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试验站
 ――论比目鱼的书评体小说

马  芸*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100000）

内容摘要：随着文学实践的不断创新，出现了一种与传统书评写作不同的小说类型――书评体小说，即虚构出一本实际不存在的“假书”并加以评论的写作形式。虚拟书评与创作小说的相通之处在于“虚拟”，其原则是“假中求真”。这是一种借由书评这种具有高度真实性的文体进行虚拟试验的另类小说写作。当代书评体小说的出现及其本身具有的创作技巧、阅读魅力是本文研究的最初动力，本文从作家比目鱼的小说集《虚拟书评》入手，研究书评体小说的产生、特征及其潜在意义，旨在这一探寻过程中能够为书评体这种新类型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参考的路径。

关键词：书评体；虚拟；互文性；仿真性

虚拟评论，并非一个新兴的概念，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涌现出一些为不存在的电影、书籍抑或为一个不存在的人撰写评论的现象。例如在网络上爆红的一部虚拟影片――《即使变成甲虫卡夫卡也进不去城堡》，就引起一阵热评风潮，不少人宣称自己看过并进行了一番“鞭辟入里”的评论。这大抵就是虚拟评论出现伊始的状况，它引起了一些评论者（多为一些网络时评人、写手、影评人等）的极大兴趣，为一些不存在的作品撰写评论，算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除了时下的网络创意，这种虚拟评论的写法，追根溯源，求诸经典，还是大有来路的，比如莱姆，博尔赫斯，保罗・奥斯特等人的创作，其中博尔赫斯应是最为人熟知的。卡尔维诺曾评价博尔赫斯：“他发明了一种简洁的写作诗学，为了短小，他假装想写的那本书已经由某个来自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无名作者完成，而他只需描述、概括和评论那本假想中的书就可以了。”[1]博尔赫斯的许多小说都类于内容梗概，言简意骇，行文简洁，而在简洁背后，却是一种迷宫式的繁复，那种复杂循环的叙事魔力往往通过一种虚实不辨的语气呈现。与之类似，比目鱼的《虚拟书评》，同样给人以这样的阅读感受，他的写作渊源就是来自《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

《虚拟书评》的外表确实是一本书评集，但这些书评却是建立在“虚拟”之上，在每一个短篇中，作者打着“书评”的旗号保持着写作的独立性，对所虚构之书进行一系列的对话、质疑、辩难乃至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意味着读者意识、作者意识和批评者意识的充分结合。换句话说，作者在力图亲身体验书籍的创作过程，最大层面地虚构书籍、模拟评论，是一部充满奇思异想的书评体小说集。

一、“弄假成真”的书评人

比目鱼是一位文理兼修的70后作家，称其为“作家”，稍有欠妥，因为作家的身份处于他所有社会角色的边缘地位。从北大生物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之后又在“硅谷”生物制药公司及IT公司工作数年，比目鱼只在业余时间从事各种创作，其中尤以书评闻名。2010年《虚拟书评》的出版，是对历来书评附属于书籍，小说写作与书评写作无关的这种传统观点最有力的一次反驳。比目鱼在博客上专门记述了创作《虚拟书评》的前后始末，提及他常以书评人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但内心一直有小说创作的渴望。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关于小说中的那些‘虚拟书评’，一开始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在博客上随意写，那时对书评这种文体很有兴趣，很喜欢《纽约时报》等报刊杂志上一流书评人的文章，于是就出现了自己的戏仿之作。”[2]可见，《虚拟书评》是对真实书评写作的戏仿，小说的主人公正是作者创造出来的那些“假书”，记述的是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故事。而这样一部穿着“书评”外衣的小说集，难免会受到种种质疑和非议，这究竟是书评的变异还是小说的创新？比目鱼曾不无遗憾地说：“《虚拟书评》引起了一些反响，不少杂志来邀请我写真实书籍的书评。本来想当小说家的，现在却变成一个书评人了。”[3]可见该书带来的影响与作者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也许这是读者没有把《虚拟书评》当做一部小说来阅读的一种过错。现实意义上的书评与这部号称“书评”的小说相比较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没有可比性的。真正的书评，通常是以一种仰视的态度，或颂扬或批判，或质疑或肯定，严格地参照既定格式，交待清楚书籍的关键内容、作者信息，并且这些信息都要经过严格核实，对读者有参考价值，因为书评人的主观评判会影响读者的阅读选择。但“虚拟书评”注重的却是虚拟和创造，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抛弃格式的约束，是一种充满趣味性又不失文学性的小说创作。

《虚拟书评》是将书籍创意化地虚构出来，进而把书评与小说两种形式自然嫁接，形成一种完美契合的产物。阅读中如若不小心留意，恍惚间会误以为这是一本正规的书评集，但实际上全部作品不过是作者凭空生造出的“假书”，再煞有介事地进行一番描述评点。纵观全书，读者穿梭在作者建立的“不存在”的虚拟书架中，沉浸在精心营构的假书中无法自拔，到最后才幡然醒悟这都是跟随作者进行的一场一厢情愿的臆想。在《虚拟书评》中，作者虚构了11本“假书”，它们不是彻底的空穴来风，而是作者脑海中构思过的、想去尝试的抑或有所期待的书籍。当作者十分敬业地把“假书”的提纲都罗列好，给读者以强烈的阅读期待，他却说：“我曾想过去写，但若真要写，工程浩大，易于失败，甚至不切实际。”[4]的确，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于是他选择了一种以书评体小说尽写各种书籍，简洁罗列而又不失韵味的安全方法，既巧妙地传达了文学诉求，又不至于流于作者自己所说的那种“烂小说”的滥觞。比目鱼大胆地指出：“当下的现实中，有很多小说在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很明确地说‘它写得太烂了’，原作者更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小说编进这样的‘烂小说精选集’，所以只好通过‘虚拟书评’来过把瘾。”[5]作者正是怀着一种想要做小说而怕做烂小说的完美主义理想，机智地采用了“弄假”的方式，最后达成了真小说的目的。

二、虚拟的评论 小说的技法

（一）书评体小说的代表――《虚拟书评》

书评体小说的明确出现，应该就是以《虚拟书评》为标志的，这很容易让人忆起20世纪80年代，那个唯恐不够先锋的年代，形式成为最重要的写作内容，作家集体颠覆故事，使小说乖张深奥。而比目鱼所追求的变革创新与之不同，他仍是以一个本分的讲故事的人的姿态，不断向通俗靠拢，因为作者本人有着很清晰的定位：通俗小说家，他注重的是故事的趣味，并非只通过玩形式来掩饰不足。对比目鱼影响颇深的博尔赫斯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序言中写到：“伪托一些早已有之的书，搞一个缩写和评论，也是创作小说的一种路径。”[6]他甚至认为：“编写篇幅浩繁的书籍是吃力不讨好的谵妄，是把几分钟就能讲清楚的事情硬抻到五百字。我认为最合理、最无能、最偷懒的做法是写假想书的注释。”[7]现如今，中国的“虚拟书评”受到关注便得益于比目鱼的这部创作。

《虚拟书评》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虚拟书评”，作者展开丰富的想象力，以假乱真地介绍、评论了十一本虚构的外国文学书籍。其中《枪口下的十四篇小说》，探讨的是被绑匪劫为人质的作家，在面对死亡恐惧的压力下如何写作的问题；《烂小说精读》，是将烂小说集合起来，为写作爱好者指点迷津的指南；《风铃》最为出彩，讲述一位虚构出来的作家以每年一册的速度出版小说，每册人物相同，但命运和情节各有不同，似乎在暗示小说中的人物各有命途，即使离开作家也会自然发展下去；《麦特・埃里克森晚年言行录》记述了这部书的背后故事，虚构的埃里克森是一位后现代小说大师，成功后隐姓埋名，个人生活成谜。同样是虚构的《言行录》作者乔・施拉姆，是埃里克森的狂热粉丝，他以咖啡馆侍应生的身份作掩护，对其晚年生活进行长期观察，并和他多次对话，最后记录成书。该书后半部分为“作家和书”，在这里作者似乎是在为自己的创作正名，他介绍了外国作家已有的类似创作，如已故智利作家波拉尼奥早在1996年就出版过伪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美洲纳粹文学》，里面虚构了一批并不存在的作家和作品。这部分与“虚拟书评”相比，风格更显扎实稳健，更接近一些中规中矩的书评，但作者在还原雷蒙德・卡佛、冯内古特等作家真实面目的同时，仍然不忘“虚拟”之职，例如他虚构了卡佛与妻子在日常生活里的情境，以及村上春树夫妇拜访卡佛的一段轶事。对虚拟的上瘾也许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写作习惯，虚构成为比目鱼强化作家生活真实性的手段，那种不辨真假，让人迷惑的虚拟，反而能够让作家们变得更加真实可感。

（二）、虚实之间

1、作者的“谎言”和“挑战”

作为书评人的比目鱼一直怀有小说创作的梦想，他根据多年评书积累的经验，变成了操控书籍的人，讲书的故事，作虚拟的小说。这正如曹文轩在《小说门》中所说的：“当惯于听故事的人不满足于自己的被动角色，想要成为一个主动的‘说故事的人’时，写小说就是实现这一‘青涩的梦想’的最合适的选择。”[8]在“说故事”这点上，小说的确展现了它优于其它文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还有无与伦比的包融性，它甚至可以“向诗抢执照，向散文借妆奁”[9]来完成自己的实验场。《虚拟书评》这部小说便是向书评这一文体发起的挑战。这种以“假书”为主人公，以书评为幌子的小说形式摆脱了传统小说所致力经营的“有凭有据”的束缚后，充分展示了它“言说”的自由性。

小说自身具有一种能够凭借想象力与创造力构筑一个虚构世界的能力，在虚构世界的行动中，比目鱼选择了说谎的方式。他通过一系列的谎言，在挑战了正确、主流、真实知识的同时，还大胆地用虚拟之刀触犯了社会、道德等藩篱。它在当代文学中产生的影响就在于这股挑战的力量，在旧的传统的形式上找到一个新的对象，一个尚未被读者意识到的可供自由选择与想象的对象，即把虚拟的“假书”变成了主角，把谎言说成了可信。其实，谎言是小说的孪生子，因为现实一经转述，便都与“真实”不同。但在现实主义传统下，小说一直在躲避其自身的虚构性，因为与“真实”契合度的高低往往是大多数读者判断作品优劣的直接标准。而在比目鱼看来，小说的“说谎”作用却是不可多得的品质。通过它，我们能够进入“所谓真理”的禁地，去撕破存在已久的矫饰的伪装，从而探寻更加真实的存在。巴尔加斯・略萨就曾经说过：“虚构的小说是对任何政权或意识形态下的生存的可怕控诉，清楚证明它们的不足，证明它们没有能力满足我们。文学的谎言，如果是在自由中萌生的，便向我们表明这从来不是真的。”[10]

“我对写短篇小说没有任何自己的理论。我只知道自己的喜好。我不喜欢写作中的不诚实、玩儿花招，我喜欢那些讲得很好、很诚实的故事。”[11]这段话出自《虚拟书评》中的一篇《雷蒙德・卡佛：刻小说的人》，这段话是作者为了情节需要杜撰的。虽说是杜撰，但却表露了作者自己新颖的创作理念和蔑视经典的勇气。作者反复提及的“诚实”，其实是一种虚构的真实，一种建立在真实之上的令人信服的谎言，读者不能不被作者用心编织谎言的诚意所打动，他甚至专门为每一部假书都精心设计了封面，最后打上了“比目鱼出版社”的烙印，他让读者在沉浸于虚拟的世界里时，却屡屡遭遇着真实。尽管作者已借小说前言在反复提醒读者，这是一部虚构而来的书评，但是在阅读时读者还是不可避免的掉入他编织的陷阱中，这批由谎言造就的假书之所以让读者欣然接受，原因一方面在于，全书皆以一本本书籍罗列的客观面貌呈现，有条有理，层次井然；另一方面，在提高资料的可靠性上，作者采用了事件的确切描述和权威认证两个手法，客观的角度、丰盈的细节、权威的引述共同构成了让读者信以为真的事实。比目鱼用写作证明，这三者的结合，也可以是一篇小说，与其说小说在反映现实，倒不如说它在利用人们的不知觉构建着现实。而“构建”的冠冕堂皇，掩盖不了其“谎言”的本质，作者就借机把虚拟的书评纳入小说之中，借用小说笔法，使得“虚拟”成为亮点，“讲故事”变成核心，一改传统书评惯常的沉闷和枯燥。

作者通过精心编织的谎言去诱骗读者触碰真实，他罗织谎言的行为主要包括这三个部分：一是保证小说人物的完整性，即虚拟之书产生的名正言顺；二是虚构一些穿插其中的新闻、社会事件；三是小说整体氛围的营构。每一本“假书”都有其创作的具体地点、具体过程、具体内容、权威评说以及机构认证，而结果却往往化为作者对权威的调侃，形成后设意味浓厚的小说，例如在《风铃》中，作者虚构说这本书的第一卷到第七卷，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只是因为一些细微的“蝴蝶效应”而使每卷的结局都会发生意料之外的巨大偏差。这样的小说也许没有太大意义，但却是一个有趣而大胆的文学实验，以此来探讨何谓故事、何谓故事的改写，以及人生命运的多种变化。作者通过这个虚构作家写的一本看似无聊的假小说，再加上想象出的诸多权威人士对这种循环创作形式的评论，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和一个广阔的思索空间，思考文学甚至人生的可能性。

而读者为什么会相信这些虚构的谎言是真实的或至少是贴近现实的呢？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假书”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共谋关系，相互支援，彼此互哺。当人们赖以认识事物的全部参照系相互支撑，通过合力编织出更多更大的谎言时，人们便无所知觉地认同了这个虚假的幻象。另一方面，读者自己也参与了这个谎言的编纂活动。一般情况下，读者之所以能在阅读中感受到作者编写出的种种谎言的虚假性，原因莫过于这些谎言不符合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储备和阅读习惯，所以能轻易地辨别出真假虚实。但是像比目鱼这样造出的假书，我们对它们没有任何记忆，也没有常识性的参考，便会像日常接受新讯息那样将它们添加到自己的阅读体验中，并将此纳入以后认识事物的参照体系中。比目鱼用虚拟的书评去杜撰作者经历、虚构书籍内容、打破传统的小说创作，他使小说超越了宰制却不成为宰制，如同给禁闭读者的黑屋里开扇小窗，让读者乘着作者的想象窥一眼屋外的世界。同时，他在“作家与书”的部分中对那些已经成为宰制的小说进行了抨击，如今它们的存在既抹杀了小说让人窥探可能性的功能，也束缚了自身发展的可能。他还通过对一度风靡于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的深刻剖析，以反讽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小说创作的看法，写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在比目鱼笔下被剥去了神圣的外衣，而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知道，传统的小说创作自有一个完满的体系，读者跟随作者的描述，经历一个由人物、情节以及场景等构成的完整事件，而比目鱼却将作品敞开，接受读者自己的思考，一边虚拟一边又对虚拟物做出评价，打破了阅读行为与创作行为的阻隔。他带着“虚拟书评”的面具，却道出了不为人知的真实。

2、书评体小说的特征

在作者营构的庞大的虚拟网络里，有一种亦真亦虚、真假难辨的气质形成了书评体小说的几个重要特征：

一是它采取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书评形式，具有极强的仿真性；

二是小说的叙述者像现实生活中的作家一样进行“创作”的创作，叙事聚焦多重化；

三是小说情节依靠不同假书的创作而得以推进和展开，相对来说情节的紧张度和集中性会大大削弱。

其中，“仿真”是宗旨，因为一种非虚构的文体能够在发展过程中成为虚构性的文体，通常就是基于模仿。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家华莱士•马丁所言：“如果我们列出中世纪以来不同时期的各种叙事类型，我们会发现惊人的多样性和连续的变化。……随着印刷的出现，古老的诗歌罗曼司被概括成为短篇散文，从而获得再生。……文艺复兴时代对希腊散文罗曼司的翻译导致一种新式罗曼司的诞生。几乎每一种纪实叙事――历史、传记、自传、游记――都产生了一种以之命名的虚构翻版。”[12]可见，虚构的关键是模仿，这种虚构从两个层次上模拟了现实：一是从内容上进行对现实世界的可能记录；另一是从体裁上试图对非虚构文体进行形式上的模拟。有意思的是，尽管《虚拟书评》是作者以仿书评的形式在现实素材基础上加工进行的虚构小说，但作者本人似乎却并不愿意承认这种虚构，或者更确切地说，作者本人希望通过这种仿真的文体创造的小说世界能够令人相信其真实性。这正类似于一位文学史家对于书信体小说做过的评论：“迅速兴起的书信体小说是基于一系列书信形成的小说，这种新型写作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它是虚构的，但好像总是坚持声称自己是真实的。”[13]。作者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虚构的作品贴上非虚构的标签，主要是为了增强作品的真实感，试图使小说的虚构世界与现实的真实世界取得同一性。中国学者黄梅也曾从读者需要的角度分析过这种力图使虚拟与真实相融合的创作心理：“这种对‘真实’的追求恐怕不能简单地在文学范畴内寻找原因，而在更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当时处于急剧社会变化中的公众对‘现实’，也即他们所存身的社会现状的关怀和焦虑。几乎和小说同时兴起的新闻业充分地迎合了公众在这方面的需要……若没有读者对‘现实’的热切关注，虚构的‘真实’就不可能比货真价实的传奇更有号召力……即大家认可被认为是‘真实’的故事更容易得到认可并更有销路。”[14]这种大众心理也正是书评体小说获得受众的前提。

三、书评体小说中的“互文性”

互文性作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它挖掘的是不同“文本”之间显性或隐性的密切联系，以构建起文学批评的图景。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隐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15]而书评体小说可以说是对互文性的最透明最粗浅的运用，这种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假书”这种虚拟文本直接穿插在小说中并担任小说“人物”的身份；二是书评体小说作者的双重身份和与读者的互动。

作为后现代文本策略的互文性，其自身具有强烈的反悖与戏仿特性，也正基于此，人们往往会把互文性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作为后现代对抗性和挑战性的标志性语词。乌里奇・ 布洛艾奇将后现代文本中的互文性手法总结为以下几点：1、作者之死：一部文学作品不再是原创，而是许多其他文本的混合，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不复存在。2、读者的解放：任何文本都永远不可能彻底地完成，因为每一个新的读者都会把自己独特的“能力模式”带入阅读过程中，并在文本中加入自己的声音。3、模仿的终结与自我指涉的开始：不受时空的限制，形成即此即彼、非此非彼的艺术景观。直接指涉小说的创作过程，反映作家在创作中的自我意识，揭示小说的创作手法。4、剽窃的文学：即博尔赫斯所说的：“所有作家都是同一作家的作品，这一作家是永恒的和未名的。”5、无限的回归：即泼费斯特提出的“引语的引语”[16]。如同比目鱼所谓的“小说的小说”，形成一种套盒效应，以虚拟书评的方式将文本无限地嵌入作品。

（一）作为人物的“假书”

在书评体小说这个文本交错的环境里，作为主要“人物”的虚拟之书，是一个待完成物，作者通常借助第三方权威，通过对诸多“假书”的记录和描述来塑造人物，小说行文的目的就是将其创造完成便宣告结束，这样特殊的“人物”在叙事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它们是“虚构中的虚构”，也即福斯特所说的“创造物中的创造物”[17]。 作为“互文本”的“假书”，确切说是一种“受造性人物”[18]，它们没有像传统的人物作为主要的行动元素来充分展现自己行动的机能，其自身都是通过作者虚构的“自造性人物”[19]的笔，再进一步转述出来，但它们却是在用本身的存在来昭示意义。这样的互文本在小说文本中虽然是受造性的，但却很活跃，它们的活跃性就表现在，这种受造者虽然不直接参与或者影响书写，其形象完全通过自造者的叙述得以展现，但它们却能占据着大部分的叙事篇幅，是作者重点关注、重点叙述的对象，对情节构成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叙事的双重作者

书评体小说对互文性的采纳正呼应了福斯特的说法，他认为小说家用来解决其一系列写作问题方法中，有一个是“来自本能的法子”，他深知，“小说家在写作时所用的方法，和我们在研究其作品时所用的方法，两者很少相同之处”[20]。这是一个身兼小说家和批评家二职的人才可能概括出的观点，而书评体小说的作者担当的正是这样一个兼职的角色，书评写作与小说写作同时进行，创作与评论齐头并进，进而构成一种创作上的互文关系。因此，书评体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作者背后都有隐含的作者，这使其具有了双重作者――小说作者和“假书”（人物）作者，以及双重隐含作者――真实作者的隐含作者与虚构作者的隐含作者。在《虚拟书评》中，小说作者便是真实的比目鱼本人，人物作者是小说作者的创造物，诸如美国“传统与创新作家协会”的成员们、先锋派小说家石亦等这些子虚乌有的作者，他们只是作为虚构的元素出现。

而隐含作者，是指在故事中只有声音没有形象的叙述者，不参与故事的进程，对情节发展也不起作用的非人格化的叙述者。《虚拟书评》中屡屡出现一个故事外的声音，它让读者全面地了解到虚拟作者的外在状况和创作感受，但它只是叙述而无法介入，无法对虚拟作家的精神世界和日常行为产生影响。如《枪口下的十四篇小说》中有一个处于故事外的声音向我们解释作家们是为何被胁迫在枪口下创作的：

当僵持状态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酒店内的人质和武装分子开始进入一种无事可做的状态。武装分子的头领得知这些人质是美国作家以后，做了一个特殊的决定：他命令所有的作家开始写一篇短篇小说，并宣称将根据作品的质量决定这些人质被释放的顺序。为了防止作家们靠记忆抄袭他人的作品或重写自己以前的小说，这个头领规定这篇小说中必须出现三样东西：一把枪、一个闹钟和一条船。武装分子给作家们安排了各自的桌椅，并发放了圆珠笔和纸张，于是在场的作家开始了一场一生中最为奇特的创作。[21]

正是因为这个非人格化叙述者的客观叙述，才使得接下来的情节显露出来，但它只是对外在动作进行的描述，无法影响其行为或思想。这个真实作者的隐含作者以全知叙述的方式描写、说明某些故事内在叙述者无所知道的事，具有说明、暗示的作用。虚拟作者的隐含作者与之相类似，说明的是虚拟书籍的状况以及虚拟作家的活动，如《过马路的艺术》中对该书五个章节的罗列，以及《言行录》中记录的虚拟作者与埃里克森的数次对话。

无论是作者还是隐含作者，虚拟的作者归根结底都还是真实作者的创造产物，但其存在方式却与后者具有同构性，这种相互照应的双重性、同构性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对话性和与读者之间的高度互动性也正是书评体小说的魅力所在。

（三）被解放的读者

“任何小说都无法毫不含糊地结束，也无法毫不含糊地不结束……我们根本就无法确定该故事是否确实已经完结。”[22]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把小说叙事解读成一种开放性的不自足的行为，其实也在不经意间揭露出一个互文性带来的重要特征，即文学织就的、永久的、与它自身的对话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是文学发展的主题。正如乌里奇・布洛艾奇的总结，在任何文本都永远不可能彻底完成的情况下，每一个新的读者都会把自己独特的“能力模式”带入阅读过程中，并在文本中加入自己的声音。在书评体小说中，读者获得了更大的解放，这体现在读者能够把书籍阅读、书籍构思和书籍评鉴的行为三位一体同时展开，这种解放还是要归功于比目鱼的写作策略，因为他不仅以作者的身份不断跳出叙述来和读者进行对话，还用“编者按”、“出版社”之类的虚拟物对所写进行修改与补充，将“假书”渗入小说里，并与小说中虚构的书籍直接交流，互相赞扬、抨击和否定。这种“互文性”的手法使读者看到了小说的无限种可能性，因为对虚构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当作者无法确证脑海中各类小说的真实性，就以想象的方式达成对小说的构想，同时拉拢读者与之共同创造，这就是虚拟书评达到的艺术效果。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论述作者的中立性与客观性时提到了他对于“读者”的定位：“艺术家不应该是裁定人物和谈话的法官，而要做一个没有偏见的证人，而让陪审团――也就是读者，来判定对话的价值。我的职责仅仅是能够照亮人物和复述他们的谈话。”[23]那么，在书评体小说这个虚拟文本和真实文本嵌套的环境中，作者是如何在保持其中立性与客观性的同时，引领读者共同创造一个可靠的虚拟世界的呢？总体上讲，作者对读者的解放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启发阶段。比目鱼力图以讨论式的叙述与读者对话交流，他时常以作者的身份现身作品之中，并辅之以第二人称直指读者，通过不断地打断读者的阅读进程、颠覆读者的期待视野抑或刷新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显示这篇小说的题材、内容、创作等的不可信。二是测试阶段。在声称自己是权威认证之后，比目鱼在自己的作品里开始了对读者信任能力的考验。他不断模糊真与假之间的界限，在熟知的现实基础上“作假”，把看似超出想象与经验范围之外的事情又极尽考据辩证以呈现其“真”，然后交由读者自己去判断裁决。三是召唤阶段。书评体小说的“理想读者”所具备的素质应该有二，即将信将疑的精神与拾遗补阙的能力。这是作者的期待，也是作品完成的需要，书评体小说的关注重点不在于它是描摹现实还是虚构造境，也不在于挖掘它寓意的长远或存思的深刻，其关键在于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文构造，去召唤一个知音识趣的读者有所妙悟。《虚拟书评》便是试图摆脱主流文化、主流知识、主流欣赏趣味等等的束缚，力图以对另类书籍的展现去撷取偶然性和可能性所带来趣味的一次尝试，在这样的尝试中，作者与读者间形成的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和谐关系。

总之，书评体小说像一个完善的网络结构，将众多虚构的文本链接成一个系统，作者掌控中枢，读者可以选择路径自由进入文本，每一篇书评都是一个文本交映的完整的短篇小说。

四、书评体小说的价值

尽管书评体小说中的书是虚拟的“假书”，但作者恳切地进行着一种以虚代实、以假乱真的艺术技巧上的设计，这是虚构范畴里的真实。“假书”的作者、书籍内容和所涉及的创作背景都是出自小说作者的虚构，只不过他特意狡猾地言明“假书”作者的身份是有据可考的，仿佛他们的书写是现实中人的书写，而不是小说里被塑造的人物的书写，所以，尽管这里的书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但其表面形式都与一部真正的书评并无二致。而在表面之下，这些“假书”生成的情节之完整、情感之细腻、虚拟技巧之精湛，又无可厚非地使其成为一部小说，并让人不禁感叹这种书评体小说是在以小说悲悼小说之不充分的文体。因为作者精心地将感觉、印象、意识、现实等零碎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试图记录他对小说、对文学的希冀，但它们却注定无法实现，无法准确、完整地出版，因此小说中往往会感受到一种无力与无奈。

书评体小说的包容力可以说是无限的，作者可以尽达想象力之所及，因为其中的每一部“假书”都能实现相对的独立，这给创作带来了很大的自由度。因此，书评体小说的广阔与驳杂较之其他小说体裁来说更有接近实存的可能性，同时，它直接还原了“假书”的创作始末，进而展体现出的材料未经特殊锤炼的纯度更让人欣喜。这种极尽虚拟之能事的手法和天马行空的思想使得书评体小说不用接受过多的美学绳墨的制约，也不必被太多的道德规矩、实用功能所勒索，其随想随拟的特点更能让故事自然而然地呈现它本身。

虽然书评体小说有时会受到故事情节单薄、“假书”之间缺乏呼应等诸如此类的诟病，但瑕不掩瑜，它真正的魅力在于“评说”和“创造”的齐头并进，在于小说作者对现实文学世界的深度揭示。在这里，波澜起伏、悬念丛生的不是未知的情节进展，而是“假书”作者丰富的创作流程，大胆奇特的书籍内容以及小说作者富于个性、不受限制的思考与感受。如今，在书评体小说的影响下，还出现了其他摹写虚拟评论的作品，如林文月的《拟古》，也是虚构出来的非虚构。一些风行于网络的民间虚拟写作似乎更加有趣，更具新意。

书评体这种小说文体虽然没有非常风靡乃至达到鼎盛，但它仍然能够给今天的小说创作提供新的天地，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快感，迄今为止，虽然少有作家煞费苦心地对书评体小说进行发展改进，但是将虚拟书评的形式纳入小说创作并充分发挥其特色与功能的作家却不乏其人。书评体小说所具有的新颖的形式、独特的构思、叙事的魅力和阅读的趣味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化为乌有，反倒有可能借助某些创作手段和新兴的大众传播方式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家有时候的确需要化身为堂・吉诃德般的勇士，去进行一场看似荒诞的冒险，其结果收获的不仅是解放与自由，还更有在荒谬背后的严肃意义。创造出词典体小说的作家韩少功曾说过这种冒险的意义：“我每写一篇，希望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惊讶。但这种新的尝试也不一定比以前的更好，实际上很难，往往力不从心。但我愿意新的失败，不愿意旧的成功。”[24]当如今的书评写作被微博、豆瓣以及新媒体参与下的图书推介等现代消费文化所取代，而成为一门渐趋没落的艺术创作时，“书评体小说”不啻为一种巧妙的设想和大胆的挑战。面对这样一种新兴的小说文体，理论研究尽管有可能，但是否真的有意义呢？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一味创新或者当下的哗众取宠，而是在小说的创作技巧、文体内在的叙事机制等方面都有诸多创获，这才需要我们去更深入的了解。比目鱼的《虚拟书评》揭示了文学陈规之下创新的缺失，并积极寻找到小说创作的另一种路径，既丰富了书评，也成全了小说。在《虚拟书评》的阅读中，我们不应把它当作快速猎奇的对象，因为书评体小说可以成为一种无限的创作，读者无法知道作者想象力的变化、增生、消亡最终会走到哪里，而且“如果这种虚拟它朝着‘真实有意义’的方向发展，这部无限的书就会叫我们寝食难安”。[25]就像韩少功所说的，“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26]书评体小说这种对“虚拟”的虚拟文体，正能够冲破既定意义观的层层藩篱，在解决当前文学实践所提出的不可完成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时，获得某种全新的出发点，其本身就孕育着无限接近真实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