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文学与反共文学的瓦解

――纪德“形象”与1950年代台湾文坛

陈秋慧*

（国家图书馆  数字资源部，北京  100081）

内容摘要：在一九五�年代的台湾文学语境中，“人性”是一个含混多义的词语，反共文学作家以此为武器攻讦大陆作家以及共产党。与此同时，“人的文学”与“人性”须臾不可分离，因此，处在政治宣传的夹击中，作家也能实现策略性的突围。法国作家纪德兼具“文学大师”与所谓“反共义士”的身份，在当时为官方文艺界所热捧。当官方扶持的反共文学成为文坛主流时，聂华苓、司马桑敦等作家依然可以借鉴纪德，在创作中回溯到本源意义上的“人性”，使得反共文学土崩瓦解。

关键词：人性；反共文学；台湾；纪德

一九五�年代的台湾文坛以反共文学为主流，反共文学作家为了突出自己所在阵营的道德优越感，在创作中多热衷以缺乏人性的罪名攻讦共产党；国民党官方文艺理论家也以“人性”为标准褒贬文学，多次据此对当时的大陆作家作品进行批评。作为政治对弈中的一种策略，当时的台湾文学阵营自上而下一直有声音强调文学要表现人性，但是，从理论倡导到写作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历史的误会”――主流文艺界对法国作为“反共作家”的纪德倍加推崇，这一点并未在作家那里得到普遍回应，却因纪德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人性逐渐得到作家们的认同，以至于文学与人性的论述在当时的台湾发生了颇为微妙的转变。例如聂华苓、司马桑敦等作家，他们以人性作为文学的归依，其创作颠覆了反共文学对“人性”二字过于狭隘的定义，当他们在言说人性之时，讨论的坐标轴已然从政治的维度转向文学的维度。有赖于此，一九五�年代的台湾文学史虽以反共文学为主潮，也出现了不少经得起推敲的“人的文学”。进言之，聂华苓等这一时期的创作向上追溯，呼应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往下延伸，则与一九六�年代的台湾文学衔接起来，在这一条脉络上，“人性”这一关键词不仅蕴含着使反共文学瓦解的力量，也鼓励着后来的作家更为深入地探索文学如何表现人性。

五四时期的文艺理论家以“人的文学”为号召，使得新文学的内在境界大为提升，此后的新文学作家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人性幽微，梁实秋、沈从文等人则直言以“人性”为创作第一要义。在一九五�年代台湾文学的语境中，“文学”、“人性”、“反共”这三个关键词紧密关联，此处常见的“人性”一词与梁实秋等人所论述的对象并非同一事物。国民党官方当时大倡人性论的首要原因是为了诋毁政敌。诗人周弃子为反共文学助阵就是从“人性”一词出发来抨击共产党：“凡文学没有不是反共的。因为文学之本在人性，人性之本又离不了自由，这就是以极权奴役为本的共产主义之大敌”[1]。台湾当时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将共产党人塑造为阴狠、残暴、自私、淫荡的形象，正如抗战时期有人批评部分作家在创作中以“‘日本军阀无人性’或‘东洋小鬼太凶残’等空洞而错误的抽象词句”敷衍读者[2]，一九五�年代的反共作家重复使用这类词句，描述“共匪”为野兽[3]，极尽丑化之能事。与此同时，反共文学界也以人性之名对大陆作家进行大批判――陈纪滢评价大陆作家的作品“帮凶屠杀人命，灭绝人性”[4]；葛贤宁则在评价陈纪滢的长篇小说《荻村传》时，称“赵匪树理”的作品不过是“歪曲现实侮辱人性的农民小说”[5]。凡此种种，都是当时台湾文艺界从“破”的角度声讨对手，而从“立”的角度来倡导反共文学创作也大有人在，例如署名“逢吉”的一篇文章呼吁作家为了“担负起反共抗俄的时代使命”，“发挥文艺对于时代的功能”，在写作中表现“至善人性和人类爱的表现”[6]。聂华苓在此时担任《自由中国》“文艺栏”的编者，最初她就是信奉这种创作思路的作家。在她于1951年创作的一篇小说中，叙事者“我”与表弟在台湾相见，表弟说起在大陆的经历时，众人纷纷相劝为其解忧，于是叙事者点出“在这绝灭人性的共党统治下，这种关怀该是何其珍贵？！”[7]以“人性”为武器攻讦共产党的方法，女作家张秀亚的作品中亦有所应用，她在1953年为“追记卅七年离开古城的一夜”而写成《冬夜》，小说记录了“我”在冬夜的南柯一梦：丈夫自“共匪”狱中平安归家。张秀亚以她惯用的抒情文体，借冬之冷、夜之静，渲染不无悲意的氛围。既以“控诉共产党罪行”为目的，张秀亚便在文中刻意点出主题，称共产党“完全失掉了人性中最美的部份”[8]。朱西宁后来以《铁浆》、《华太平家传》等作品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此时创作的小说也在生硬搬弄“人性”――《拾起屠刀》这篇小说的主体是年轻士兵向副连长（叙事者）讲述自己与家人受“迫害”的故事，间或穿插了一些与主线关联不大的细节，如叙事者称当他看到猪被杀，心中不忍，“我想，还是因为潜伏在人性中，当心平气和的时候永不失败的恻隐之心在作怪”[9]，放在上下文来看，朱西宁以“君子远庖厨”之闲笔来凸显主人公的人性立场（隐射对“共匪”没有人性的指责），未免有些可笑。

        在反共的背景之下，国民党官方倡导的一切文艺活动都服膺于反共抗俄的主题。追随此风的理论家、创作者都有意忽视“人性”一词中蕴含的人之为人的一切可能性，将它简化成善的代名词，用以攻讦政敌。以《文艺创作》这份杂志为例，可以见出一九五�年代台湾主流文学界在这方面的策略选择。该刊由张道藩担任社长及发行人，是当时最重要的反共文学刊物。其创刊号刊出约稿启事，其中包括征集“欧美各民主国家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的分析与研究”[10]，由此，法国作家纪德得以进入反共文学理论家的视线。纪德一九三�年代经历了从“亲苏”到“反苏”的心路历程，他对于共产主义的怀疑与最终舍弃导致左、右翼阵营对纪德有着判若云泥的评价。《文艺创作》创刊当年的第五期刊载了《浪子回头的纪德》，这是一九五�年代反共文学阵营最早对纪德展开正面论述的论文之一，作者季薇是当时与林海音、张秀亚等人齐名的女作家，她在介绍纪德的文学成就之外，更着重借纪德的人生经历点出“共产主义”的不可信任[11]。宋念慈的《从纪德的话说起》则发表于次年8月出版的《火炬》杂志，此人在大陆时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主任的职务，他在文章开头就肯定了纪德的思想转变：“他自从莫斯科返回法国以后却成了由衷的苏俄共产主义反对者。一个有理想的作家，不会为现实所迷惑，但可能倾倒于不透彻的观念”，作者将纪德当初信服共产主义解释为作家在不正确观念上的短暂逗留，并从反共的角度解读纪德的原话，引导读者对抗共产主义思潮，“纪德认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须不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尤必须逆着当时潮流而游泳”[12]。宋念慈等人为论述反共文学的合理性，不断寻找论证材料，纪德其人其事在这种情况下便成为他们所倚重的论据。

由于接受心理的差异，纪德在1950年后台湾文坛的形象有过多次嬗变。其实在季薇之前即1951年9月之前，台湾文坛已有过数次对纪德的介绍，都并未从纪德是“共产主义反对者”的角度立论：纪德于1951年2月逝世，台湾文坛很快即有所反应，例如当年5月份发行的一期《宝岛文艺》上很快就有译文《我与纪德的最后一次晤面》，它出自纪德的亲友之手，作者追忆自己与纪德的交往，也对作家的文学生涯进行评述，此外，更指出纪德人格的独特：

这位背德者其实是一位道德家。因为德性并不是教训的同义字，而只是来自深刻的行动原理。一个人如果忠实地遵守这种原理的时候，将会自我矛盾，同时在此他又无法改变自己的内在倾向。纪德是具有着无数的内在倾向的。他说：“两个极端左右着我”。他终于不归属特定的党派，他的党派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党派，而他惯于单独行动，未曾遵从别人的指令。他曾凭靠自己坚守了他的立场。因此他在多数人渐渐压倒个人的时代里，他终于成为具有着独立不羁的精神的最后一辈人中的一个。[13]

这一评语对纪德的独立人格进行了充分肯定，但与宋念慈从反共立场来肯定纪德不同，作者并未预设一种认同任何党派的前提，他所肯定的是一种不需要附加条件的独立人格。《宝岛文艺》由个人出资发行，作为民间刊物，其言说的空间较《文艺创作》等官方刊物更为阔大，也许编者刊发此文是从宋念慈那样的“反共”角度来考虑，但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却可以是各取所需，见仁见智。纪德去世之后、台湾的官方刊物为纪德“共产主义反对者”的身份盖棺定论之前，台湾大学学生主编的《暖流》杂志也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讨论过纪德的文学作品，作者石振歌对纪德的生平、作品年表都如数家珍，关于1949年中国文艺界对于纪德的译介情况他也有清晰的把握，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指出纪德的创作都是根源于作家的人性观：

纪德的血液里本就含着崇尚人性的气质，因此他的作品常常是为阐扬人性而作，他以为人类一切行为都应当是发自天性，不矫揉，不受束缚，他说人类应不顾一切偏见，充分表现自己（这也可说是他写作的态度），唯一限制是必须符合精神的独立，因此在《窄门》里，《日尼薇》里，《女性的风格》里，《浪子回家》里，他都在强调人性不懈地发挥“人性”的可贵。[14]

整体上，这篇文章沿袭了1949年前中国文坛论述纪德的评价话语，从“人性”的角度肯定纪德的艺术成就，也隐含借之激励当时台湾文学创作的深意。

对于一九五�年代的台湾，与其说纪德是为论证“反共”而被引入的一位西方作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象征。纪德的意义在于指引这一时期的作家用各自的方式诠释“人性”；在台湾与大陆分邦而治的情况下，纪德更是作为一个中介衔接了台湾文坛与1949年前的新文学传统[15]。1949年前的中国文艺界对于纪德的译介有较高的热情，穆木天、闻家驷、丽尼、鲁迅、陈占元、卞之琳、黎烈文、盛澄华等人都译介过纪德的作品。如果不计重合的书目，译书共有十二部。就数量而言，与同期被译介的其他法国作家相比，中国文艺界对纪德作品的译介并非最多[16]，但是纪德对中国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坛最早提及纪德约是在一九二�年代初，当时茅盾与赵景深分别在1923年第十四卷第一期、1925年第二十卷第九期的《小说月报》上向读者介绍纪德；创造社成员穆木天则是最早翻译纪德作品的中国作家，他翻译的《窄门》于1928年11月出版[17]；进入一九三�年代，纪德在中国文坛获得越来越高的知名度，鲁迅这一时期曾经翻译过纪德的作品，出版时他在附记中称纪德是当时“中国知识界一个较为熟识的名字”[18]；同一时期，黎烈文评价纪德是一个“忠于自己良心的老人”[19]。可见中国文坛在写作技法方面接受纪德的创作经验之外[20]，更在对于作家的思想进行解读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倡“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1]呼应，胡风1935年评论纪德在《拥护文化》一文中表现出个人与社会协调共处的态度，提出“纪德底个人主义深深地在大地上面生了根”[22]，将这位西方作家的思想与五四新文学理论家的倡导做了勾连，以显示纪德的思想在中国的适用。

       相对于文艺界的热心译介，1949年前中国学者对纪德进行的研究也有许多成果，盛澄华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人物，他的许多观点在1949年后的台湾仍多次得到响应。盛澄华本人第一篇相关论文《论纪德》发表在1934年《清华周刊》的“现代西洋文学专号”上；1948年他撰写的《纪德研究》由“九叶诗人”曹辛之办的上海森林出版社出版[23]，此书延续了他早年留学巴黎时对纪德作品进行的研究，他多次拜访纪德，二人由此成为忘年交。纪德是194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此盛澄华在1948年出版的第一卷第二期《中国作家》上，专门发表了一篇论文向读者介绍纪德的创作与为人。首先，他肯定了纪德的文坛地位，“纪德已被认为不仅是当今法国而是欧洲最伟大的作家”；整篇论文中盛澄华向读者传达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纪德作品中的“人性”，他评价纪德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充满着丰富的人性感与精炼的睿智”，对纪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应有一种挂念：即是使自己成为最人性的，换言之，也即成为平凡的”的说法进行解读[24]，盛澄华与周作人、鲁迅、黎烈文等作家持同样的观照角度，应当说这也是后来台湾大学的《暖流》杂志发表关于纪德的文章所采取的视角。

       因为纪德在政治立场上的转向，他作为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在1949年后海峡两岸的文坛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中国大陆文艺界在1949年后的三十年中较少提及纪德，仅有的一次是在1957年第九期《译文》上出现过讨论他的文章，因纪德当了共产主义的“叛徒”，此文对纪德评价彻底持否定的态度[25]。一九五�年代的台湾文坛对纪德的推崇则显得颇为复杂，上文例举的季薇、宋念慈等人是从反共的层面接受纪德；另外则有不少作家从纪德作品中的人性关怀着眼。作家司马桑敦[26]于1954年致信《自由中国》编辑聂华苓时，自述他在一九三�年代较多受“斗争”、“民族形式”、“为大众的写实”这类左翼文学概念的影响，后来有机会接触到纪德的《苏联纪行》和《苏联纪行续集》等书，阅读之后受到很大的震撼，纪德在书中直陈社会阴暗面时所表现的道德勇气使他很受鼓舞；在信中司马桑敦不但描述了她对于一位反共作家的印象，而且还着重介绍了纪德对自己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我却在模糊中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了‘自己’、‘个人主义’的骄傲，一个敢冲破现实的和心灵上任何束缚的赤裸裸的人！老实说，我从他那里得救了。假若我的东西，有些表现出我要说我想说的，那得感谢纪德，他的自剖精神，太有力量了！”[27]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纪德作品中超出控诉政治现实的那一部分内容，即真正作为纪德作品主题的关于独立人格的内容，对于司马桑敦等一九五�年代台湾作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司马桑敦在自述中展示了当时台湾作家接受纪德其人其文的一种具体过程。当作家们从精神层面、人性层面发现了纪德，才真正受到实质性的影响。最初反共文学界发起的以“人性”为大纛的创作由此从政治逐渐转向文学，文坛气象的变化也由此悄然发生。最初一些作家在创作中直接引用或化用纪德作品里的文句，以表现对健康、自然的人性的赞美。这里仍以聂华苓为例，相对于1951年那篇生硬套用人性论发挥反共效力的小说《忆》，她在之后的创作中避开直接搬演时代主题。1954年6月发表的一篇作品中，起首题记便摘录了纪德的诗：“伸展着道路的地方，我步行的欲望/浓荫处，休息的欲望/水深的岸边，游泳的欲望”，这篇散文记叙作者与家人的一段山居生活，她在宁静山中格外看重人与人的亲近，直言阅读纪德作品给自己带来的启示：“在长廊上读纪德。我真爱他那只清丽自然的笔，充满了灵性。再没有比在这朴实的大自然中更适合读这歌颂‘人’的欲望的美丽诗篇了！我在它里面发现了真‘我’，它使我的心更豁朗，更热爱生命！”[28]

这之后聂华苓大段引用纪德原文，似乎是自己的表述言不尽意，纪德的话语更能表现她对于人性的赞美。对照聂华苓这一时期其他的作品，可以见出她有意借鉴纪德的文学精神，比如她在小说《一颗孤星》中描写一个有着“新鲜活泼，原版的灵魂”的人物，“他不是一件雕琢精美的艺术品，他有‘人’的美，也有‘人’的丑，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人’！”[29]从这篇作品开始，聂华苓开始在以后所有的创作中关注探寻“真的人”的问题；她在1956年发表的中篇连载小说《葛藤》中描写一对平凡男女的感情故事，也是以人性作为主题词展现世俗生活的种种艰难，值得玩味的是聂华苓将小说男主人公的身份设置为作家，这位作家在创作中就有追寻“真的人”这一主题的尝试，他在介绍他的一部作品时说书中“没有传奇式的浪漫故事，只是刻画一群卑微的人，靠着爱的力量，追求一种平凡而快乐的‘人’的生活”[30]，这里的男主人公可以说是聂华苓的自我投射，她有意在“人”字上标了引号，突出平凡男女也期冀自己作为独立的“大写的人”存在，借以展示人性中积极的一面。与那些声泪俱下控诉“共匪”罪行的反共小说相比，聂华苓这几部以“真的人”为主题的创作都较具备正面意义，艺术水准也都较她本人之前的创作有所提升，她开启的这种尝试在之后的作家那里获得更大的境界超越。

较之聂华苓，司马桑敦继续将“人性”的文学往前推进，例如他1954年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在寒冷的绝崖上》是一篇相当注重开掘人性深度的小说。全篇以第三人称叙事写成，主人公是一名在东北参加国共战役的国民党军官，小说开头写道：“在第七天的拂晓时分，崖下迫击炮的轰击，突然停止了”，简单有力地勾勒出战地的肃杀感，作者以临时休战状态的山崖为场景，勾画主人公所见所思。因战役临近尾声，主人公知道败局已定，作者描写他与同行数人的对话时较注重捕捉人物心理。小说中，作者细细摹写出人在饥饿时对食物本能的敏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人公为安慰恋人，“他从怀中掏出那块粘糕递给了她。他并且向她撒谎说：‘我已经吃了一块，你自己吃吧！’但他心中盘算着：只好把其余的二十来粒豆子送给那个孩子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我们可以见出“人性”的文学具有怎样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司马桑敦完成了对一九五�年代反共文学的全面超越。主人公的恋人遭到枪击之后，司马桑敦描写出这样一幅场景：

他伏在静芝的身边，他用手搂着她的身子，他静静地听着她的呼吸，由急促，而缓慢，而停止。她的血沾满了他的两臂和全胸，暗黑处他看不见这些，也不顾虑这些，他一直流着泪，吻着她的脸，她的脸渐渐变成冰冷，他把他的脸和她冰冷的脸靠在一起。他不断的，可说一直的，呼唤着她的名字，他喉音喊哑了。他想了许多事情。当然，他也想到静娴，一想到静娴，他更其悲凄。他觉得比起她的姐姐，他太对不起静芝了。他心中勾起无限无数对不起她的事情，甚至下午他会在心中讨厌过她的哭泣，他都后悔。

描摹人物心理的过程中，司马桑敦为一个兼具人性优、缺点的男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像这样具有立体感的人物塑造是当时一般反共文学所望尘莫及的。小说结尾并没有出现一般反共小说常常使用的“光明的尾巴”：主人公身边的人一一身亡，最后他自己也中弹死去，弥留之际，他对自己没有把积攒的豆子交给少年兵心生悔意；也设想着死前能与爱人拥抱；更对没有完成同行的一位日本母亲的心愿感到歉意[31]。胡风在1936年评价纪德的小说《田园交响乐》时说：“故事虽然单纯，但它所表现的是几个灵魂底交战：烦恼的、欢乐的、受苦的、奋战的、惨败的姿态”，“推倒了‘神’而肯定了‘人’，这里就有了纪德底悲剧同时也是反抗，这里就现出了Humanist纪德底真正面貌”[32]，这段评语正适用于司马桑敦的《在寒冷的绝崖上》。

受纪德作品的感召，司马桑敦在创作中描写人性的多层面、多样性，不懈追求，其实践持续一生。一九六�年代司马桑敦在创作长篇小说《野马传》的过程中明确以“人性追究”作为主旨：“我深知：一个泛政治主义的社会，通常是淹没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人格的；一篇企图由个人人格上面有所追究的小说，当然更不会在这样社会里得到欢迎的。”[33]

此书由他于1967年自费出版，因过于突出“个人主义”很快遭到国民党的查禁[34]，这是作家在探寻人性表现的路上遭遇的挫折，不过，行政力量并不能束缚文学心灵在创作中的自由舞动。即令是被公认为反共文学代表作家的司马中原也在一九五�年代有过从人性角度展开的创作，他在《灼子》这篇小说中以儿童视角观察背井离乡的人们如何生活，从一个孩子身上写出农民对土地的深厚眷恋，反共的政治主题得到弱化[35]；《李隆老店》中则塑造了一个安土重迁的商铺店主形象[36]。司马中原的小说对人心深处的悲悯、不忍有许多精细描写，正显示了反共文学作家为了使创作脱离八股倾向而作出各种努力。

对于“人性”一词，在一九五�年代的台湾可以有多种层面的解读。法国作家纪德因为兼具“文学大师”与所谓“反共义士”的身份，不仅为官方文艺界所热捧，更为这一时期的作家提供了机会去温习1949年前中国文艺界从人性角度对纪德的论述。当官方扶持的反共文学借助暴露政敌的“人性”之恶成为文坛主流时，作家依然可以在纪德的作品中回溯到本源意义上的“人性”。他们在创作中开掘“真的人”的文学，即使处在政治宣传的夹击中，也能实现策略性的突围。在聂华苓、司马桑敦等作家的尝试之后，司马中原、朱西宁等反共文学作家同样在“人性”一词上寻找到真正的文学，他们的翻转宣告了反共文学的快速消解，也为一九六�年代的台湾文学渐入佳境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