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再现、医学与解剖：

20与30年代郭沫若小说里的一种含混的态度

[瑞士]宇乐文（Victor Vuilleumier）*

(巴黎狄德罗大学―第七大学 东亚语言文化系，法国 巴黎)

关于现代医学、医生的再现，生物学的、解剖学的身体的现代范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起到重要的作用，乃至于一些作者，比如鲁迅或郭沫若都陈述自己在开始写作之前，都曾先去日本学习医学――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他在剖检一具尸体时，产生最初的书写欲望^[1]。

在19世纪下半叶，关于身体的新范式被引入中国，主要是可称作“现代西方科学身体”的范式：这种身体观得到陈述；它是依照在肌肉、神经系统、大脑之间的机械连结的模式来组织的，也被视作意识发生的地点。这是一种作为客体（对象）的身体，并没有丝毫的宇宙论或伦理的意涵，与世界相分离。这种身体观的客观化与主体的个体化进程相平行。这种现代的再现主要立足在有关解剖学的实践与认知的基础上。明确地讲，解剖学在有关身体的这些新范式的引入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于解剖学的再现，在近代中国曾接纳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新意涵：对于1890年代的自强运动，解剖学是国家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的有效工具。事实上，身体采取一种知识论的价值：转变身体的再现，即是转变对事物的认识，从而转变文化与政治的现实。比如康有为把中国古代医学里的身体再现与西方的、医学的再现相对立^[2]。这种再现是现代的，因为它是写实的，奠基在实验的知识基础之上^[3]。

然而，解剖学只构成从国外引入的新范式中的一个元素：它与社会达尔文、生物学、心理学、关于种族、民族主义与优生学的现代理论相结合。在民国时期，身体被构想为体现确定的身份：个体拥有一个身体，被赋予性别、民族与种族的固定属性。关于身体的科学再现，伴随着身份的生物化的形成过程^[4]。对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解剖学的模式构成一种现代化的承载工具。事实上，当维萨里（Vesalius）计划在欧洲形成时，从最初就具有一种人文主义的规划纲领：解剖学是一种方法，是方法的隐喻，是重新组织和承载词与物的话语^[5]。

我们在此暂不展开谈论中国与欧洲的文学史中的医学与文学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却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文学的身体是一种符号，对照从最平庸的所指（譬如，身体作为民族）到最独特的所指：“疾病的语言”（让�斯塔罗斌斯基的术语）^[6]被转化成文学的话语。如同文学，医学生产一些词语，创造一些术语，（重新）构成一段段历史，探求一些符号，来诠释一些症状^[7]。描述病情的专家也是一个作家；当作家对他的内心疾病进行细致的日记书写时，他也借助于医学的语言。个人的疾病，无论是身体的或心理的疾病，如诸位所知，都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命题：此外，疾病的命题也被经常与内省式书写、自我表达结合在一起。

我们也可以援引欧洲文学的一个例子，来表明在感性、内省与病情书写之间的联系，即卢梭（Rousseau）在他的《忏悔录》里的情况^[8]；但他面对医学也表现出一种含混的态度，正如在《爱米尔》里所见^[9]――在此列举这个例子，因为笔者认为，郭沫若曾经受到《忏悔录》这部著作的影响，即使郭沫若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关联或许更明显。在现代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与作家都引用卢梭的作品作为参照。郭沫若很可能也同样把卢梭作为参照：如同卢梭，郭沫若对于医学持有暧昧的态度，这也显露在他的自传性与虚构性作品里。^[10]

在五四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现代作者曾采用对于身体、医学与解剖学的现代再现。这些模式完美地对应于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构想：写实主义、现代化、民族与个体的解放。他们欣赏关于身体的这些新范式中对身体的客观再现；尤其因为这种再现可以把身体从任何的“传统的”、“儒家式的”或“封建”的价值意涵里释放出来。中国现代作者因而创造出有关身体、主体与身份的全新文学再现，在其中容纳这些范式，并将之文学化。郁达夫与郭沫若的例子尤为如此。

解剖学与疾病的主题也汇拢了关于自我的书写（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的启发，也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有一种综合的形式，即我称之为在20、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常见的“疾病日记”。也需要把这一点与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在当时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依据厨川白村的观点，艺术与文学构成对于“苦闷”的体验的象征化表达^[11]。

然而，有关身体的客观化、主观化的观念糅合，产生出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内省式书写的情况里，肯定主体性与个体主义的价值。此外，这或许是为什么在一些以身体或疾病为命题的中国现代文本里会揭示出的面对医学的含混的态度的理由之一。另一个理由则是由解剖学的范式所带来的象征性断裂（在下文中还将展开论述这个问题）。

而且，中国现代对于文学身份、作者的形象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与医生相竞争；新作家希望获得文学权威的地位，成为引入的现代性的主宰――这种现代性也通过科学的威望来体现。作家希望表明他是现代中国所需要的真正的医生，他是现代文化的真正英雄，是“精神界之战士”^[12]。最终，我们会看到，面向医学的这种含混态度，也与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的、西方的文化与科学的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相联系――这也通过解剖学而得到象征化。

在自传性作品《创造十年》（1932）里，郭沫若讲述从1918到1923年的生活，讲述在他进行虚构书写的最初体验时的故事^[13]。他说，“最初的创造欲活动了起来”^[14]，当他解剖一具尸体时。这就是他在20年之后所创造的故事里给出的概述。

在小说中的日本叙述者，当他解剖一个死去的罪犯的尸体时，他看到一个裸体女人的刺青，还刻着那女人的名字。这罪犯有爱尸癖，偷窃尸体。当一个同窗给他讲了这个罪犯的故事之后，叙述者取掉尸体上的女体刺青，带回了家。当晚，他梦见，那具骷髅回来找寻那女人的刺青，并喊着，“喂！还我的爱人来！”^[15]。

这部短篇小说《骷髅》从未发表过――它曾被《东方杂志》所拒绝，文稿被退回给郭沫若。郭沫若说他曾“采用欧洲旧式的小说体裁”^[16]――或许他希望讲的是志怪的体裁。事实上，这种体裁的短篇小说很可能也受到比如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影响。

对于郭沫若而言，医学和解剖学与关于创作的根源的想像有一种关联，可以说解剖尸体的行为构成一副原初的场景，构成文学创作的根源，仿佛词语被召唤来言说一种原初的统合。对于郭沫若，解剖与文学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医学与身体究竟再现了什么？面对它们的态度又如何？

为了提示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回答，我将谈论以下几点，从他最早在日本期间（即1914-1926年间）撰写的那些短篇小说开始：1.文学的科学化；2.身体、疾病与医学，作为隐喻来运用；3.解剖学。

一

郭沫若在日本开始创作小说的时期是在医科的领域里度过的，这个时段的作品有比如《残春》（1922），《漂流三部曲》（1924），《落叶》（1925），《叶罗提之墓》（1926），《曼陀罗华》(1926)。这些小说与郭沫若的生平传记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尤其是关涉到他与“安娜”（Anna，佐藤富子）的生活。

在这些小说作品里，郭沫若把他对于身体的再现以及对于身体的叙述加以医学化或科学化。在小说中的叙述者、人物和作者的形象，均把握一种医学的知识。他们可谓是描述病情的专家：他们都可以明确地描述身体的、心理的疾病症状，为疾病作出诊断，讨论病情案例。这也证实了郭沫若所具有的医学知识。这种医学的知识尤其表现为对于西方的、科学的医学术语的运用。正如郭沫若在其自传中所记录的，一个在日本读医科的大学生，要修英文、德文与拉丁文（外语在此是科学的同义词）^[17]。这种异国的语汇经常用原文的形式来引用，比如用拉丁文字母，穿插在汉字当中。

从这个视角来看，郭沫若作品中的叙述的医学化特征，也是对于中文的身体或汉字字体（即汉字为象征）的异国化的过程。这些医学术语也是西方现代性的符码：中国现代作家习惯于使用西方的语词、字母，或者把汉语的姓名转写为拉丁字母。这也是示范他的西方知识的一种方式。

在他的短篇小说里，郭沫若创造出对于身体的一种新再现。他容纳并引入我们上文中所谈到的这些再现方式。个体的身体承载一种固定的民族的、种族的和性别的身份^[18]。一个人的心理是用强烈的方式通过他的习惯、他的身体来确定的^[19]。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郭沫若还自愿地用机械的再现来描述身体的运作，以及身体对精神的决定作用。筋肉是通过神经系统来驱动的，反过来也产生心理或甚至是“宗教”的内涵^[20]。

此外，在关于身体与主体的再现中，郭沫若把这些客观化的维度与精神分析的某些面向相结合。个体被其生命冲动所驱动；在身体的空间里或平面上，投射身体主体的被压抑的内容：这就是被“力比多身体”体现的“躯体我”。他者的身体被掏空任何个体的灵魂，变成具有异化力和让人烦恼的欲望对象^[21]。所有这些再现描述了病理学意义上的主体性，意味着比如“身体只是一架死尸”^[22]。

二

郭沫若的书写仿佛对于心理与身体的疾病加以听诊，这代表了他的小说中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医学与身体作为符号或隐喻来运作，承载可能的意义的双重方向：个体或民族，主体性或客观化。

在郭沫若这个阶段的一些叙事作品里，身体衰弱的主体对应居住对旅居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低下。这些叙事中的几个人物都是受虐狂，被自身作为低等、弱小的个体的印象所纠缠不休；他们相对于所欲求的日本女人处于从属的地位，但他们却不能占有作为欲望对象的日本女人，反而被其操控。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当小说中的人物或叙述者返回中国，疾病与衰弱（尤其是儿童的衰弱）具有另一种意义：这也是象征贫穷、社会不平等、在中国人与上海的西方人之间的地位差距的符号^[23]。疾病也是个体的内心苦闷的符号，个体被社会秩序以及传统的家庭所异化^[24]。

这些疾病深刻影响小说中的人物与叙述者，往往被描述为“神经衰弱”、“疑病患者”或“忧郁症”^[25]。我们可以识别出浪漫派疾病的影响^[26]，或者疾病作为隐喻^[27]，由比如患了肺结核的年青女性的形象所体现：这是作为感性的、忧郁的个体的原型，在孤远偏僻的地方隐居，在自然的孤寂中寻求安身之所。这也是患病的女人的隐喻，由于她的生命力与热烈而被欲求。在《残春》或《喀尔美萝姑娘》里，难以抵及或遭到禁止的日本女人，正是以这种形态出现在中国男主角的梦中，作为脆弱的、具有吸引力的女性^[28]。关于医生与医学的形象，郭沫若的小说呈现出复杂的、甚至是负面的再现。医学也被指控为无用的、虚伪的^[29]。医生则是粗蛮的，缺乏人性的；他们给出的诊断并不可靠，找不出关于疾病在人或社会层面的真正缘由^[30]。

而且，科学与医学体现出社会与家庭的秩序，小说的主人公们与之相搏斗。《漂流三部曲》里的叙述者在日本研究医学，更愿意成为作家，而不是医生。他拒绝返回故乡四川，那边有提议让他到医院工作：因为这会迫使他回到家人身边生活，还有他曾经被迫娶的妻子――事实上，他在日本与一个日本女人一起同居生活。医生的生涯代表一种义务：如果叙述者接受它，仿佛他接受回到等级中，回到传统中。现代的医学与科学因而无法把患病的或不幸的个体完全解放；这种个体在社会、家庭的义务与期待自由解放的欲望之间被撕裂，而比如在《漂流三部曲》里，这种欲望则是由日本女人以及他选择的文学道路所体现。

医学也同样接纳了一种负面的意义，在其他现代文学文本里，它与秩序、压迫相结合，比如在郁达夫或鲁迅的作品里。在《沉沦》(1921)里，其中主要的人物被他哥哥迫使继续学医；而且，这个人物经常情不自禁地进行手淫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实践遭到医学的规范性话语的禁止而感到痛苦。至于鲁迅，在《呐喊》的《自序》(1923)里，他说，针对身体的医学对于治疗文化与精神的疾病是无效的。在《藤野先生》(1926)里，他甚至提示，科学也可以成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工具，尤其比如在日本面向中国的态度里^[31]。

最终，郭沫若作品里的医学世界带有诡异的遭到压抑的情色氛围。在《喀尔美萝姑娘》里，叙述者期待成为一个可以触摸难以抵及的女性身体的医生^[32]。在《残春》里，那个叙述者，学医学的大学生，他梦想和吸引他的护士扮演医生的角色――然而，这在双重意义上是被禁止的（由于医学的伦理，也因为他结婚了）。医院代表医学的空间，对于大学生而言，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地点，对于未成为医生的人而言，也是一个性幻想的空间。但是，这终究是人们在其中受苦并死去的地点。其中的情色描写显得更加诡异。

在这个视野里，由作为叙述者的医科学生所撰写的文学叙事也与医生通常被遭到禁止的“医学愉悦”有关^[33]。把解剖刀转化为笔，使得这种被压抑的欲望化成语言，从而实现崇高化。但是，郭沫若的“创造欲”是在尸体解剖房里苏醒过来。

三

在有关医学的不同形象与再现中，解剖在郭沫若的文学想像里起到特殊的作用。解剖被文学化。我们前面提到在尸体解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尸体解剖也同样作为文学诡异元素（与骷髅的形象相关联）；解剖的范式也是引发象征性的断裂体验的起因。

让我们再回到小说《骷髅》上。是一具碎片的尸体场景，促使郭沫若在1912年产生创作的欲望；这也正是在1932年的自传叙事里引起他回忆的元素。《骷髅》里讲述的对象是：一具被解剖的尸体对作者郭沫若以及虚构作品里的叙述者的吸引；罪犯对他所偷窃的女性尸体的着迷；叙述者对偷窃的骷髅上的女体刺青的着迷。郭沫若的自传性文本表现出在不同层面之间的镜像游戏，其中每一个层面都实现另一个层面，让我们回溯到最初的层面：郭沫若对尸体的着迷遭到压抑，而尤其，对于这尸体所再现的一切的着迷。因此，这对应关于书写的欲望（郭沫若讲述，他如何在取出大脑中的神经时所体会到的愉悦――取出灵魂的意像，如同探求意义？^[34]）

遭到压抑的欲望也是对于一体统合、记忆、书写的欲望。他在骷髅上取回的女体刺青，如同在自传性叙事里找回曾经丢失的叙事《骷髅》、关于过去的叙事――自传性书写是对于他过去的重新组织，创造出一种前后连贯一致的故事。把刻有刺青的皮肤还回到尸体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把客观的、科学的身体转化为一个文本，在书写时实现欲望的一个平面（这通过刺青的意像来表达），这使得他通过解剖来重组被毁灭的身体――实现找回一幅原初的场景^[35]，一种颠覆，（“颠覆是书写的运动本身：死亡的运动”，雅贝尔斯）^[36]。

在郭沫若的一些文本里，再现了“撕成碎片的身体”（拉康）^[37]，等待被重新统合。在《鼠灾》(1920)里，主要人物这样描述：“他的脑筋好象有张布包着，同他的胴体断了缘的一般”^[38]。在《未央》(1922)里，人物发现“他的‘神’，已经四破五裂，不在他的皮囊里面了”^[39]。这种分裂的意义是通过在郭沫若的作品里经常出现的基督殉难的形象来表达的，被赋予了与亲人、故乡远离的背井离乡的意义。

在郭沫若的短篇小说《曼陀罗华》里，也包含有关解剖学描述的另一个例子：从法医学的视角的考察。叙述者参与他朋友的儿子的尸体解剖的过程；那孩子在不太清楚的情形下死亡。死亡被与胃病的问题相联系，但又与父母的忽视有关。医生切割尸体，取出器官并且称重；他逐渐地用德文评论他所进行的操作。最终，他给出诊断：但是学习过医学的叙述者，并没有被诊断所说服。^[40]

我们看到从事解剖的医生与作家的形象相媲美。两者所进行的实践可谓是类似的：他们都掌握从西方引入的医学话语以及分析性的方法；他们生产出一段故事，来解释孩子的死亡。但是，他们的叙述立足在两种不同的方法基础之上：医生切割尸体，讲德文；作家进行一种综合，用汉字书写。被肢解的孩子尸体，用解剖的方法被度量，是关于根源与现实的一种隐喻。而且，医生没有能力带来一种解释。虚构的书写探求在文学的领域转化医学的话语与再现，以便重建世界的秩序、言说真实。

把医学文学化的过程，是通过把解剖转化为一种诡异志怪的元素来进行的，正如在《骷髅》里的情况。在郭沫若的叙事作品里，骷髅的形象与碎片化、声音、书写的词语相结合。在《牧羊哀话》(1925)里，小说人物梦到正在跳舞的一些骷髅（或许联想到歌德的一首诗“死者的舞蹈”［Totentanz］）要来把他斩首。^[41]

在《月蚀》(1923)里，小说主要人物的妻子讲述了一个梦：一些骷髅来宣告，他们家的房子有鬼魂萦绕。她的丈夫，即小说中的叙述者，如此诠释这个梦境：那些骷髅正是他们清贫生活的寓言――他们两人与孩子们都是清瘦的。但是，妻子却梦到，叙述者（作者的形象）变成尸体，并且说他想读书。^[42] 最终，叙述者把这种类型的梦的书写描述与胡适的体量庞大的书写生产相比拟^[43]。当然，这是为了嘲讽胡适，但是，尸体作为叙述的述体的形象来使用，正如意义缺席的符号^[44]。

四

身体的再现很明显构成一种汉字或中文的意像，是汉语书写的素材库^[45]。通过解剖的再现而得到象征化的断裂，也可以在一种文化的提问的视野里来理解：汉语的字体可以包容或者表达怎样的新意涵？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应当保存他们原有的字体（汉字）还是加以改变（转化成拉丁字母）？如何把汉语的字体现代化？如何把书写的素材库与汉语的语言糅合？换言之：如何使用医学的范式，作为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性的符号？如何把它运用到汉语的字体、身体之上？

在上文中，我提到在中国现代的文学文本中也有使用拉丁字母的用法（也包括使用古希腊神话或西方作家的姓名）。这些语词在字面上摧毁了中文文本的单一平面，并在民族的字体（汉字）里引入一种异域的字体（拉丁字母）：它们切割、撕裂汉语字体的机体统一体。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中国叙述者，表示正在书写，引用德文词，如同解剖的医生用德文评论他自己的解剖操作。对于读者而言，这是一种具体的视觉经验，对于作者而言，则是文化的、身份发生断裂的体验。

笔者认为，解剖作为医学的体现，象征了对于传统的摈弃，也就是说，对于古典文学中对身体的再现^[46]。而这种摈弃是用在切割汉语字体的解剖刀的形象来表达的。这道刀痕，使人可以理解郭沫若在面对医学、从域外引入的现代性的含混态度。

正如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一样，郭沫若探求在叙事里吸纳异国字体、身体的另一种方式。对于这些作者，只有文化与文学可以带来一种解决的办法。问题在于了解是否需要把现代的医学文学化，或者把对应文化问题的中国文学医学化？我们看到，这关涉道一种翻译的问题，从一种书写体到另一种的过渡（我们可以用这种角度来研究翻译的问题，不仅仅作为身体范式的翻译，而且也作为对句法形式或国外诗律形式、意像、语词的翻译）。

对于医学的部分拒绝，对于其负面的、令人扰乱的维度的再现，却是悖论性的，因为郭沫若把这些再现医学化，他同时把医学转化为文学。或许，最终，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没有放弃医学，由于他的耳疾，但也由于所有以上申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