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1952年5月出生于苏州，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扬子江评论》主编。论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文学史与知识分子的价值》《中国新世纪乡土小说转型研究》《寻觅知识分子的良知》《“颂歌”与“战歌”的时代》等著作十余种。

为我引路的良师益友―― 我与《文学评论》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也是我在文学道路上彷徨的青春岁月，是《文学评论》编辑部的老师们让我坚定的走上了文学评论的道路。

1978年至1979年，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做进修教师，那时，我就住在西南大楼一间教室改成的偌大教研室里，天天三点一线：图书馆资料室→食堂→教研室。每天读书写作十几个小时，整整一年，一天不落，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正处在一个文学道路选择的彷徨期，一是选择我从十六岁就开始的创作梦，直到1978年我在“伤痕文学”的大潮中写了短篇小说《英子》，投给当时的《北京文学》，一个月后收到编辑部的留用通知书，再半个月，又收到“因主编认为调子过于灰暗”最终不能录用的责编信函，我心有不甘，仍然坚持不停地创作小说。但是，自从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两门课以来，又不得不为这个职业而关注并潜心文学评论。于是，我就开始了一边写小说，一边写评论的文学生涯。好在那时我心无挂碍，也发下了“先立业，后成家”的誓言，认为只有心无旁骛才能成事，所以，白天泡图书馆资料室，晚上写作至凌晨成为每天的必修课。

南大中文系资料室的藏书足有40万册，为全国院系藏书之最，那时，我在中文系的资料室里几乎把从民国到1978年间的所有文学杂志的重要作家作品都通阅了，有些缺失的民国期刊是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期刊部里阅读的，但那时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研究上，在“重放的鲜花”热潮中，便试笔为当年被“四人帮”打入牢狱的峻青作品翻案，写就了《论峻青短篇小说的悲剧艺术风格》一文，斗胆地投给了《文学评论》，可见当时的学术野心之大，孰料责编杨世伟先生专门从北京来南京指导我改稿，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杨先生一条一条地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不停地记录，生怕落下一个字，视其为圣旨。把杨先生送到南京大学招待所后，我立即开始对照杨先生的意见，逐字逐句地在大稿纸上修改，于是，大稿纸上页页都是密密麻麻红笔修改的痕迹，满篇红蓝相间的墨迹遂已成为只有自己才能读懂的“密电码”了，最后进入誊写已经是晚饭后了。那个年代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一切都是靠手写，按规定是要用钢笔书写的，但为以防稿件丢失，也是可以允许用圆珠笔誊写的，这样用印蓝纸垫上两层稿纸，便可一式三份了。誊写完12000字，已经是东方既白了，当我将誊清的稿子赶在杨先生回京登火车前交与他时，他十分惊讶，我的心中就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那样轻松。1979年《文学评论》第5期上登出了这篇文章，当我接到这本当时还很薄的刊物时，觉得十分沉重，手都在颤抖。我感激《文学评论》为我的文学评论生涯开拓了光明的通衢大道。

不久，《文学评论》编辑部给我发来了他们拟定的一份跟踪作家评论的名单，上面全是当时走红冒尖的中青年作家，我说我对中国乡土文学研究有兴趣，杨先生说，那么你就在1979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二贾”当中选择一个进行跟踪研究吧，我说，当然是选择贾平凹了。于是，便有了1980年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的那篇《谈贾平凹的描写艺术》文章的出笼。从此以后，我便成了《文学评论》的年轻“老作者”了。后来，彭韵倩、陈骏涛先生都先后担任过当代文学这一板块的编辑，他们都是十分认真的敬业者，对我的教益很大，尤其是陈先生与我的联系也逐渐多起来，他也是一个十分勤勉的学者，不仅编稿认真，而且评论文章也写得漂亮，常常与他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得益匪浅。

我常常谈起《文学评论》编辑的传统，那就是突出两个字：“严谨”！有樊骏和王信这样的前辈为《文学评论》把关，其质量是有绝对保证的。曾记得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合写了一篇《论茅盾小说创作的象征色彩》的论文，我们特地跑到北京王信先生家里请教，王先生不仅认真地看完我们的稿子，而且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连其中有些措辞都做了修改，让我们十分感动。后来王信先生曾经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审稿工作，他读稿的认真态度和看稿眼光博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且往往是义务看稿，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与樊骏先生不仅为《文学评论》争得了口碑，确立了严谨的审稿风格与传统，同时也给现代文学界的学风和人品树立了楷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许多学者在他们身上汲取的营养足以受用一生。

《文学评论》还有一个值得许多学术刊物敬重和学习的优良传统，就是他们为了培养青年批评家队伍，肯花大力气。1985年《文学评论》编辑部以文学所的名义举办了第一期“文学评论进修班”，这就是所谓号称“黄埔一期”的青年评论家风云际会的“黄金时代”盛会，从这个进修班里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杂志主编和评论家，许多人也就此成为《文学评论》的长期作者。因为我是一个“老作者”的缘故吧，让我做这个班的班长，副班长是李明泉。进修班是在位于昌平县的一个村庄里，那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一个叫做“爱智山庄”的“别墅”休假村，说是度假村，其实那就是几排简陋的平房建在离村不远的偏僻地方，生活条件十分差。也好，与世隔绝，心无旁骛，正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去处。那时，几乎每天都请一位文坛的大佬级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理论家来授课，除了王蒙、刘宾雁、邵燕祥那样一批“五七战士”外，文学所和哲学所的刘再复、李泽厚带头授课。讨论课则更是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记得编辑部还组织我们去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去观看了“内参片”。只要一进城，大家都去抢购理论书籍，尤其是当时中国先锋派刚刚崛起，大家争相购买的是那些西方文学理论译丛，以此作为批评的武器，许多人现买现卖，讨论课时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文学理论去评价当时火起来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可谓不亦乐乎。

记得那个期间贾平凹自《商州初录》后发表了长篇小说《商州》，其手法是借鉴“拉美爆炸后”作家略萨的“结构主义”艺术方法，我进城时在邮局的报刊柜台上买了一本带回来，连夜阅读完已经是下半夜一点多钟了，王干往下接力阅读，那时是四个人住一间房，我和王干、费振钟、林道立同居一室，房间里只有一盏挂下来的裸体25支光的昏暗灯泡，王干要继续读，而林道立是开着灯是无法入眠的，一个要坚持关灯，一个要坚持阅读，两个人便产生了龃龉，可见那时虽然条件艰苦，大家的文学热情却是十分高涨的。通过努力，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文学评论》的作者。

白天上课讨论，晚上串门聊天，或者就着昏黄的灯光看书写作，分秒必争地撰写论文，昌平堪比延安。那年杨世伟老师与我共同撰写的论铁凝的文章就是在爱智山庄完成的。当然，偶尔也会让食堂炒两个菜，就着小卖部的劣质酒买一回醉。犹记得有一回王干从厨房端来了一大脸盆红烧鸡头鸡爪，一问才知道北方人是不吃这些“鸡脑袋”和“鸡脚”的，王干便心生一计，给了大师傅香烟和加工费，于是那香喷喷的下酒菜就让我们度过了一个最难忘的醉月时光。想想当年那个艰苦的学习生活，人的一生能够经历几回呢？是《文学评论》给了我们历练的机会，许多人都把“黄埔一期”当作自己文学跬步跋涉的起跑点，终于在日后成就了文学大梦。这个班里也有作家，那就是整天背着一个书包的老鬼，其实他那时候很少发言说话，并不像他后来在《血色黄昏》里的叙述那样滔滔不绝。

紧接着的1986年，文学所长刘再复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原定的会议人数连北京和各省代表加起来不超过80人，后来旁听的人士纷至沓来，止不住超过了400人，会议代表住在国务院二招，而许多旁听者就住在附近的饭店。会上的讨论异常激烈，各种观念进行碰撞，从“黑马”刘某人开始抢话筒，除了推出了闻所未闻的湖南女作家残雪外，还对当时的中国文坛大加挞伐，真是一匹理论的“黑马”。导致了许多青年评论家都纷纷效仿之，甚至导致会场一时失控，主持人没法按照会议既定的程序表来正常进行，会场秩序虽然有些混乱，但是思想情绪的活跃度十分高涨，惊人的观点层出不穷，分会场的讨论更是口无遮拦，串会的人也很多，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会后在宿舍里也争论不休。与我一起参与《茅盾全集》工作的王中忱当时在丁玲主办的《中国》杂志任职，他来看我，带来了那匹“黑马”，同行的还有徐星和吴滨，我们在宿舍里高谈阔论，主要发言者当然是善于激动的“黑马”了，从鲁迅谈到当前的文艺思潮，再谈谈到中西的哲学，最后落实到中国的国民性和中国当红作家的无耻与堕落。说实话，当时我既惊讶又有些反感，认为他们太狂妄偏激，否定一切成为当时青年批评家的流行病，会后我还专门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了这样的激烈言论，如今看来，我的保守观点是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新的评论思潮、方法的介入，没有“深刻的片面”，光从道德的层面去看问题，的确是有局限的。三十年过去了，如果没有那时文学理论和评论的观念大爆炸，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是无法向前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评论的活力全然在于它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能否充分地被激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这次讨论会是一次可以载入共和国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当时的副所长是何文轩先生，他既是评论的大家，也是理论的先锋，因为种种关系，他与我们有着较多的接触，会里会外，他的谈笑风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多年的交往当中，他惊人的记忆力和豪爽的关中大汉的性格让我们对他平添了许多尊敬和爱戴，如今斯人已去，不禁使人欷吁不已。

二十年前，也就是1997年，《文学评论》召开了一次四十周年纪念暨文学评论的研讨会，那时我将自己在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全带去参会了，目的就是让他们感受一下《文学评论》编辑部办刊的宗旨和氛围，向各位老师讨教学识和如何选题的技巧。无疑，那次会议的熏陶对于他们的学术生涯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当他们走上各个高校工作岗位或科研院所时，便体悟到了这种学术氛围熏染的益处：他们知道了如何在浩瀚的学海之中根据自身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兴趣确定自己的学术坐标，圈划出适合于自己的学术领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学到了《文学评论》的严谨学风。

那一次的学术讨论会是分组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典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我们当代文学组里有两位北大中文系50年代的同学，那就是孙绍振和洪子诚先生，讨论地点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当代研究室，他俩开场的调侃对话十分犀利有趣，人称“孙铁嘴”的孙先生言辞之锋利，行状之率真，至今尚历历在目。

今年已经到了《文学评论》60大寿之年，如果再聚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那场景里的人物又会使我们想起共和国文学史里发生过的哪些事件呢？

我与《文学评论》交往38年，她的主编换了一茬又一茬，编辑也是换了一轮又一轮，尽管办刊的风格与观念有所差异性，但不变的是他们始终保持的是对稿件的严谨审稿态度和对文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这是我永生难忘的！

转自《文学评论》官方微信，2017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