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在当时的北平有轰轰烈烈的反对文物迁移运动，明白了有人甚至为阻止文物迁移而不惜流血牺牲，就明白鲁迅在几篇杂文中对文物迁移的几句冷嘲热讽，实在算不了什么。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实在有乖实情。
四
鲁迅的《逃的辩护》《学生与玉佛》《崇实》等文章，都把禁止学生逃散和文物迁出北平放在一起说，批评国民政府重古物而轻人命。《崇实》里更指出北平这块土地，比北平所有的一切古物更古，国民政府竟只顾抢运古物而欲置土地于不顾。合起来就是，国民党政权重古物而轻土地与人民，所以令人痛恨。但这意思，也是反对古物迁移过程中，常被人道及的，并非鲁迅的创见。 蒋凯论**调，周肇祥在率领众人阻止文物迁移时，就屡屡批评当局不顾北平“百数十万民众”的生命财产而“孶孶以求区区古物之安全”，是本末倒置。在1月31日的一次聚会中，周氏慷慨激昂地斥责文物迁移是“政府弃我北平，而绝其生机也”。质问当局：“对于土地人民，不加顾虑，而惟古物是视，是诚何心？”又说：“国难经年，不思奋斗，即图迁避，既堕士气，复摇人心，于治安前途，影响甚大”。这就很像是鲁迅表达的意思了。 1月15日，北平市工联会召集会议，会上也指出：“政府当局不顾人民安全、国家沦亡，专注意古物迁移，不免引起民众怀疑”。18日，北平市工联会又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收回北平文物他迁的成命，未及时得到答复，遂于22日发表“告全体北平市民宣言”，号召全体市民一致反对北平文物他迁。“宣言”首先质问政府：“对于平津和华北的人民可曾顾及到，对于防空的工程可曾布置过，对于长期抵抗的计划可曾发表过，对于在冰天雪地里的劳苦功高的义勇军可曾有过接济，榆关失守中央的援军可曾开到？”在质疑政府抗日的诚意后，强调北平古物不可搬移：
古物固然是可爱的宝贝，然而比起整个国家，比起数百千万方里的土地，比起过半数的全国人民，那个是轻，那个是重？即便我们退上一万步想，迁移，迁移到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南京是安全的么？然而去年日本的大炮仅仅响了两声便整个地迁到了洛阳；那么上海是安全么？可是去年我们那荣华灿烂的闸北却成了粉碎。
1月28日，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市商会、市农会、工联会、律师公会，公益联合会、河北农工协会等多个民众团体联合致电林森、蒋介石、宋子文、于右任等政要，其中说：“市民与古物共存亡，务请立予停止装运，免激事端。调到车辆，移运米煤，以充军实而恤民生”；又说：“当此华北紧急，政府应殚精竭力为土地人民谋安全，示中外以守死不去，不应只顾文物，乘机先徙。”这些团体强调政府应把土地人民置于首位，而不应敌军未到而抢运文物，甚至要求把已经开赴北平的专车，改派运米运煤，为国防和民生服务。 据蒋凯论文，1月21日，上海的《中华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古物迁移问题》的短评。文章指出政府面对古物的两难：“南移又怕中途抢劫损失情事，留京又怕万一发生意外”，进而指出，一旦日军南侵、平津陷落，则“亡国灭种就在眼前，区区古物就完好如初，有何意义？”因此，处置故宫文物最可取的办法就是置其于不顾，积极抗日、保家卫国重于其他一切。文章写道：
日本欺负我们到这样地步，稍有人性者处此，应该要像电影里，仇人相遇，即刻拿起桌上的花瓶掷去，不管他是否家传宝物，人到了要不顾一切的时候，死生尚且置诸度外，还有何物可以留恋。
应该说，这些话，特别像是出自鲁迅之口。前面说过，鲁迅对北平文物迁移，是“为反对而反对”。但用“为反对而反对”恐怕也不能完全解释鲁迅的动机。古物迁移，只是迁移到暂时比较安全之地。而如果国土全部沦亡，就算古物保存完好，对于中国人民又有什么意义？鲁迅内心深处，应该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下，他才对文物迁移嗤之以鼻。 蒋凯论文指出：“这种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主流，此类时评短文在各大报刊中比比皆是。”南京的三日刊《社会新闻》曾刊载过一篇题为《保存古物》的时评，署名如水，表达的观点与上海《中华周报》上的《古物迁移问题》相似，而言辞更为激烈。作者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反对文物迁移的态度：“今日中国之所以急且要者，不在此古物之保存与否也，而在此国土之存与亡否也，国土能存，则古物不待保管而自保矣！”如果国土仍在，古物自然得以保全，如果国土沦丧，那今日之迁移古物的行为只能成为笑柄。作者告诫政府，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勿斤斤注重于古物，而漫漫忽视乎国土，须知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在国土不在古物也。文章认为文物迁移的行为是“亡国之象”。更指出，文物南迁，未必就能保其安全，因为“我古物之可至也，日人之飞机大炮亦能至也。”保全古物的唯一方法，是奋起抗战，将入侵者赶出国门。 蒋凯论文中说，广州的《南华评论》于1933年2月4日发表了题为《故宫文物南迁》的文章，署名肇岐。文章指出，在国难如此深重的情形下，全国上下应该一致考虑的是如何保存国土和如何保护人民，根本不应该以古物为念。如果“国土沦亡，人民奴隶”，那“古物对于自己还有什么用处？”如果北平沦陷，“就拿全故宫的文物去殉华北几百万方里的土地，和几千万人民又有什么不值得？”文章还用了一个比喻。人家着了火，没有不先把孩子抱出去再抢救物件的。而国民政府置北平人民于不顾，只顾迁移古物，正如家里着了火却先抢出物件而一任孩子葬身火海，所以是荒谬的。（21）这样的比喻，也应该是很对鲁迅胃口的。鲁迅的《逃的辩护》《学生与玉佛》《崇实》等文章表达的也正是这种观点。在鲁迅看来，政府禁止学生逃散却急着迁移文物，正如家里着了火而首先抢救物件却又禁止孩子逃出。
五
鲁迅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急于把北平文物南迁，是因为这些文物能够换很多钱，而之所以禁止学生逃散，则因为学生不值钱。《学生和玉佛》最后的打油诗所谓“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是说学生不能如玉佛一般值钱，所以不准逃离北平。《崇实》则把话说得更刻毒了，说大学生因为“没有市价”，所以不被重视，如果在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同文物一样，装箱运出，藏于租界上的外国银行保险柜中。 说国民政府急于运出北平文物，是因为这些文物值钱，并且随时准备拿这些文物换钱，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这种指控却又并非没有来由。实际上，一直有人主张将故宫文物拍卖，而反对北平文物迁移者，也每每指责国民政府是冲着文物的经济价值才急于将其迁移的。在这种指控上，鲁迅仍然没有发明什么东西，仍然是在重复他人的说法，只不过把话说得更直接、更尖刻而已。 前面说过，当马衡积极准备故宫文物迁移时，其子马彦祥在报纸上接连发表文章，反对文物迁移，而“值钱”也被视作政府急于迁移古物的原因。马彦祥在天津《益世报》自己主编的副刊“语林”上发表《旧事重提说古物》，其中说：“因为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现在为了一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22） 把故宫古物与钱挂钩，其来有自。早在1928年，就有拍卖故宫文物之议。刘北汜在《故宫沧桑》中说，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派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而国府委员经亨颐却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理由是故宫本身为“逆产”。6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讨论经亨颐提案，并予通过。经易培基、李宗侗等人力争，经亨颐提案终被否决，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23） 蒋凯论文指出，到了1932年8月，出卖故宫文物的风声又起。香港的《工商日报》于8月24日刊文，说蒋介石指使李石曾、易培基将故宫博物院及古物陈列所古物售与美国，估价两万万二千万元。这当然是谣言，但在社会上却流传甚广。易培基赶紧于8月25日出面辟谣：“近来外间对于故宫古物装箱标卖谣传甚炽，其原因：（一）素来关心故宫之社会人士，惴惴焉惟恐有上项事实发生，此其一。（二）热河朝阳叠来告急，故宫蕴藏古物，一般人民恐有意外发生，而主张运于妥善地点，藉以永久保存，此其二。由此两点主观意见之下，又恰遇本院购办木箱，遂酿造不经之流言。”拍卖虽然是谣言，但迁移却已提上议事日程。一开始，有将故宫文献迁西安之说。而“文献迁西安”的说法“与本就传说的拍卖流言相结合”，产生了“故宫文物迁移拍卖”的新版本。在这个传言的影响下，9月1日，陈寅恪、顾颉刚、吴其昌、洪业四教授联名致信国府诸政要，说道：
北平故宫文物，近月忽有迁移抵押一说，初疑谰言，渐似定谳。黑幕虽未揭开，传说亦已载道。谓先将一应文物，装入木箱，准备朝令夕移，一俟时局稍见紧张，即由政府下令迁运。将破烂档案，移至西安，以塞国人之口，然后将精华由海道派兵舰运至上海香港，一部由平汉路运至汉口转沪，而事前已与中外资本团体接洽妥当，先将宋元明清各朝瓷器若干，抵押三千万元，然后渐次递及其他，赚保存之名，行拍卖之实。
陈寅恪等人把听说的政府“阴谋”和盘托出，目的也在于更好的阻止“阴谋”的实现。陈寅恪等高度评价了故宫文物的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后，指出即便出卖故宫文物是为了换取抗日经费，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亦何异货祖宗之坟墓，以与邻人讼？非不当讼，如此讼，虽胜其如有余辱何！”他们反对国家出卖故宫文物，哪怕以筹措抗日经费的名义也不行。他们也不赞成文物移出北平。他们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二）努力从速筹划在“迁移政策”以外之种种妥善保全办法。（三）允许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古物之权。 蒋凯谈到，也是在9月1日这一天，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王造时、章益、谢循初等人，也联名发出电报，敦请北平教育界就近调查“故宫文物迁移拍卖”之传言真相，曰：
各方传闻故宫古物有出卖消息，此事关系我国文化极大，我辈服务教育事业，更不应袖手忽视，令一般宵小之徒，利令智昏，将数千年文化之精粹，委诸外人，希即就地彻查，严行监督，并电示真相为荷。
反对故宫文物拍卖的声音很强劲，但也有力陈拍卖之必要者。蒋凯论文也介绍了这方面的声音。1932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载了万言长文《对于北平古物应否拍卖之讨论》，文章指出拍卖文物的传言确系不实之谣言，但又极力强调拍卖之可行、之必要：
夫事有轻重之不同，物有贵贱之各异，经有行权之术，理有缓急之分，如此轻而彼重！固当舍此以就彼，如此贱而彼贵！尤当去其贱者，以存其贵，此固因一时之得失，暂时从权之道也。然试思中国今日之所最重者，有孰逾于国家？所最贵者，有孰逾于领土？苟以国家领土而与古物较，我知虽三尺童子，亦必知古物固莫及国家领土万分之一也。时至于今，国家遭逢外患之凭凌，整个国家与广大领土，且莫能保守为我之所有，又何有于区区古物？此理彰彰甚明，无待赘言。
故宫古物虽然可贵，但显然不能与国家、领土相比较。出卖古物以救国，是天经地义之事。作者还对拍卖所得做了细致分配：以百分之十五购置战斗机及一切军械；以百分之五建筑坚固要塞堡垒；以百分之二十五购建驱逐舰、潜水艇等小型军舰；以百分之三十建筑川汉陇海粤汉川滇等铁路；以百分之二十五建筑钢铁机器纺织等工厂。 在当时，日军飞机特别令中国军队头疼，中国军队在空中处于绝对劣势，所以有“航空救国”运动。蒋凯指出，抵押故宫文物以购置飞机，也成为一种主张。1933年第38期的《政治评论》上，曾发表《抵押古物购买飞机》的文章，其中写道：“吾人熟思审虑，认为抵押古物以购买飞机，既可获古物之安全，复可增大国家之自卫力，一举两得，计无善于此者。”又说：“如能以此一万五千箱古物，向本国及外国银行抵押一千万元，则咄嗟之间，至少可购进飞机一百架，其充实于国防实力者，至为巨大，而古物之保管问题，亦得解决。”（24） 抵押、出卖故宫古物，在当时并非戏言，而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意见，而且声音很响亮。蒋凯在论文中说：“1932年8至9月间，关于故宫文物拍卖的传闻甚嚣尘上，全国舆论物议沸腾，大多数评论均持消极态度，特别是文化教育界，反对更行激烈。关于此拍卖之事，究竟是个别媒体的捕风捉影；抑或是确有其事，只因反对激烈而流产？现在无从考证。”（25）蒋凯的意思是，国民政府也可能确曾有过拍卖故宫文物的打算，只因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太强烈才作罢。我以为，这种“可能”是没有的。 但不管怎样，当局意欲出卖故宫古物的传言当时“甚嚣尘上”，也的确有人正面地、明确地主张出卖或抵押故宫文物，既如此，鲁迅在《学生和玉佛》《崇实》等文章中指责政府抢运故宫文物无非是因为文物值钱和随时可换钱，就并非一己的凭空想像，就仍然是一种有根据的指责。 所以，鲁迅的《逃的辩护》《学生和玉佛》《崇实》《战略关系》这几篇文章对文物迁移的嘲讽，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对文物迁移运动中，实在不值一提。在回顾、研究和赞颂当时的文物迁移行动时，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实在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另一方面，因为在今天看来文物迁移是正确的，就硬说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相反，倒是赞成政府此举的，这也同样是与实情不合的。要知道，反对文物迁移，在当时是主流意见。在当时反对文物迁移，丝毫无损于鲁迅形象。鲁迅对文物迁移的批评、在关于此事上对政府的指控，丝毫没有自己的创见，只不过说了几句别人也说过的话，当然，说得更尖刻些、更毒辣些。如果说鲁迅的这几篇文章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把当局禁止北平学生逃散与抢运古物放在一起谈，让两件事形成对照。目前为止，的确没有发现其他人也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过。
注释：
（1）见《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1931—1933），韩信夫 姜克夫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308页。
（2）（7）郑欣淼：《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鲁迅：《逃的辩护》，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4）鲁迅：《学生和玉佛》，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
（5）鲁迅：《崇实》，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页。
（6）鲁迅：《战略关系》，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7—28页。
（8）朱正：《为反对而反对：从鲁迅<战略关系>谈起》，见《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
（9）符杰祥：《鲁迅‘反对’文物南迁考辨》，见《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2期。
（10）（11）(12)(13)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37页，第43页，第43—44页，第45页。
（14）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15）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收入《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53页。
（16）(17)(19)（20）（21）（24）(25)蒋凯：《1933—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19—21页，第24—30页，第33—34页，第24—30页，第19——32页，第10—17页，第15页。
（18）(22)马思猛：《马衡父子与故宫文物南迁》，见《中国文化报》2010年5月5日。
（23）刘北汜：《故宫沧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77—84页。
【本文原发：东北师范大学学报，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转载自《收获》官方微信，2019年9月14日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苏ICP备10085945-1号 南信备8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