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潘伯鹰交游考论

――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张元卿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内容摘要：吴宓与潘伯鹰因潘氏名作《人海微澜》而结缘，成为毕生的知己。在以往的吴宓研究中，很少关注潘伯鹰与吴宓的关系，这使得吴宓与毛彦文的关系，特别是潘氏在吴宓离婚前后的作为一直被遮蔽着，这对深入了解吴宓的思想无疑是一种制约。从潘伯鹰与吴宓的交往可知，潘氏是吴宓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吴宓一生的精神变化大多可从他们的交往中看到若干面影；同时吴宓亦是潘伯鹰一生中重要的友人，从早年潘氏被捕，到潘氏婚变，以及对潘氏后事的关注，处处可见吴宓的做人风范，因此也可视为理解吴宓思想的特殊史料。二人交往在《吴宓日记》中多有记载，因此本文的考察即以此为中心。

关键词：吴宓；潘伯鹰；交游；情怀

吴宓与潘伯鹰[1]因潘氏小说《人海微澜》而结缘，成为毕生的知己。在以往的吴宓研究中，很少关注潘伯鹰与吴宓的关系，这使得吴宓与毛彦文的关系，特别是潘氏在吴宓离婚前后的作为一直被遮蔽着，这对深入了解吴宓的思想无疑是一种制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一生的交往历程可以折射出两种不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内心轨迹，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交游来重塑历史细节，同时也力图通过梳理交游历程来展示吴、潘二人历劫之心影，并借以说明两种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抱负之异同。

1929：一年辛苦都尝遍

在学衡派诸子中吴宓是较为关注通俗小说的人，他的日记中有不少阅读李涵秋、徐枕亚、张恨水等人小说的记载。他和潘伯鹰结缘便因阅读通俗小说而起。

吴宓在为潘伯鹰《人海微澜》所写序中，谈到了他结识潘伯鹰的情况：“民国十五年，天津大公报馆改组发刊，日就其中读《人海微澜》小说，则窃喜之。读之久，则甚佩之，而以思见其作者未得味儿憾。十七年岁暮，予撰评陈铨君《天问》一文，登该报文学副刊中，并论及《人海微澜》，以此因缘，始获识凫公先生。煮酒快谈，各述其对于著作小说及文字文体之意见，喜彼此之多契合。”[2]关于这段记录，可从《吴宓日记》中得到相关的证据和一些补充。1928年11月9日日记在“燃烛读陈铨所著小说《天问》，甚佳”之后，写道：“《人海微澜》亦甚可取。”[3]11月10日下午吴宓撰写了《评陈铨＜天问＞》，据上面序中记录可知，这篇文章曾“论及《人海微澜》”。关于他们二人的初见，现在见到的记载是在《吴宓日记》中，时间在1928年12月15日，日记内容是这样：“四时，《人海微澜》作者凫公来。其真名为潘式，字伯鹰，安徽怀宁人。现为交通大学学生，住西单崇善里十一号。谈著作小说之事，甚洽。留在寓宅便餐，晚十时别去。”[4]这个记载和序中“各述其对于著作小说及文字文体之意见，喜彼此之多契合”是吻合的。当日他们一起吃晚饭，谈到晚十时才结束，一共聊了六个小时。从吴宓事后的记载看，这次初见确实是“快谈”。

一个多月后，吴宓回访了凫公，《吴宓日记》记载的时间是1929年1月24日。这次见面吴宓还遇到了凫公的内弟何世伦，何氏送了吴宓一册《澄怀园诗》，后凫公请吴宓等人在“西长安街庆林春酒馆”吃饭，晚九点后吴宓才回去。从这天的日记看，这次他们聊了近五个小时，日记中记着“谈甚畅”[5]，说明这也是一次“快谈”。

接下来他们的交往便是吴宓为凫公《人海微澜》写序。在单行本《人海微澜》中，吴宓序言的落款时间是“民国十八年初春”，据《吴宓日记》可知具体时间是1929年3月4日。五个月后，《人海微澜》由天津大公报社出版。

对于给《人海微澜》写的序，吴宓在日记中认为“殊不称意”，又说：“盖心乱不能作文，数月于兹矣。”[6]为什么吴宓数月来一直“心乱”呢？读1928年至1929年的《吴宓日记》可知，那时吴宓正苦恋毛彦文，想和夫人离婚，因此心乱。1929年9月15日，吴宓在《大公报》刊登“离婚声明”。此前，其日记中有两次访问凫公的记载：

1929年3月29日：4-5至西单崇善里十一号，访潘式君。[7]

1929年5月23日：5-8访凫公谈，饭。[8]

这两次见面，日记记得极简略，具体谈什么，尚不可知。但自吴宓登报离婚后，他们的交往便多与吴宓离婚一事有关。

1929年10月10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4-5至交通大学访潘式。以潘君所著《人海微澜》小说，至能感人，或可谅宓旨也。而潘君亦未在，乃留柬，备述痛苦。”[9]

这次没见到凫公，第二天吴宓又去了。10月11日日记写道：“6-7访潘式于交通大学。潘甚乐与宓谈，且为述彼爱郑淑慈事。近日方为郑所弃绝；故潘亦懊丧殊甚也。”[10]这次他们谈得应该不错，因为从日记看两人是同病相怜。

此后一连几天他们都在一起。12日，吴宓和凫公游朗润园，讲述和夫人陈心一的往史，“晚又在室中灭烛而谈，直至上午一时”[11]。这次他们还谈到了毛彦文，12日日记这样写道：“宓为潘述彦之往事，及宓对彦之心情。潘谓彼甚感动云云。”[12]可见，此时吴宓已视凫公为可以倾谈的知己了。13日上午，吴宓把毛彦文照片和他的诗拿给凫公看，“再游朗润园，续做深谈”[13]。当日下午，又邀凫公“三游朗润园”[14]。这次见面，凫公劝吴宓找律师解决拟定离婚契约一事。17日，吴宓访问凫公，得知凫公已帮他约好律师。19日，又访凫公于交大，凫公劝他“多作批评文”[15]。此后，吴宓于11月1日、8日、9日都和凫公见过面，9日他把《离婚简单契约》稿交给凫公，请其代与律师接洽。

1929年是吴宓的痛苦之年，他在年末所作《采桑子》中写道：“一年辛苦都尝遍。旧梦如烟，新恨长牵。醒枕孤灯只自怜。”[16]词实哀婉，但用它来概括这一年的经历，毕竟太文学化了。

潘式被捕

1931年3月，潘伯鹰在北京被捕，后被押至沈阳，三个半月后获释。3月24日，远在巴黎的吴宓获悉这一消息后一直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并在日记中记录着自己的心情。在潘氏被捕的第一个月，吴宓主要是打听消息：

1931年3月24日

晚8-9，林崇墉君来告：潘式君在北平被捕，解沈，生死未知云云。[17]

3月25日

午饭后访燠，告潘式君被捕事。[18]

3月27日

林崇墉君来，知潘式被捕见《大公报》，仍无其他消息。[19]

4月22日

林崇墉君访宓于HotelRollin，言潘式君被捕情形及不日可释出等语。[20]

此后情况明朗，他就开始评论这一事件。6月7日日记这样写道：“宓述潘式被捕事。H谓中国有此类不合法律之冤狱，人民何以不起而反抗？宓答中国人民未有组织。”[21]此处的“H”是指毛彦文。当时吴宓正在巴黎等毛女士，两人书信来往很是频繁。从这则日记看，吴宓在给毛彦文的信中谈到了潘氏被捕一事。6月12日日记写道：“晚归，阅《大公报》万号特刊，见胡适文，讥《大公报》不用白话，犹尚文言；而报中季鸾撰文，已用白话，且约胡之友撰特篇，于以见《大公报》又将为胡辈所夺。……又胡适文中，讥《大公报》中小说，为讦人隐私。若指潘式君，则殊诬；且潘君方遭冤狱，胡不营救，且施攻诋，以视Zola之于Dreyfus，何相去之远耶？念此种种，及中国人之愚妄，破坏本国文明，并吾侪主张之难行，不胜闷损，久不成寐。”[22]吴宓“久不成寐”自然不全为此事，其时他和毛彦文的关系已濒临破裂，正处在“魂断巴黎”的前夕。

    关于潘氏被捕事件，目前有两种说法。陈声聪《兼于阁诗�》卷四《玄隐庐》云：“伯鹰二十馀岁旅食沈阳，任东北北大学秘书，章行严先生深器其才，为其生平第一知己。辛未三月，君自辽回北平，方在酒肆，为缇骑所围，迫其立赴沈阳，自不知为何事也。凡被羁三个半月，因行严营救获释。”[23]另，星桦的博文《章士钊与潘伯鹰》云：“1931年3月1日，潘伯鹰在北京酒肆宴客，突遭张学良的东北宪兵抓捕，连夜解往沈阳。被捕原因，林庚白说：‘式尝以友于韩鳞符，坐共产党人之嫌，被逮，且论死’。（《丽白楼遗集》）也有的说是因为他的小说女主角影射到了有力人物，传言甚多。这时章士钊正在沈阳，任东北大学教授兼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而张学良正是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章翁协同张的亲信幕僚王卓然，联名将伯鹰保出。”[24]

第一种说法没解释被捕原因，第二种则认为有两种原因：一是“友于韩鳞符，坐共产党人之嫌”；二是“他的小说女主角影射到了有力人物”。

另据周颖南《此是浮生真实境――潘伯鹰其人其事》所录章士钊写潘氏被捕事的七律诗小序云：“伯鹰说部有曰《稚莹》者，吾曾在周叔廉处浏览及之。当时伯鹰议论左倾，文名赫赫，大为辽东当局所忌。毁议日滋，刊章骤至，崭崭以共产党为罪名。时余有管宁之游，颇知其详。迨伯鹰侥幸出狱，适值国民党全盛之日，而其追录事迹，兼明心曲，字里行间之偏左处，仍然未改，殆可谓铁汉也已。”[25]据此可知，潘伯鹰“议论左倾”，“毁议日滋”是其被捕的前因，“刊章骤至”是导火索。“议论左倾”不一定就会“坐共产党人之嫌”，而与左翼作家韩鳞符友善则可能是“毁议日滋”，“坐共产党人之嫌”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尚未见到潘伯鹰与韩鳞符[26]交往的原始材料，第一个原因还无法确认。

1934年天津书局的《稚莹》广告称：“作者无意说教，然而在这本书里，中国法律的无灵，人命的不如猪狗却有最深刻的反映。”[27]这部小说虽亦“议论左倾”，女主角稚莹的遭遇也很悲惨，但它不是潘氏被捕的原因，因此书出版时潘已出狱三年，此文当是章士钊所说的“追录事迹，兼明心曲”，至于“字里行间之偏左处，仍然未改”，不只是“议论左倾”的延续，而恰是对毛彦文“中国有此类不合法律之冤狱，人民何以不起而反抗？”的回答。

既然《稚莹》不是获罪的原因，那“小说女主角影射到了有力人物”的作品是指哪部小说呢？目前所知，潘氏小说出版于1931年前的只有《人海微澜》和《隐刑》。《人海微澜》出版于1929年8月，即便其内容曾引得“知友神交纷纷索隐”，亦断不是“刊章骤至”最终获罪的原因。《隐刑》于1930年由北平世界日报社出版，距离潘氏被捕的时间最近，因此若是因小说获罪，必是《隐刑》无疑。

《隐刑》在1929年2月12日至1930年1月18日间连载于天津《大公报》，主要写唐树生与阿毛、寒琼及邓瑜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阿毛为童养媳，寒琼为娼女，邓瑜是总长小姐。如果说“小说女主角影射到了有力人物”，那这个女主角只能是邓瑜。邓瑜是财阀总长邓静斋的女儿，在未嫁给唐树生之前是瑶台酒店的舞星。这种背景的女性在当时的平津并不能算凤毛麟角，但放在1929年至1930年这个时段去看，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来的赵四小姐赵绮霞。因1929年赵绮霞与张学良私奔，其父赵庆华在报上刊登了断绝关系的声明，而这时《隐刑》正在《大公报》连载。邓瑜与赵绮霞的名字，用索隐派的办法，也可解释为“瑕（霞）瑜互见”。总之，当时若有人想巴结张学良，以此来说事，也完全可能，但这毕竟是一种传言。关于此事，潘伯鹰曾写过一首诗《余好为小说家言，多写儿女事，有传余被羁事涉闺�者，感为二诗》：

公子风流自绝尘，时危更爱不赀身。夷门未过围须解，何处传闻近夫人。

正则芬芳万古悲，流传宋玉有微辞。香奁写就无人会，尽说冬郎好艳诗。

此诗刊于1932年5月《学衡》第76期，距“九一八事变”也只九个月，诗中的“公子”当指张学良，讽喻之意甚明。这说明潘氏后来也相信了这种传言，因此虽不能究其出处，可对张学良却已满腹怨怼了。

吴宓对潘氏此番遭遇不只是同情，更有道义上的支持。1931年8月吴宓从欧洲回国，在《学衡》第73期发表了他的《〈人海微澜〉序》，此时潘氏刚出狱不到两月。1932年5月，吴宓在《学衡》第76期刊登了凫公在沈阳羁押期间所作的《南冠集》，《余好为小说家言，多写儿女事，有传余被羁事涉闺�者，感为二诗》[28]就收在其中。吴宓敢于登出此诗，与此前他在《学衡》发表《〈人海微澜〉序》的用意相同，即通过在公开出版物刊发潘氏诗作，在道义上支持潘氏，谴责“此类不合法律之冤狱”。

吴宓对潘氏的支持还不止于此。在1936－1937年，吴宓为清华大学学生编选了《文学与人生》课程的应读书目，书目中最后两部作品是《人海微澜》和《隐刑》。

甑已破矣

吴宓在1936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1935年二月彦嫁熊公，据凫公函告，彦母病危，彦奔归江山原籍，母即逝世，距婚期甫七日。彦又急赶至上海成婚，故结婚之日，彦殊憔悴而容色惨淡云云。宓因凫公函云如是，乃有《忏情诗》第十四首‘墨�从戎……悲作欢’之作。”[29]据此可知，吴宓是读了潘伯鹰的信才得知“彦嫁熊公”的情形。1937年12月熊希龄在香港去世，那时吴宓在南岳“临大”。1938年1月7日吴宓上山找潘氏，临别潘氏赠吴宓诗二首，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凫公赠宓诗二首，最能道出宓对彦之情事。宓甚爱之，尤喜其‘可堪生死摇魂梦，只与悲歌历春秋。’”[30]是日日记还写道：“凫公在邻近之村店中，款宓以饭酒。又久谈。凫公以为宓可存爱彦之心，但不必再去接近，与贺麟所见同。”[31]

  1938年3月8日，吴宓接到潘氏从汉口寄来的信，询问“彦事如何”[32]，吴宓当时没有回信，直到7月中下旬才给潘氏复信。可见那段时间吴宓心情不好，虽挚友来信，亦无心回复。8月3日，吴宓收到潘氏于7月29日自重庆寄来的信后，把主要内容记在了日记中：

在得大函之前，毛女士曾为香山慈幼院会事来汉。到振会，请许先生组拨经费，并曾到会中两次。但皆值伯鹰外出，未得晤面。今以大函所述，推其胸中感想，或亦悲慨万端。短短人生，乃有如许怫忤。又值此国土分崩强寇深入之时，静言思之，惟恨人生有情！……昆明气候既佳，而大学校舍有复深�美，实为最不易的之地。值兹乱世，何啻桃园。尚望静居涵养，努力将大著两种写成定稿。乃真为千秋大业也。[33]

信中所说的“大著两种”指的是吴宓一直想写的章回小说《新旧因缘》和哲学著作《人生要义》。潘氏此信，吴宓又拖至九月中旬才回复。

此后几年中他们还保持着这种断断续续的书信来往，但在吴宓日记中这些记载都很简略。1941年5月25日，吴宓日记这样写道：

毛太太劝宓曰：“……人生几何，你年已老，何可因循自苦？”宓按此言，正如昔年潘伯鹰劝宓忘却Helen“甑已破矣，视之何益?”之说法，均不合于宓之本性，非宓所欲听也。[34]

由此可知，吴宓没有及时给潘氏回信，是因为潘氏之劝告不合其本性，没有回复的兴致。吴宓这种状态，潘氏甚为惋惜，他在《次韵和朱佩弦清华园感旧诗》中这样写吴宓：“吴刚斫桂耗心力，流波暗逝称余生。”[35]

同命相怜

1941年12月2日，吴宓在日记中记录了8月以来潘氏来信的情况：

先是今年九月初，接凫公八月二十四日来函，情意肫挚。以近从周弃子假得《吴宓诗集》重读，“真若与故人促坐倾谈，如泣如诉。尤于后半《诗话》所载个节，感离合之无常，念此身之中岁，师友恩源，家国悲愤，一时俱集，不觉热泪盈襟”云云。钞寄其所作《清华园感旧诗》及《次韵萧君公权》二篇。使宓读之感泣。……其后又接凫公十月六日函，另寄油印《玄隐庐诗》。以上均久久未复。顷又得杨世骥承凫公命来函询问。宓乃于昨今两日，奋力作长函，详复凫公。另函复杨世骥，于今夕至邮局挂号寄渝。心中为之一快。[36]

虽然潘氏来信“情意肫挚”，吴宓还是“久久未复”，以至于潘氏不得不让他的学生杨世骥去询问。若换了别人，未必能容忍吴宓这种做法。

   1942年2月2日，吴宓给潘氏复信，并寄去《病中杂感》诗。《病中杂感》最后一首写毛彦文，诗中有这样一句：“十年兵火元昌里，四度春风岘首碑。”[37]“十年兵火”指“八一三事变”至1942年这十年。元昌里，是毛氏上海寓所。“四度春风”指熊希龄去世四年，毛氏守寡四载。岘首碑，此处代指熊氏香港墓地。吴宓寄此信给潘氏，除了感叹毛彦文的遭遇，更多是抒发“情难共命老堪悲”[38]的情怀。

就在吴宓思念毛彦文之时，潘伯鹰也经历了一场感情变故。1943年12月3日吴宓日记写道：“接潘式十一月三十日函，知其所爱‘终于离散，情形伤惨’。宓自念1935年往事，殊为同情。”[39]这里所说的“1935年往事”，即毛彦文嫁给熊希龄的旧事。这回轮到吴宓来同情潘氏了。

1944年9月，吴宓去重庆看望潘伯鹰，住在潘氏家中。十年后，吴宓作《寄凫公四首》，其中其三首云：“十载过渝都，联床君子庐。尹邢恒避面，劳燕竟分途。好梦昙花短，无情逝水流。成败终何异，难祓是清愁。”第二联注云：“此时凫公与其原配之妻何世珍（宓在北京曾识）虽同宅而异室，平日不见面、不交言，盖凫公与何世珍离婚已下决心矣。凫公与宓同宿一室，每晚必对宓表示此种决心，握拳击床而屡言曰，一定离婚，一定离婚。宓为之深觉惨戚。”[40]这情形极似1929年吴宓的处境，只是吴宓这次扮演的是凫公当年的角色。

1945年9月，潘伯鹰与周竞中结婚，吴宓赋诗祝贺，诗云：“相望十年后，深知廿载前。初疑辙已覆，翻喜梦能圆。美色供陶醉，韶华惜逝川。及时且行乐，彩笔画眉鲜。”[41]由此可知，1943年吴宓日记中所说的潘氏之所爱当是周竞中。此后潘氏与吴宓在感情这方面便不是同命鸟了。

1954年春节，吴宓作诗一首，对自己的著述事业做了一番自我评价：“差喜文章归雅正，祗伤事业未精专。馀光寸烛非吾有，著述难成一惘然。”[42]这也许是他对潘氏七年前劝其“努力将大著两种写成定稿”的一种回应。细玩词义，吴宓之所以著述难成，关键在于“事业未精专”。虽然潘伯鹰在感情上偶与吴宓同命，但他的诗学、书学造诣深醇，可谓学有专精，与吴宓又自不同。

几人海内惜惺惺

当年吴宓在《人海微澜》连载未完时，就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的《评陈铨<天问>》中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作者有“小说天才”[43]。1930年8月18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了民犹的《<人海微澜>与<隐刑>》，将潘氏这两部小说放入社会小说的历史中加以考察，认为：“以部分论则诚有精妙之结构，不特超乎流俗小说之上，自有为第一等欧化小说所不及者。……作者将来若由博返约，当可为小说界开辟一新途径。”[44]此后，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又发表了潘氏的诗歌《拾煤核》，对潘氏甚为推重。而潘伯鹰也积极支持吴宓办刊。1933年潘氏将王荫南的长诗《沈变纪事诗》推荐给吴宓[45]，吴宓随即在《文学副刊》发表。同年7月，吴宓又将《沈变纪事诗》刊于《学衡》第79期。1934年《文学副刊》终刊号上又发表了王荫南《癸酉咏怀诗》，又加按语盛赞王氏。可以说在国难与文学的问题上，吴宓和潘伯鹰的认识一致的。

此外，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也相互激励，并以此来交心言志。1943年12月3日，吴宓接潘氏信后在日记中写道：“式评宓《五十生日诗》云：‘经纬事实，情文相生。而其悯世之深，守道之固，皆昭然见于文辞之外，不假雕饰，而妙合自然。真为杰作。兄其他诗，皆不及此也。’以上评语，实获我心。可谓中肯。”[46]1940年潘伯鹰等人在重庆创建饮河社，在《中央日报》等报纸开办副刊“饮河集”，常刊载反映抗战精神的旧体诗词，吸引了大后方的很多名流学者，吴宓也参加了这个诗社[47]。1944年8月29日，吴宓日记有潘氏寄赠《中央日报》及《时事新报》附刊“饮河集”的记载。

1949年后他们分处渝沪两地，寄诗几乎成了唯一的交流方式。1954年吴宓作《寄凫公四首》，其中第二首写道：“莫道新欢好，长思故侣勤。忘形诗酒契，深洽道情心。急难南冠集，同窗郑彦文。故都文物盛，往事水天云。”[48]1956年吴宓给潘伯鹰写信，说明春将开写《新旧因缘》。潘氏接信后作《丙申秋赋赠雨生》：

耗减春韶买白头，相望何以罄离忧。十年灯火元昌里，万古江涛古蜀州。

尘影例随花共谢，心光独赖墨能留。冰天月窟挥霜斧，喜听吴刚造凤楼。[49]

1959年潘伯鹰给吴宓寄去全家合影，吴宓即作诗一首：“一家儿女团�影，记绘微澜著隐刑。述作难成劳莫息，几人海内惜惺惺。”[50]此时二人相知已深，相惜弥笃。

1966年5月25日，吴宓日记写道：“按建五月二十三日自上海潘宅函，述此行经历，鹰公病已临危，等情。”[51]此处的“建”指许伯建，许氏亦潘伯鹰知己，闻潘氏病重，远赴上海探望，终于得见一面。潘氏就在25日这天去世，三天后吴宓接到许伯建函寄的讣告，在日记中记录了潘氏病逝、火化的情形。此后，许伯建开始整理潘伯鹰佚文，吴宓不仅寄去整理出的潘氏手迹，还对许伯建撰写的《潘伯鹰先生传》等文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上午，复许伯建六月二十四日函，批回原函，并建所撰（1）《潘伯鹰先生传》（2）《玄隐庐诗抄跋》，另函一纸。以此二文属于史传之体，故（一）作者之立场及态度应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二）事务之名称及文中之词藻，应直接而非间接，即应质实确切，毋取隐晦替代。总之，必当有异于信函酬应之体，更毋取乎伪谦也，云云。以上极中许君为文之病。此外，则辨正事实多条，恐亦难照改，徒使宓有直言之失耳。[52]

在吴宓看来，写得质实确切，不隐晦替代，才对得起故人，才谈得上一世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