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电话中，范先生说话的声音也永远是那么雄厚和富有感染力，听着先生条分缕析的话语，感受着那一贯清晰有力的思路和探求历史的活跃思维。

2017年春节期间，在给范伯群先生电话拜年的时候，我借机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向先生约一篇头题大作，并厚着脸皮恳请先生支持学生的工作。范先生最近十几年来爆发了学术生命的又一个春天，推进学科发展的大著、反响热烈的论文，接连问世，让弟子既兴奋于先生以八旬高龄显示出的学术创造力之盛，又直感汗颜于望其项背而不及。尽管如此，提出赐稿的要求也未免于心不忍。即便学界常青树如先生者，86岁毕竟也是一个高龄。没想到，范先生非常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并表示不久前发现了一些新材料，正好写了一篇新的文章，几天之内就可完善一下发给我。电话中，范先生还兴致勃勃地简单介绍了关于此文的一些发现和新见。

他发现姬文的《市声》是晚清唯一的一部反映中外商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虽然写得并不成功，但“物稀为贵”，因此也受到阿英等研究晚清小说专家的注目。在晚清，“商战”、“工战”、“实业救国”等话题被维新人士视为救国的良策。小说作者姬文有一定的时代敏感性，但在缺乏生活实感的无准备状态下，仅为题材重大而去“抢占”这一题材，结果只能靠书中人物的言论去图解当年某些商战、工战的理论概念。他的论文就是要总结该长篇小说失败的教训，同时剖析商战、工战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即使在电话中，范先生说话的声音也永远是那么雄厚和富有感染力，听着先生条分缕析的话语，感受着那一贯清晰有力的思路和探求历史的活跃思维，根本想不到这个春节期间范先生的身体与往常有什么不同。然而，不幸的是，待如期拿到刊物不久，待这篇在我看来将先生从文学反观社会、由文本透视历史的研究方法使用的炉火纯青的论文发表不久，范先生却撒手人寰，弃尘世而去。

范先生从住院到离世是那么匆匆，又是那么突然；多么让人出乎意料，又是多么难以让人接受！86岁，如果是颐养天年的晚年生活，哪怕是经常去医院折腾一段，我们也许会更多地想到时间在消耗着先生的身体。可是，范先生从来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每次电话问起起居，范先生基本都是一个模式：早饭后散步去取下信件，上班族工作的八个小时基本就是他坐在电脑前写文章的时间。这样的工作强度与科研热情，完全不逊于青壮年。实际上，在范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我还在省作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见过范先生，在会间还与范先生聊到他带领隔代弟子们完成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课题的过程。也是在这一年的二月，江苏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范先生主持的大部头著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三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俄文版由俄国东方出版社出版；九月，《范伯群文学评论选》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范先生晚近的许多论著，既有集大成之作，又有创新之气象；既表现出突破研究现状的锋芒，也表现着自我突破的学术力度。在人们眼中，晚年的范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学无止境的胸襟眼光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上的“劳模”形象。这一切让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与12月10日的噩耗联系起来。那震惊与悲痛，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在见到范先生之前就常听老师们说起范先生有几个绰号：一是“范鸳鸯”，言其开创了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学术流派。还有一个绰号是“神聊九段”，极言范先生口才之高。

第一次见范先生是1993年的夏天，当时我还在读硕士研究生，陪同朱德发先生为学科发展之事专程走访了南京与苏州，有机会在苏州大学听两位先生长谈。90年代初，正值范先生人生盛年，他领衔下的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当时全国数量很少的博士点之一。那时，范先生带领的研究团队及其通俗文学研究早已声名远播，范先生的大名在我们研究生那里更是如雷贯耳，甚至像一个学界传奇。比如，在见到范先生之前就常听老师们说起范先生有几个绰号。一是“范鸳鸯”，言其筚路蓝缕，开创了一派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学术流派。从出人意料的学术选择，到得到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普遍认可，再到通俗文学研究的繁盛和对于整个现代文学学科体系转型的推动，正是这一切带来了“范鸳鸯”的说法，这既是一个绰号，同时也包含了学界和民间对于范先生的高度尊崇。还有一个绰号，我记得是“神聊九段”。当时的围棋比赛是人们最关注的文体热点之一，在人们心目中，“九段”就是顶尖级的大师。而“神聊九段”则极言范先生口才之高。即使在闲聊中，人们也能从他侃侃而谈的话语中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益。也就是在那一次，我亲身领略到先生的风采。

2008年4月，范伯群与朱德发（右）参观龙门石窟时合影留念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对于学术研究的门径感受尚不那么深刻，因此，见到范先生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另一个说法。去苏州前，有几位老师听说我能见到范先生，告诉我说听人家说范先生长得很像扮演皇帝的刘威，有机会一定多请教。待我见到范先生时，我首先想到的却是《龙云与蒋介石》中由奇梦石扮演的龙云形象，既身材魁梧高大，又风度儒雅温厚，更带有几分浩然英气。我心中默念：回到山东一定要与几位老师辩一辩。

1997年我考入苏州大学范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第一个学期范先生给我们开设的是关于文学史写作的讨论课。这个课程的形式也是我第一次遇到，从中深切感受到先生高屋建瓴、逻辑周密的理论视野，和严谨扎实、循循善诱的教学风格。除了在读的几位博士生，包括留校任教多年的范先生弟子也全都参与进来，每次课都济济一堂。除了前几次课，后面每一次课都由一位准备充分的弟子主讲，然后由先生点拨，带大家一起讨论。每次讨论都给刚刚入门的我带来极大的思想冲击，受益匪浅。

记得第一次课上，范先生详细地讲了他多年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过程和心得，特别提出他从纯文学至通俗文学的转型，并强调这种转型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的整合和回归，由此他提出了建构“大文学史观”的整体设想。当时范先生带领弟子们积数年之功写作的多卷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已初具规模，先生及时地将“大文学史”构想提了出来，填平雅俗鸿沟，整合市民文学与精英文化。而另一方面，这一构想不但科学地凸显出通俗文学研究的重大学术价值，同时也反过来刺激和推动着通俗文学研究的深入。

在这一问题上，范先生表现出了他作为总设计师的宏大气魄和超前眼光。当时，先生的团队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论著，中期成果接连推出，苏州大学作为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重镇的声名日隆。但范先生却不急于将更具有学术标志性的多卷本的通俗文学史推出，而是继续积聚内功，待条件更加成熟时推出集大成之成果。待到2008年6月，以在上海召开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元共生新体系──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研讨会”为标志，范先生以大文学史观、通俗文学史写作与通俗文学理论三个版块构成的学术体系完整地建立了起来。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弟子，我从目的、立场、策略三个层面谈了自己的体会。

范先生的学术目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是为研究通俗文学而研究通俗文学。范先生一直有一个大文学史观，他研究通俗文学是为了回到文学史的多元共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