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从1978年到2018年，《�山》杂志走过四十年的岁月。一路走来，《�山》秉持“兼容并蓄、惟文是举、鼓励探索、引领潮流，做最好的汉语文学杂志”的办刊宗旨，始终以不卑不亢的姿态、高屋建瓴的眼光、大气厚重的品格，深度介入了四十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值此创刊四十周年之际，�山君特推出“回眸四十年”栏目，与诸位一同翻阅老杂志，回望那些依旧在长河中发光的文章，重温《�山》这一壶历久弥香的佳酿。

�山君梳理统计了历年（1978年第1期至2018年第4期）的重点作者作品篇目，其中，有一位作者从1994年第3期至最新的2018年第4期，在《�山》共发表作品68篇，勇夺状元榜。

（《�山》封面：1978年第1期 ❀2018年第4期）

他为《�山》“文坛旧事”、“钟山记忆”、“非虚构文本”等专栏撰写多篇文章，开设个人专栏撰写文章31篇，见证了《�山》多个时期的变革与发展，参与了《�山》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深度介入。

下面，我们揭晓这位作者，他就是：

王彬彬，男，1962年11月生于安徽望江，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在《�山》撰写“栏杆拍遍”专栏。

《当代文学中两种价值的对立与互补》（1994年第3期），这是他在《�山》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2018年第4期），这是他在《�山》发表的第68篇作品。他为《�山》专栏“文坛旧事”共撰写12篇（2002年第1期-2003年第6期），开设专栏“栏杆暗拍”撰写4篇（2004年第1期-2004年第4期），为专栏“钟山记忆”撰写6篇（2007年第1期-2007年第6期）、“非虚构文本”撰写12篇（2008年第3期-2012年第5期），开设专栏“栏杆拍遍”撰写27篇（2013年第1期至今）。

王彬彬老师历年在《�山》发表的作品总目录，小编已整理完成附在文末，近期微信平台也将陆续推送王彬彬老师专栏的重要篇目全文，敬请期待。

若想先睹为快，由“栏杆拍遍”部分文章结集出版的王彬彬新作――历史人文随笔集《顾左右而言史》已隆重上市。

《顾左右而言史》

作者：王彬彬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8年5月30日

ISBN：9787539993300

目   录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德教训

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公私问题

1920年的浙江一师学潮

胡适面折陈济棠

“不像在国外作战,恰如在国内行军”

―――侵华日军中的中国通

大屠杀中的妇女、孩子与女孩子

汤恩伯的伦理困境

章太炎的身后事

谁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金牙

本期微信我们特邀著名青年评论家王晴飞专门撰文，他经由介绍和深入剖析王彬彬老师的新著《顾左右而言史》，为诸位读者呈现了一位杰出的文史学者、评论家与《�山》共同成长、相互滋养的历程，王彬彬老师在卷帙浩繁、丰富系统的文体实践过程中，为《�山》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思辨活力和人文主义的批判、反思立场，他的文字和思想已经熔铸进刊物的传统与历史之中，成为四十年《�山》不可或缺的精神象征。

有思想的学术

――读《顾左右而言史》

文/王晴飞

自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有所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之说。其实思想与学术本不可分，没有学术的思想是无根底，没有思想的学术也会流于琐屑的知识碎片。这一说法所指向的现象其实是知识者从公共言说领域后撤，退居书斋，更多地关注纯学术本身。

当学术研究等同于知识生产，学术论文也就成为客观的研究报告，往往要去掉个人主观色彩，让人很难从文字中感到写作者对于世界与社会的关怀与情感，缺乏个性与生命的体温。更有甚者，如因缺乏关怀而丧失问题意识的话，学术论文就会变成后科举时代的新制艺和洋八股，为了生产而生产，将一些无意义的史料组合成学术的模样，成为“疑似学术”，如同“邻猫生子”。多数人捏着鼻子看完这些“学术”，第一反应不过是“阅”，或“知道了”，然而也就是“知道了”而已。就文体而言，1990年代以后的学术界则是“论文体”的一枝独秀，1980年代一度盛行的“随笔体”乃至“问答体”等纷纷退出。学术论文注重的既是知识的论证与传播，并不措意于文章的写法，于是所有的论文只是一副模样，如同梁山好汉焦挺一般“没面目”。

王彬彬老师的文章，多有1980年代之风。收于新书《顾左右而言史》中的十篇文章，有九篇最初发表于《钟山》的“栏杆拍遍”专栏，可以说这种文风与《钟山》这本杂志的风格也是分不开的。如王老师在一次研讨会中所说，《钟山》带给他的一是“杂”，二是“榨”。“榨”指的是主编长于逼稿，姑且不论，“杂”确是文章本色。“杂”往往与“纯”相对，体现在文章的内容，或者说是涉猎的领域上，是溢出专业之外――以文学为业的人偏去研究历史，从而打通限隔，使历史与人物不必因专业的限制而被割城一块块的网状片段，呈现出鲜活的整体面貌，元气淋漓。庖丁解牛时目无全牛，固然是神乎其技，可是在知识碎片化，以至于专业内学者所生产的知识已很难应对世界的时候，将历史图景重新拼贴，使我们尽量获得历史与人生的整体感，也同样重要。知识与视野的“杂”也带来见识的“通”。不同的视野，如从不同方向照射的火光，点亮历史，尽量减少被阴影占据的角落。而又由于“杂”，本是从旁支进入，不必拘泥于正统，也不执拗于偏见，只是遵循现代人应有的常识，符合人情物理地观照，充溢着清明通达的理性精神。

这也与写作者的问题意识和叙事方式有关。《顾左右而言史》中的文章，每一篇都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或解读一桩历史事件，或阐释一个理论问题。叙事上均以史实为主，力求历史讲述的完整性，个人判断则以议论形式夹杂其中。这样的叙事方式，一是讲史与判断融为一体，文章明快灵动，读者不必专门停下来听如“太史公曰”、“臣光曰”一类的分析；二是很多时候，叙述本身即是议论，如谢泳所说，“摆事实就是讲道理”。叙述明白了，议论自在其中。

当然也会遭遇一些困难，譬如说，遇到历史材料之间的空缺与裂隙，当如何处理？我想其一是“杂”起到了作用。因为“杂”，不同领域间的材料可以尽供驱使，互相补充，弥补了裂缝――世界本来就是完整的，分裂的只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其二是适当想象的参与。历史叙述可不可以有想象？当然可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便多有发挥想象之处，并不妨碍其为良史；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便要依靠想象，完全无想象的历史叙述与学术研究其实都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想象要建立在对既有史料合理推断的基础之上，考验的正是写作者的史识与人情世态的通达。

《顾左右而言史》一书收集十篇文章，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关于晚清、民国的人与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德教训》、《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公私问题》、《1920年的浙江一师学潮》、《胡适面折陈济棠》、《汤恩伯的伦理困境》、《章太炎的身后事》；一类涉及战争及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不像在国外作战，恰如在国内行军”》、《大屠杀中的妇女、孩子与女孩子》、《谁是犹太人》、《犹太人的金牙》。晚清民国人事部分的文章，写到了一些大人物及其身上的光芒，如胡适近乎天真而又光明的启蒙心态、经亨颐开明的教育观与伦理观，徐锡麟“青史留名”的强烈渴望。由于“杂”，历史上许多不被注意的小人物也被照亮，在历史的幕布上显影。《1920年的浙江一师学潮》一文，以经亨颐始，以陈德征终。陈德征与经亨颐相比，自然微不足道，而他一旦适逢其会，却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力，甚至直接引发了胡适等人发起的“人权运动”。本文结尾处说：“从一个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学生领袖堕落为一个捍卫专制、蔑视人权的国民党党棍，陈德征只用了数年时间”。这种对于历史人事的烛照，可以纠正我们很多历史理解的误区，比如历史的演进并非直线，常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萦回曲折，而比历史演进更顽固不变却又复杂多变的是光明与幽暗的人性，这提醒我们“已有的事，后必再有”。这些文章，也提示我们对于一些习焉不察的理论问题的思考，如《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公私问题》，松动了我们关于革命伦理与日常人性、抽象的公理与具体的人情、宏大的目标与阴暗的手段之间关系的既定认知；《汤恩伯的伦理困境》则对汤恩伯1940年代末夹在两大恩人（蒋介石与陈仪）之间的两难处境有理解之同情，在既定的革命史观之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丰富了我们对于人性与政治的理解；《胡适面折陈济棠》一文，在叙述完胡适与军阀陈济棠的斗争，以及广东守旧文人“吁请”将胡适“立正典刑”的电报后，发了一通议论：“其实，比军阀、武人更凶残的，并非只是旧文人旧知识分子。许多新文人、新知识分子，在面对思想文化方面的异见时，在捍卫他们的‘道’时，心里也是在磨刀霍霍的。”也是在说明，与新旧之别相比，人性的幽暗才是永恒的。

涉及战争的文章中，《“不像在国外作战，恰如在国内行军”》一文，谈的是近现代以来，日本军方中的“中国通”，为了侵华的目的持之以恒地对中国进行的艰苦而又认真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中日战争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与之相比，我们中国“志士”之停留于关起门来英气逼人地谩骂和发表低能荒唐的议论，不免令人感到痛心与羞愧。另有三篇文章，所述的是大屠杀、大灾难中普通人的命运。关于这一方面的史料与研究，我向来不太敢过多涉猎，如因鲁迅文章提及而关注的《蜀碧》之类或是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中国历来易代之际的史事，每每阅读不能终卷便弃置一旁，亦如鲁迅所说：“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病后杂谈》）岂止是有慈悲心肠的人呢？我想即便是冷漠而尚未完全丧失人性的人读来，心灵也不免要受到难以痊愈的伤害，于是像我们这样意志力薄弱的人，就不免实行自欺欺人的“远庖厨”主义。西谚说，战争是死神的盛宴。战争也往往是文明的强迫中断，平时社会中奉行的道德伦理，在此往往完全失效，人类化为野兽，甚至比野兽更残忍更邪恶的物种。《大屠杀中的妇女、孩子与女孩子》一文中所述的侵华日军和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领袖们在大屠杀中的行径，便没有哪一种野兽做得出来。而即便是在战争中，受到荼毒最深的，往往也还是和平时期在社会中最受压迫的群体，如妇女与孩子。本文于“孩子”之外特意点出“女孩子”，便是因为“女孩子”在年纪上属于“孩子”，而性别上又属于“女性”，正处在战争世界里食物链的最底端，最弱小，最受歧视，因而也成为那些无法称之为人类的奇特物种们最热衷于猎捕、凌辱的对象。其实何止于此呢，即便是自己这一方，那些原本应该保护她们的父兄丈夫，那些与入侵者和叛军作战的王师，在艰难时刻也坦然以她们为食物，将她们当作战时军用物资。在大屠杀中，被屠杀者往往都是没有名字的，她们在屠夫的凌辱中受难，即使放声嚎啕也留不下一丝声音。

阅读《顾左右而言史》一书，不免时而悲怆，时而感奋。司马光编史书，宋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资治云云，所图远大，今天的读书人不必有这么宏阔的志向，但以历史为镜鉴，让我们知道以前曾有过怎样的阴暗残忍之事，以期避免，或至少再遇见时不必大惊小怪，总是好的；而在阅读的想象中领略那些光明俊伟的人格，也会使我们在庸常的生命里增加一点苟活的信心与勇气。明乎此，或许可以多少理解一点作者的左顾右盼、瞻前顾后之心。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

《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应天知命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有事生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大道与歧途》（华夏出版社，2015年）

《顾左右而言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

其中，除了新书《故左右而言史》，《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大道与歧途》均有不少篇目（以下目录中红字部分）首发于《�山》。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

作者：王彬彬

ISBN: 9787020043590

王彬彬在自序中谈到：“书中的文章大都曾以“专栏”形式在《钟山》杂志发表，在此，理应对《钟山》表示感谢。”

《往事何堪哀》

作者：王彬彬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出版年: 2005年12月

ISBN: 9787535431332

《大道与歧途》

作者：王彬彬

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出版年: 2015年4月1日

ISBN: 9787508083704

王彬彬在自序中谈到：“我写这些文章，也有一个从比较随意些到比较严谨些的变化过程。刚开始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态度更轻松，虽然也做注释，但做的是夹注，且做得比较简略，文章篇幅也比较短小。那时候，是把这些文章当作“余事”做的。在《钟山》等刊物发表后，颇有些反响，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我热情的鼓励，这让我在写这类文章时渐渐正襟危坐起来。注释从夹注变成了尾注，做得也尽量准确、周全。刚开始，是有一点想法、几条材料便敷衍成文，后来，则尽可能把与题旨有关的材料多看些，把事情的经过尽量说得详细、全面点，这样，篇幅也便越写越长。”

名家散论王彬彬

毕飞宇（作家）:

每一次打开《钟山》，我首先要读的是“非虚构文本”。应当说，这些年王彬彬教授为《钟山》做出了极为巨大的贡献，他的专栏我每期必读。在外地和朋友们闲聊的时候，朋友们聊得最多的似乎也是这个“文本”，《皆起于此夜之会》《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业已成了王彬彬的名篇。必须承认，我们处在一个文学期刊的萧条期，就在这样的萧条里，一份期刊的一个栏目能够让读者们翘首企盼，我觉得可以用“了不起”去形容了。每一期的“非虚构文本”都让我读得舒服、过瘾。

“非虚构文本”里的篇章当然是需要深厚的学术预备的，然而，我要说，这样的学术预备并没有深奥到常人不可企及的地步。我们之所有读得舒服、过瘾，完全不是爱因斯坦为我们打开了宇宙的天窗，相反，是这些篇章梳理了我们的常识理性，想人事，说人话，有尊严，洋溢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气息。

吴义勤（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而他（《钟山》）的文化研究栏目，比如王彬彬的专栏，就很有影响、很有冲击力，王彬彬可能自己从《钟山》赚了好多稿费，但读者对这个栏目的喜欢也是有目共睹的。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年龄稍微大了一点，对虚构的作品的热情会有点下降，会关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这些年我看《钟山》，我很喜欢看《钟山》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王彬彬的专栏我就很喜欢。我是说心里话，过去看杂志一定先看的是小说，但现在拿到杂志的话，一般来说不是先看小说了。王彬彬好像有点骄傲，今年写的有些少。我觉得文学杂志当然是以小说为主的，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如果这个杂志还是一个“杂”的志的话，不妨多乱七八糟一点。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最突出的就是这个随笔栏目，尤其是学者随笔。刚刚说到王彬彬老师的随笔，他开专栏的时候每一期我都推荐给研究生去读，因为它和现代的一些人物有关系，而且他的观点也都是那种刷新式的观点，又有穿透性又有史料性。

贾梦玮（《�山》主编）：

我和王彬彬走得像如今这样近，至少表面上倒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次饭桌上，我请他为我所在的《钟山》开一个专栏，谈到一些可做的题目，居然一拍即合，后来就有了“文坛旧事”这个栏目。他每次的文章都提前和准时到我信箱里，让我这个做编辑的心里比较踏实――这年头，让我心里比较踏实的作者不是很多。王彬彬在这个栏目里的文章，实际上都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涉及现当代史上众多的人物和事件，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我没有系统地读王彬彬过去的文章和著作，这次因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我才比较细致地读了他这十多篇文章。我不能说我与他思想完全一致，也不敢说我是他的知己，但他对人物和事件的褒贬和情感倾向每每让我心生波澜，因此心里一下子和王彬彬又近了许多。这种事情对男人之间友情的促进作用，自然是酒等所无法代替的。

王彬彬近年来的文章，少了早年抓逮问题的急切，多了沉潜与老到。以如今的我对如今的他的基本认识，他的“厉害”可以看作对人生社会问题的警醒，他的“战斗性强”可以看作他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批判精神。王彬彬的电子邮箱名中有“FDS”的字样，“FDS”是“自由”、“民主”、“科学”英文的缩写，他崇尚什么可以想见，反自由、反民主、反科学者，无疑是王彬彬的敌人。自由、民主、科学是好东西，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科学，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并不很明白；至于自己的行动究竟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科学不科学，那就更不好说了。自由、民主、科学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本质上有益于我们每个人，却是可以肯定的。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多的是我这样的“和事佬”，少的是王彬彬这样的“厉害”的“战斗”角色。于公于私，作为王彬彬的朋友，我都要对他好一点。究竟如何对他好，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建议王彬彬的其他朋友也考虑考虑。但是，继续站在或加入自由、民主、科学的阵营，参与争取自由、民主、科学的战斗，大概是王彬彬和好多朋友所最希望的吧。

王彬彬历年在《�山》所发作品篇目（至2018年第4期共68篇）

《当代文学中两种价值的对立与互补》(1994年第3期)

《“新状态”文学笔谈》（丁帆 王彬彬 李小山）(1994年第5期)

《近期小说笔谈》（丁帆 王彬彬 陆建华等）(1997年第1期)

《文学与道德：一个常识问题的重新提起》(1997年第2期)

《为一只蝎子喝彩》(1997年第6期)

《文学与小说》(1999年第1期)

《“打江山”与“坐江山”》(2000年第2期)

《茅盾奖：史诗情结的阴魂不散》(2001年第2期)

文坛旧事（2002年第1期-2003年第6期）

《1919年3月26日夜》(2002年第1期)

《二胡的“反党”――谈谈胡适与胡风》(2002年第2期)

《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谨以此文纪念陈独秀辞世60周年》(2002年第3期)

《“主席？哪个主席？”》(2002年第4期)

《“禁，删，禁，删”――1930年代国民党的书刊审查》(2002年第5期)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2002年第6期)

《沫若之吻及其他》(2003年第1期)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2003年第2期)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2003年第3期)

《吐不尽的狼奶》(2003年第4期)

《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2003年第5期)

《周作人是特殊的汉奸吗》(2003年第6期)

栏杆暗拍（2004年第1期-2004年第4期）

《哪得夕阳无限好――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2004年第1期)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2004年第2期)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2004年第4期)

钟山记忆（2007年第1期-2007年第6期）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2007年第1期)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2007年第2期)

《遗物见真情》(2007年第3期)

《一九三六年的“救国会”与“民族魂”》(2007年第4期)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2007年第5期)

《顾顺章叛变之后》(2007年第6期)

非虚构文本（2008年第3期-2012年第5期）

《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2008年第3期）

《〈敌乎？友乎？〉的前因后果》（2008年第4期）

《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2009年第2期）

《“有人破坏样本戏,你知道不知道？”》（2010年第6期）

《杨明斋：一个山东农民的理论雄心与悲剧命运》（2011年第4期）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关于抗日持久战思想》 （2011年第5期）

《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2011年第6期）

《国民党的中统与共产党的叛徒》（2012年第1期)

《“中国境内用兵，由北而南者无不胜”》（2012年第2期）

《延安乎？西安乎？》（2012年第3期）

《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惨案》（2012年第4期）

《西安上空，<大公报>如雪飘飞》（2012年第5期）

栏杆拍遍（2013年第1期至今）

《中共军队称名的变迁》（2013年第1期）

《中共七大：筹备了十七年的会议》（2013年第2期）

《于会泳：一张字条伴终生》（2013年第4期）

《反抗苏联：从陈独秀到刘顺元到顾准》（2013年第5期）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上）》（2013年第6期）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下）》（2014年第1期）

《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2014年第2期）

《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 （2014年第3期）

《抗战的减租运动与土地革命》（2014年第4期）

《一打一拉，打打拉拉――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2014年第5期）

《和平土改的可能与现实》 （2014年第6期）

《“不像在国外作战，恰如在国内行军”――侵华日军中的中国通》（2016年第1期）

《大屠杀中的妇女、孩子与女孩子》 （2016年第2期）

《汤恩伯的伦理困境》 （2016年第3期）

《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公私问题》（2016年第4期）

《谁是犹太人》（2016年第5期）

《犹太人的金牙》（2016年第6期）

《章太炎的身后事》（2017年第1期）

《胡适面折陈济棠》（2017年第2期）

《1920年的浙江一师学潮》（2017年第3期）

《胡适的驻美大使当得怎么样》 （2017年第4期）

《费城的钟声》（2017年第5期）

《船离开了我：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纳粹的逃离》（2017年第6期）

《“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心里”――拉贝对希特勒的想象》（2018年第1期）

《陈宝箴的喉骨――谨以此文纪念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2018年第2期）

《1949年前后的高晓声》（2018年第3期）

《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2018年第4期）（即将出刊）

转载自《钟山》官方微信，2018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