篇小说翻译作品中，《梅吕哀》从主题到语言都十分独特。主题上它上承了胡适翻译作品之前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所描写的“不期之遭遇，隐秘之哀情”又下开了胡适之后的译作关注人物个体情感的方向；语言上它使用的是文言译笔，却又是《短篇小说》第一集中译笔最为出色的一篇。本文试结合胡适思想发展脉络，通过对《梅吕哀》翻译的一些信息进行梳理，来探究胡适翻译语体的选择，翻译标准的偏好，以及其翻译主题与翻译目的的变更，并结合同时期胡适在诗歌创作领域内的活动考察胡适的翻译思想。

关键词：胡适；翻译；《梅吕哀》

如果说1917年1月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出于与梅觐庄、任鸿隽等人辩论的结果，是文学革命的先声，那么1918年4月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便是这一年多的“尝试”的总结。从提出“……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1]的假设，到确信“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2]，从文言白话并举到存此废彼，胡适是如何转变的呢？从具体的创作和翻译来看，诗歌方面，从《去国集》到《尝试集》，翻译方面，从《决斗》、《二渔夫》（白话）、到《梅吕哀》（文言），到之后全用白话译小说，胡适在翻译《梅吕哀》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呢？

1917年2月，胡适用白话翻译的莫泊桑的《二渔夫》发表于《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时隔一月，第三卷第二号又发表了《梅吕哀》，胡适何以在两个月内选择不同语言翻译莫泊桑？《新青年》又为何刊登这两篇使用不同语言的译文呢？

一  关于《梅吕哀》

这篇小说载于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收于《胡适选集》翻译分册、《胡适译短篇小说》以及《胡适全集》第42卷。翻译日期不明。法文名MENUET，作于1882年11月20日。小说大意是“我”在常去的公园中遇见一个举止古怪的老头儿，他一个人在花丛中跳舞，被“我”看到了。我们成了朋友，他为我讲他所跳的小步舞的起源和历史，并将他的妻子，路易十四时代宫廷的舞人带来为我表演了一场。这场舞蹈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此篇中文译本有1917年的胡适译本，1951年李青崖译本（名为《曼律舞》），1980年代的郝运译本（名为《小步舞》）等。其中李译本是从法文直接译的，胡译本是从英文译的。

按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3]中的注，《梅吕哀》出自Albert Mcmaster，A.B.Henderson,andMME.Quesada 所著的The Works of Guy de Maupassant，1911年由classic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4]。笔者找到了英文原版以及郝运译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5]，与胡译本进行对照。以下白话译文均来自郝运的译本，简称赫译。

经过对比，胡译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 删削

与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相比，《域外小说集》相对于现代白话译文，由于古文句式限制会有一些语序调整的现象，但完全遵照直译的规则，没有删削。而此文中有多处删削。比如：“…… said John Bridelle,an old bachelor who passed for a sceptic.”这里的who passed for asceptic胡译就删去了。这是由于外语中的名词时人还不了解，影响理解，所以删去。

此外，“one of my chiefenjoyments was to walk alone about eight o’clock in the morning in the nurserygarden of the Luxembourg.”这个“之一”胡适没有译出来，译成了“辄喜于八点钟左右至卢森堡花园中散步”。可看做是不甚谨严的例证之一。

还有下文的“bees……turned towards thesun, and all along the paths one encountered these humming and gilded flies”被胡适删掉了。这样太长的修饰语在胡适的译文中往往删去，白话译作中也经常如此。

2. 简缩

古文行文经济，常有许多外语的冗长的语句在古文中被简缩成几个字。比如：“Certain meetings,certain things half perceived, or surmised, certain secret sorrows,”胡适概括成十个字：不期之遭遇，隐秘之哀情。这个概括极其精当且琅琅上口，对比郝译：“有些相遇，有些偶尔见到的或者猜到的事情，有些藏在心里的悲伤，有些命运的捉弄”。完全遵守原译似乎倒没有那么有味了。

好的简缩还有：

Thick hedges dividedthe narrow regular paths,― peaceful paths between two wallsof carefully trimmed foliage. The gardener’s great shears were pruningunceasingly these leafy partitions，……

郝译：浓密的绿篱隔成的许多狭窄、整齐的小径，夹在两道像墙一样修剪得井井有条的枝叶中间，显得十分幽静。园丁的大剪刀不停地把这些树枝组成的隔墙修齐。

英文同吸收了英文句式的白话都十分冗长，而胡适文言译只用了二十字：

园中矮树夹径，俨如短墙。园丁修剪此项矮树至勤。

He was thin, verythin, angular, grimacing and smiling. His bright eyes were restless beneath hiseyelids which blinked continuously.

郝译：他长得很瘦很瘦，只是一副骨头架子，他不断挤眉弄眼，不断微笑。他那双灵活的眼睛东张西望，不停地眨巴。

胡译：其人瘦削，颧骨微露，而往往作笑容，目光清朗而转动不息。

可称简而美。

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which penetrated mybeing like fine, sharp incurable stings”（郝译：像针扎进我的心灵）胡适直接译成了“辄为感慨哀伤，不能自已。”这是把形象化的比喻抹去了，而这个比喻用古文也可以传达。

类似的还有下文“somewhat of a dreamer,full of a pessimistic philosophy”，胡适直接用“苦思虑”三个字概括了。

3.套语

也许是出于文言文本身的原因，胡适在这篇译文中也使用了大量他素来厌恶的套语，但是这些套语大都用得都十分贴切、优美且传神。如：

形容公园“as pretty as thegentle smile of an old lady”译成“风韵悠然，如半老佳人之一笑。”“make a bow”译为“雀跃”，等等。

4.漏译

胡适在短篇小说二集中说这一集“比第一集谨严多了”[6]，确实，整个《短篇小说》第一集中，各篇都有漏译的现象。《梅吕哀》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第四段的第一句：

You might not perhapsunderstand the emotion that I retained from these hasty impressions. （郝译：你们也许不会理解这些短暂的印象给我留下的感觉）这一句胡适就漏掉了。

尽管这篇译文有着漏译的问题，但是比《二渔夫》省略成段的写景文字，已经是相当切合原文了。

5. 错译

错译有可能是由于译本的问题。有些错误只能到他所用的英译本中才能得到解释。比如：

I will tell you one ofthem. She was very old, but as lively as a young girl.

郝译：我只跟你们谈谈其中的一件事。它已经过去很久很久，却仍然像是昨天才发生一样，我记得清清楚楚。

胡译：今且为君等述一事，此中重要脚色，已苍然老人，虽尚活泼如小女子，似殊不足动人情感。

“She”当人来译了。原文是Je ne vous en diraiquune. Elle est très vieille, mais vive comme dhier.法语中elle这个词是既可以当做“她”又可以做“它”解的，这是一个比喻，胡适从英译本中看到，自然不解，错译了。

另有一些错误属于纯粹的错译。比如：

“But I soon perceivedthat……”胡适译为：“久之，余始知……”不仅行文的逻辑关系改变了（转折变成了顺接），“很快”变成了“久之”，这也是不够严谨的结果。

二  译作的几个问题

1．文言还是白话：翻译语体的选择

《短篇小说》第一集中，1912年译的《最后一课》，1916年译的《决斗》是白话译文，而1914年译的都德的《柏林之围》，以及不知译作日期的《百愁门》、《梅吕哀》却是文言译文。《梅吕哀》之后的几篇都是白话译的。可以看出，在翻译语言的选择上，胡适曾反复游移，最后才确定。

联系背景来看，1916、1917年正是胡适与梅光迪一派闹得很僵的时候，胡适发愿“不更作文言诗词”[7]，那么胡适又为什么选择用文言译这篇小说呢？

首先是《新青年》的语境原因。“当《新青年》一到三卷里，所译的小说诗歌戏剧主要是用文言文体，胡适、薛琪瑛除外。当1915年9月在上海出版时，却全部都是文言的。苏曼殊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小说和诗文是白话。”[8]可见当时虽然各地白话报风起云涌，但是《新青年》整体的语境还是文言的。从第四卷开始到第六卷，文言文的篇数在逐卷减少，而白话文的数量在逐卷增加，从第七卷开始，新青年上没有再刊登文言文的文章。[9]其次，这篇小说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比较适合用文言翻译。胡适之所以特地选出这篇小说来翻译，是由于它“尤近国人心理”[10]，确实，《梅吕哀》与中国传统伶人哀国的主题有相似之处，《梅吕哀》的主要情节是两位老者在王朝灭亡之后，暗自在僻地跳梅吕哀舞。这与中国遗民的“洛阳桥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正可通感：对于离乱之人，牡丹只不过是太平盛世的一个符号而已。透过迷离的泪眼望去，在牡丹那依然笑倚春风的意态、华贵雍容的芳容之中，似乎还可窥见难摹难追的旧日的一点影子。这对老者正是如此，前朝覆灭，遁逃不得，恢复无望，他们跳的不是舞，是对前朝的怀念。[11]胡适虽然不喜套语，但他以接受者心理为本位的翻译思想使得他选择这篇更能被绝大多数读者所接受的、与传统文化有着暗合之处的小说来翻译。对于这样一篇具有古典风味感伤气味浓厚的小说，文言自是更合适的选择。再次，胡适白话的特点也限制了他用白话来翻译这篇含蓄蕴藉的小说。胡适做白话文章在《新青年》之前已经有相当一段历史了。“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1906年），那时我替上海兢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12]这是指胡适16-17岁时为《竞业旬报》做的白话小说《真如岛》。虽然胡适做白话之前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从短篇小说第一集和第二集来看，胡适的白话译作依然是比较生硬滞涩的（这与当时白话的文法不完备以及旧学的熏陶都有关系）。而且胡适文字（不管文言还是白话）都是极追求清楚明白，这样的通透的白话文用来译这篇含蓄蕴藉的小说对胡适来说显然不甚合拍，他在1916年7月中就提到：“须知作一篇白话文字，较作一篇半古不古之‘古文’难多矣。”[13]

《短篇小说》第一集记载了胡适白话译体在小说领域逐渐建立的过程。翻译都德及莫泊桑均使用了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第一集后半部以及第二集则全是使用白话了。而《去国集》、《尝试集》则记录了胡适白话诗体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胡适在诗歌领域的尝试与探索也可以作为他建立小说的白话译体过程的一个参照。

1916年夏秋之际，胡适与任鸿隽、梅光迪展开一场书信论战，这场论争的结果是“……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14]。然而这里须注意一点，胡适所说的“不更用文言”仅仅是在诗词等韵文领域。在8月4日的《答任鸿隽》中他道：“……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15]此时的胡适，对于白话与文言并未执存前废后的截然分明的态度。虽然他很早就开始用白话写作散文小说了，但是日常的日记书信依然是文言居多。此时他对于文言以及白话的“假设”是“……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16]，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尝试”了。1917年4月9日，胡适在《致陈独秀》一信中写：“……适去秋因与友人讨论文学，颇受攻击，一时感奋，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私意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实地证明，不容更辩；……请大家齐来尝试尝试耳。”[17]

在诗歌领域以及翻译领域内“尝试”的过程中，胡适慢慢明确了对于文言的态度，即白话是唯一合用的工具。这里须注意一个分期，胡适对自己《尝试集》的分期。即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之后所作白话诗算作第二集。10月31日钱玄同给他写信，对于此前胡适《尝试集》中的旧味儿表示不满，认为“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成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18]，那么对于这样的诘难，胡适是如何回应的呢？在1917年11月《致钱玄同》中，胡适先谈及自己创作白话诗的经历，为自己辩解了一番，写道：“先生论吾所作白话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实力摈文言，不杂一字，如《朋友》、《他》、《尝试篇》之类皆是。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中的。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对钱玄同的建议，他认为“极有道理”，他“极以这话为然”，“所以在北京所做的白话诗，都不用文言了。”[19]

可以看出，从“力摈文言，不杂一字”到“不避文言”，再到尽量放手用白话去做，对于白话文言的存此废彼经过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胡适在翻译领域内的尝试也是如此。《短篇小说》第一集中，《梅吕哀》之前的几篇，有的是文言，有的是白话，而到了1918年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明确提出“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20]

2．真还是雅：翻译的两难处境

那么胡译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总结的种种问题呢？

这篇小说翻译的时候，直译的风气还没有普遍兴起。到《短篇小说》第二集的时候，胡适才说明“有些地方竟是严格的直译”[21]，短篇小说第一集的成功也使他“格外相信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流畅的本国文字” [22]。

第二集的序言中，胡适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我努力保存原文的真面目，这几篇小说还可算是明白晓畅的中国文字”[23]，可以看出胡适的意思是在“真面目”与“中国文字”间，是倾向于“中国文字”的。在1933年《致刘英士》中也写到：“在十二年前，翻译的风气与今日大不相同，直译的风气也还没有开，我们当时注重译本的可读性，往往不很严格的拘泥于原文的文字。”[24]

可以说意译是偏于“雅”的，而直译更注重“真”。然而，胡适又特别反对林纾那样的译法，而林纾的译作实在又影响他十分深。从林译到胡译，本质上都还是意译，不是直译。直译的风气是周作人开的。胡适文学观第一要追求明白清楚，在《短篇小说》第二集之中收录的一篇译文《戒酒》的序言中，胡适就明确表示：“我译小说，只希望能达意。直译可达，便用直译；直译不易懂，便婉转曲折以求达意。有时原文的语句本不关重要，而译了反费解的，我便删去不译。”[25]

虽然胡译有种种的问题，这篇译文还是瑕不掩瑜，是短篇小说第一集中最出色的的一篇。比如：形容老人跳舞一段：

初为雀跃，继而磐折，忽而跃起，两足相击做声，忽而转身跳动，怪态百出，面作笑容，如对满座之观者，时复鞠躬点头，如答众宾拍手喝彩时也。……两人忽退忽进，忽相向微笑，忽相对鞠躬，忽相携而回旋，如一对傀儡，机捩既开，自然动作，虽历年久远，不无生涩，而本来之工夫已深，风仪自在，不可掩也。予观此两人跳舞，悲从中来，凄楚万状，俨如亲见一百年前可哀可笑之陈鬼也。[26]

这一段比较难译，胡译却能做到一气呵成，丝毫不乱，十分难得。话说回来，古文译作要达到这样的文气连贯，像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那样的直译是无法完成的，只有意译才可以做到。但是意译还是要稍稍改变原文语法句式使之趋之于中文的表达习惯，那么这样就无法完全忠实于原文风味了。这正是胡适所说的“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27]，使用已经固化的文言翻译，信、达、雅难以兼得；胡适也许正是在1917年前间接使用文言以及白话翻译作品的过程中，面对了这样两难的处境，意识到唯一的出路只有另辟新领域，锻炼新生的白话文使之最大程度地合于信、达、雅的标准。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问题：胡适译作并不能说完全契合了原文的风味。这里很有意思的是，胡适在1916年3月2日给陈独秀的信中写：“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28]然而从此篇中可见，尽管胡适尽自己最大所能腾挪跳跃，可以说在使用古文语汇方面已经上升到自由驱驰的层面了，然而译出来的文字还是一派中国古典气息。这固然和胡适追求“与国人心理接近”的必然结果，更多的还是由于这些老旧熟烂的词语与情感之间已形成定型的微妙关系，这就使这些词汇无论再怎么变化组合，都还是一种“不是套语的套语”。1917年前胡适的翻译活动也许也是他在小说翻译领域从怀疑到确信“文言是死文字” 的探索过程，我们可以认为《梅吕哀》使他相信古文翻译实在是穷途末路，最终放弃了文言翻译。在《梅吕哀》之后，胡适再也没有发表过文言的短篇小说译作了。在1918年7月的《答任鸿隽》中，胡适得出结论：“……我们深信文言不是适用的工具……我们深信白话是狠合用的工具，我们要“……决然弃去不适用的文言工具，专用那合用的白话工具。”[29]

3范本还是檄文：从《梅吕哀》看胡适翻译主题与翻译目的的转变

胡适最早发表的翻译作品是刊于1906年12月6日《竞业旬报》第5期的《暴堪海舰之沉没》，1908年，他发表了《国殇》。1912年胡适译都德的《最后一课》（本名《割地》），1914年译《柏林之围》，这几篇小说都是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总体来说还是讲一些大问题，但是从《新青年》时期开始，胡适就慢慢地开始摒弃直接讲大道理，而更倾向于选择莫泊桑式的“不动声色”，选择从小事情入手，写战争中的日常生活，反映普通人的细微而真实的情感，基本发表于同一时期的莫泊桑名作《二渔夫》，就是一篇反映普法战争中普通人的悲剧的优秀作品。而《梅吕哀》，则多多少少体现了胡适对于爱国主题的另一种维度的书写尝试。它不是从战争的角度，而是从美的角度来写爱国，正是在这一点胡适慢慢发现了文学固有的价值，而不再是将它作为单纯的政治诉求的传声筒。《二渔夫》译文之后胡适写了一篇五百多字的跋，盛赞莫泊桑的“自然”笔法，如“此二渔人无意于爱国而卒以爱国死，不以国事关心而卒以不肯卖国而死，此真莫泊三之绝妙眼光也”[30]，在胡适看来，这种自然派笔法是与“理想派之爱国小说”相对立的。王友贵先生认为，《梅吕哀》“在当时很有些特别”[31]，这是因为，“这篇小说几乎无甚情节，亦无大波澜，唯渲染一种情绪，一种压抑的伤感。其强烈情绪正在于压抑。这种偏重于情感而淡化情节的小说在当时的中国实不多见”[32]，而这种对于情感的关注正是胡适短篇小说翻译的一个兴趣点，其后的翻译作品如《她的情人》、《洛斯奇尔的提琴》以及《苦恼》，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

此外，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适确立了翻译文学作品的目的在于为新文学介绍创作的范本。

1915年7月左右，胡适致《甲寅》编者：“……今吾国剧界，正当过渡时代，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Ibsen之A Doll’s House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33]

胡适在1916年2月3日给陈独秀的信中也写道：“……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34]

那么要达到作为范本的目的，需要怎样选择呢？胡适也提出了根据，“……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他乎！”[35]他在翻译活动中也是秉承这条原则选择合适的作品的，如胡适在《梅吕哀》的序言中就提到：“……然其情韵独厚，尤近东方人之心理，故首译之。”[36]

在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就正式地提出了“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37]胡适这样自觉地关心短篇小说的翻译，意在创造，他自己有言：“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惭愧,惭愧。”[38]整个近代文学的翻译史中，胡适译作虽然不多，但影响极大，他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多次再版，其销行之广，转载之多，是胡适自己都“当日不曾梦见的”[39]。

三  结语

总的来说，《短篇小说》第一集是体现了胡适“用最经济的手腕，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满意”[40]的标准的。其中，《梅吕哀》作为胡适最后一篇公开的文言译作，是他文言翻译的顶点，同时也揭示了文言翻译内在的缺陷，在此之后，胡适就放弃了小说领域内使用文言翻译的尝试，而确定了“……文言不是适用的工具，白话是很合用的工具，我们要“决然弃去不适用的文言工具，专用那合用的白话工具。……”[41]胡适的翻译体现了他对新文学探索的痕迹，记录了他文学思想演变的过程，与胡适在诗歌领域内的探索同样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