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小说集》重印考

陈 洁*

（北京  鲁迅博物馆，北京 100034）

内容摘要：鲁迅塑造的“死火”意象，与他自身文学历程相关。文学“死火”在鲁迅心中存在的证据就是鲁迅日记中所记从1912年以来，多次将东京时期的文学成果《域外小说集》赠送教育部同事和新文化人。《新青年》同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都公开表明赞赏《域外小说集》，在众口一词的赞誉声中，东京时期读者稀少的《域外小说集》得以于1921年由群益书社再版。《域外小说集》选译短篇小说的文学观念与新文化人对短篇小说的提倡不谋而合。鲁迅文学梦“死火”重温的过程，经历了思想上的“温热”，和《域外小说集》的受到赞赏，因而“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再度被点燃。在钱玄同的约稿下，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加入了《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并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欣赏和认同。

关键词：鲁迅；《域外小说集》；死火；短篇小说；《新青年》

鲁迅文学梦“死火”重温的过程，经历了思想上的“温热”，和《域外小说集》的受到赞赏，因而“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再度被点燃。[1]

学界普遍认为《狂人日记》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之作。事实上，《狂人日记》并非一个突发事件。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指出自己进行文艺活动始于东京时期：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

    “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这是周作人回忆他所理解的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开始[3]。鲁迅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追述了弃医从文的过程。此外，在鲁迅所写自传中也谈到这一重要转折：“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4]“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5]

提倡文艺运动的第一步创办《新生》便受到了挫败，其保存下的成绩，一是发表在《河南》上的理论和评论文章，一是翻译作品集《域外小说集》[6]。《域外小说集》被周作人称为《新生》乙编，其作为周氏兄弟“文学原点”的意义，近年来已为学界所关注[7]。近年研究者开始将《新生》时代的鲁迅与《新青年》时代的鲁迅建立起联系[8]。目前学界所进行的研究倾向于将这两个时期相关联的同时，又将其视为两个断裂的时间段。而实则这两个时期间有一条连续的隐线相连。

这样一种时间上的关联性和断裂性，在鲁迅追述创作缘起的《<呐喊>自序》中已存在。《<呐喊>自序》有一段叙述即点出了《新青年》引发鲁迅回忆起《新生》：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9]

 “既非赞同，也无反对”，这正是鲁迅当年办《新生》的感受。鲁迅在东京的文学活动，以既无赞同也无反对的寂寞而结束，此后多年，他“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10]，因此而再无青年时期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近年已有研究者提及鲁迅近十年的所谓沉寂时期，与东京文艺活动的失败所受打击“当有极大关系，以往的研究者似乎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认为鲁迅最初对《新青年》的态度比较冷淡，也与那次失败的惨痛经历有关。[11]

    创办《新青年》与当年办《新生》的那种相似的寂寞感，已然触动鲁迅，他使用了一个转折词“但是”，说明他说出那番“铁屋子”的话，只是出于犹疑。随后，钱玄同即以将来的希望为论据说服了鲁迅。《新青年》触动鲁迅想起了过去的寂寞感受，在这段话后，他又再次谈到寂寞：“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12]

当时也在现场的周作人回忆钱玄同的来访，使鲁迅“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13]这埋着的火药线就是“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14]。周作人这一回忆所用比喻的意象“埋着的火药线”，其潜伏性和燃烧性与鲁迅创作的“死火”意象很相似，“死火”其实是未死的火。而鲁迅文中所写的死火重温，与周作人所述点燃了“埋着的火药线”，是一种相似过程的两种叙述。

1919年，鲁迅曾在《自言自语》中写下《火的冰》，并在文末将此意象与人联系：

  火，火的冰，人们没奈何他，他自己也苦么？

  唉，火的冰。

  唉，唉，火的冰的人！[15]

    1925年，鲁迅再次以梦的形式重写了此意象――《死火》，死火是依然如珊瑚一样的火的冰。因为遇到朋友的温热，死火重温了。

鲁迅《死火》中的死火，周作人回忆中所述“埋着的火药线”，确实存在于鲁迅心中，存在的证据就是鲁迅日记中所记从1912年以来，多次将《域外小说集》赠送教育部同事和新文化人。《域外小说集》是鲁迅珍视的文学成果。从鲁迅三十年代提及《域外小说集》的信中，可看出鲁迅对之珍视的程度：“余书（几乎全部是余书）在上海和书店一起烧掉了。所以现存的便成珍本。但谁也没有珍视它。”[16]

《新青年》同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都公开表明赞赏《域外小说集》，在众口一词的赞誉声中，东京时期读者稀少的《域外小说集》得以于1921年由群益书社再版。陈独秀1920年3月致周作人的信中，即已表明支持重印出版《域外小说集》之意：

  重印《域外小说集》的事，群益很感谢你的好意。……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17]

    《域外小说集》1909年东京初版，没有用新式标点断文，只偶尔采用了感叹号、问号等，在《略例》中说明：“！表大声，？表问难”[18]。而《域外小说集》1921年版则明显进行了现代改装：不仅在正文中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而且书后附有《新青年》的广告。[19]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中对１９２１年《域外小说集》再版重印的缘由有所说明：“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20]其原因就在于初版之后“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21]1932年，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也谈到《域外小说集》被烧掉一事。“在中国”“完全消灭”，只“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是鲁迅的艺术加工。从时间计算，上海寄售处的火，大致是1913、1914年。而由鲁迅日记可知，从1912年开始，到重印之前，鲁迅都一直有《域外小说集》的赠书记载。

赠书一方面是友谊的表现，也兼及广告效应。鲁迅从东京就开始以赠书的形式寻求知音，扩大影响。1919年4月一则《赠书志谢》登载于上海《神州日报》，对受赠《域外小说集》表示感谢。这则《志谢》与上海《时报》上的鲁迅亲撰《域外小说集》广告同日登载。而翌日这则广告也全文登载于《神州日报》[22]。时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也得赠东京版的《域外小说集》，由鲁迅的朋友、蔡元培从弟蔡国亲寄予[23]。蔡元培也寄赠鲁迅《中央文学报》《中央文学志》。[24]

据鲁迅日记所记，鲁迅曾多次要求周作人寄《域外小说集》到京，赠送的对象一开始以教育部同事和留日同学为主。1912年8月14日，“得二弟所寄小包二，内《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五册，初八日付邮，余初二函索，将以贻人者也。十五日以《或外小说》贻董恂士、钱稻孙。”[25]10月7日“以《或外小说集》两册赠戴螺�，托张协和持去。”[26]10月17日“晚季自求[27]来谈，以《或外小说集》第一、二册赠之。”[28]这五套书不久就赠完了，同年11月，鲁迅又收到周作人寄来五套《域外小说集》[29]。 先后赠送给教育部同事夏穗卿（即夏曾佑）、游允白，周作人的同学刘雳青。[30]

1913年，鲁迅再次收到周作人所寄五套《域外小说集》。[31]先后赠与留日同学夏揖颜[32]、袁文薮、钱玄同、黄侃。[33]

1914年，周作人寄给鲁迅四套《域外小说集》，鲁迅转给许寿裳一套[34]。1915年4月，鲁迅将《域外小说集》赠送同事陈衡恪之弟、史学家陈寅恪，9月赠给教育部同事张春霆[35]。1916年12月20日，“寄宋子佩信并《或外小说》第二集一册。”[36]

1917年，鲁迅最后一次收到周作人寄来的《域外小说集》。[37]1919年，“午后许诗堇来并持交《或外小说》二本。”[38]1921年，“寄邵次公以《域外小说集》一本。”[39]“午代二弟寄宫竹心信并《欧洲文学史》、《或外小说集》各一册。”[40]“下午张凤举来，赠以《或外小说集>一册。”[41]鲁迅在八道湾定居后，1920年，绍兴的书籍也随后运到北京；1924年，存在张梓生家的书也运到了北京。[42]

由钱玄同日记可知，1917年，在北大、北师大都任教的钱玄同，其主要交往者是蔡元培及北大教员。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的“通信”门，登出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将文坛上尚不知名的“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与当时文坛上的名教授胡适之所译《二渔夫》，马君武所译《心狱》并举，均视为翻译西文小说的范例。[43]

这大概是《域外小说集》所有宣传中最具效力的一次。随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同人便通过周作人受赠了《域外小说集》。1917年8月30日，周作人“上午往大学访蔡先生，遇君默，便交予《域外小说》二册。”[44]10月24日，“上午往大学。……访蔡先生。……以《域外小说》二部留校，转交刘、胡二君。”[45]刘、胡二君即指刘半农、胡适。周作人1917年4月到北京，12日到北大访问了蔡元培，定下16日开始在北大工作[46]。却是直至《新青年》登载了钱玄同的通信后，周作人才将《域外小说集》赠予沈尹默、刘半农、胡适。周作人在日记中此二处都写作“交”：交予、转交，而不是“赠”，或“送”。现难以考证是否为三位索书，但周作人在日记中赠送自己书籍、文章时，常使用的是“赠”、“送”。[47]1918年4月3日，与胡适熟识的北大教授陶孟和来函索《域外小说集》，周作人次日便将两本寄出。[48]

《域外小说集》因其选译短篇小说，在晚清的小说界很少得到读者认同：“《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49]而这种文体却正契合胡适提倡的短篇小说理论。胡适对《域外小说集》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便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50]显然，胡适对《域外小说集》的赞赏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1920年2月6日，高语罕写信向胡适借《域外小说集》。[51]胡适在回忆中依然不忘对《域外小说集》的欣赏：“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是章太炎先生的国学的弟子，学的是古文。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他们复古的时期，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用古文，用最好的古文翻译了两本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说。”[52]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欣赏《域外小说集》的古文，其日记所记在选中学国文选本时，便将其列入第一年的首选：“第一年，周作人《域外小说集》、林琴南小说等。第二年，近代人之文，梁任公、章行严、章太炎等。第三年，所谓‘古文’时期，自韩愈到曾国藩。第四年，自六朝到周、秦。每时期自然夹入韵文。”[53]此处提及《域外小说集》时译者写为“周作人”，因为1921年《域外小说集》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时，署周作人译，序言亦署周作人，实为鲁迅所写。《域外小说集》1909年在东京初版时，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1921年重印时，鲁迅为了提携周作人，愿意以周作人的名义独署，除了曾以周作人为作者署名，还以周作人的名字赠送贺年片。[54]

刘半农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出版，刊载了刘半农与王敬轩（钱玄同化名）的双簧信。刘半农的复信中驳斥了林琴南的译作，抬出的典范译作是《域外小说集》。随着《域外小说集》得到《新青年》同人的赞赏，久不创作的鲁迅也加入了《新青年》的文学活动。第4卷第3号《新青年》还登出了“除夕”诗的唱和，包括沈尹默《除夕》、胡适《除夕》（“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陈独秀《丁巳除夕歌》（一名“他与我”）（诗中写明“拿笔方作除夕歌。/……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十年不作除夕歌。”）[55]

刘半农在《除夕》诗中写入了在绍兴会馆与周氏兄弟谈天：

（一）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二）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56]

鲁迅和周作人在1918年2月10日旧历除夕时，接待刘半农来访，这是刘半农首次出现于鲁迅日记中。刘半农的《除夕》诗回忆了这次聚谈的内容。[57] 《新青年》4卷5号登出《补白》：“周氏兄弟，都是我的畏友。一天，我做了首斗方派的歪诗，寄去请他哥儿俩指教”，同期登出了周作人给刘半农写的回信和“奉和寒星诗翁‘中央公园即目一首’”。[58]

与《新青年》同人的交往使鲁迅在东京时期的文学成果《域外小说集》得以重印，《域外小说集》选译短篇小说的文学观念与新文化人对短篇小说的提倡不谋而合。鲁迅因东京时期文学活动的挫折而冷却的热情再度被点燃，在钱玄同的约稿下，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加入了《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并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欣赏和认同。继而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有了进一步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