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住芳泉浜梢上

1928年7月8日，高晓声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郑陆桥后董墅村。

武进县现在属于常州市管辖。习称的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算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高晓声在多篇散文里描绘过自己的家乡。在散文《我最熟悉的地方》中，高晓声写道：

古运河从瓜洲过长江南下，经过镇江后迤逦东南，百数十里便到常州西门。于此分成两支：主流绕城南奔无锡，称南塘河；支流落北朝东，横卧在长江南岸、沪宁铁路以北一块狭长的平原上，称北塘河。这河床的北岸，每隔几里便有小河直通长江，江里涨潮，潮水便从小河里灌进北塘河，落潮又退走，所以河水终年都是浑浊的。河床的南岸，每隔几里，也总会有沟浜出现，这些沟浜向岸南的平原伸进去，就像挺进的军队碰到了敌人顽强的阻挡，很少有一往直前的时候，因此河面或狭或宽，或迂回曲折，分流频繁，大沟浜分出小沟浜，小沟浜再分出小小沟浜……想象当年“鏖战”，有摆开架势打硬仗的阵地战，有迂回包抄的围歼战，有尖刀般直插敌阵的掏心战……一旦得手，便乘胜前进，分头追击，去占领尽可能多的地盘，使这块土地，到处留下它们深刻的痕迹，形成了像人身血管一样大大小小密密匝匝的河网系统。

这说的是常州地区的总体自然情形。而北塘河流出常州城三十里，便是郑陆桥了。郑陆桥是一处市镇，一条街沿北塘河形成。街东头有一条通江的小河，称作芦蒲江。而北塘河南岸有一个大沟浜，正对着芦江蒲江口，叫做草塘浜。草塘浜纵深虽只二十里，但一路弯弯曲曲，沿途又分出许多沟浜，像粗树枝上长出许多枝条。据说从草塘浜分出的沟浜，共有七十二条之多，在这草塘浜周边，形成迷魂阵。若非本乡本土人，贸然撑船进去，就出不来了。陆上的路，自然会是随水赋形，外乡人择定一条路走，会走着走着，到了尽头发现竟是水。抗战时期，就有一队日本兵因此被游击队消灭。长江每一涨潮，江水就迅疾地涌向芦蒲江。江水裹挟着鱼虾龟鳖等各种水族和黄沙泥土，万马奔腾般抢出北塘河，直涌进草塘浜。江水涌进草塘浜后，便如马群进了圈厩，渐渐安静下来，各种杂质在浜里沉淀，越往里，随江水涌入的杂质越少，水便也越清。各种水族虽然是被江潮挟持而来，但进入草塘浜后，却乐不思蜀。比起浑浊、凶险、单调的长江，这草塘浜简直是温柔富贵乡。由于从长江进来的鱼便不再出去，这草塘浜便成了天然的鱼库。鱼虾龟鳖蟹，根本无须特意放养，自然捕之不尽，捞之不竭。周边的村子，村村都有靠捕鱼为生的职业渔民，至于业余渔民，就几乎人人都是。高晓声本人，从少年时候起，就是业余的捉鱼高手。

以上说的是郑陆桥乡的情形。郑陆桥下面有前董墅村、后董墅村。高晓声的家在后董墅村。这里的地形，更准确的说法是水形，又很特别。进入草塘浜两里后，分出一条虽短却阔的叉浜，向西伸去。叉浜叫做芳泉浜，只有半里长，浜的尽头，便是后董墅村，而高晓声的家，则在芳泉浜的沟梢上，若是撑船从浜口进来，行到水尽头，上岸便是高家门口。这里的鱼又较草塘浜的其他水域更多。离草塘浜口近，鱼群进草塘浜要经过这里，而后董墅村是有着几百口人的大村，家家在芳泉浜梢的码头淘米洗菜，水里可供鱼类饱腹的食物便很丰富，本是过路的鱼，到此便盘桓不去，安营扎寨了，更有那种敢于犯险的胆大之辈，看见水里有淘米的筲箕，竟一头扎进去，让岸上的女辈不费吹灰之力便收获美味。高晓声说：“我们因此很舒服，只要有机会，就会夸耀说，‘亲戚朋友来了，要下酒菜真便当，架起网上河去，叫老婆烧红了锅子等着，保你马上有鱼来。’真有关云长‘立斩华雄酒未寒’的气魄。”

同样的话，高晓声在多处说过。

高晓声几次写到过出生时的家庭情况。在散文《家贫读书难》里，高晓声写道：“抗战以前，我家里有十亩七分田，一间楼房，二间平房，老话说：‘十亩三间，天下难拣。’按小农经济的观点，算是不错的人家了。加上我父亲是知识分子，有时在小学，有时在中学里当教员，可以有一点工资，自然比纯农户又要好过。”

在散文《曲折的路》，高晓声写道：

我的家，在长江以南，沪宁线路中段以北，是一块富饶的地方。清朝时候，中国文学界有所谓桐城派、阳湖派；我的家乡，就是阳湖派的诞生地。可见文化经济，都极丰茂。

我小时候，家里有九亩多地，三间瓦房；勤劳操持，粗衣素食，可图温饱。农民有句谚语，叫做“十亩三间，天下难拣”。我好像很满足了。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母亲问我说：“你看看，我们家好过呢，还是不好过？”我不假思索回答说：“不算不好过，也不算好过。”由此可见，我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家伙。后来我才知道，家里其实是很困难的；父亲是个语文老师，经常失业，又不大会种田；弟妹们倒一个个从娘肚里滚下来，经济内亏已极，门面已很难撑持。我外公家住在附近小镇上，开一爿中药铺。我母亲便把我送了去，一方面可以在小镇上的学校里读书，另一方面也减轻了负担。

现在的江苏省作家协会人事处档案室里，还藏有一份高晓声写于1956年9月14日的“自传”。“自传”一开始就说明了家庭情况：

（1）我的家庭情况：我家住在江苏省武进县郑陆桥区武澄乡董墅村，有田八亩左右，房屋三间，七个人：父亲，继母，姐姐（已出嫁，丈夫是工人）、大妹、二妹（都是学生），三妹，和我。我的父亲，叫高青�，大学毕业，国民党员，我两岁的时候，他在福州的部队做过事，后来打败了，逃回家，失业之后当小学教师，抗日战争期间，在忠救军头子张少华（已为我政府枪决）手下做过事（职务不明），抗战结束以后，在国民党武进县党部当秘书，后来又当县参议员。1950年12月，为我政府逮捕，判5年徒刑，劳动改造。现已期满释放，留在溧阳社渚农场工作，按劳取酬。

在对于田产的数目上，三次的说法有所不同，有十亩七分、九亩多和八亩左右三个数字。我以为，这并非高晓声记忆错乱。在《家贫读书难》中，高晓声说，抗战开始后，父亲失业，他跟堂姐一起到常州织机坊小学读六年级的时候，家里已经拿不出钱来，就卖掉了一亩田。在散文《初中二年半》中，高晓声也说：“记得我读高小六年级时，为了让我读毕业，家里就卖了一亩田。”在散文《我的家乡金三角》里，高晓声说：“当年我上小学六年级，进城住校当寄宿生，就卖掉一亩田作费用。四一年我母亲病倒，长期拖着没钱医，终于谢世。急着要钱买棺材，不得不接受一个商人的杀价，用一亩田换一口棺材。”这让我们知道，高晓声少儿时期家中的田产并非一个恒定的数目。大概高晓声刚出生时，家中有田产十亩多，后来几经变卖，就越来越少了。高晓声几次所说的，是不同时期的情形，这恰恰说明高晓声记忆力非常好。至于1956年的“自传”中说的，更是母亲病逝后的情形。

虽然过得并不算好，但在当时的江南乡间，高家决不算最穷窘者。在《我的家乡金三角》里，高晓声在叙说了自己少儿时期的生活艰难后，也说，当时他的生活与一般的孩子比就算不错了，比高家苦的更多。当时董墅村一百多户人家，能在学校里读到初中而高中而大学的，一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高晓声，另一个是高晓声的一个堂兄。

二、泥里水中捉鱼忙

从小生活在浜沟汊交织的环境里，高晓声便终生对水和鱼有着深挚的感情。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每每写到家乡水和家乡鱼。而且只要写到家乡的水、家乡的鱼，笔端便特别有神采。写江南的水、江南的鱼，没有人超过高晓声。住在水边上，出门就是水，四周都是水，会游泳便如会走路一般必要。高晓声也是九岁学会游泳的。在散文《走向世界第一步》里，高晓声说，草塘浜虽然水好鱼多，但却夺走了很多年幼孩子的生命。家就在水边上，要让孩子远离水、躲避水，那是不可能的，而孩子只要落水就非常危险了。高晓声八岁的时候，六岁的弟弟就落水身亡，几年后一个叔弟又水中丧生。高晓声十五岁那年，还救过另一个叔弟的命。这个叔弟那年七岁，玩水时滑落河中，已经没顶。刚好高晓声撑船经过，才得救，否则也就死了。既然孩子极容易溺水而亡，那让孩子尽早学会游水便是家家父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水乡的交通和运载工具，只能是船。船是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家在河东，田在河西，每日就须撑船去做活。高晓声说，他们村上差不多家家都有一只木船，船有大有小，最大者能载八九百斤，最小者则只能载二三百斤。船形如橄榄，头尾狭窄，中段较宽，船底则浑圆，在水中极其灵活。不用时便系在河边。河中稍有波澜，船便摇摆不定。尚非水乡坐惯了这种船的人，一脚踏上去，马上鞋底像生出了轮盘，滚得直不起腰，根本掌握不了身体的重心，只得俯伏下来，双手握牢两边船舷，才不至于吓掉魂魄。如果不肯俯身下来，而要昂首挺胸显示英雄气概，那就很可能一个鹞子翻身，落进水中，当地把这称作“下馄饨”。有时候，则连船也被弄得翻过来，把落水者罩在下面。所以，不会游泳者是不敢划这种船的。父母要让孩子学会划这种船，先要让孩子学会游泳。“所以，游泳是孩子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而让孩子学游泳，父母毫不费心，因为孩子都是极爱戏水的。高晓声九岁那年，用一个下午便学会了游泳，从此便对水中的活动十分痴情，一有可能便往水里跳。在《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里，高晓声写道：

我们好自在。早在三月三，迟到三月半，再不下河，就不算英雄汉。熬过了清明、谷雨，喜迎来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已自潇洒；小暑、大暑，爸妈谁管？交了立秋，天热如虎；处暑处暑，热煞老鼠；白露不露身，吓吓老年人；秋分最惬意，寒暖总称心……一年四季，我有七八个月在河里，从早到夜，难得耽搁在岸上。我总是脸孔洗得刷刷白，，眼睛通通红，嘴唇紫休休，谁见了都说我漂亮。我爹娘因此常常奖赏我，夜里趁我睡着了给赏钱：给一点问一句、给一点问一句，都问的是：“看你还游不游！看你还游不游！”

游！往时是赤条条下去的，替爹妈省下短裤来不见好，而今屁股露出来条条块块难看，那就穿了裤子下去！

要说我不是一条鱼，也算一鱼。

这是高晓声对儿时戏水经历的叙说。在写下这样的文字时，高晓声显然沉醉在这份回忆中。我们仿佛看见高晓声满是皱纹的脸上生出了笑意。内心的欢快使得文字的音调也抑扬顿挫、十分悦耳。因贪恋水中的嬉戏而在晚上被父母打屁股，所以屁股上布满条条块块的伤痕，而当年挨打的痛楚同样成为甜蜜的记忆，以至于高晓声自然而然地以幽默的语气来叙述之。

草塘浜是儿时高晓声的乐园。高晓声写过一篇题为《从小捉鱼放牛始》的散文，满怀深情地描绘了草塘浜。草塘浜的水总是那样清澈透明，以至于水里长着的水草，连毛须都清晰可辨。这里之所以得名草塘浜，就因为浜里有大片大片低洼的土地，这些地方种稻种麦容易受淹，只能任其自然，长青草或芦苇。土地都有主，有的主人财力足些，就会进行改造。改造的方法，是挖土垒田。比如两旁挖沟四五尺宽，将挖出的土垒在中间一丈宽的地方，垫高到历年发水的受淹线之上，除了水特别大的年份，一般不会受淹，便可以种大豆、山芋、小麦、花生一类旱作物。挖出的沟渠，常年积满水，便种上青蒲，号称蒲沟。高晓声写道：

暮春三月，塘里的青草，芦尖，沟里的嫩蒲，都长得有尺把来高，一片价青翠嫩绿，被一汪一汪的碧水环绕映衬，能把人看呆了，大气都不敢出。仿佛这地球变透明了似的。

在高晓声笔下，草塘浜有了生命。从高晓声家门口上船，划出芳泉浜，草塘浜就横卧在眼前。高晓声就是在这里开始与鱼虾打交道。高晓声上学其实很早，在散文《初中二年半》中，高晓声说：“我五岁就进学校读书，但是因为被抗日战争耽误了近两年，所以一直到十三岁才进初中。”在《从小捉鱼放牛始》中，高晓声说“大概是九岁十岁那么个年纪吧，日本鬼子打进来了。连上学的地方都没有；我因此荣幸地担任了牧童。”日本军队是1937年冬占领苏锡常这一带的，高晓声1928年出生，正是九岁十岁的年纪。应该是日本人占领后，原来的小学便停办，高晓声便辍学。这辍学的时间是几年，高晓声自己有不同的说法，这下面再辨析。辍学期间，也并非完全脱离书本，还上过私塾，这也下面再说。可以确定的是，日本人占领家乡后，高晓声就学的学校停办，高晓声也就不再是正式的学校学生，而成了一名放牛娃，草塘浜长满青草，当然是牛的天堂。这里一般禁割禁牧，但也划出公地，满足耕牛的需要。牧童们便每天把牛牵到草塘浜中允许放牧的公地上。《从小捉鱼放牛始》中说：“这些草塘四周是河，我们是站在牛背上牵住牛绳过河的。水牛会游泳，游的时候身子都淹没在水里，只一个头昂出水面。站在它背上挺有刺激性，胆小些的总不敢。过了河，大家快活，水牛自顾吃草，我们自顾玩耍，都彻底解放。”牧童们玩什么呢？在这样的地方，当然捕鱼捉虾：“水牛从河里爬上草塘去，总拣容易的地方爬。次数多了，那块地方就塌进河去。草塘边沿上，就出现几个伸入塘去的沟沟，又小又浅。我们最爱玩的，就是挖些烂泥把沟口堵住，然后在小沟里捕捞。捉到几条小鱼、几只小虾，便非常非常的满足。浑身泥拌萝卜，衣裳裤子全像牛屁股里拔出来一样，全不在乎。”

在牛蹄踏出的小沟沟里捉几条小鱼几只小虾，还不算真正的捕鱼捉虾，只能说是儿童的游戏。但这培养了高晓声捕鱼捉虾的兴趣。后来，高晓声成了捕鱼捉虾的能手，且终生对此道狂热迷恋，不管何时何地，只要看见河湖，便首先想到捕鱼捉虾的事。这也是后话。这里只说说几次出现在高晓声小说中的一个故事。

高晓声中篇小说《老清阿叔》是以第一称叙述，老清阿叔是“我”的叔叔。老清阿叔是一个独特的农民形象。对正经的农活，老清阿叔漫不经心，但对捕鱼、捉蟹、钓黄鳝、摸鸟窝、追兔子、斗蟋蟀一类“不正经事儿”则非常热心，且技艺高超。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他每干不正经事儿时，总有一群孩子跟着。“我”最佩服这个叔叔。有一次亲眼看见已经捉进篓子里大鲫鱼又跳落水里了，老清阿叔疾忙跳进水中，居然手到擒来，把鱼又捉回来了。“我”总是跟着老清阿叔玩，老清阿叔玩什么，“我”就玩什么。玩得忘了吃饭，父亲也不便说什么，因为是他的弟弟带着“我”玩，他能说自己的弟弟把他的儿子带坏了吗？小说写道：

老清阿叔可以算做我童年时代最有影响的伴侣之一。我有许多爱好，就是受了他的熏陶。比如捕鱼吧，后来简直成了我的癖好。五十岁离开农村以前，凡碰到有捕鱼的机会，不管寒冬腊月，我都甘愿赤脚上河去捉，不是为了嘴馋。主要是想过一过捕鱼的瘾头。很小的时候，我就背着鱼篓跟着老清阿叔转，不久就玩起力所能及的各种鱼具来，终至于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我”十岁那年冬天，为了捉鱼的事，还同老清阿叔大闹过一场。有天晚上，“我”找不见老清阿叔，便很着急，去问婶婶，才得知老清阿叔约了几个人，到河对岸浦沟里戽水捉鱼去了。“我”当即要去。母亲说，戽水要戽一夜才能捉鱼，劝“我”第二天去。“我”听从了母亲的劝告。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那边，隔着一条河看见他们还在戽水，鱼还没有捉，便十分高光，连忙大声喊阿叔撑船过来渡“我”过去。但阿叔却对“我”不理不睬，几个人只顾戽水。“我”又急又气，就哭，“一面哭一面喊，一面喊一面吵，一直吵到我明白他不会来摆我了。于是气极而骂。”越骂越气，越气越骂，骂着，气着，突然穿着棉袄棉裤就往河里一跳，全不顾天寒地冻，狗爬式向对岸游去。游到河心，棉袄棉裤全吃进了水，游不动了。这时才看见老清阿叔的船划到了身边。“我”的举动把老清阿叔吓坏了，以至于“脸白得脱色”。老清阿叔伸手把“我”拎上船。一上船“我”又接着骂。但一身湿衣，一上船，西北风一吹，冷得牙齿直打架，浑身颤抖不已，骂语也不连贯了。老清阿叔把“我”送到岸上临时搭起的草棚里，剥掉“我”的衣服，揿进被窝，便又去戽水了。“我冷得没收罗，一路抖下去收不住，用控制不住的嘴巴大骂了老清阿叔半天，究竟骂了什么却一点也记不得了。只是从此以后，老清阿叔捉鱼再也不会忘记了叫我。我的名气也闹大了”。

《老清阿叔》虽然是小说，但很大程度上是写实的。在散文《静静的蒲沟》中，高晓声也说到了这件事：“我十岁那年冬天，叔叔隔夜和一伙人去河对面蒲沟里戽水了。早晨我得到信息，便赶了去，隔着一条十丈宽的河面喊叔叔摆渡，因为我也要参加。叔叔不理，我便跃入河中游去，游到河心，棉袄棉裤都吃透了水，游不动了，才被叔叔捞上岸去。脱光了�在被窝里，一面发抖一面不断骂叔叔。从此我的犟脾气在乡间就出了名。若干年后戴了右派帽子回去，还有人提这件事，意思是脾气太坏，果然出了毛病了也。”

《青天在上》实际上是高晓声唯一的长篇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的主人公陈文清某种意义上就是高晓声本人。《青天在上》中，陈文清也有一个叔叔耀明。《青天在上》中耀明与文清的叔侄关系，与《老清阿叔》中阿叔与“我”的叔侄关系，很是相似。侄儿小时因为叔叔捉鱼瞒着自己而大闹的事，在《青天在上》中也出现了，是通过叔叔耀明的嘴讲述的。文清的妻子对耀明说：“叔叔，文清总说你好。他小时候挺喜欢同你在一起的呢！”于是：

“他还会说我好哇？”耀明挺满意地说着反语，“他骂起我小阿叔来，狠得不得了！那一年冬天，他还在小学里呐，我们几个大人在河对面蒲沟里架水车戽水捉鱼。”他一面说，一面朝不远处柳塘浜对岸指了指：“我们辛苦了一夜天，早晨他晓得了，赶来叫我摆渡，他也要捉鱼呐。这是大家戽干的水，怎么他可以来揩油呢！我不摆他。他就哭，骂人，我不理他。他总该死心了吧？嗨，哪晓得他就往河里一跳，穿着棉袄棉裤游过来。等我划船去捞他，他已游到半河，棉袄棉裤吃进了水，游不动了。我捞他上岸，替他脱光了把他焐在被窝里，他一面索索发抖，还一面唔啦唔啦骂人，倒像全是别人对不起他……他的名气大呢！人家都说，这小家伙是将军性子，长大了会闯天下的。”

《老清阿叔》和《青天在上》虽然是小说，但这件侄儿的顽皮之举，就是高晓声自己的行为。正因为记忆深刻，才在小说里一写再写。这件事，不仅让我们知道高晓声从小对捉鱼何其迷恋，更让我们知道，高晓声从小性格中有着很倔强、执拗的一面。

三、时继时辍上学难

高晓声的小学和中学上得十分艰难，忽上忽辍，断断续续。在《家贫读书难》《初中二年半》《曲折的路》等文章中，高晓声都或多或少地叙说了自己少儿时期的求学经历。江苏省作家协会人事处档案室所藏高晓声写于1956年9月14日的“自传”，也说明了从小求学的情况。

在“自传”中，高晓声这样交待了自己中小学阶段的求学过程：“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十岁，抗战开始，我是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之后，断断续续在私塾读书，还帮家里种田。十四岁，即1942年秋天，我父亲到江阴私立澄西初中教书，把我带去，插入初中二年级。1944年夏天，在这里读完了初中”；“1944年下半年，因为没有钱升学，就在家种田。1945年春天，我父亲的朋友许士馥，在武进私立鉴明完全中学任教务主任，介绍我进了鉴中，插入高一下学期，学膳费欠账”；“1947年夏天，在鉴明中学读完了高中，考国立大学没有考取，又失学”。

在《家贫读书难》中，高晓声说：“抗战以前，家里有十亩七分田……但是抗战一开始，父亲又失业了。我跟堂姐到常州织机坊小学去读六年级的时候，家里已拿不出钱来，就卖掉了一亩田”；“小学毕业，我的成绩在优等，但是没有考上县中……考上了县中可以免费，考不上读私立中学要交学费交不起，于是只好失学”；“过了一年，我父亲到江阴澄西中学任教，把我带去插入初二，跳了一级”；“读完初中，自然又没钱去上高中了，便在家里晃荡”；“这已是1944年下半年的事。我的父亲，因为家中无人主持，又回来了，1945年上半年，重新到澄西中学去教书。澄西中学是初级中学，无法带我在身边，便预支了一石米薪水，让我到武进县龙虎塘鉴明中学去插入高一下学期”。

在《初中二年半》中，高晓声说自己五岁上学，但是因为被抗日战争耽误了近两年，所以一直到十三岁才进初中，“按理，初中应该读三年，我只读了两年半”。

在《曲折的路》中，高晓声说：“从初中读到高中，我前后失学过三次”。

高晓声在不同场合对自己中小学求学经历的回忆，有时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在“自传”中，高晓声说1942年秋天，父亲把他带到江阴澄西中学，插入初中二年级；在《家贫读书难》中也说是父亲“把我带去插入初二，跳了一级”。初中学制是三年。按“自传”和《家贫读书难》中的说法，高晓声初中就只读了二年。但《初中二年半》中，又说初中“只读了两年半”，那父亲把他带到江阴澄西中学，就不是让他插入初中二年级，而是插入初一下学期，没有跳一级，而是跳了半级。我觉得，《初中二年半》中的说法比较可靠。

综合高晓声自己的回忆，可对他中小学的求学过程做一番梳理。高晓声1928年7月出生。1933年五岁时入小学。日军1937年冬占领苏锡常一带，应该是1938年高晓声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停办，于是第一次失学。这次失学时间，高晓声有两种说法。在“自传”中，高晓声说十岁、小学五年级时辍学，到1942年秋天十四岁时，到江阴澄西中学进入初中二年级，那这次辍学时间便是四年。而在《初中二年半》中则说虽然五岁就进学校读书，但因为被抗日战争耽误了“近两年”，所以一直到十三岁才进初中。那时小学学制是六年。高晓声小学五年级辍学后，并非再次就学便直接进入初中。在《家贫读书难》中，高晓声说，抗战开始后，曾跟堂姐到常州织机坊小学去读六年级。离开家乡到常州城里读一年小学，这个记忆肯定不会错。这就意味着，高晓声是在常州城里最终完成了小学教育。也并非小学一毕业就到江阴上初中。小学毕业后又失学了一年，才到江阴上初中的。那么，小学五年级开始的辍学，应该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初中二年半》中的回忆才是准确的。

在《家贫读书难》中，高晓声说自己小学毕业时成绩本是优等，没有考上县中是因为出了一点意外。考算术时，十道题全答对了，本来应得满分。但考试时有一个考生问监考老师考卷上要不要写上竖式。本来，算术考试向来竖式是不上考卷的，此问题本不须问。但监考的老师是教绘画的，不懂此事，居然回答说：“当然要。”监考老师既然说要写上竖式，高晓声便照办了，但这样一来考卷就像是草稿纸，阅卷者可能当草稿纸处理了，算术就得了零分。考上县中可以免费。高晓声没有考上县中，要上中学只得进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要收费，高晓声家中无力支付这学费，于是只得失学。

高晓声1944年夏天初中毕业，便失学在家，当然干各种农活。但这段时间也不长。1945年上半年，到武进县龙虎塘鉴明中学就学，插入高一下学期。1947年夏天，在鉴明中学高中毕业。

在当时的农村，很少有家庭能够供孩子读完高中。高晓声的家庭在农村算经济条件比较好者，所以终于供高晓声读完了高中，但读得十分艰难，断断续续才把高中毕业文凭拿到手。在《家贫读书难》中，高晓声说过，为了供他到常州读完小学，家中卖掉了一亩田。在初三那年，母亲去世，这对于高晓声的打击当然是巨大的，也影响了他日后对文学创作的选择。“父亲在澄西教了半年书就到后方抗日去了，升入初三那年暑假，母亲又病死，一家四口尽是孩子，我不但无钱读书，连生活也没有着落。我依靠澄西中学同我父亲的关系，欠了学费继续上初三。伙食费却缴不起，在同学中当游吃队。衣服只身上穿的一套，要替换就向同学借。同班有个同学谢乐仁，就经常做我的施主。”《初中二年半》《我的家乡金三角》《曲折的路》等文章中，高晓声都言及了读中学的艰难。《初中二年半》中说，父亲到澄西中学教书，才有可能把高晓声带在身边，欠着学费上学。“我父亲在学校的时候，一切由他顶着，不用我发愁，可是，到了1943年初，他跑到宜兴山区参加抗日了，我被扔在学校里，就常常短缺这样、短缺那样的。好在总还有个母亲在家，我只需跑十六里路，到了家，母亲再困难，也总会帮我想办法。但想不到就在这年八月里，我母亲生病得不到治疗，竟和我永别了。她死的时候，交待我以后如果没有钱读书，就去当学徒。我却心不死，还是到学校里去。那一年，我困难极了，学费杂费都欠账，连膳费都交不起。当时如果不是学校里的老师念我父亲的交情，早把我推出去了。我最困难的时候，连替换衣服都没有。如果没有同学借给我，我也无法待下去。”读初中时，穷窘得连替换衣服没有，是高晓声的一种深刻记忆，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及此事。

高晓声从小就是活泼、调皮的。心眼多，脑子灵活。在《家贫读书难》中，高晓声说在常州织机坊小学读六年级那一年，“发生过一件大事”。一天吃午饭时，高晓声正在盛饭，校长走过来了，看见地上有一个饭块，问高晓声是谁掉下的，高晓声不回答；校长要高晓声把饭块拾起来，高晓声不拾；校长发火了，非要高晓声拾起来不可；高晓声也发火了，不是自己掉落的偏不拾。“斗争了两三个回合，我的毛病出来了，骂了一声‘操你娘’。这是口头禅，我在乡下习惯了，不以为奇”，但校长却大怒，把高晓声拖进办公室，用戒方狠打了一阵高晓声的手心。下午班主任找高晓声谈话，说校长要开除他。后来则改为记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这就同判了死刑缓期执行差不多，十二分地严重。不过等到毕业了，就算刑满释放，而且没有记入个人档案。”

在“自传”里，高晓声则说自己在初中时即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初三下学期，高晓声与同学谢光组织过学生社团，本来取名“青年学生社”。当时在日本人占领下，怕“社”字引起日本人注意，“学生”和“青年”两个词又意义重复，才改称“学生会”。高晓声在“自传”中说，组织这个社团的目的，是把全校学生团结起来，因为此前学生不团结，班级与班级集体打架。而“个人意图是出风头”。这个学生会没有会章，没有手续，要入会口头说了就算。学生会成立后，出版过两期刊物，是油印的，刊名“西中学生”。高晓声们当然没有钱买纸张和油墨，这些是“到校方办公室偷来的”。高晓声回忆说，刊物没有政治内容，没有表现明确的政治观念，只是起了模范作文的作用。这次的组社团、办刊物，没有给高晓声带来什么麻烦。十几年后，当高晓声又一次张罗此类事情时，便闯下大祸了。

在中学阶段，高晓声对外语课抗拒，有着“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思想，这后来令他终生悔恨。在《家贫读书难》里，高晓声说，到江阴澄西中学直接插入初二时，别的课没什么问题，就是英语跟不上。那时是在日本人占领之下，学校里还必须开日语课。日语课的开设是文化侵略的表现，高晓声不愿意学，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发展下去”，连带着对英语也讨厌，认为也是文化侵略，所以也不愿意学。一开始是学得吃力、跟得艰难。后来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大，横竖是跟不上，就干脆放弃，不学了。高晓声说：“所以我平生没能学会一国外语，都是上述‘一念之差’造成的。千万不要有人步我后尘。”在《初中二年半》中，高晓声更反思了都德的《最后一课》对自己的负面影响。高晓声说，农村的孩子，爱国心是很强烈的。高晓声就读的小学停办，应该是在日本人站稳了脚跟之后，刚刚开始还是照常上课的。而那时候，高晓声就在小学里学了都德的名著《最后一课》。后来又亲眼看到日本军队的残暴，甚至亲身受到日本人的残害，所以抱定了与日本人誓不两立的决心。到初中时，日本人要求学校必须开设日语课，学校为了敷衍日本人，也就开起了这门课，但“我就认为这是文化侵略坚决不学”，读了两年，连“字母”都不识，碰到考试就交白卷，“称这是爱国行为，感到光荣而自豪。我不懂得‘要打倒敌人，就要了解敌人’的道理，就这样断送了这一门学科。”。高晓声进而写道：

因为这种行为受到称赞，在我的思想上，就滋长了一种单纯的排外情绪，连英语也不肯学习，我学了两年半，连最简单的语法都不懂。记得有一次大考之前，英语老师替我们复习，特别指出有些学生连“I”之后不能用“is”都不晓得，后来试卷上考造句，我不知是故意还是无心，照样来了个“I is……”我们的英语老师，原来右眼就有毛病，从那以后，同学故意说是被我气坏了。

当然，后来也知道犯了错误，不应该丢开这些不学，但后悔已晚，无法弥补了，后来我考不取公立大学，就是吃了英文的亏。

在中学阶段拒绝学外语，这是高晓声心中永久的痛。所以后来多次表达这份痛悔。在《曲折的路》里，也提及了此事：“考大学想考文学系，我父亲不许，要我考工科。说文学系毕业出来就是失业，没有饭吃。我知道我考不取工科，因为我的英语极差。在沦陷时期，我有一种狭隘的心理，抗拒学外国语。认为那是文化侵略，是奴化教育。我上了三年日文课，连字母都不识。学英语也是抗拒的。都德的名著《最后一课》，在这一点上对我起了坏作用。”

高晓声之所以对中学时代抗拒外语记忆深刻，且终生悔恨，原因当不只一种。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因此而没有考取公立大学。高中毕业后，高晓声曾到南京报考中央大学，就因为外语不行而没能如愿。散文《三上南京》一开始就说：“1947年。我在常州一所完全中学读书毕业了；那年暑假，就到南京来考中央大学。其实，我晓得自己考不取；别的功课倒还好，害就害在英语上。那时候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不愿学外国语，认为那就是文化侵略。所以，无论是英语也好，日语也好，我都把它们放在汤团店里养着。等我这一年考大学，日本人已被打跑了，好，日语不要考了，可是英语还非考不可，我这一关就过不去了。”

如果在1947年考取了中央大学，高晓声此后的人生就会大为不同，也许就不会有后来二十多年的受难了。在那些受难的岁月里，高晓声也许一次次想到中学时期抗拒外语的后果，并一次次悔恨不已。

四、幸有儿时家中书

在乱世里成长，对高晓声此后的性格有深刻影响。家贫、世乱，让高晓声从小学会了许多生存本领，也让高晓声从小懂得怎样在乱世中保存自己。沦陷时期习得的生存本领，沦陷时期培育起来的生存智慧，在后来的人生中起了很大作用。当再逢乱世时，这种本领、这份智慧，有效地帮助高晓声度过难关。在1950年代初即身患重病的高晓声，终于能够挺过来，活到七十来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青少年时期习得的生存本领和培育起来的生存智慧。

在中小学时期，高晓声就学会了各种农活。在《家贫读书难》中，高晓声说：“读完初中，自然又没钱去上高中了，便在家里晃荡，什么都干，乡下孩子从小在泥里滚出来，别的会怕，劳动不会怕。从那时开始，就从来没怕过，包括改造的劳动。”从小学会各种农活，从小不畏惧乡间的体力劳动，这对日后的生存也大有助益。当日后以戴罪之身回乡接受劳动改造时，从小养成的对体力劳动的娴熟和亲近，无疑让苦难变得容易忍受些。

在《初中二年半》中，高晓声说，他就学的江阴澄西中学，坐落在离城四十余里的西郊的一座小土山上。这里的政治情况颇为复杂。是共产党的新四军、国民党的游击队和日本军队拉锯的地区。忽而新四军来了，忽而国民党的杂牌游击队来了。日本军队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这地区，便时不时冷不防来个扫荡，干那杀人放火的勾当。学校里的老师，大都倾向国民党，而学生则更多人喜欢新四军。至于日本人，则把澄西中学作为扫荡的重要目标。这也很好理解。学校这样的地方，总是抗日分子或有抗日思想的分子集中的地方。有时晚上正睡着，就响起了枪声，是鬼子扫荡来了，学校被包围，全校师生都成了俘虏，任由鬼子宰割。学生中间，教师中间，都有被鬼子杀害的。后来就不敢在学校住了，但还经常“逃情况”。有时在野地里一躲就是一天，也挨饿一整天。在这样的环境里，要学到一点知识，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家贫读书难》里，高晓声回忆了在武进龙虎塘鉴明中学上高中时的一件事。1945年上半年，高晓声插入鉴明中学高一下学期。临近学期考试了，学校规定不交清学费不得参加升级考试。高晓声两次到澄西中学找父亲，都没有找到。便硬着头皮找亲戚借钱。有一天外出借钱，两手空空而回。回校路上，被身穿纺绸衫手持长枪的人截住，用枪对着后脑勺，逼他承认是黄壳队或者新四军的密探。高晓声知道他们是哨兵，轻易不敢开枪，是闲极无聊，拿路过的孩子开心，但很担心枪走火，因为他们手中的枪都是老爷货，很容易走火。被他们走火打死，也太冤了。高晓声于是不顾一切，大耍小孩子脾气，大哭大闹回身揪住枪筒子不让对着他，闹了一阵也就过去了。文章最后，高晓声写道：

这一年我十七岁，过了暑假升高二了，别的不懂，但在乱世里成长出来，保住性命的一套已经懂了，现在的孩子比我幸福，所以不懂这些。那好。

高晓声又把这件事写入了长篇小说《青天在上》的后记。身处乱世，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却使高晓声具有了强烈的求生意志。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求生意志使他克服各种困难，生存到古稀之年。

尽管是在乱世，高晓声这时期还是接受了很好的文学教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中小学时期接受的文学教育，使高晓声后来成为了一个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在《曲折的路》里，高晓声说，他是在郑陆桥镇上小学的。外公家住在郑陆桥镇上，开一爿中药铺。母亲便把高晓声送过去，一方面可以在镇上的小学里读书，另一方面也减轻一点家中的生活负担。而镇上有一专门出租连环画的租书店。高晓声很快就迷恋上了它。每天上学前，总要缠着外公讨两个铜板，放学后便直奔租书店，租了连环画坐在门槛上看，直到天黑无法看了才回去。几年下来，脑子里便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暑、寒假回乡下家里去后，就把这些故事讲给小伙伴听。一个故事，讲着讲着，往往有些地方忘记了，就自作聪明用别的故事里的情节凑上去。小伙伴们哪里知道，还称赞我讲得好。我很得意，认为自己有天才，将来做个编故事的倒不坏。”当高晓声讲不下去便“编”时，已经开始小说创作了。

《曲折的路》中又说，抗战开始后，家乡沦陷，小镇上不时有鬼子来骚扰，不及乡下安稳，高晓声又回到董墅村。这时学校也没有了。高晓声的父亲便在村里办起了私塾。高晓声自然进这私塾。在这里，高晓声开始接触文言文。而父亲教给高晓声的第一篇古文，是《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从此高晓声便爱上蒲松龄。“《聊斋志异》是我少年时代读得最熟的一本书。我家里有一部版本很好的《聊斋志异》，在不懂的词语底下都注有解释，我几乎就是靠了这本书学通了文言文。”小学时期接触《聊斋志异》并熟读之，对于高晓声意义重大；家里有一部带注释的版本很好的《聊斋志异》，对于高晓声意义重大。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聊斋志异》极大地影响了高晓声的文学创作。高晓声小说的叙述方式，高晓声遣词造句的习惯与匠心，都与《聊斋志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曲折的路》中，高晓声接着说，从那时开始到初中毕业，他看过许多小说，各式各样的小说都看。《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名著看过，《济公传》《四才子》这类“俗物”也看过。“我也说不出我究竟受了些什么影响，不过爱好文艺的习惯已经养成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许多旧小说中，往往都有写得好的篇章，例如《说唐》中‘贾家楼’一段，《岳传》中‘小教场私夺魁’一段，笔法极其精彩，至今对我的创作都有影响。我还认真地自学过《纲鉴易知录》，也是当小说看的，但对我注意语言的精炼是有影响的。”高晓声当然不只受《聊斋志异》影响，也不仅仅受中国古代小说影响。但高晓声是从读中国古代小说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智慧赋予了高晓声基本的小说创作能力。

由于在课外读了这么多的文学作品，高晓声在学校里的语文课当然成绩很好。在《曲折的路》中，高晓声说，他每写成一篇作文，总会受到老师的称赞，“于是我就认为将来长大了，当然要当文学家”。

在《曲折的路》中，高晓声告诉我们，在他十四岁那年，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母亲重病而家中无钱求医，于是便辞世了。临终前把高晓声叫到床前，嘱咐道：“孩子，我们家里穷，我死之后，不会有钱给你读书了，你不要吵，叫你在家种田，你就种田；能够有人介绍你去学生意，你就去学生意。”十四岁的高晓声，听了母亲这样的遗嘱，当然非常难过。但看看一群弟妹，特别是两岁的弟弟铁生还偎依在母亲的怀里，高晓声强忍着悲痛，呜咽着答应了。他觉得，以后当不了文学家了。然而：

之后不久，我读到了郑板桥的一首诗，题目忘记了，但诗至今从未忘记过。他写道：“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我的幼小的心灵里发生了巨大的悲恸，因为他如此逼真地写出了和我相同的情景。这是我第一次深刻认识到文学的感人力量，也许就是这一首诗，使我觉得不能再和文学分离了。

高晓声所说的，是郑板桥《七歌》诗中的四句。高晓声此前读到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有令高晓声感动者，但那感动是以想象为媒介的。而郑板桥的这四句诗，写的正是高晓声家中曾有过的情景。仿佛是郑板桥替自己写了这四句诗。高晓声无须借助想象，就被深深打动了。

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语文老师，这对于高晓声日后成为作家也很重要。高晓声在初中时期就能读不少书，主要因为家中有些藏书，否则，在那个时代的乡村，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散文《想起儿时家中书》中，高晓声说：“我们村庄很大，家里有书的，伸手不满五指。而有几十部文学、历史书的，只有我一家，这都是我父亲读书时买的。”父亲虽然买了这些书，却并不希望儿子读它们，他只要求儿子把课本学好。但“这种教训好像起了反作用，倒使我把课本看作药（良药总是苦口的），把其他书籍当成糖了。我初中阶段，就看完了家里喜欢的书，比如一部《聊斋志异》，我靠它基本上学会了古汉语。再如一部《纲鉴易知录》，我不是读历史，而是当故事书看的，概念未得多少，故事却记住了许多。后来又领悟到，道理其实也尽在故事之中。”

中国古代散文对高晓声修辞意识的培育，也有着重要作用。那时候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古代散文应该占有很大比例。而高晓声最初的文学写作，也只能是学校里作为“作业”的散文写作。在散文《想起雏年握管时》中，高晓声说自己虽然从小就对有故事、有人物的小说特别感兴趣，但那时还不敢尝试写小说。高晓声说：“我只能写散文。那时候我接触的主要是古散文。我爱上它，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是那优美的文句，流畅的气势，抑扬顿挫的音节，读来朗朗上口，给我珠圆玉润的快感。这些给我作文的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无论我写什么（小说或散文），都会一面书写，一面默诵，我的脑海里会不断响起语言的节奏。像乐曲一样，一觉得走调，就要反复去修改。我的文章，在内容方面修改得很少，但在文句上的修改却常花大功夫。”古代散文培育了高晓声对音调、节奏的敏锐感觉。在后来的创作中，高晓声十分重视语言的“声音美”。“声音美”由字词的音调与句子的节奏所决定。一个字该抑还是该扬、该平还是该仄，都是大有讲究的；一句话该多一个字还是该少一个字，都是值得掂量的，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意义”或许没有不同，但“意味”“韵味”却可能大异。在当代作家中，能够十分在意“声音美”者不多，高晓声算一个。

当时的中学里，很多学生都备有《模范作文》一类书籍。而高晓声则对流行的《模范作文》不屑一顾。读过了那么多的文学经典，读过了古代许多散文名篇，当然会瞧不上《模范作文》这种东西。不抄录、不模仿《模范作文》，高晓声的作文却总是出类拔萃。初中三年级时，高晓声与其他学生组织学生会，自办油印刊物，刊物上三分之一的文章出自高晓声之手。有个同学抄了高晓声的文章应付老师，老师说他抄自《模范作文》。这个同学说出文章真正的来源，老师则说高晓声也是抄自《模范作文》。这是初中时期的事。高中时，还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一次，老师在高晓声的作文上写了这样的批语：“恐非庐山真面目”，意思是文章是抄来的。分明是自己写的文章，却被老师认为是抄自《模范作文》，高晓声因此很得意：“这两次批评大长了敝人的志气。我明白我的文章一再被抬举成‘模范作文’了。我不得不进一步肯定自己，说不定因此就有点气焰嚣张，但我绝对相信两位语文老师的权威意见，他们对于初学写作者的鼓励是非常有力的，至今还在推动我前进哩。”

刊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转载自《文艺争鸣》官方微信，2018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