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1985年创办，到1988年才三年，时间不长，“存量”不多，所以那几年的《香港文学》，我很快就在朋友家翻完了，后来的《香港文学》，也是在朋友处一期一期地“跟踪”追逐下去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机会和《香港文学》的编辑（后来是总编辑）陶然相识，这时的《香港文学》，对我来说就不再是一个阅读的文学刊物，而有了一种亲切感。慢慢地在陶然的邀约下，我也成了《香港文学》的作者，这么多年下来，我在《香港文学》发表的文章，长长短短，怕也有几十篇了吧。

虽然和《香港文学》结缘颇早，《香港文学》编辑部却从未去过。记得在刘以鬯主编《香港文学》时期，封二经常刊登拜访《香港文学》“来客”的照片――那几乎成了《香港文学》的一种“标配”。陶然“主政”之后，刊物就不大登这类照片了，而且好像他也不大邀请作者、朋友去《香港文学》编辑部。

等我终于有机会去《香港文学》编辑部时，陶然已归道山。那天在《香港文学》编辑部，看到陶然生前使用过的办公桌、座椅、电脑、电话，斯物犹在，其人已逝，令我感慨万千，怅然久之。

黄万华教授纪念陶然的文章名为《陶然走了，<香港文学>犹在》，我觉得这个题目特别好！虽然刘以鬯先生走了，陶然走了，但他们编了三十多年的《香港文学》犹在！

阅读过，参与过，见证过！我与《香港文学》的情缘也有三十多年了，犹在！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9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