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文学・身体��以郭沫若为例

[日本]藤田梨那*

（日本国士馆大学 文学部，日本 东京）

序

在郭沫若研究中“医学・文学・身体”是一个重要的论题。他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学习医学，又开始文学创作。在这两个领域中他都受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影响。医学以人体为其研究对象，文学则以人心、精神为其描写对象。他虽未曾行过医，但现代科学与医学却在他的文章及作品中频频出现。现代科学与医学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以成为一条重要的血脉。科学知识及科学精神如何与他的新文学创作相关联，对文学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极富有兴趣的课题。本论文准备以郭沫若的早期作品《残春》为例，探讨郭沫若文学中“医学・文学・身体”的问题。

一、结核病在现代社会中的流行

自16世纪至19世纪，结核病蔓延于地球上的广泛地区。数世纪来结核夺去众多人的生命，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命。日本明治时代也遭遇了结核病的大流行，曾有“国民病”“亡国病”之称。其实，结核病是一个很古老的疾病。早在古代希腊和古埃及就已出现。奈良时代结核病已传入日本，大流行始于都会化、产业化急速发展的现代。当时结核一般被称做“肺病”“肺劳”“劳咳”。

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人们以为疾病是神对人们的惩罚。还有遗传病和传染病的不同说法。1882年德国细菌学家Robert Koch发现了结核菌，确定了结核病的传染病学说。结核的病原体学说虽然只不过在一个世纪前才登场，但它足以推翻有关结核病的传统性观点，并一直主导着今日的医学界。继Koch之后，1908年开发了结核检查药Tuberculin，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Alexander Fleming发现了Penicillin，实现了淋病、梅毒、肺炎的治疗。1944年美国微生物学家Selman Abraham Waksman发现了Streptomycin，他的发现使结核病的治疗变为可能。日本于1949年进口Streptomycin，翌年开始成生产，于是Streptomycin开始普遍使用于结核病的治疗。自明治10年（1878年）开始结核病的死亡率不断升高，到明治40年（1908年）死亡人数以达11万。进入大正时期又上升到14万人。结核的死亡率一直上升到昭和25年（1950年），之后就急速下降。Streptomycin的使用始于1950年，治疗效果十分明显，自此结核不再是不治之病了。

郭沫若留学日本是在大正3年（1914年）到大正12年（1923年）之间，这正是结核病流行最猖獗的时期。死亡率达到最高水平。^[1]而且20岁上下的年青人的死亡率非常突出。^[2]这个时期出版的留学指南书《留学生鉴》^[3]里特设有肺病注意事项的章节，即第14章“肺病及脚气的预防”。其中对肺病的预防、肺病的征候、治疗的注意事项、�地疗养进行了具体的说明。这正反映了当时结核流行的社会现象。而且当时留学生中已出现了结核患者。郭沫若的同乡陈龙骥就是其中的一个。1916年陈龙骥患结核在圣路加医院住院，结核已到晚期。郭沫若去探望他，劝他转院到北里病院去，并亲自陪他转院。但不久陈去世了。朋友的死给郭沫若以莫大的悲哀，同时也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醒悟。这段经历详见于《三叶集》^[4]所收给田汉的书简。这个事实也证明当时结核病已普遍存在于郭沫若的周围。另一方面，郭沫若1919年进入九州岛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医学。可以说他当时置身于可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了解结核病的环境中。1921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书信中曾详细说明如何消毒结核患者用过的部屋，介绍了消毒的方法及�品。^[5]如此看来，我认为结核病流行的环境、现代医学这两个要素与日本留学时代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作为隐喻的结核

结核与其他流行病一样曾付与文学以莫大的影响。在欧洲，文艺复兴期的艺术就曾受到结核病的影响；进入19世纪结核病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登场。如：Alexandre Dumas fils的《茶花女》、Shlley的《西风歌》、O. Henry的《最后的叶子》、Thomas Man的『魔の山』等。在日本，自明治时代到昭和时代也有很多作品描写了结核病。如�富芦花的《不如归》（1898年）是明治时代读者最多的一部小说。泉镜花的《外科室》（1895年）、伊藤左千夫的《野菊の墓》（1906年）、永井荷风的《新任知事》（1902年）、横光利一的《春天乘着马车》（1926年），一直到昭和13年堀辰雄的《风立起了》，这些都可以说是书写结核病的文学。这些作品都描写了结核病所致的悲恋、孤独与死亡。都以描写美丽而又衰弱下去的生命为着眼点，很明显，这些作品的主题是属于浪漫派的。

关于浪漫派与结核病的关系早已被Susan Sontag与Rene Dubos所关注。Rene Dubos在《健康幻想》（『Mirage of Health』）指出：19世纪“肺病所致的消磨与衰弱增加了妇女们的魅力，也为很多浪漫派艺术家与诗人带来了魔力。”^[6]

结核的浪漫氛围扩大，唯结核为上品、纤细、高贵，健康几被视为野蛮的趣味。一种新的时髦意识��服装装饰身体的外表；结核则装饰身体的内面。当然，实际上的结核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干咳、喀血、高烧、体力减退等症状反复折磨着病人，最终夺走病人的生命。结核患者常是苍白的脸上时而泛着红晕，时而激动，时而失去活力。“结核是一种崩溃、发热、肉体的软化。”（TB is disintegration,febrilization, dematerialization.）^[7]。但结核的这些症状又恰恰大大地刺激了文学。

文学中结核病的隐喻有几个侧面。1、恋爱的隐喻。SusanSontag指出：“结核病，表露在外表的高烧正表示了内心的燃烧。结核隐喻首先从描写恋爱开始��‘病了的’爱、‘烧毁’的激情等意向。”^[8]因此，结核以爱之威力的变形的意向被利用于文学。2、提高死的品位。“结核病的死使肉体解体，使人格灵化。围绕结核的想象美化了死。结核以一种充满魅力、每每连接了抒情诗式的死。”^[9]3、成为新的自我态度的比喻。结核病装饰身体内面，基于这个观点，它便充当了表白内心意识的用语，充当了表现自我的手段。人们内心炽烈的欲望和过剩的感情以疾病的表现功能而被开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我们说“结核病便是病了的自我”(TBwas the disease of sick self)^[10]。

结核是激情的病，同时又是�抑的病。在结核病的描写中，常常表露出被压抑的强烈的欲望；来自传染、隔离、恐怖的压抑。Susan Sontag指出：“疾病的隐喻并不在于表示社会平衡的崩溃，而是用于表示社会的压抑。这样的隐喻不断地出现在浪漫派的相对峙��心与头、自�性与理性、自然与人为、田园与都会��的修辞法中。”^[11]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结核病在文学的世界中更多地承担了宣扬现代自我的角色。

三、郭沫若《残春》中结核病的隐喻

郭沫若来日2年后同乡陈龙骥患结核病在圣路加医院住院，郭沫若去探望他，劝他转院到北里病院去，并亲自陪他转院，但不久陈就去世了。1920年郭沫若在给田汉书信中写道：“他睡在车中，被车轮震荡着，不断的只是干咳，他那大理石一样的惨白的面孔一阵阵地晕起桃红色的血潮来。他那两只玲珑的含着眼泪的眼睛，隐含着无限的希望，不断的只是望着我，咳！他那种可怜的样儿，我至今��我一生终不能忘怀。”^[12]这个体验对他来说是残酷的。不难想象，目睹朋友的痛苦和死亡，年轻的郭沫若定然切身感到结核病的可怕和人生的不测。但同时这次残酷的体验又为他带来了恋爱的机会。他在圣路加医院偶然遇见了护士佐藤富子。郭沫若将这个偶然的相遇称为“bitterish sweetness”。他在给田汉的书信中写道：“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友，便又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13]郭沫若与异国女性的恋爱从朋友的死开始，这个体验对于他日后的文学写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他来说，结核病意味着两层意义��苦痛、残酷的死与甘美的恋爱。这两层意义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围绕郭沫若文学，探讨“医学・文学・身体”这一课题时，结核病的这两层意义应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郭沫若最初描写结核病的作品就是《残春》（1922年）。主人公爱牟的一位同乡留学生精神失常，在回国的途中在门司跳海自杀，被救后送进门司的一个病院。在博德湾读书的爱牟接到白羊君的通知赶到医院探视，在病院里认识了女护士S并产生了恋爱之情。故事的高潮是后半部分的梦境，两个人的约会和爱牟之妻的发疯、残杀儿子的事件都以梦的形式描绘出来。梦境在作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部作品中具有几个重要的要素，结核病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进入梦境之前作者已设下了伏线。

1、自杀未遂的朋友被送进医院，这个病院叫“养生医院”。

“养生医院”在明治时代至昭和中期普遍存在于日本各地。这些医院本来是专门收容结核患者的。前出郭沫若致田汉书信中曾涉及到他陪陈君转院到北里病院去。信中写道：“转住养生院里去就北里医治”。“养生院”是北里大学创始人北里柴三郎于明治26年开设的日本第一个结核病医疗施设。北里柴三郎明治18年留学德国，师事于结核菌发现者Robert Koch。回国后在福�谕吉的援助下，在东京白金开设了治疗结核病的医疗设施，名叫“土笔冈养生园”。大正3年（1914年）又在“土笔冈养生园”旁边设立“北里研究所”即现在的北里研究所附属病院。北里医院在当时是治疗结核病的权威医院，非常著名。陈龙骥转院到北里是在1916年，正是“北里研究所”开设2年之后，可见郭沫若当时对日本的结核病研究和治疗已有一定的了解。《残春》中的“养生医院”就已暗示给结核病设下了伏线。

2、护士S晕着粉红的两颊。

文中说这是“处女的夸耀”，但同时也可以表示结核患者的普遍症状。

3、白羊君说护士S肺尖不好，怕会得痨症而死。

这个猜测在梦境中明确地断定为肺结核。

4、护士S的父母死在美国。

梦境中护士S说她的父母在美国死于肺结核，并认为结核是有遗传的。

小说通过这些伏线进入梦的世界，逐渐展开恋爱与爱牟妻子发疯的情节。护士S的结核症状在这里被明确地描写出来。盗汗、体力衰退、消瘦、食欲不振、月经失调。这些症状对医科学生爱牟来说明显地表示着结核的初期症状。再加上护士S的腺病体质及结核的遗传性等，科学的与迷信的结核病观都表现在这里，切实地反映了当时结核病的社会影响。对护士S的身体有以下的描写：

她把眉毛皱成八字。她的眼睛很灵活，晕着粉红的两颊。

S姑娘的面庞不知是什么缘故，分外现出一种苍白的颜色。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袒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14]

在这里，结核病的身体特征反而将护士S纤美的形象刻画得十分艳丽。实际上，结核病这个要素在这里暗示了恋爱。这个小说的重要构造就是梦境。1923年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一文中对《残春》的构造作了说明：

《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我在《残春》中做了一个梦，那梦便是《残春》的顶点。^[15]

也就是说，郭沫若在这个作品中刻意描写的是护士S姑娘对爱牟的恋爱感情��一种被压抑的心理。他说这是“意识流”。作为文学手法的“意识流”开始于James Joyce的《Ulusses》，其手法便是“内心的独白”（Interior monologue）。就是将起伏在心灵深处的思念以连写的形式如实地描写出来。《Ulusses》1918年登载于杂志《Little Review》，1922年单行本出版。1918年野口米次郎评发表评论《画家的肖像》（杂志《学灯》1918，3），第一次介绍了James Joyce的“意识流”。1925年堀口大学发表《小说的新形式内心的独白》（杂志《新潮》1925，8）具体介绍了JamesJoyce与他的的“意识流”。《Ulusses》的日本译本出版于1929年。这样看来，郭沫若在1922年就已经在《残春》中尝试了“意识流”的手法，可谓这个领域的先驱。当然，实际上郭沫若如何具体地涉及James Joyce的《Ulusses》及“意识流”，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的研究。他所说的“意识流”毋宁更多地倾向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心理学。

在《残春》中郭沫若重视了各个要素的暗喻、联想与全体的有机的统合性。比如以下例子：

医科学生爱牟��→有结核病的医学知识。引S姑娘注目。

爱牟之妻��→恋爱的障碍（压抑）

白羊君的存在��→恋爱的障碍（压抑）

朋友的精神失常��→妻的发疯

为S姑娘打诊��→肉体的接触

血红的晚霞��→被杀儿子的血

Sirens的连想��→Medea的悲剧

凋零的红蔷薇��→S姑娘的命运

题目残春��→S姑娘的纤美、青春的短暂

梦的形式与这些要素的隐喻都为描写终不得实现的恋爱起了效果，但同时结核病也为升华恋爱感情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连爱牟的医学知识也都为诱发恋爱感情发挥了作用。护士S姑娘和爱牟有以下的对话：

“那么，爱牟先生，你就替我诊察一下怎么样？”

“我还是未成林的笋子呢！”

“啊啦，你不要客气了！”说着便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走到我身畔。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袒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16]

在这里护士S姑娘迫切地、大胆地来接近爱牟，正如Susan Sontag指出的那样：“因为结核源于激情过多，便常会诱惑惑溺于官能的人。结核以激情之病而著名，同时也同等程度的被视为压抑之病。”^[17]护士S姑娘与爱牟的恋爱感情都是通过结核病这个要素表现出来的。很明显，在梦境中结核病构成了一个特别的心理环境，使登场人物的告白吐露得更切实，内心世界表象得更真实。

结论

作为隐喻的要素，结核病与其他传染病一样，在现代文学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郭沫若文学的“医学・文学・身体”中凝结了现代文明与科学精神的问题，现代科学与自我意识在这里交错。社会病结核在他的作品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隐喻性角色。对结核病的描写见于郭沫若的早期作品，这与这个时期郭沫若尝试心理描写、告白，重视自由恋爱、宣扬个我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残春》中有关结核的写实性描写与隐喻都体现了郭沫若的浪漫作风。可以说这个作品是探讨“医学・文学・身体”课题的一个恰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