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的英语自传与包贵思

倪婷婷*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内容摘要：不轻易对人谈及个人身世经历的杨刚却为美籍老师包贵思留下两节英语自传，这样的信任不只源于两人深厚的感情维系，也源于对彼此信仰的尊重同情。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包贵思对杨刚英语文学趣味的养成、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认知，甚至信仰理想与个人关系的体悟，都起到重要的影响。《童年》《狱中》作为包贵思留在人世的遗产，为中国语境中的读者理解杨刚的命运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关键词：杨刚；包贵思；《童年》；《狱中》

在杨刚（1905-1957）的英语文本中，除短篇小说《日记拾遗》因被收入斯诺主持编译的《活的中国》而及时为世人知晓外，自传《童年》《狱中》和长篇小说《挑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直到80年代杨刚生前的好友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童年》和《狱中》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杨刚最早的英语作品，据译者文洁若说明，“原稿用打字机打的，《狱中》一节，标题旁用钢笔注明写于1931年”[1]。这两节英语自传是萧乾在1979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搜寻到的，它们是原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捐献给哈佛―燕京研究所的遗物的一部分。这两个文本在1982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时总题名为《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的自传》，1984年出版的《杨刚文集》收纳这两节自传时也冠于同样的总题名。

一

《童年》和《狱中》是两节可以独立成篇的自传，它们分别记述了杨刚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些经历。由于是初稿，构思剪裁难免粗疏，可文字的表现却不失生动。在杨刚笔下，生活的实录同样具备了小说叙事写人应有的传神，传主倔强叛逆的鲜明个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心理变迁的过程也得到相应的展示。《童年》依次提炼出保留在作者记忆里早年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时的画面：故乡环境、大家庭变迁、父母个性、家塾教育、“闹革命”事件，以及与“无敌”塾师的较量，它们以片断的形式组合为一个有机体，让读者从中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杨刚个性品格和气质禀赋生成的背景，也初步了解了杨刚对自我身份的定位。《狱中》则集中叙写了杨缤（杨刚学生时代用名）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参加示威游行被捕后的牢狱生活，这是一个人生断面的展示，虽说缺乏足够的历时性经历的交代，但这个非常事件对阐释杨刚的人格立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被侦缉队抓捕的经过，关进拘留所后的见闻：狱友的遭遇、看守的牢骚，还有在警备司令部经受严刑逼供的情景等等。这些看上去不经意的琐碎记录，都直接统领在杨刚的阐释策略之下，这就是：“祈求专制者的末日早早到来”，尽管这一寓意在文中只是点到为止。在常人心目中，被捕入狱以至受刑该是惊天动地的个人事迹，杨刚却处理得平缓自如、波澜不惊，似乎原本如此。这种平淡的笔触反而凸显出作者凛然镇定的形象，任何读到这篇自传的人也必定会从中感受到杨刚用英语行文时追求朴实自然风格的用心。

如果说杨刚和斯诺的关系主要是围绕《活的中国》而形成的；那么对杨刚来说，包贵思的意义则绝不仅仅止于《童年》《狱中》的保存者。包贵思是杨刚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一个被燕园工友们称作“包教士”的虔诚基督徒，而那时的杨刚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虽然信仰有别，但双方的坦诚和彼此间相互的尊重，使得这种差异并没有妨碍到她们亲近的关系。在杨刚所认识的美国人中，杨刚与包贵思的交往时间之久、对她的感情之深，无人可比。从1928年起，杨刚和包贵思保持了20 年之久的忘年友谊，直到1950年底包贵思离开中国后彼此再也没有联系。包贵思曾参与到杨刚某阶段的个人生活中，是杨刚一些个人性史实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对杨刚施于援手而不求任何回报的人。所以，和斯诺等人不同，包贵思对杨刚不可能是那种站在旁观者角度去接受杨刚自传性经验诉说的倾听者。在杨刚的情感世界里，包贵思是老师、挚友，有时甚至还是母亲，总之她是值得信赖、值得亲近，甚至可以对其任性撒娇的长者；但是，以杨刚的政治立场来看，包贵思的国籍、信仰、文化及意识形态观念还是令她无法避免终究是个“局外人”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对身边的同志、同胞这些“自己人”无话不谈却绝不言及个人身世经历的杨刚，反而可以放心地为包贵思留下自己的传记材料，这不能不归结于杨刚对包贵思这个“局外人”的充分信任。起码在杨刚的心里，无论包贵思对自己的身世经历做如何评价，她的声音必定都发自真诚的良心，而包贵思的“局外人”社交圈所限也不至于为自己带来什么意外后果。事实上，杨刚与包贵思相处时从来不惮于包贵思的意见，甚至常常与她直面交锋却不伤及彼此感情。在杨刚一生中，除了母亲以外，包贵思恐怕是能让她在真正意义上解除戒备、卸掉盔甲的人。

由包贵思一直保存，直至成为她遗物一部分的两节杨刚自传，它们很有可能是应包贵思要求而作，专门为包贵思而写的。既然英文原稿《狱中》标题旁注明写于1931年，估计《童年》的写作时间也应该距此不远，那正是包贵思和杨刚在燕京大学校园里师生怡怡的时段。从30年代初杨刚在燕京大学校园完成这两节打字稿，到1979年萧乾把它们从美国复印了带回国内重见天日，空间上至少两次跨越太平洋，时间上差不多相隔了半个世纪。包贵思对杨刚的影响，恐怕远不止今天读者有幸看到的这两节杨刚的自传，她对杨刚英语文学趣味的养成、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体认，甚至信仰理想与个人关系的理解，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在包贵思的课堂上，据杨刚的燕京同窗萧乾回忆，习惯坐在老师身旁的杨刚显得主动而积极。包贵思或许不一定赞同杨刚用唯物主义观点解析英国诗歌，但肯定欣赏她思考的角度和思辨的能力。杨刚对19世纪以来英国的抒情诗文兴趣浓厚，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包贵思的熏陶。萧乾说，杨刚是包贵思“最喜欢的得意门生。教英国文学史时，包贵思讲得最起劲的是简・奥斯汀，而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杨刚所译的《傲慢与偏见》，那也许是她生平所译的唯一的外国文学作品”[2]。1935年署名杨缤翻译的撷茵・奥斯登（即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出版，不应该是一个偶然。包贵思对简・奥斯汀的偏好多少感染到杨刚，虽然杨刚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翻译这部简・奥斯汀的名著，是在燕大读书期间，还是毕业以后，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杨刚决定把《傲慢与偏见》介绍给中国读者，即便不是直接出自包贵思的建议，也必定与老师的点拨和启发有关。

作为译者，杨刚在这本书的卷首对这位睿智的女作家进行了一番评价，她认为，以简・奥斯汀为顶点的英国家庭讽刺小说继承了写实派和感情派的双重遗产，即写实派“切于实地生活，健全稳重的情感表现”，感情派“家庭生活、女性兴趣”的取材范围，它们分别构成了“新派”的“风格”和“骨骼”。杨刚由衷地表示她对简・奥斯汀的喜爱，除了她的小说与她所表现的内容配合得恰到好处外，也包括“简・奥斯汀抱着纯艺术表现的态度行文，不带一点道德教训的观念，也不作一点知识启发的企图。”[3]从中可以发现，杨刚所有的英文作品，以及一部分中文小说如《恒秀外传》《爱香》《翁媳》《母难》中呈现出的那种女性立场，那种尽可能避免说教的态度，均显示了她对简・奥斯汀精髓的接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不妨视为杨刚对引导她走向简・奥斯汀的包贵思的一种接受。

至于《童年》《狱中》为什么一直保存在包贵思手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从一般的教学常识推测，或许与包贵思教授的文学类或写作类课程的要求有关。美国一些大学的文学及作品阅读课常常配备写作训练，熟悉这套教学方式的包贵思在燕京课堂上有这样的规定，实属正常；而作为学生的杨刚交一份合格的作业，不过是起码的回应。杨刚40年代在美国莱得克列夫女子学院旁听的课程，包括了“亨利・杰姆斯、麦尔维尔及德莱塞作品选读”及英文作文课程，从她选课的侧重，不难看到若干年前燕大校园里包贵思的影响痕迹。而第二种可能是从杨刚和包贵思比一般师生更亲密的感情关系来推测，它们或许是缘于包贵思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杨刚的意图。包贵思特别想知道杨刚具体的身世背景和她当时激进立场之间的关联。包贵思很清楚，自传不仅可以提供事实的真相，也提供对事实的说明，让杨刚写一份自传，有助于帮她达到目的；而杨刚因为熟悉包贵思的为人，也就不存有什么顾虑，她不想对老师有什么隐瞒，自然不会拒绝包贵思的要求。

二

《狱中》一节写于1931年。就在这一年，杨刚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被军警拘捕入狱，在狱中备受酷刑，直到9月才获释出狱。可以断定，这节自传定然是杨刚出狱不久写的，它和包贵思的关系尤为明晰。这一关系的旁证来自包贵思唯一的一部小说《河畔醇颐园》[4]。小说中有一部分叙述了身为女传教士的主人公简与一名叫柳的女学生之间的深厚友谊，结合萧乾的晚年回忆，从中可以梳理出杨刚在燕大期间以及离开校园后继续与包贵思交往的线索，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杨刚被捕入狱事件。

在包贵思这部不乏纪实色彩的小说中，简和表弟谈起她的女学生柳，谈到柳很阔的家庭背景、复杂的家庭关系，以及柳幼时跟老塾师学古文等等，这些都与杨刚在《童年》中的自述相重合。简还特别提到，为了受新式教育，柳后来进了南方的一所教会中学。“那时共产主义运动在学生中间影响很大，她遇见一个组织者，那人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把那个穷病交加的组织者同学校里那些养尊处优的传教士作了比较之后，“决心投身于那艰苦危险的事业。她进北方那家大学时，就已经是个地下党员了”。这一部分所述，比较接近杨刚自传体小说《挑战》里女主人公黎品生进美国传道会办的洋学堂后的心路轨迹。有关柳在教会学校的情况，简强调是两人交情深了以后才得知的。包贵思在小说里提到到柳的入狱：“她在大学二年级时被捕了。最初关在警察局，后来进了警备司令部。这么一来她的朋友们着慌了。我们采取行动把她营救了出来”；“我们去见有权势的人。同时大学答应她出狱后可以继续上学。不久她就回到校园，我们就成为真正亲密的朋友了。”如果包贵思在小说中的艺术叙事大体符合杨刚这一段经历事实的话，那么可以得知：第一，包贵思参加了营救杨刚出狱的行动；第二，这一事件加深了杨刚对包贵思的信任，以至后来无保留地向她讲述了自己的出身家世、思想情感历程，以及地下党的政治身份。

关于营救出狱一事，杨刚自己在《狱中》结尾提到，“许多人替我担心，尤其是姐姐，几乎急死了。好多亲戚朋友，特别是大堂兄和□□英，曾设法营救我”。应该说，杨刚的自传中的回忆和包贵思的小说家之言都是可信的。杨刚只提家人亲戚不及其余，是为了给那些身份不一的营救者打掩护。至于包贵思是否出面营救，萧乾说法是，“不得而知”，但“从她们的友谊来看，这是可能的”[5]。实际上，杨刚被捕入狱牵动了不少人的心，这也就是杨刚自己说的，许多人替她担心。为此，当时的燕大校长吴雷川还特地告示焦虑的中国教授“学校已去函保释”[6]。作为燕大美籍教授的包贵思，不仅仅因为私人友谊的关系，更因为道义和责任，一旦知情，她定会和其他朋友一起参加到营救杨刚出狱的行动中。

其实，在杨刚困窘狼狈的时候，包贵思的支持不止一次帮她度过难关。包贵思的小说里还有这样的一段叙述：柳毕业后被戴笠追捕，带着即将分娩的身孕和遍体鳞伤，到简那里寻求庇护。简见此非常难过，问她“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柳回答：“我只要你照我现在的情况来认识我……你是我的老师，也永远是我的朋友。现在我尽量像个孩子对母亲那样对待你”；“我不愿使你伤心。但是如果你想了解我，你应该看到，由于为革命工作，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相信上帝，可我心中有我的上帝――那就是几千年来受苦受难，如今才找到一线光明的中国人民”；“我把死的念头抛到脑后了”。包贵思生动勾勒出一个勇敢忠诚的女革命党人形象，也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了这对异国师生情同母女的感情基础，体会到她们对彼此的尊重和同情。

包贵思的小说里写到分娩后的柳和简讨论孩子的安置问题：

柳：“想把她托给一个女人，可是又拿不出钱来。“

简：“你难道不想带在身边，自己喂奶吗？

柳：（暴躁地）“你当然赞成我那么办，那样就可以把我束缚住，当个贤妻良母了。”

简：“我怎么想，那没关系，主要还是你自己打算。”

柳：“没有旁的办法，只有请你先帮我带一带。”

简：“这正是我希望做的。”

这俨然是一个任性的女儿在刚生完孩子后向自己母亲撒娇，让母亲帮忙看管婴儿。虽然她们的关系并非真正的母女，但柳无所顾忌地袒露真实的性情和想法，证明她对简抱有一种骨子里的依赖，她生硬的说话方式也更反衬了她对简如女儿对母亲那样的随意和任性。接下来，有意思的是，柳居然问简有什么条件，这让身为基督徒的简感到吃惊，她认为，既然孩子由她抚养，她必定会给她爱与智慧，有什么附加条件呢？而柳却申明：“孩子的前途要掌握在我手里”，“我要尽快把她接走。她得在革命队伍中长大。”

是履行抚养孩子的母亲天职，还是全身心投入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杨刚在这两者间的选择，已经用她自己的人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包贵思笔下的柳，以及杨刚以后在上海时的房东项美丽（Emily Hahn）在《时与地》中刻画的那个杨珠[7]，虽说都是艺术的塑造，但不妨也可以看做杨刚的写照。现实中杨刚对自己独生女儿的所为其实更令人震惊[8]。母女天伦之爱在革命的名义下是如何被压制的，身为母亲的杨刚演绎得是那样的纯粹而极致。据杨刚的女儿郑光迪回忆，“七七”事变后，杨刚确实曾把三四岁的她寄养在包贵思家两年，而包贵思果真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杨刚托付的养育重任。杨刚对包贵思的依赖和信任，包贵思对杨刚的怜爱和包容都从中可见一斑，两人的关系哪里是一般的师生之情可以解释的？

在长达20年的交往中，杨刚敬重包贵思仁慈无私、尊重正义的品德；而包贵思则十分感佩杨刚为自己的理想和主义付出的牺牲，作为一个基督徒，她很清楚由信仰而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意味着什么。不仅是包贵思，杨刚1943年在重庆结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首席代表费正清在熟悉了杨刚后，就断定像杨刚这样的人，“她们就是中国自己的传教士，她们完全有能力使人们改变信仰与她们站在一起”[9]。或许“传教士”的比喻不能为杨刚所认同，但杨刚对事业的忠贞和以身殉道般的牺牲不得不让费正清产生如此联想。在《河畔醇颐园》中，简是这样看待柳的：“只要中国人民在受难，柳就不会安歇，更不会享清福”，这也就是包贵思对她熟悉的杨刚圣洁人格的评价。虽然包贵思是一个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但在“希望中国人民可以过得更好”这一点上，包贵思觉得她和杨刚没有区别。这一共同点也正是联结杨刚和包贵思彼此间笃厚之情和充分信任的纽带。

现实生活中包贵思和杨刚维系友情的关键就在于彼此毫无芥蒂的坦诚。两人的分歧尽管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但从来都是开诚布公，不加掩饰的。包贵思小说中的简发现，“共产主义具有一股热情，足以使一个政治制度变成宗教”，而时代的种种罪恶和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柳和她的同志们变得“冷酷无情”。同为女人，杨刚对骨肉亲情的决绝，包贵思一定深为痛惜，她即便有几分理解，也决不会予以认同。

三

杨刚与包贵思尽管存有分歧，但杨刚很清楚，包贵思对她的一生，包括价值观、文化理念的形成具有不可忽略的深远影响。萧乾在包贵思遗物中除了找到《童年》《狱中》这两节自传外，还发现了若干封杨刚写给包贵思的信函，时间集中于1945年2月至10月间，那个时段正是杨刚在美期间。1944年夏，杨刚去美国留学，并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帮助杨刚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的人，除了费正清，还有一位就是包贵思[10]。杨刚写给包贵思的信函，应该不止这些，但它们作为包贵思捐献给哈佛―燕京研究所的遗物的一部分，一定和杨刚的那两节自传一样，是包贵思认为十分重要的。这几封信函不仅提供了杨刚在美期间人生经历的史实材料，同时也留下了在更深的意义层面上探究杨刚与包贵思之间精神联系的依据。

杨刚初到美国，她不厌其烦地向包贵思报告自己的状态，包括就读的情况、学业的兴趣等等。在1945年2月1日的信里，她说：“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抒情诗还算接近我的理想”，“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镜之处。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11]杨刚写给包贵思的这封信可以丰富人们对杨刚40年代赴美目的的了解，其中包含了杨刚对于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却也不乏个人趣味的追求，而这个趣味的养成无疑应该追溯到多年前包贵思的课堂上。而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借鉴的资源，杨刚明显不排除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她希望能从世界各大强国吸取经验教训。这正如杨刚在1946年写给国内的一份“纽约通讯”里指出的：“中国的道路不是美国的或者苏联的或者希特勒的道路。中国历史会选择它自己走的路。先进的美苏全有我们可学的地方”。[12]

相对于1949年后国内一边倒的亲苏反美立场，这时杨刚的多重借鉴态度显然更为理性，这无疑来自一种开放博大的胸襟。而杨刚之所以有这样的胸襟，似乎很难与她的教育背景脱得了关系。她就读的学校都是美国教会学校（从葆灵女校到燕京大学，直至美国本土的莱得克列夫女子学院），而在燕大读书阶段包贵思对她的熏染更是无法忽略，不仅是学业兴趣上的，也包括平等、自由、正义、民主等价值观的传授和接受。杨刚希望了解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那么也就不可能排除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甚或亲近。如果说平等自由的西方价值理念最初是伴随着葆灵女校的新式教育渗透到杨刚的人格塑造中的，那么，杨刚在燕大与包贵思的接触，加上阅历的增加，这些西方的核心价值意识得到了更深意义上的理性确认，并进一步作用于杨刚个人整体的思想体系建构。杨刚在40年代致包贵思信里的观点，其实是对30年代她介绍《活的中国》时所确立的主旨更深广意义上的阐发，出发点如出一辙，那就是：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是活着的，这是人类爱活的志愿的证明，“这缕不死的灵魂”正渴望“与世人见面和世界携手”。在杨刚心目中，不管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它们应当有所共同的家”。[13]

在1945年9月3日的信中，杨刚向包贵思坦陈，她对中日战争结束“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中国“人民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她期待一个能够承认成亿的受压迫的同胞存在的新秩序出现。她认为：“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新的人民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不是由一小撮不择手段的政客组成的进行肮脏政治角逐的政党。它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这就是杨刚无怨无悔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她把中共当成了整个民族获得“自由和尊严”的希望化身。她对美国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袖手旁观的态度愤懑不平，“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军队帮助国民党去毁灭中国人民心中的希望。倘若耶稣在世的话，他目睹此种事态，一定会痛心疾首。”她对包贵思说：“当我写此信时，我本不想伤你的心。可是过去几个星期的局势使我难过得几乎发疯了。”杨刚的这封信至少透露了她这样的内心真实：其一，杨刚一生所追求的价值理念的核心就是尊严和自由；其二，杨刚坚信中共是真的为中国人民谋取尊严和自由的组织；其三，杨刚认为上帝之子耶稣也会反对毁灭中国人民希望的行径；其四；杨刚不忍心因为她对一些美国人的指责而使包贵思难过。第一点证实了“尊严和自由”在杨刚心目中无可替代的位置；第二点是杨刚把尊严和自由理解成中共纲领的关键词，是杨刚之所以投身革命的信仰根基；第三点证实杨刚对于耶稣博爱精神的接受，她试图向包贵思申明她为实现中国人希望的努力，在人类道德基准上与包贵思所信仰的基督教并不冲突；第四点则再次证实杨刚对包贵思如同女儿对母亲般的体贴，她既想毫无保留地如实坦陈心迹，又唯恐因此使对方产生不愉快的感觉。从中不难发现，在与包贵思的交往中，杨刚不隐瞒自己的政治倾向，却也很顾及包贵思的感受，尽可能去说服包贵思对自己所信仰事业的理解。从这封信中，可见出杨刚对包贵思进行心灵沟通和思想交流的范式，更可见出两人共同的精神平台。

在为“尊严和自由”奋斗的人类终极目标上，杨刚和包贵思原来是如此相近，只是各自选择的途径有别。可惜的是，杨刚对新秩序的理想和后来的中国现实发展并不合辙。但在她的理想大厦尚未坍塌时，她对新秩序的维护必定近于一种的本能反应。

颇具真实感的记录来自美国学者菲立普・魏斯特的研究著述，他根据包贵思的日记，在《燕京与中西关系1916-1952》中再现了杨刚和包贵思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1950年在朋友家里，“她们本来说好不争论，然而争论是无法避免的，包贵思曾责备‘共产党巨大压迫性的思想控制’，杨刚则反唇相讥，说：‘华尔街的思想控制可高明得很！’”直言不讳原本是这对师生交流沟通的常态，所以不足为奇。而魏斯特接着叙述的内容，则让读者领略了她们“有情”与“无情”的分野。因为杨刚平时工作12小时，衣食住却简朴到极点，包贵思心里十分不忍。魏斯特这样写道：

包贵思要送杨刚一条皮褥子，给她冲一杯速成可可，她都拒绝了。包贵思十分生气。杨刚说：“我是中国人，我只喝白开水。”包贵思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不至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的这么彻底呀！不过包贵思向杨刚承认，这么一来，今后美国传教士倒可以不再背着在中国享受特权、受特殊保护的包袱了。杨刚说，她听了这句话很感动，因为这是由衷之言。不过她又说：“有多少传教士也这么想呢？”[14]

以上所述透露了两点：第一，杨刚拒绝包贵思褥子和可可的理由让包贵思匪夷所思，她不能接受杨刚单纯用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来解释她们两人间的关系；第二，杨刚为包贵思认同美国传教士从此中止在中国享受特权而感动，但却又认为包贵思的看法不具有普遍性。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这次争论发生的时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50年代初。尽管包贵思的身份和她对杨刚的感情一如既往，而杨刚却已不是那个时时面临死亡威胁的地下党了，她此时的言行已经折射出成功者的骄矜心态，这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到她和包贵思的见面。首先，杨刚（一个革命成功者）怎么可能再接受包贵思（一个外国人）的物质馈赠――哪怕是一杯热饮――这无异于有损自尊的羞辱，何况在杨刚的意识里，清贫从来都是和献身相表里的革命者身份标记；其次，杨刚虽然很清楚包贵思对中国革命不无同情的态度，包贵思赞同结束外国人在中国特权的看法也不会让她感到意外，但杨刚时任新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的职务或许强化了她的成功者心理，在与包贵思重逢时，她不由自主地更多地把包贵思看成美国人的代表――而美国的含义在50年代初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杨刚与包贵思的最后一次争论，表面上看，不过是20年来两人见面时必定经过的一次通常程序的升级版，但更深层的意蕴却说明，杨刚此时的身份和处境已经不容她再像过去那样对待包贵思，包贵思惯常的“有情”之举只会进一步刺激杨刚的“无情”反应，杨刚的言行乃至思维逻辑必须遵循夺取了政权后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严格规约。虽然包贵思也一眼就看穿了意识形态的巨大杀伤力，杨刚对她的拒绝根底上不是因为什么中国人美国人的差别。但是，她还是没能意识到，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政治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压制和扑杀远非昔日可比拟，它迅速并全面地覆盖了个人生活领域，包括爱情、亲情，当然还有友情；她更不会预料到，这种“冷酷无情”借助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会直接变成革命者自己的绞索。杨刚对包贵思送她一件褥子、泡一杯可可的夸张态度，在包贵思心里，一定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而在当时的杨刚看来，这也不是小事，而是必须的立场宣示。这一宣示即预示着不久的将来，杨刚将品尝她亲手参与培植的这一“冷酷无情”之树上结出的苦果。所幸的是，包贵思和杨刚从此天各一方，她至少避免了亲眼目睹一场惨剧：她始终牵挂着的杨刚，那个在《狱中》末尾兴奋地表示“能够继续工作下去是多么快乐啊”的杨刚，在与自己分别七年后竟不得不中止了她所爱的工作，被她为之奉献了个人的一切的革命冷酷无情地吞噬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杨刚作为国家机器的代言人，已经容不得任何异见，尤其是对中共政治的批评，即便它是出自包贵思这样对新秩序持温和态度的友人。这次争论，一方面说明新秩序建立之初杨刚和包贵思尚存有赤诚相待的友谊，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对新秩序中个人思想自由权利的评价分歧，为她俩今后的疏远埋下了伏笔，而事实上朝鲜战争开始后中美交恶的环境也最终决定了杨刚和包贵思几十年交往和友谊的完结。

四

在现存的杨刚自传性材料中，包贵思保存的《童年》和《狱中》是最接近杨刚个人史实的文本。这两节自传侧重于对自己家庭出身、家塾教育与燕大读书期间被捕入狱事件的回顾，正好涉及了杨刚生平经历中最为关键的两个时段，因而在最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包贵思从中更多地了解杨刚本人的期待。现在尚无资料证实杨刚是否仅仅写了《童年》和《狱中》这两节，即便杨刚还写了其他的个人经历文字，但还是可以相信，包贵思珍藏了几十年，不远万里带回美国的这两个文本，一定是她认为，也是事实上最珍贵、最有价值的。

包贵思虽然是当时杨刚入狱事件的知情者，但她不可能清楚杨刚在整个过程中具体的表现，尤其是细微的心理活动。《狱中》以翔实生动的事实描述在很大程度上解开了包贵思心里的杨刚之谜。《狱中》的片断记载，至少让她对杨刚明明知道游行的后果却依旧参加不再感到奇怪，原来他们就是为了要进行一次有组织的示威；同时，也让包贵思不再为杨刚那样迷恋于工作感到困惑，因为那就是杨刚“活着的价值”。不仅如此，从《狱中》，包贵思还明白了为什么杨刚出身豪门却对富人压迫穷人的行为愤懑不已，为什么杨刚总是忘不掉对同胞的责任和对女人的同情，为什么杨刚要立下为祈求专制者末日到来的事业甘愿牺牲一切的志向。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包贵思来说，要把进入眼帘的――一个喜爱19世纪英国抒情文学的女生，一个在监狱中从容面对酷刑考验的女勇士――视为一人，才不至于太过为难。入狱事件在杨刚的整个革命生涯中肯定算不上最精彩的事迹，但杨刚的自述确实提供了包贵思想获得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杨刚的功课应该可以让包贵思感到满意。

至于《童年》，则可以看作《狱中》的前文本，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杨刚之所以入狱的个性和思想的起源。包贵思和斯诺、费正清等熟悉杨刚的美国人一样，对她的豪门家世和成长背景多抱有好奇心，而从杨刚的角度来看，了解她，确实应该从个人历史的第一页开始。她把人生之初最重要的一些部分展现了出来。也许杨刚对家族历史背景的勾勒，不一定符合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的一般西方读者的中国想像，他们如果想从杨刚有关中国上层社会家庭生活的叙述中寻找刺激性的素材，也许会感到失望。但对包贵思这样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美国人来说，杨刚对父母禀性尤其是母亲品格的精细刻画，可以成为她了解一个中国新女性个性生成的关键性依据。《童年》中嵌入了一些看上去显得琐碎的小事，而其实它们却是按照杨刚孩提时期的心理真实精心整合而成的。譬如大堂兄把三哥关进花园的游戏，让年幼的杨刚认识到人性的幽暗；母亲对被塾师打得头破血流的女儿竟然说活该，让杨刚亲身感受了受习俗拘束的妇女情感的扭曲。杨刚的童年叙事中也不乏忏悔的记录，孩子们为摆脱狱吏似的塾师管束而往他的茶里放巴豆，这种恶作剧在童年的杨刚的眼里曾经是一桩胜绩，但它却成为以后岁月里私心和仇恨的罪过记忆。《童年》中呈现的杨刚童年的内心经历，有关人性之复杂的思考，女人命运的感悟，自由边界的限定，这些都与杨刚童年以后的生活之间构成了一种潜在却牢固的联系。这些杨刚的童年经验叙事，必定有助于包贵思探察杨刚精神成长的轨迹，并在她的心里，与课堂上她熟悉的那个杨缤，与后来她越发陌生的那个杨缤，均一一构成清晰的逻辑关系。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包贵思保存《童年》和《狱中》几十年绝非偶然，它们是杨刚馈赠给老师的一份沉甸甸的心意，是包贵思决计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份重要遗产。虽然包贵思从未有意提供给杨刚中国语境中的同胞们评价杨刚的参照，但今天的我们确实受惠于包贵思的珍藏，凭借《童年》和《狱中》提供的线索，我们像包贵思一样，获得了走近杨刚的一种可能，而真正的启示当然绝不仅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