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与权力漩涡中的鲁迅

蒙  雨*

（广西财经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南宁  530003）

内容提要：“左联”自成立开始，就成为中共党组织在文艺界的管理机构，它内部呈现一种“文学组织权力结构”。可另一方面，被尊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并未入党，他对“左联”有与中共不同的期望和目标，他以其无以伦比的影响力形成了“左联”内部的“文学启蒙权力结构”。本文揭示了鲁迅在权力漩涡中被权力裹挟的过程，以及他本人在运用权力时的偶尔失控。

关键词：“左联”；鲁迅；权力结构；冯雪峰 

一 “左联”的两大“权力结构”

“左联”是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在接到党的指示后，通过冯雪峰的协调，与鲁迅在文艺界组成的一个半政党性质的联合组织。这一点，从左联的筹委会名单上就一目了然：创造社四人：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彭康，太阳社四人：钱杏�、蒋光慈、洪灵菲、戴平万，鲁迅，以及为了方便与鲁迅维持友好关系而列入的冯雪峰、柔石、夏衍[1]。除了鲁迅，其他十一人皆为中共党员。“左联”盟员回忆起“左联”，都对它的政党性质印象深刻：

“‘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2] （茅盾）

“……左联的工作应该是文学工作，但中国左联自始就有一个毛病，即把左联作为‘政党’似的办，因此它不能成为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团体”[3]。（茅盾）

“我们感到当时的‘左联’成了个第二党。”[4]（周扬）

“‘左联’本来是一个群众组织，应该象鲁迅所说的那样，不仅是同路人，连在路旁看看的人，都要团结和带引他们前进的。事实上却是共产党员越来越多，群众越来越少，……象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左联’成了个第二党。……‘左联’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活动的，因而它有个‘左联’党组，并且以党代政，几乎就是以党组代替了执行委员会。”[5] （林焕平）

“……‘左联’还是一个秘密组织，作法和党的组织差不多，是党的外围组织，小组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小组会上常有时事分析和政治形势传达……也谈谈文艺界的各种动向。”[6]（庄启东）

“当时左联组织，虽然名义上是文学团体，实际上是以政治为主，革命斗争为第一任务，‘半政党’团体。因此参加的成员，尤其是开始，并不是作家、教授等，而是爱好文艺的革命青年。不但没有什么作品，文艺修养一般也不高。只要有革命精神，不怕坐牢、杀头，敢于参加游行示威、集会讲演、写标语、散传单的革命活动就行。当时左联成员，绝大多数是各大学爱好文艺的革命学生。”[7]（冯毅之）

 “这些会议，主要是传达和讨论当时的形势，诸如抗日运动，红军在江西等地的发展，河北津唐地区的工运等等。有时也介绍一些上海、北平左联的活动情况。关于文艺问题，实际上很少谈到。我当时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左联与其说是文艺团体，毋宁说是一个政治团体则更为恰当些。……当时左联成员也进行同文学无关的一些政治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往往比文学活动还多。”[8]（张香山）

“左联”自成立开始，就成为中共党组织在文艺界的管理机构，它内部就会呈现一种“上级支配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文学组织权力结构”。在这一结构中，职业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主体，他们以执行党在文艺界的政策、路线、方针和其他政治任务为目的，以组织盟员的政治活动(包括定期交流思想和相关政治信息、贴标语、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示威游行、集会讲演、办夜校、到工厂及学校鼓动群众等活动)和文学活动（出版左翼刊物以扩大宣传及通过文学创作、翻译和文学批评活动增强政党的影响力）为主要工作内容，并以政治工作方面的贡献作为划分成员在权力维度上高低的标准。这一权力结构是有中心的，冯雪峰、瞿秋白、周扬都曾因自己的勤勉工作及在文学、政治领域的声望带来的无形影响力而站在这一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按理说，权力结构的存在必然产生某种资源分配机制，处于权力结构上层和中心位置的主体应该能够动用更多相关的物质资源或非物质资源。按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获得成功的前提就是培养“革命职业家”，党理应供养那些将全部时间用来为党工作的党员[9]，但对于“左联”这一文学组织，建立和维护它的大部分党员并不能因这一工作从党组织那里获得经济回报，却要用其他方式获得收入以维持生活并支撑他们的工作。夏衍当时是靠翻译获得的稿费维持生活，而周扬在1934年以前的地下工作基本上是靠岳母的珠宝银元维持的。“左联”这一权力结构中，被认可和提升的“左联”盟员能够获得的主要是非物质资源，即意识形态方面的，比如获知更多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党内的政策信息，更准确的政治情报，参加更多更高级别的党组织会议，获得上级的信任、肯定并在组织中担任更高的职务。反之，被降级、被惩处就表现为被取消参加组织会议的资格、被撤除职务甚至开除党籍。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这一权力结构中，信息和情报自上而下传递，相关知识和信息存在垄断和分级现象，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获知多少党内信息和政策动态是一个人在组织中处于哪个级别的标志。各级别之间貌似没有明确的界限，上级也不见得能享受多少特殊待遇，但不同级别之间是不容易混淆的。

“左联”的管理机构是这一权力结构的外在形式。为了管理“左联”盟员，安排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地参加政治工作，“左联”有一个严谨的组织系统，在常委会下设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下设大众文艺委员会、创作批评委员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及编辑部，常委内部也有明确分工。[10]

可另一方面，被尊为“左联”“盟主”和“领导”[11]的鲁迅并未入党，也没有谁能够对他发号施令。从他的追求、原则和对“左联”的期望上来看，他并不认同这种打着文学的名义从事政党活动的做法。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左联”内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的因为争夺权力、地位的彼此倾轧现象，令他厌恶。正如他在左联解散后致时玳的信中所指出的：“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这并无大效，因此在上海，竟很少能够支持三四年的作家。”[12]鲁迅加入“左联”的目的，与他在“五四”时期加入《新青年》团体，提倡新文艺的目的是相似的，主要是“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坚决，持续不断”的斗争，并“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13]，进行“韧”的战斗，以取得文化上的成绩，并不希望人们以文学为功成名遂的敲门砖。为了使“英俊出于中国”，他甚至不介意自己被当成“梯子”：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14]

在“左联”成立之前，鲁迅已是思想界、文艺界的权威，他在追求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的青年中的影响非常大。这也是中共要求太阳社、创造社联合鲁迅组建文艺界管理机构并将鲁迅抬到“领袖”位置的主要原因。但他对“左联”与中共不同的期望和目标，他个人无以伦比的影响力，形成了“左联”内部的“文学启蒙权力结构”。这一结构是由鲁迅和喜爱、信仰他和他的思想的作家、编辑人和文学青年为主体，主要依托现代出版业和稿酬制度为生。在这一权力结构里，鲁迅的文艺观和个人偏好成为了核心标准。鲁迅认为“左联”的主要工作应该是通过切实的翻译、创作和批评工作以取得文学实绩，重建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培养出大批的“精神界战士”。而“立人”和“再造文明”是鲁迅从事文艺的终极目标。鲁迅通过通信和投稿发现和培养新人，他们创作能力的强弱和努力的程度决定了他们处于权力结构的不同维度。而不同的维度带来的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则较“文学组织权力结构”更为明显：他们的作品能通过鲁迅的推荐而获得发表，他们的书籍通过鲁迅的人脉得以出版，他们的名望通过鲁迅的肯定和赞美获得提升。很明显，这一权力结构强调的是“实绩”，是文学创作以及相关的文学活动，而文学组织权力结构更重视的是政治工作及组织纪律。

二 “权力结构”与“左联”盟员们

如此定义两套权力系统并且区分它们，是为了更好地阐释“左联”期间及解散后鲁迅、胡风等人和中共在文艺界的组织者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从定义和逻辑来看，两套权力结构可谓有着几乎完全不同的“运行模式”和“价值取向”，但从具体个人的实践、动机和价值取向来看，这两套“权力结构”并不是可以简单地一分为二的――“左联”盟员们的活动往往跨越两套权力系统，文学兴趣与政治功利、取得文学实绩与为组织工作在他们的活动中常常呈混淆状态。原因很简单。左翼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大多是革命知识分子，都倾向于从思想、文化入手以改造中国，也都是“政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集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于一身[15]。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三十年代，他们更是承担了革命、救亡和启蒙的三重责任，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在他们的价值取向中各有偏重，但都是为了同一目的。也就是说，两套“价值取向”在革命家兼启蒙者那里常常没有明晰的界限。而且，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最初的宣传、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作所谓的“革命文学”的人中，就有很多职业革命家。如瞿秋白、阳翰笙、钱杏�、洪灵菲、蒋光慈等人都是1927年“四・一二”之后，失去了组织关系，躲入可以依靠稿费生存的出版业发达的上海，借文学谋生的。正如夏衍所说：“这些人多半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从实际斗争的前线撤退到上海的。例如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等同志是在南昌起义之后，经潮汕、香港等地来到上海的。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等同志是在海陆丰起义失败后到上海的。钱杏�、蒋光慈、孟超等同志是在武汉陈独秀背叛革命后经安徽撤到上海的。还有一大部分则是从日本被迫回到上海的，如创造社的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王学文、沈叶沉等同志。这些人到了上海后，为了继续进行战斗，陆续组织了一些社团，创办了一些小书店，出版了一些杂志，写了不少文章。” [16]

这些职业或者半职业革命家进入文学界后，凭借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作为一个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文学界获得了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和理论家身份的同时，还翻译了不少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批向往革命和追求理想的青年。在左联成立之后，他们积极地召集和培养有左倾倾向的青年，壮大组织力量，并根据不断变化的“中央”政策组织群众运动，可谓文学启蒙工作与政治组织工作兼顾。以茅盾为例。茅盾是现代编辑出版人、新文学运动的推动者，也是半职业革命家。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是新文学最早的几个批评家之一，他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并推动了“现实主义”这一文艺思潮，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在文艺界的传播开辟了道路[17]。另一方面，茅盾1920年就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并在其后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毛泽东的秘书，1927年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后在武汉《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国民党清党之后，他失去了组织关系，成为自由撰稿人，开始了小说创作生涯，从此笔耕不辍。加入“左联”后，茅盾基本上不参加党组织活动和“左联”的政治活动，只埋头创作[18]，1933年以一部《子夜》奠定了自己在左翼文坛的“重心”[19]和“状元”[20]地位，甚至被人认为可与鲁迅相比肩。我们很难判断茅盾在“左联”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文学活动还是政治活动，因为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既以文学的方式传播并推动了党的相关理念，又以文学实绩的形式出现，使鲁迅不得不给予某种程度的认可。以《子夜》为例，这是茅盾为了与托派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而从理念出发[21]创作的“高级社会文件”，它以艺术方式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中国社会，借助文学的传播效应普及了中共对社会性质的论断并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潮，但同时，它又是代表左翼文学创作实绩的一大成果。所以，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无论在“文学组织权力结构”里还是在“文学启蒙权力结构”中都是提升他地位的极大助力。

青年们不管抱着什么目的加入“左联”，都只有切实地体现了自己在翻译、创作上的努力和才能，才可能得到鲁迅的赞同、欣赏并进入“文学启蒙权力结构”的较高位置。瞿秋白和冯雪峰最初都是因为翻译苏联文艺理论而与鲁迅结缘，叶紫、柔石、艾芜和“二萧”等都是由于在创作上体现了自己的才能而得到鲁迅青睐，胡风、巴金、黄源是因为在文学领域认真、勤恳的工作才获得了鲁迅的肯定和照顾。如前所述，鲁迅的目的一直就是培养文艺方面的“战士”以进行“韧”的战斗。所以，追求文学理想而加入“左联”的青年才是鲁迅关注的焦点。作为鲁迅认为的培养“文学战士”的场所，“左联”是吸引、吸收文坛新生力量的基地。但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所能做的工作是有限的。两大“权力结构”的召唤常常让一位加入“左联”的新盟员左顾右盼：是埋头创作更好，还是参加政治活动更对？以艾芜的经历为例。艾芜曾在西南边境和南洋漂泊了五六年，丰富的人生体验使他能在创作中将异国风情与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糅合在一起，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领域[22]。1931年他与沙汀一起写信给鲁迅请教小说题材的问题，获得回复后，又将小说寄给鲁迅，得到了鲁迅的肯定，[23]在文学创作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可以说，“新人”艾芜已经具备了踏入“文学启蒙权力结构”较高位置的可能性。可紧接着，艾芜加入了“左联”，承担了大量的政治工作，这种可能性就被延后了。1932年春，艾芜被编入有茅盾和钱杏�参加的小组，本以为“可以在文艺方面，取得很大的教育”，但接受到的却是政治教育：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即是“一・二八”事变以后，左联正式把我编入小组，由茅盾、钱杏�两位前辈和我组成。这使我不安，主要是我并没有发表过什么象样的作品，不能挤于作家之林。但也很高兴，我认为可以在文艺方面，取得很大的教育。可惜茅盾同志忙于写作，未能参加，而阿英同志却和我在南京路的大三元广东餐馆内，相对饮茶，只讲当前的国内外的政治情形，从不谈到文艺思想和创作趋势。……每次开小组会，都是谈政治问题。……左联的小组，很少谈文艺，因此也不谈写了什么作品，发表了什么文章。[24]

加入“左联”的青年大多是渴望得到组织承认的。组织是理想的寄托，组织交待的任务当然比文学创作重要。正如郑超麟所说：“我们那时都是把党的工作看作高于文学活动的，像蒋光赤那样把文学活动和党的工作相提并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25]组织有组织的运行规则，不遵守规则的就会遭到排斥。蒋光慈因一心创作被开除党籍，郁达夫因拒绝参加“飞行集会”被“左联”开除，胡风因不服从周扬最终被迫辞职，都是“文学组织权力结构”的运作机制在起作用，并不是某一个人和某一些人的偏见问题。所以，原本打算把“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并不愿做鲁迅所讽刺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26]的艾芜，就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拿来参加组织安排的各种政治活动：参加小组会议、赴夜校给工人授课、培养文艺通信员、散发传单、贴标语，参与飞行集会……在繁忙的工作中，几乎“一点写作的时间都没有了”[27]，可即使这样勤勤恳恳地工作，由于不擅于迎合上级，艾芜在“文学组织权力结构”中，一直处于底层。在一次会议中，艾芜从自己的工作体验出发，认为工人中很难培养出文艺通讯员，与冯雪峰发生了争执，之后，他就再也没收到过参加重要会议的通知了[28]。1933年3月，艾芜在去工厂联系时遭到了拘捕。在入狱的半年里，才有机会创作并发表了好几篇小说，得到了文坛的注意[29]。出狱后，艾芜拒绝了周扬的参加“左联”组织工作的邀请，一心创作。1935年艾芜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问世后，得到了郭沫若、周立波、胡风的高度评价，鲁迅也向美国记者斯诺推介艾芜，说他是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很显然，对于一位有创作才能却在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方面没有多大天分的青年而言，如能获得鲁迅的关注和支持并能勤恳耕耘在文艺领域，那么在“文学启蒙权力结构”中晋升的空间更大。将艾芜的经历和萧军、萧红的经历对比，这就更明显了。同样是崇拜鲁迅并有一定创作才能的文学青年，“二萧”未被“文学组织权力结构”吸收，仅因作品得到鲁迅的欣赏和肯定，其作很快便得以出版，他们也迅速取得了左翼文坛著名作家的地位。时隔半年，萧红就经历了被《文学》退稿到被《文学》约稿的变化过程，可见鲁迅在左翼文学青年能否成为“作家”并在左翼文艺界取得什么样的地位问题上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对于一位“左联”新进盟员而言，在这两大权力结构纠缠的左翼文艺界中获得地位的提升有几个要素：第一，个人才能和个人资源。个人才能指翻译、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才能及组织政治活动、经营人脉等能力。个人资源指个人所拥有的可为某“权力结构”的目标达成有帮助的资源。身世、家世、家学背景，在文艺界、编辑出版业的早期积累和人脉关系，文学创作才能、早年的革命经历和马列理论方面的知识储备等都属于个人资源。具有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才能才可能为“文学启蒙权力结构”所认可和接纳，而拥有革命经历、政治活动能力和相关人脉关系等个人资源对“文学组织权力结构”来说，具有较高的价值。当然，所有的才能和资源其实都是在和其他人的比较中才能区别高低强弱。第二，位居权力结构中心者的授权、欣赏和肯定。在“文学组织权力结构”中，体现为文学活动或政治活动是否得到中共中央的授权和认可，以及是否与中央的政策保持高度一致。这种认可和一致往往体现为是否服从了某一上级的指示。在“文学启蒙权力结构”中，则体现为个人是否得到鲁迅的授权和认可。第三，“结构”内成员的认可。无论是勤劳的工作，出众的才华还是为人惊叹的革命阅历，如果得不到本阶层和邻近阶层的认可，那么他的地位就不稳固，他的权力也就失去了实施的场所。第四，个人不懈的努力。无论从事政治活动还是文学活动，大部分人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得到位处权力结构高层的注意、肯定和授权以及结构内人士认可。

三  被卷入“文学组织权力结构”的鲁迅

如前所述，左翼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三十年代承担了革命、救亡和启蒙的三重责任，他们的活动往往横跨两套权力系统。而鲁迅的情况则更为复杂。鲁迅作为“文学启蒙权力结构”的唯一中心和被“文学组织权力结构”悬空虚设的“首脑”，在“左联”后期[30]也逐渐被卷入“文学组织权力结构”。这种被卷入一是鲁迅思想的左倾为其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左联”的党员们特别是冯雪峰的积极行动对鲁迅的影响，三是瞿秋白开创的鲁迅“经学化”为这种卷入提供了坚固的理论基石并深远地影响了当时及其后人们对鲁迅的理解。[31]

“十月革命”后，从鲁迅的一些公开发表的文字及私底下与友人的交谈中可看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将苏联和无产阶级革命看成实现他变革社会理想的现实寄托的[32]，思想启蒙与社会主义革命在鲁迅的思考中有了某些重合之处。所以，在“左联”成立之初，鲁迅在具体工作上与中共在文艺界的组织者能达成一致。可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和社会活动上，鲁迅还是保持了一定独立性。但是，随着“左联”的发展壮大，左翼文学活动日益政治化。由于鲁迅与冯雪峰、瞿秋白等人在生活上、思想上越来越接近，且受到他所爱护的柔石、叶紫等具有一定创作才能的党员的影响，鲁迅在社会活动和杂文写作方面容纳了更多政党活动的因素。1931年1月17日，一批党员对导致了王明控制中央领导权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不满，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党内会议。参加者里有左联的五位成员：李伟森、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由于叛徒出卖，当天夜里，共有36名党员被捕（包括这五位“左联”成员），其中23人在2月7日被枪决。柔石被捕时身上有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出版合同，所以，鲁迅在三天后移居花园庄旅馆避难了一个多月。期间他创作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并创作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表在刚刚创刊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特地创作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委托史沫特莱发表到国外，后又与史沫特莱一起起草了一份宣言，此宣言经翻译后命名为《“A Letter to the World, An Appeal from the Writers of China”》(《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发表在同年6月份美国的《新群众》上，后被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于同年发表在他们的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上，由于此刊是用俄、德、英、法四种文字出版，所以引起了极大的反响[33]。鲁迅的这几篇杂文和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都因“左联五烈士”尤其是他欣赏和信任的柔石而与1931年这一中共内部的权力纠纷发生了关系[3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联”盟员的文学活动与身为中共党员的他们的政治活动的交织，以及国民政府对左翼团体出版物大规模查禁、及对左翼文艺界人士的大肆逮捕[35]，都导致了鲁迅思想上和行动上更为左倾。

在鲁迅思想和行动左倾上，冯雪峰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广平曾这样回忆冯雪峰和鲁迅在一起的情形：“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36]许广平没有准确说出冯雪峰劝导鲁迅的具体事件，但已描绘出冯雪峰对鲁迅文学活动的影响力。以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问世的经过为例。冯雪峰是这样描述这一经过的：

我再把鲁迅先生写《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经过简略叙述一下，供你参考。《汉奸的供状》在《文学月报》第四期发表后，我看到了，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因我当时是文委书记，即去找编者周起应(周扬)，提出我的看法，并建议他在下一期《文学月报》上有公开纠正的表示，他完全不同意，于是争吵起来。当天我恰好到瞿处去，也就同瞿谈起，瞿也同意我的意见(公开纠正)。晚上我特别跑去同鲁迅先生谈，鲁迅先生翻看了一下那长诗后，认为这是流氓作风，自己先公开纠正一下是好的，争取主动。我于是就同他商量，请他出面代表左联说话怎样，他说：“由我来写一点也可以么，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大意)结果就是这篇完全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的文章。[37]

冯雪峰在鲁迅撰写这篇文章中的作用一目了然。除了通过劝导鲁迅撰写相关文章配合中共在文艺战线政策的实施外，冯雪峰还通过传递中共的动态来对鲁迅的思想施加影响。冯雪峰这样自陈向鲁迅传递共产党和红军消息的过程：“当天晚饭前和吃晚饭时候，是我说的话更多，因为我总是很兴奋，想把关于红区的、关于我党的、关于长征的、关于当时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新政策的许多事情，一下子都告诉他。他是愿意听我的，看不出有疲倦或厌烦的表示，总是微笑地看住我，让我讲下去。”[38]对此，胡风也记得很清楚，不过他没有描述鲁迅的反应：“他是从遥远的新世界带着党的使命回到上海的。有一两个月几乎天天和他在鲁迅先生家会面，听他谈长征路上的故事，听他谈毛主席的坚强性格和为人的风度等。”[39]

冯雪峰将这些信息传递给鲁迅，使本来一向同情弱势者的鲁迅在思想上更为左倾。而且，冯雪峰还曾数次成功参与了鲁迅文章的写作，将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植入了鲁迅的文本。冯雪峰在鲁迅的几篇重要的关于“左联”和左翼文艺运动的文章里，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其中留下最深痕迹的就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冯自陈此文是鲁迅口述大意而由自己笔录而成，但事实上，这不合常理。所谓的“笔录”时间，是在鲁迅病得“颇虞奄忽”之时[40]，且此文的态度与鲁迅向来的对托洛斯基的态度相左，再加上当时陪侍左右的胡风的回忆为证，此文已经被不少学者指出是冯雪峰伪托鲁迅之作[41]，而且，此文与另一篇冯雪峰代笔的《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一样，没有被鲁迅放入到待编的当年的杂文集中，可见这是典型的“伪文”[42]。这篇“伪文”影响甚广，发表了两个多月之后，就被援引和误传，成为构陷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汉奸”罪名的源头，从此，陈独秀、“中国托派”和“汉奸”就划了等号并传遍了全国。并且，它还得到了苏共和中共的高度重视，更因在1949年后曾被选入中学课本而影响了几代人对“托派”的认识[43]。冯雪峰对鲁迅思想和鲁迅文本的这种深度介入，是其他任何人对鲁迅的任何评述、阐释都无法比拟的，因为这种介入从思想和文献两方面为鲁迅思想的“赤化”和其革命者形象的政治化、马克思主义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后人在描述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时，冯雪峰的“工作成果”都成了有利证据。在五十年代，冯雪峰又写了一系列回忆鲁迅在1928年至1936年生活和思想的文章，又从生活细节和谈话等方面强化了鲁迅的“政治家”、“革命者”的形象。

四  权力的失控

鲁迅被卷入“文学组织权力结构”的同时，也使这两大权力结构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种模糊造成了鲁迅在运用自己权力时的偶尔失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两个口号”之争。当时，鲁迅因坚持自己的原则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与当时位于“文学组织权力结构”中心位置的周扬、夏衍等人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在冯雪峰这一在组织内地位比周扬他们更高的“中央特派员”回来后，鲁迅的想法得到了支持。而得到两人授权的胡风立即写出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引发了“两个口号”之争。两个月后，徐懋庸这一曾被鲁迅在文学上提携过的青年，以高傲、“奴隶总管”式的教训口吻致信鲁迅要求鲁迅支持“国防文学”口号并加入“文艺家协会”，徐懋庸的信集中体现了这一权力结构中的青年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他们不尊重鲁迅，因为鲁迅不是党员。他们那么“高傲”，所倚仗的就是自己的党内地位，这种地位突出体现为他们能获知更准确更真实的党内政策信息，反之，“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44]的鲁迅虽然是他们名义上的旗手，但在这一结构中，鲁迅并不位于他们所应该服从和尊敬的上级。敏感而犀利的鲁迅同意了冯雪峰草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下简称“答徐文”），文章先是讽刺“国防文学”也并未到“‘苏维埃’政府”去注册，并强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是经过几个权威人物商量的。基于安全考虑，未将冯雪峰列出，而且将茅盾、郭沫若两位在两个权力结构中都处高层的人列出以增强权威性。文章第一次公开地在文章里正面表明了鲁迅的政治立场：[45]

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46]

并且，文章还斥责徐懋庸、周扬等人搞宗派主义，说他们是“借革命以营私”，“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并要求“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可以说，“左联”从成立到解散，鲁迅对“左联”的组织工作和人员调配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只是他“领导”和“旗手”的虚名和其巨大的影响力使他们不得不以报告工作的方式尊重他的意见并获得他的资助和帮助。鲁迅并不认为自己是他们组织上和思想上必须服从的“上级”，虽对组织内部的“妇姑勃�，叔嫂斗法”十分厌烦，但他还是顾全大局，从未公开地用自己充满威力的文字直接攻击他们。他大部分精力还是用于培养“战士”，以获得“实绩”。

正如王富仁所言：“鲁迅一生的论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亦即他绝不把自己的意识标准同当时社会的法权标准混淆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十分猛烈地攻击论敌，但绝不会危及对方的生存权利。”[47]然而，正如前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在思想、情感、人际关系和文学活动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被深深卷入了“文学组织权力结构”，并因中共中央的肯定而拥有了越来越高的地位，这种地位带来权力意识的膨胀，使他在因病重而情绪不稳、理性及控制力稍弱的情况下审阅并修改“答徐文”时不再用论辩逻辑学理化地驳斥对方，而是直接亮出自己的政治立场，质疑对方的地位和权威性，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说他们乃“系敌人所派遣”。鲁迅以其无形的权力和影响力将徐懋庸一招毙命，也点名批评了周扬，使他一蹶不振，并且将“左联”内部的矛盾全面揭示出来。

研究者大多依从鲁迅的眼光，从“宗派主义”角度来看待“周扬等人”，认为他们并未经过鲁迅的完全认可就解散了“左联”，认为这一背信弃义之举分裂了左翼文艺界。可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共上海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他们只能从国外刊物上获知中共的最新动态和相关信息，并且，从鲁迅处收到了萧三建议解散“左联”的信），无论谁处于“文学组织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都会做出类似的决定[48]，假如冯雪峰那段时间没有离开上海，他也会这样做。只是具体执行者的个性、行事风格尤其是和鲁迅的亲疏远近关系会使他们在做这一决定时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而已。所以，在看待鲁迅和中共在文艺界的“组织者”之间的矛盾上，笔者认为研究界应该减少在“宗派”问题投入的大量精力，而更注意鲁迅被“文学组织权力结构”裹挟的过程，以及他本人在运用权力时的不自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