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岛内有关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

古远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文系，武汉 430070）

内容摘要：陈水扁执政8年在文化上刮起“去中国化”之风，后来马英九所做的远不彻底的“去扁化”所掀起的阵阵波澜，以及2012年因小说家黄春明主张用中国语写作而导致判刑两年（缓）的事件，“台湾新世纪文学”的政治色彩和文化价值才显得格外突出。本文所论述的新世纪岛内以“日据”还是“日治”诠释台湾文学、《台湾文学百年》评价、“台湾文学系”是否在质变等有关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问题，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日据；日治；台湾文学百年；台湾文学系；文学诠释权

解除戒严以来尤其是20世纪末，台湾的政治体制、思想体制、文化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轨。组党自由、办报自由、骂“总统”自由，这回的台湾真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中国”的回光返照。可在选举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台湾社会，这自由并非彻底的自由，仅说从选地方官到选“总统”，办了几十年，到现在大量票源仍遭受国外政客、地方角头、黑道老大、庙宇神棍等势力的操控。其引人瞩目部分是陈水扁执政8年在文化上刮起“去中国化”之风，以及后来马英九所做的远不彻底的“去扁化”所掀起的阵阵波澜。2012年，因小说家黄春明主张用中国语写作而导致判刑两年（缓），“台湾新世纪文学”的政治色彩和文化价值才显得格外突出。本文所述的新世纪岛内有关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同样说明了

这一点。

“台湾文学”并不是新名词，还在光复前就有作家使用过。由于当局长期压制本土文学，本土作家只好以乡土文学等名词取代它，以免情治单位找麻烦。到了70―80年代，伴随着台湾社会、台湾经济的称呼，也顺理成章重新出现了“台湾文学”这一名词。但这不等于说，“台湾文学”在任何时代或对任何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对台湾文学的不同解释，所反映的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对立。这里分四派：以宋冬阳（陈芳明）为代表的本土自主派，以宋泽莱为代表的人权文学派，以林宗源为代表的台语文学派，以陈映真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学派。其中在新世纪以“日据”还是“日治”诠释台湾文学的评论家，以施淑、许俊雅等人的著述最具代表性。

事情还得从2013年3月,张亚中等人筹建“克毅”、“史记”、“北一”等三家出版社修订新版历史教科书说起：由于编者不用“日治”而用“日据”，被绿营人士把持的“教育部教科书审查委员会”打回票，从而引发岛内各界为维护民族尊严所产生的激烈论辩。

统派学者认为：“据”指占据、窃据，“日据”意指日本侵略者侵占或窃取台湾、殖民台湾，同时反映台湾与大陆的历史关联以及同根同种同文的关系；中国政府于1941年对日宣战废除了《马关条约》，因此日本属非法统治，《开罗宣言》、联合国反殖民宣言均认定日本对台湾属“殖民统治”。“日治派”则辩称，“日治”指领土转移，是“日本外来政权治理台湾”或“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台湾”，1895年清帝国战败而割让台湾给日本，所以日本并非莫名强据，因而不可称“日据”，而且《马关条约》是“有效的国际法”，日本对台统治是“合法统治”。[1]

随着争论的持续燃烧，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媒体纷纷出来表态。“蓝营”的《中国时报》认为，教科书中使用“日治”反映台湾内部的“皇民遗毒”从来没有真正清理过。台湾世新大学副教授李功勋认为，台湾历史教科书使用“日治”是在歌颂日本人的殖民统治。《联合报》刊文称，“日据”与“日治”之争涉及“一字丧邦”的微言大义，两者是“正统史观”与“台独史观”的分辨，“正统史观”将甲午战争至八年抗战皆视为日本为侵略国，因此称“日据”；“台独史观”称“日治”则欲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等同日本皇民的“日本史观”。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现行高中历史课纲修订委员会委员王晓波表示，现行课纲规定要用“日治”是“可耻的谎言”，“独派”硬拗“日本殖民统治”可以简称“日治”根本就是耍赖。有学者还表示，若以“日治”形容日本人的殖民统治，那么早起台湾先民的抗日活动岂不成了非法，“义士”岂不成了“暴民”？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则认为，称“日据”代表台湾人记得日本人欺压、侵略的历史，代表记得自己是中国人，而称“日治”则代表台湾顺从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因此主张使用“日治”的人“无异于汉奸”[2]。“日治派”称“日据派”为“台奸”，邱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称他们为“汉奸”，这均不利于化解矛盾，只会使双方裂痕加深。何况，不少称“日治”者，只不过是随大流，并非有意认贼作父，不要民族尊严。

在文学教科书编写上，同样存在着是“日据”还是“日治”的争论。淡江大学施淑编的《日据时代台湾小说选》[3]，与台湾师范大学许俊雅编的《日治时期台湾小说选读》[4]，便是这两种不同史观的代表。

施淑年轻时撰写硕士论文，恰逢1968年陈映真因企图“造反”颠覆蒋政权而被捕，这对崇拜左翼文学的施淑是极大的打击。施淑刚起步时就受到叶嘉莹、陈映真、许世瑛、台静农这些进步人士的影响，故她再也不能忍受台湾当局的思想禁锢。 据吕正惠的回忆：叶嘉莹有一年从加拿大回到她魂牵梦系的“北平”，重睹祖国大好河山后便挥毫写了篇幅不短的《祖国行》，发表后触怒了台湾当局，被列入“黑名单”，从此不能回台湾。施淑由此感到悲愤，便自己出资出版叶嘉莹的旧诗稿作为声援。大约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吕正惠在刊物上看到施淑讨论汉代诗学的一篇文章，发现其中暗用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施淑与吕正惠当时的心境相似都向往民主，对国民党长期的禁锢与封闭深恶痛绝；同时，作为台籍知识分子，他们也希望“台湾人”早日获得他们理应拥有的参政权，不再由“外省人”独霸政坛和文坛。正是在这种热爱台湾、希望台湾明天会更好的期盼下，他们两人放弃了古典文学研究而走向台湾文学资料整理与研讨。“在这一段时间内，施淑写下了一批非常精彩的有关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论文，在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研究上起了非常好的导引作用。”[5]正是这种思想和学术背景，使施淑坚定地站在“日据派”一边，与“台独史观”划清界限。她这样做，当然不是出自个人的偏爱，而是意味着她不回避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作家的凌辱和伤害，不掩盖两岸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互动与互补，尤其是用台湾作家抵抗皇民化运动的光荣传统来比对今天台湾文学的脉动与发展方向，这与“正统史观”将甲午战争至八年抗日战争皆视日本为侵略国而中国为被侵略国，从而称“日据”与“光复”的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绿色组织“台湾笔会”理事的许俊雅，早期著作有《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6]。该书从论题的选择到有关资料的搜集、论述结构及证引说明，都严格按学术规范进行，使其成为一本非常有学术含金量的著作。由于许俊雅是本土化教育中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台湾文学博士生，与具有中国意识的作家、学者几乎没有什么来往，而受前辈本土学者陈万益的影响甚大，故她与 “中国史观”渐行渐远，后来便逐步弃“日据”而用“日治”，将自己1998年出版的《日据时期台湾小说选读》，更名为《日治时期台湾小说选读》再版。这是采用与中国文化疏离而不是像施淑那样地悦纳、是切割而不是像吕正惠那样采取融入的态度。众所周知，“日治”一词淡化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文化界的摧残，这是一种立场宣示，与崇日的主流意识形态合拍，与民进党执政时将“我国”改为“中国”、“光复”改为“终战”、“武昌起义”改为“武昌起事”、“两岸”改为“两国”、“中日战争”改为“日清战争”的做法是一致的，这是一种不尊重现实的非客观态度。

马英九当局对“日据”还是“日治”之争，采取和稀泥的态度，认为自己从小到大都用“日据”，但不反对有人要用“日治”，“大家对历史有不同看法和记忆，不宜硬性规定哪个不准用。”[7] 他认为在教科书编写上应尊重学术自由，两者可以并用，但官方发公文必须使用“日据”，以维护民族尊严。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导正岛内民众的国族认同，但毕竟对“去中国化”的思潮遏制不力。如果不将绿营把持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改组，必将使下一代青少年继续受到媚日思潮的毒害，在历史传承、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这些重大问题上分不清是非，不利于他们成为龙的传人，更无助于他们健康成长。

台湾文学的诠释权之争，不仅表现在教料书编写上，还体现在史著的评价上：2004年前后，日本东京大学藤井省三和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以及另一位日本台湾文学研究者松永正义之间，就有关台湾民族意识的兴起与日据时代“国语”即殖民地宗主国日语关系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论争不仅涉及到在东亚复杂的格局中如何认识台湾的历史、认识台湾的文学、对近二百年来殖民主义体制应做出什么样的价值判断，而且与90年代国际上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理论发展及日本台湾研究界学术走向的变迁密不可分。

论争源自藤井省三1998年在日本出版的《台湾文学百年》（另译为《百年来的台湾文学》、《台湾文学这一百年》）。此书收入两篇长文：《“大东亚战争时期”的台湾皇民文学――读书市场的成熟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诸外来政权之文化政策与台湾意识的形成》。藤井省三不用过去流行的殖民地统治的概念而用“外来政权说”取代，把中国的清朝及后来国民党统治与日本殖民台湾划上等号，强调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的半个世纪通过“主体性接纳”形成“语言民族主义”，这是90年代以后台独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从肯定台湾不属中国的立场出发，藤井省三自然得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如何给台湾带来现代化，其制度即“国语”建设如何具有“文明同化作用”的结论。藤井省三这种论述源自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说，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近代文学”的架构下用典型的民族国家理论诠释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这涉及到如何对两百年来世界殖民主义体制做出政治判断，还关系到如何认识台湾历史的复杂性和文学的特殊之处问题。

针对藤井省三美化殖民者的观点，陈映真在《台湾文学百年》2003年台湾版问世前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作出严厉批判，其中《警戒第二轮台湾“皇民文学”运动的图谋――读藤井省三〈百年来的台湾文学〉：批评的笔记（一）》中称：

近十几年来，日本有一撮研究台湾的学者们，不遗余力地为把台湾文学“从中国文学枷锁中解放”出来；为宣传一种“既不是日本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表现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台湾文学”，把当时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台湾“皇民文学”说成“爱台湾”、向慕“日本的现代性”的文学，而不是彰久明甚的汉奸文学。这些学者，经由留日独派学者的仲介，从台湾政府机关拿钱开研讨会，出版论文集，扩大其影响。而他们之中比较有影响者，东京大学文学系教授藤井省三是其中之一。[8]

陈映真的文章紧紧围绕着殖民主义这一关键问题，指出藤井站在殖民主义以文明开化者自居的立场，在评论日据时代台湾文学价值时闭口不谈日帝殖民地历史之下支配与被支配民族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历史，而只讲“工业化”、日语“国语”的普及和读书市场的形成如何克服了台湾内部的各种矛盾而促成民族主义的“萌芽”，从而消解了殖民历史的罪恶，并淡化了台湾40年代文学的复杂性。陈映真指出，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及其推广“国语”，并没有形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语言公共空间”，因为殖民统治极为残酷和不讲人道，所谓哈氏所定义的“独立于国家机构和家庭私领域的”“对于公权力的批判”的“公共空间”不可能存在，更何况在公共领域的外部不是作为大陆方言的闽南语就是客家语。藤井把日语“国语”和中国大陆国语等同，目的是抹杀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残暴。陈映真又指出，在战后《新生报》“桥”副刊有关“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中，两岸作家均强调台湾属于中国，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这种对台湾文学的定位和民族认同上的共识，说明所谓殖民地“现代化”与国民党恶政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台湾民族主义”的萌芽，便属子虚乌有。

陈映真的长文《避重就轻的遁辞――对于藤井省三〈驳陈映真：以其对于拙著《台湾文学这一百年》的诽谤中伤为中心〉的驳论》[9]，批评锋芒凌厉而击中要害。藤井省三《回应陈映真对拙著〈台湾文学百年〉之诽谤中伤》[10]时没有从正面论述殖民主义体制等重大问题。他认为陈映真没有弄明他的观点，并说他并没有从台湾当局拿钱从事学术研究。鉴于陈映真称其为“右派学者”，藤井省反唇相讥称陈映真为“遗忘了鲁迅精神的伪左翼作家”。对藤井省三的观点，一桥大学的松永正义表示异议。在《对台湾而言日本的意义――给藤井省三氏的异议》中[11]，松永没有全部否定藤井的观点，而认为藤井省三简单化的叙述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据赵京华的概括，松永正义的论述分三方面：

一、所谓“日语标准语论”忽视了日据时代以前作为文字共同语的文言文之存在价值，对文言文或者汉字所承担的统合“我们”(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关注。同时，台湾政治上的抗日运动直接接受大陆五四运动的影响，其语言手段也来自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白话文，台湾近代文学便依靠白话文而形成，虽然缺乏学校教育这个环节。在殖民统治之下，被殖民者要用自己的语言乃至统治者的奴隶语言来追求与统治者不同的近代，藤井的问题在于只强调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制度建设而遮蔽了其他方面。

二、所谓“日语读书市场成熟”论，其问题在于把在台日本人创作的文学与台湾人的文学等量齐观。一九三七年以后白话文文学和台语文学被封杀，在此前后出现了用日语创作的文坛。但我们在阅读被压抑社会的文学时必须注意写出来的文学之背后大多数作家的沉默。

三、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构成一种重叠关系，最终并非相互对立的。两者决定性对立关系的形成是在冷战时期。我们思考台湾民族主义问题时必须把战前和战后放在一起。藤井的论点是在用台湾民族主义(日据所促成)来净化和免除日本殖民统治的罪责(《日本之于台湾的意义》)。[12]

赵京华认为，“陈映真和松永正义的批评，除个别用语有过激或值得再斟酌之处外，基本上是在学术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他们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是从更广阔的学术政治的层面质疑藤井省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然而，藤井没有从正面回答两氏的质疑，反而在三篇反驳文章中言过其实地把这种批评视为对‘东亚学术自由’的恐吓和压制，并将此与所谓共产党中国‘压制言论自由’关联在一起。大陆中国过去有言论控制的不幸时代，今天也依然有言路不畅的问题，这是事实。我很尊重藤井省三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但是不能认同他将自己置于所谓西方自由世界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大陆中国的做法，因为这本身正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13]

大陆学者也参加了这场论争，其中童伊的长文《藤井省三为“皇民文学”招魂意在鼓吹“文学台独”》，[14]从政治层面上批驳藤井省三对陈映真的攻击和中伤。另一年轻学者朱立立发表《殖民体制下的"台湾民族主义"?――从藤井省三的〈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及相关论争谈起》。[15]此文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反思争论中所引发的历史叙事方法和学术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政治问题，试图围绕藤井省三《台湾文学这一百年》的相关论争作为切入点,探讨近些年来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日据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台湾民族主义"话语，对日据台湾出现了"以皇民文学为核心的台湾民族主义"这一荒谬论点进行辨析和质疑。作者认为，对于日据台湾文学研究而言,学术化转型有其合理性,但不能以牺牲殖民批判作为代价。此文比童伊的文章写得更有说服力。

总之，从日本与中国两岸学者关于如何评价台湾文学百年的论争中，可看到左右翼学者的观点是如此壁垒分明，从而认识到台湾文学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并进一步体认到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台湾文学教育一直与当代社会政治紧密相连。无论是民进党2000年上台八年还是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以来，无不通过有形或无形的文化或文艺政策措施来制约文学教育的发展。

远在日据时期，虽然废止中文，但仍有少数学校保留台湾语文的教育。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在全面禁用日文时大力推广国语，其代价是台湾方言被扼杀。这种独尊北京话的局面，一直到1997年才有较大的改变。

正是这一年，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台湾文学系与新竹师范学院下设的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研究所开始招生，这标志着台湾文学及其语文教育与研究正式进入高等学府讲台，是为台湾文学系草创期。

2001―2006年为发展期：在民进党新千年执政后，从上至下鼓励各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其中2000年8月成立的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是全岛第一所。该校2000年设立的台湾文学系硕士班、2002年设立的学士班和博士班，成为全岛唯一具有本科、硕士、博士一条龙的台湾文学教研机构，这个机构先后由陈万益、吕兴昌、游胜冠、廖淑芳等人担任台湾文学系系主任。

2007―2013年为深化期。作为新兴学科的台湾文学，在本土化思潮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至今已有10多所大学设立了17个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

作为一门在90年代产生的台湾文学学科，其研究对象为含原住民与汉人两部分的民间文学，明清、日据时代的古典文学，日据时期的新文学及战后各阶段文学。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本科班的教学目标为：建立台湾文学的知识体系，传承台湾文学香火；培养台湾母语及台湾文学师资，落实台湾文学与语言教育；改善台湾文学生态，提升台湾文学研究水准。研究班的教学目标为：一、全面搜集台湾文学的相关文献史料，并作深入探讨；二、对台湾文学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三、强化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训练；四、重视区域文学的比较研究，以此突显台湾文学的在地性，并通过不同区域的比较，显现台湾文学的特色。[16]

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成立后举办了一系列与台湾文学有关的学术活动，其中2002年11月主办了“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12月与《台湾日报》合办“党外运动与台湾本土化座谈会”。该校还出版有相关刊物，如2003年4月游胜冠主编的《岛屿文化评论》季刊创办，2007年4月《台湾文学研究》创刊号问世。

在目前台湾各大学台湾文学系所中，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他们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急独派远远不满足于这些，他们强调台湾文学系必须与中文系全面切割，可令他们担忧的是众多台湾文学系所与中文系无法做到如同楚河汉界那样分明。为此，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蒋为文写了一篇《一个没有市场区隔的学系？――论台湾文学系所的现状与未来》[17]，他认为：

当前台湾文学系所的最大危机是没有与中国文学系所建立市场的区隔！也就是当外界来看这两个系的时候，除了名字不同，其余的师资、课程、与研究领域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差异是中国文学系较偏重古典文学，而台湾文学系则偏重在现代文学。即便如此，随着越来越多学校的中国文学系开始调整路线、加重现代文学比例之后，这样的惟一差异也逐渐缩小了。

蒋为文提出“没有市场区隔的学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过，探讨起来由于各人观点不一致难免见仁见智。在我们看来，从文学教育方面来说，如果不是设立“台湾文学系”而是设立台湾文学专业，它有利于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日文系、历史系的科际整合，有助于培养台湾文学研究人才，有利于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与台湾地区现代文学分流，有助于台湾文学研究从边缘走向专业，使台湾文学研究、创作与教学成为文学院发展的一大特色。但“台湾文学系”的设立宗旨是为了与中国文学分庭抗理。只要“台湾文学系”一成立，各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的《大学国文》就被废止了，代之而起的是台湾文学课程，这样使学生减少了接触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机会，这就难怪中文系教授从此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难上加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没有市场区隔的学系”并不符合实际。

研究台湾文学，本应是大学中文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台湾在五、六十年代实行白色恐怖，不许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再加上中文系长期以来厚古薄今，甩不掉国学的沉重包袱，致使许多人并不认为台湾有文学，或认为有文学但成就很小，完全不值得研究，这便形成研究本地文学没有学术地位的偏见，使台湾文学一直无法进入高校讲坛。即使有少数人研究，其研究对象也只限于台湾传统诗和汉诗。解严后，藐视、践踏本土文学的台湾高校，由于文化观念的改变，老师不再轻视台湾文学，学生也纷纷成立了“台语社”、“台湾研究社”、“台湾歌谣社”等团体。当中文系还在外围打转时，外文系的学者颜元叔、叶维廉、刘绍铭及后来的张诵圣、王德威，利用国外的讲坛和研讨会场合，大力宣扬和推广台湾地区文学。正是在他们感召下，台湾本土出现了一支为数可观的统独学者兼有的研究队伍。那些独派学者一直将中国文学视为外来文学加以排挤，并打算将其“挤”到外文系里去。这说明“台湾文学系”成立不是一般的学科建设问题，而是受政治左右，是为了摆脱中国文学的“羁绊”，这将造成台湾大学生不认同中国文学，并在族群和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偏差。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的教授许多人志不在学术而在分离运动，以至有人认为他们运动高于学术。[18]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目前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被‘非学术论述’所垄断”[19]。不过，台湾文学系建立多了，有时确会“变质”：比如大量的原中文系教师改行加入后，他们把中国文学带到台湾文学系教学中，或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台湾文学系未能达到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分离的目的。那怕是未摘掉台独帽子的陈芳明，他主持的政治大学台文所，独尊汉语而不见台语，以至招�“制造台湾文学生态灾难”的批判[20]。可见台湾文学系、所不仅充满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对立，而且“浅绿”与“深绿”派在如何看待台湾文学用何种语言写作上，也是暗潮汹�，斗个不停，以至“转系生一年比一年多，对台文系出路不看好”，即使是被视为台湾文学系重镇的成功大学，学生也抱怨学习四年没有真正学到本领，无法“让我拿出来告诉所有人‘我读成大台文系’的东西？”[21]

当然，蒋为文提出“没有市场区隔的学系”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无的放矢。只不过是他要求太多太快，这体现了台独诉求者的焦虑。用平常心看，是因为无论是台湾文学系所的老师还是学生，主张台湾独立的并不占多数，众多师生也没有明确表态中文系应与“外国文学系”合并。他们只觉得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只会给台湾人民带来灾难，不如保持不统不独的局面更有利于生活的安定从而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这就难怪蒋为文感叹：“不少台文系所的老师心里头根本就不把台湾当作主权独立的国家，而是把台湾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一支。譬如，有些台文系老师把白先勇、张爱玲、余光中等属中国文学范畴的作家作品竟当做台湾文学的主流来处理。”[22]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所还开设有“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从白先勇到郭松�60年代现代小说家作品”、“现代诗”、“现代散文”、“后殖民文学选读”等课程。

另方面，多数台湾文学系师生不认同只有用台语写作的作品才叫台湾文学，这正如熊猫虽然是从大陆引进，但不能简单地说它就是“外来种”，因为熊猫与台湾的黑熊有相似的属性。乡土作家黄春明曾说，只有用中文写作才有利于与读者交流。台湾文学系某些师生为了把中国语文当成新的个人母语，甚至“进一步‘乞食赶庙公’开始围剿台湾本土语言，以合法化他们使用华语的行为。”[23]这里用“围剿”一词，有夸大成分，但“乞食赶庙公”者确实认为台湾文学系不应与中文系全面断裂，这是基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分支的观念。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们不赞同“台语”的说法，认为应该用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才符合台湾的实际。如果只有闽南话才有资格称为“台语”而把客家话置于“台语”之外，这是典型的福佬沙文主义或“台语沙文主义”。当然，他们并不反对作家在作品中适当地使用方言，但这方言不能太偏僻，必须各族群的人都能读得懂。

在讨论“台湾文学系是否在质变”时有两种趋势值得检讨，如蒋为文认为“台湾语文”是台湾文学系的“专业证照与专利发明”，其实所谓“台湾语文”不是来自福建，就是源于广东。不过于强调“台湾语文”的特殊地位，不但不会“失去台湾文学系的优势”[24]，反而会使台湾文学系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而不是愈走愈狭窄。另方面，重视文学教育生态平衡与持续发展，不必过分强调台湾文学系与中文系的差异性以至对立，两者应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水火不相容。如果认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国文学”，那台湾文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