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外文学》看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建构

朱云霞*

（中国矿业大学  文学与法政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内容摘要：《中外文学》是台湾最重要的学院派文学杂志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地专号形式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行译介和探讨，对台湾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在梳理分析1986年到1999年间《中外文学》所发表的与女性主义批评相关的理论翻译、文学批评、理论探讨等的基础上，考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被引介至台湾的文化场景，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台湾的发展路径，以探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如何转化成具有本土色彩的批评理论从而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以期为考察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多重思考的空间。

关键词：《中外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介；批评实践；建构

女性主义在台湾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方法大约在1986年有明显的进展，蔡源煌曾指出台湾1986年西学东渐最引人注意的名目是“女性主义批评”[1]；而这一年台湾三本重要的刊物：《中外文学》、《当代》、《联合文学》不约而同推出相关专辑，其中台大外文系的刊物《中外文学》可说是台湾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引介的生力军[2]。综合考察台湾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可以看出《中外文学》从理论译介、批评实践等层面影响了对台湾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与建构。创刊于1972年的《中外文学》是当代台湾最重要的学院派文学杂志之一，由台大外文系主办，以中文创作、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译介三个方面主要发展方向，后来译介和评论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通过翻译或介绍西方理论为台湾文学注入新的文学资源，并以专题形式推动新理论在台湾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和实践，对台湾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一、《中外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专号

在《中外文学》发行届满20期时，主编廖咸浩指出：“（中外文学）除了带动每一次重要的文学风潮，培育了无数创作与学术人才之外，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她还填补了文化性杂志的真空，维系了台湾在文化全面发展上的生机。”[3]《中外文学》依凭台大外文系这一学院平台，在传播外来文化层面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作为研究型期刊对学院知识分子的成长及学术发表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在1980年代中后期，面对女性主义思潮在台湾的迅速发展，如何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和借鉴也就成为讨论的热点。《中外文学》首次“女性主义文学专号”“编者的话”中指出“女权运动的冲击不但见诸教育等方面，也在文坛上产生了所谓的女性主义文学（feminist literature ）。”“女性主义既然已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崛起于当代西方文坛，本期特地以此为主题，一则加以推介，一则也做为妇女节的献礼。不过我们并不刻意‘拥护’女性主义，……以期国内的文学创作内涵更富实，批评策略更精当多面。”[4]这一专号形式确实有力地对推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何春蕤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即指出：“自从去年三月《中外文学》推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专号以来，探讨女性文批的各种文章涌入了市场，各方的反应也陆续在杂志及报纸副刊的方块文章中出现，一时间，女性文批似乎成了继‘解构批评’之后，目前台湾最新、最时髦、但不一定最受欢迎的文学理论。”[5]何春蕤的文章主要是想指出台湾在引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方面的不足，但也间接指出了《中外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专号”带来的影响及标志性意义。而在《中外文学》引介并实践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前后，台湾也出版了不少相关书籍，如欧阳子等人翻译的《第二性》（1971年）、子宛玉编《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批评》（1988年）、钟铃的《现代中国缪斯：台湾女诗人作品析论》（1989年）、张小虹的《后现代/女人：权力、欲望与性别表演》（1993年）等，可以说《中外文学》与这些女性主义批评论著共同推动了台湾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而《中文文学》所拥有的外文系资源不仅体现出系统性地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介，也努力寻求女性主义理论及批评实践的本土性，而且凝聚了一批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学者参与到讨论及批评实践之中，很多活跃在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如邱贵芬、刘亮雅、张小虹、简瑛瑛等人的不少有影响力的论文都发表在《中外文学》，是女性文学专号/专辑的主要撰稿者。

虽然《中外文学》1986年就推出了“女性主义文学专号”，而较为密集的以“专号/专辑”的形式关注“女性主义”是自1989年开始，通过下表所列的各专号议题可以看出集中关注的议题及“专号”设置的意图（见下表）：

通过对1986年到1999年间《中外文学》刊出的专号/专辑对女性主义理论及女性文学批评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外文学》对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建构性的意义，因为专号/专辑不仅是特别策划的体现，也是学术期刊有意识地以相对集中的方式推动促进某一理念的传播，廖朝阳指出：“专号与文集以其组织性、呈示性、集结性，无疑带有更明显的意识形态，更强烈的运动色彩，表现文化论述的社会意义也最清楚。……以专号的形式来阐述宗派、主张，往往带有改造现状的企图，想要借此对文化机器中的权力秩序做一调整，促成权力分配的重组。”[6]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文学专号”强化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台湾的发展与传播，并且以策划、预设的方式对议题进行设置和引导。而专号设置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台湾女性主义批评从最初的“妇女节献礼”的方式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的迅速发展。如在1993年以前的1986年、1989年、1990年的女性主义文学专号都是设在3月，借助特定的语境进行讨论和推动，需要借助一定的热点发声，以强化论述。子宛玉曾有这样的说法：由于学术圈的一些问题，及文化界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导致女性主义被歧视，在台湾还没站稳脚跟，反女性主义批评之喧嚣尘上[7]。“不刻意拥护”或“不受欢迎”的情景一方面是理性与审慎，一方面也说明女性主义批评早期在台湾的传播和实践受到质疑与排斥，而经过十年的发展，到1996年之后，可以看出《中外文学》对女性主义相关 “专号”的设置一直是期刊的重点，到1999年有5期都设置了“专号”。而从“专号”的议题来看，早期多是引介和讨论国外理论，而在1996年之后尤其注重对台湾女性文学或性别议题的批评实践，如在1996年至1998年对同志/酷儿/怪胎的集中讨论，正是台湾文学中情欲书写与酷儿小说流行的时期，专题性的批评也成为建构台湾性别文化论述的重要方式。

二、“后学”语境中的理论引介

《中外文学》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引介和批评建构有时代性和本土性的影响。1980年代后期的台湾正掀起引介“后结构”、“后现代”、“后殖民”的热潮，在一片关于“后”的解构与建构声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新的批评方式，沾染着“后”的光鲜被大量引介和讨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心”的解构和抵抗应对了“后”学思维，而“后学”的各种理念在冲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建构的同时，也与女性主义理论互相渗透，使发展不过十几年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反思自身的阶段。子宛玉曾指出：“女性主义批评作为新兴的批评方式，它的崛起，可说是非常晚近的，七0年代后期，欧美才出现它显著的影响，台湾则在八0年代中期后才陆续地引进。在台湾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市场里，‘女性主义批评’夹杂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众多学说中，也插花式地流行了一阵。”[8]《中外文学》设置“性别与后殖民论述专辑”时，也正是“后结构”“解构”“后现代”“后殖民”等议题讨论热烈之时，不仅从文学现场的层面反映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是当时台湾多元文化发展的一个层面，也表明台湾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受到台湾“后学”语境的影响，在“解构”声中反而强化了自身理论在台湾的发展。

 通过对《中外文学》1986至1999年的梳理，可以看出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引介或论述中法国女性主义占有重要位置， 以专号来说就有1993年2月的“法国女性主义专辑”、1994年3月的“精神分析与性别建构专辑”、1996年4月的“法国女性主义专辑Ⅱ”，而对英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讨论则是散见在各期之中。虽然法国女性主义牵涉到哲学、语言等层面的知识较为难懂，在引介的过程中难免有误解之处，需要多加讨论，如1996年“法国女性主义专辑Ⅱ”的策划意图中编辑指出：“由于该学派崇尚的颠覆父权的方式，往往视在戏耍的嘲讽间批判西方哲学、精神分析等传统形而上学对女性的谬思误识，因此不但论述的语言本身较为晦涩，其背后的思考进路也使不谙熟西方传统形上学的读者觉得难以掌握。……基于这样的认识，再次推出‘法国女性主义’专辑，以反思法国女性主义的得与失。”[9]但事实上，对法国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多重解析，也因应了当时台湾文学界对“后学”的热烈讨论与反思。被学界称为法国女性主义三巨头的伊莲・西苏，露丝・伊莉佳莱与茱莉亚・克里斯特娃[10]，成为讨论的热点，如“法国女性主义专辑”中：黄逸民的《法国女性主义的贡献与盲点》、萧嫣嫣的《论法国女性主义的文化空间》、蔡秀枝的《克丽丝特娃对母子关系中“阴性”空间的看法》、蔡振兴的《法国女性主义：伊莉佳莱论他者》；在“法国女性主义专辑Ⅱ”中刊登了刘毓秀的《走出“唯一”，流向“非一”：从弗洛伊德到伊蕊格莱》、朱崇仪的《伊希迦黑与她的新文体：另一种（理论）书写/实践》、萧嫣嫣的《我书故我在――论西苏的阴性书写》、李家沂译Hélène Cixous 的《从潜意识这一幕到历史的那一景》，对法国女性主义进行再讨论。法国女性主义与后结构思潮关系比较密切，《女性主义哲学》即将西苏与伊莉佳莱归类为“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西苏的“阴性书写”(原词为écriture féminine)，即受到德里达关于“书写乃延异”的影响；伊莉佳莱的“后现代”色彩是其对解构主义的批判，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批判解构主义的男性中心价值观念，提出多样性的性别，以期待用性别差异代替同一性逻辑，其批判的进路和策略毋宁说也是解构性的。显然，在台湾的“后学”语境中，法国女性主义的后现代色彩更容易进入被讨论的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1980年代面对后现代理论的冲击过程中，就已与各种批评理论进行正反对话，在反思基础上年进行自我建构。在黑人女性主义对美国白人中心的女性主义进行质疑，女性主义自我反思的过程中，以对性别、种族、国家与阶级的角度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锋声音之一。而在台湾1990年代中后期，后殖民理论因台湾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广受热议，与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在此情形下，后殖民女性主义必然引起台湾文学批评界的关注。黄逸民1993年的文章就指出：“今天谈女性主义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即是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论述联接起来，除了探究男女之间性别差异之外，更应该注意女性之间的差异，强调女性之间除了共通性，更有其独特性，……女人至极所受的破坏，并不尽相同，放弃作为女性受迫害之代言人这种宏观、永恒的大论述……应该探讨女性个体在特殊历史时空的差异性，……”[11]张小虹也指出：“在当今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领域，后殖民论述与性别理论已然产生丰富多音之对话与活力旺盛之互动，尤其是性别、种族与性欲取向间交错纠结之复杂程度，更为有志于此致学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2]1995年10月的“性别与后殖民论述专辑”即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思考，刊登了李翠芬节译的Gayatri C.Spivak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的批判》、黄淑瑛译金爱莲的《误/导读亚美文学》，同时刊登了以此理论作为文学批判实践的论文如：张小虹的《重塑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中的性别/种族政治》、邱贵芬的《“你看我是女人嘛？”从<蝴蝶君>看后殖民性别问题的暧昧空间》、彭小妍的《 女作家的情欲书写与政治论述――解读<迷园>》、林幸谦《张爱玲的临界点：闺阁话语与女性主体的边缘化》。《中外文学》以其对西方理论的敏锐感知与对台湾文学现状及社会思潮的反应，在引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也透过对中西方经典文本或台湾女性小说进行批评实践，这些批评实践的论文也成为台湾后殖民文化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引导了台湾1990年代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下的女性主义实践。

在1990年代台湾学界热议后现代、后殖民的语境下，基于台湾社会自身的处境，身份、性别、边缘、族群等成为文化关键词。在语境中，受到北美的“酷儿”理论的影响，同志小说、酷儿小说一时流行，《中外文学》在1997年8月“衍异性与性别：酷儿小说与研究专辑”就是对此理论与台湾文学状况的分析与讨论。酷儿理论兴起于1990年代的北美，是对同性恋运动的身份政治的反拨，试图以差异性的身份取代身份政治的认同，刘亮雅指出：“酷儿理论深受后结构理论影响，正视形塑身份的复杂历史文化脉络，强调主体位置值多重性与不稳定性，由是而衍异出更多暧昧错综的性与性别，跨出二元对立的身份藩篱。”[13]“酷儿”理论在台湾的情况与北美颇为不同，在理论上“酷儿”是反叛同性恋的身份政治主张的，但在批评实践和创作实践上，往往二者交互，分界线比较模糊。1996年6月的“同志论述专辑”中对同志小说，同志情欲的探讨其实已经具有“酷儿”的色彩，如刘亮雅《洪凌的<肢解异兽>与<异端吸血鬼列传>中的情欲与性别》、洪凌《蕾丝与辫子的交欢――从当代台湾小说注释女同性恋的欲望流动》；而在“衍异性与性别：酷儿小说与研究专辑”中对同志小说的探讨和解析顺应了此时同志小说的集体出现，但也出现了用“酷儿”理论故意误读、歪读经典小说的现象，如张小虹《女女相见欢：歪读张爱玲的几种方式》、张志维的《穿越“镜像误识”：阅读<品花宝鉴>与<世纪末少年爱读本>》。其实在1998年5月的“怪胎情欲学专辑”中对于怪胎、情欲、多元性别身份的讨论，才更显示出“酷儿”理论的台湾化，张小虹对此也指出“‘怪胎情欲学’专题是一个怪胎化情欲、情欲化学术的勾当，部分展现女性主义，同志研究与怪胎理论在台湾学院初步建制化的‘雏形’”[14]。此专辑中的论文如刘亮雅的《怪胎阴阳变：杨照、纪大伟、成英姝与洪凌小说里男变女变性人想像》、张志维的《白蛇/舌传：变态的情欲语言》、朱伟诚的《（白先勇同志的）女人、怪胎、国族：一个家庭罗曼史的连接》、叶德宣的《两种“露营/淫”的方法：<永远的尹雪艳>与<孽子>中的性别越界演出》，对性别、身份、情欲的讨论展现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女性中心向以性别中心的批评实践，此一“性别”更多的是后现代色彩，“酷儿”色彩，已然不是二元对立的性别思维，也非女性中心的思维，而是解构中心，多元流动的性别越界，是文学批评对当时流行的同性恋小说和酷儿小说的思考和推进，以对“差异性”的强调反思女性主义在台湾的发展向度。   

    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台湾或者《中外文学》不重视英美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较早期的讨论中，英美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在1986年的“女性主义文学专号”中有张小虹译的伊兰・修华特《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对伍尔夫的讨论、对苏珊古巴等人的讨论比较多，更多的是将英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批评实践的方式，比如对女性形象的讨论，对男性作品的检讨，对古典文学的重阅，分散在各期的讨论中。但由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1980年代遭遇到后结构、后现代的冲击，加之台湾的“后”学语境，致使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探讨上从时间和本土语境的角度而言更侧重于有法国女性主义。而英美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多的存在于批评实践中，比如以编选集的方式梳理女性文学史，对女性经典的塑造与解读等，而专门的理论探讨较不明显。

三、批评实践的进路与批评建构

早期为了深入了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推动女性文学在台湾的发展，在发表策略上《中外文学》通常采取经典理论和文学作品同时译介的方式，这种现象在1986年-1989年较为明显，如1986年3月刊登了张小虹译伊兰・修华特的《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李欣颖译凯若琳G.赫布兰的《双性人格的体认》，同时刊登的相关作品如宋美�译《英美“女性形象”诗选》、林素英译玛哈丝维塔・德葳《德罗帕蒂》、林秀玲译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蒋淑津译陶菲克哈金《战争与和平之间》、郑加言译史特林堡《强者》等；在1989年3月相关的文论翻译有廖朝阳译席芭曼《发微女中豪杰：<仙后>第三卷的双性设辞》，相关的作品则有王安琪译夏洛蒂・吉尔曼《黄色壁纸》、张惠娟译苏珊・葛蕾丝柏《芝麻小事》等。此外，也注重在译介理论的同时，将理论转换为批评实践，如在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引介讨论之后，即是实践性的文学批评，“精神分析与性别建构专辑”即是最好的例子，专辑序言中指出：“本专辑以精神分析与性别研究可能产生之议点出发，探讨性别/权力、意识/潜意识与欲望/身体的各种互动关系。”[15]发表了多篇相关议题的论文，如张小虹对《黄色壁纸》的分析，提出“文本里有女人吗？”，傅大为通过具体文本讨论“少女身体的中文翻译”，而秦先玉和杨明敏都聚焦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以专号对理论进行讨论，再以专号实践系统性的文学批评。

 在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式层面，透过《中文文学》也可以看出早期台湾女性批评大致依循西方的思路，大体从两个方面进行：以女性主义的阅读方式从“抗拒性读者”的角度对男性文本再审视，如“妇女形象批评”；以“女性中心批评”对女作家、女性文学传统的再阅读、再书写，而后受到解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转向对文化、文本的研究。《中外文学》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本土实践大体是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女性主义阅读，如廖咸浩《“双性同体”之梦：<红楼梦>与<荒野之狼>中“双性同体”象征的运用 》（15卷4期）、张淑香：《三面‘夏娃’――汉魏六朝诗中女性美的塑像》（15卷10期）等，且在1993年11月有“女性主义重阅古典文学专辑：父权文化下女性形象的自塑与他塑”专号对这一文学批评方式进行提倡和实践。基于《中外文学》比较文学的视野，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也体现在对外国经典作品的女性主义分析，如宋美�的《千面女英雄――‘克拉丽莎’中的神话结构》（14卷10期）、宋德明的《吴尔芙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简瑛瑛的《性别、金钱、权力：重读<摩儿・佛兰德思>》（15卷11期）、黄毓秀的《<奥瑞泰亚>诸女神与父权意识的形成》（15卷11期）等。对经典的重新阅读，实际上包含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主义阅读也有所体现，鉴于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处境，此类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并不多，有王德威的《寻找女主角的男作家――茅盾、朱西宁、黄春明、李乔》（14卷10期），考察四位男性小说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并对女性主义批评方式提出一些质疑；林秀玲的《中国革命和女性解放：茅盾小说中的恋爱主题――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兼论茅盾及其批评家》（18卷5期）指出“茅盾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以及王德威福柯式的女性主义依然无法逃脱男性中心的立场。”[16]此类研究文章在以后的批评中极少见，这也说明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受到台湾学界对大陆文学长期隔离的影响。引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初期，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文学批评实践集中在对古典文学的批评和检视，主要因为台湾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是在政治“解严”之后才正式开展，而“解严”之前两岸文化交流阻碍较多，台湾对大陆同时期或现代文学的阅读和接受也受到较多限制。

在“解严”后，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检视台湾文学或构建台湾女性文学传统则成为一时风潮，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台湾实践中的本土性最明显的体现，并且女性主义批评跨越了女性文学的领域，扩展到整个女性文化、女性艺术。如“女人的天空：台湾女性文学与文化专辑”、“女人的湖泊：台湾女性文学与文化Ⅱ专辑”、“空间・性别・再现专辑”、“女性文学/艺术与文化论述专辑Ⅰ”、“女性文学/艺术与文化论述Ⅱ”、“离返的辩证（Ⅱ）：女性与旅行专辑”、“女性书写与艺术表现：从女性诗学到女性神学”、“女性书写与艺术表现：女性影像与女性艺术”……这些专辑都是将女性主义批评扩大到社会文化中的思考与深化，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对女性文学批评的反思，试图超越单纯的文学研究，与西方女性诗学、女性艺术进行对话以寻找本土经验与本土特色的体现。当然在这些专辑之外也有许多类似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章出现，如钟玲《试探女性文体与文化传统之关系：兼论台湾及美国女诗人作品之特征》（18卷3期）、张淑丽《解构与建构之后――女性杂志、女性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23卷2期）等。“解严”后的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对女性诗学、女性艺术的讨论时，尤其注重在批评实践中对女性主体的建构，如“二二八小说中的女性、省籍与历史”专辑（1999年3月）对历史脉络中的女性进行了重探，尝试从文学作品中，挖掘特殊历史背景中的女性主体意义，从学院的视角以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力量达到改造社会文化的政治性目标，同时也彰显出女性主义理论所受到的“本土化”思潮的影响。刘纪蕙在观察《中外文学》的本土转向时曾指出主编如刘毓秀任期内(1996年11月-1999年7月)，尤为明显的是本土走向之中台湾女性的声音[17]，而当时在女性主义思潮中较为活跃的学者邱贵芬、简瑛瑛、江文瑜、李元贞等先后受邀编辑女性专辑更强化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建构。以对《中外文学》的考察而言，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在1990年代中后期渐趋成熟，其批评方式也从女性中心阅读到以性别批评为中心的模式，批评理论的依据更趋多元，在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之外，更注重理论与本土文学现实的结合。

四、借鉴与反思中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检视

外来理论在被引介的过程中，伴随着质疑，挑选和如何与本土语境相融合的问题。在1986年3月“女性主义文学专号”推出时就有不少质疑和批判，如廖炳惠就分析了女权批判的得失，指出“不应把自己组构出来的模式、架构，视为当然的事实、社会的真相，进而就近一观察到的事实演绎理论，从事注释。说这个社会是父系中心，女性作家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 ）,创立另一套语言，而女性批评家更得提防男性批评家的术语、思想，不能落入其窠穴……我的观感是这种读法过于闭塞，到头来，只会绕圈子，无法真正震撼文化、文学的基础、正统。”[18]并且他对Elaine Showalter的分期以及一些论点持否定态度，指出女权批评在急于建构的过程中牺牲了其他复杂、多元的要素。对吉尔伯特和古巴编选的诺顿女性文学作品选集的编辑方法，选择作家作品的方式提出质疑，提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注重文学的多重面向。或许这种质疑在当时急于建构女性主义正统位置的大多台湾学者，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家而言，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在台湾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盛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学者对这一相对独立的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再反思或检视的时候，其实正验证了当时引介理论作为批评方法时的许多思考和担忧。

    因而在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的同时，不少论争也有质疑和反思，如游志城在《唐传奇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倾向――兼以红线为例的意义探讨》对这一西方理论有这样的思考：“中国文学传统有类似的经验或可能吗？运用女性主义解读中国文学如何可能？”因而其带着这种疑虑以“红线”进行探讨 “希望古典文学研究有新方法的尝试与突破，提供一面借镜，让西方女性主义的舞台加入中国女性的角色以丰富其学说。”[19] 并非这些男性在对西方理论的本土性实践带有谨慎的态度，也有不少学者（包括女性）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和评介时对理论本身提出不少正反思考，以探讨台湾语境中西方理论经过翻译、旅行所存在的问题，如萧嫣嫣《论法国女性主义的文化空间》[20]指出法国女性主义的理论世界，辩证策略诡谲多变，攻击父权体制极具杀伤力，却又是充满矛盾冲突议题的混合体；而朱崇仪的《伊希迦黑与她的新文体：另一种（理论）书写/实践》[21]在评介理论的同时，也对引介法国女性主义存在的弊端予以反思：“在台湾，由于我们对美国学界的依赖，继而关注法国”，认识到依赖美国的不足，探寻拯救或补足的方式。这些质疑或批评的声音，都以推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为基点，以期台湾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实践的过程中有所反思。当然在《中外文学》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中，固然存在一些粗糙的论述，或是对理论的生硬搬演，但是通过对《中外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样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台湾传播和被建构的情形，同时在考察其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所展现的样貌，这些为我们反思台湾女性文学发展及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