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后殖民理论、翻译史，是赵稀方最为用力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三大学术领域。仅就香港文学研究而言，他的《小说香港》（港版名《小说香港——文化身份与城市观照》）已成为香港文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如今刚出的《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以下简称《报刊香港》），后出转新，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报刊，将香港文学面貌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复杂性，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

一、历史“考古”：返回报刊现场

赵稀方说：“本人身在北京，能够写成这样一本香港报刊研究的著作，自然很不容易”(1)。这是实话！身在内地，研究香港文学，特别是通过香港报刊来研究香港文学，首先就面临获取资料，特别是报刊第一手资料的困难，其中的艰难，不亲历者大概很难想象！阅读赵稀方的《报刊香港》，最先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他在搜集、挖掘第一手资料方面下了大功夫！他对香港报刊的阅读面和阅读量，不说是内地第一人起码也是名列前茅。从十九世纪的《遐迩贯珍》（有“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之称，1853年创刊），到二十一世纪的《诗网络》（2002年面世），赵稀方对香港报刊的阅读范围，连头带尾跨越了三个世纪，这对于一个“身在北京”研究香港（报刊、文学）的学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报刊香港》中不难看出，赵稀方相当成功地应对了这个挑战，他秉持着当年傅斯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精神，利用各种机会，数度赴欧美以及台港地区查找资料，在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莱顿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香港报刊收集的重镇，爬梳剔抉，披沙拣金，不但检视、细读对香港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报刊，而且慎思明辨，梳理出香港报刊/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从晚清民初的《遐迩贯珍》（1853）、《循环日报》（1874）、《中外小说林》（1907）、《英华青年》（1919）；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星期刊》（1924）、《大光报·大光文艺》（1913，1927）、《伴侣》（1928）、《铁马》（1929）、《岛上》（1930）、《红豆》（1933）；从抗战初期的四大副刊《立报·言林》（1938）、《华商报·灯塔》（1941）、《星岛日报·星座》（1938）、《大公报·文艺》（1938）；到三、四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文艺阵地》（1938）、《时代文学》（1941）、《大风》（1938）、《天光报》（1933）、《文艺青年》（1940）、《大众周报》（1943）、《大众文艺丛刊》（1948）；从“绿背文学”的《自由阵线》（1949）、《人人文学》（1952）、《今日美国》/《今日世界》（1952）、《中国学生周报》（1952）；到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的《诗朵》（1955）、《文艺新潮》（1956）、《新思潮》（1959）、《香港时报·浅水湾》（1960）、《好望角》（1963）；从“右”的《海澜》（1955）、《当代文艺》（1965）；到“左”的《新晚报》（1950）、《文汇报·新文艺》（1956）、《文艺世纪》（1957）、《海光文艺》（1966）、《海洋文艺》（1972）；从致力“本土”的《四季》（1972）、《大拇指》（1975）、《罗盘》（1976）、《素叶文学》（1980）；到诗风多变的《诗风》（1972）、《新穗诗刊》（1978）、《诗双月刊》（1989）、《诗网络》（2002），可以说与香港文学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香港报刊，基本上都被赵稀方一一论及。 

此外象对《小说星期刊》的重视、对《红豆》的考订等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备述。这里只想特别指出，返回报刊现场，掌握一手资料，进行历史“考古”，就使得赵稀方的香港文学研究底气十足，不但发掘了许多被人们忽视的重要报刊，如《中外小说林》、《小说星期刊》等，并能以事实说话，挑战权威，改变了不少相沿成习的“定说”——在香港文学研究中具有地缘优势和重要地位的刘以鬯、侣伦、卢玮銮、黄继持等人的一些“说法”或“结论”，都在《报刊香港》中受到指谬，得以纠正。

二、理论观照：历史建构实践

赵稀方是国内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相关性，使得他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理论也十分熟悉。从某种意义上讲，赵稀方“返回报刊现场”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一种有关香港报刊历史的“知识考古学”，在这个过程中，他根据第一手资料还原香港报刊的历史风貌，并通过自己的“叙事”建立有关香港报刊的“谱系”，而在建立“谱系”的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叙事”观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小说香港》中，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就是他通过香港小说“建构”香港文学历史/形态的重要支撑，到了《报刊香港》，赵稀方继续沿用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对香港报刊的“考古”和对香港报刊“谱系”的建立，“叙事”出他的香港文学历史/风貌。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认为“史学有别于其他科学（sciences），就在于它同时是一门艺术”，也就是说，“当史学于搜集、辨识、探讨材料时，它显现了科学的特性，但在重建与叙述史实时，则转成艺术”(4)。以此来观照赵稀方的《报刊香港》，我们发现，当赵稀方“返回报刊现场”时，体现的就是“科学的特性”，而当他“重建与叙述史实”时，体现的其实是他的“艺术”实践——也就是说，当赵稀方搜集、挖掘、整理和细读了众多香港报刊的第一手资料之后，以何种观念、角度和方式来“处理”这些资料，就要看他的“艺术”能力了。

这个“艺术”能力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发现问题的能力、处理材料的能力、结构文章的能力和语言表达/写作能力等等，但最为重要的，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来统摄所掌握的资料/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建与叙述”的能力。从《报刊香港》中不难看出，赵稀方“艺术”能力的核心，就是以新历史主义作为“重建与叙述”的出发点，依凭着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支持，“重建与叙述”出了《报刊香港》。

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历史如同文学，也具有虚构性，“对怀特而言，‘过去’本不具有任何意义，‘历史’之有意义，纯为史家的语艺行为，而这正是历史虚构性的真谛，亦是‘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极致”(5)。受这样的观念影响，赵稀方的《报刊香港》在第一步实现了返回报刊现场的史料“考古”之后，更具挑战性的工作，还在于如何进一步创造性/带有创作意味地“重建与叙述”出一个香港文学的历史/风貌。

有了新历史主义史学理论的自觉和指导，加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出身的文学史训练，就使得赵稀方在进行“报刊香港”研究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明确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复眼视角”，一方面表现为一种“个性化建构”。所谓“复眼视角”，是指赵稀方在借助报刊维度论及香港文学的时候，总是联系着、比照着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将香港文学置入中国文学大框架的“语境”下，既聚焦香港，又观照中国内地，在两者的联系和比较中“复眼化”地凸显/展示香港文学的独特性，就成为赵稀方在《报刊香港》中体现他历史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与此同时，建立在对香港报刊深度挖掘基础上的“个性化建构”，则体现了赵稀方历史意识的另外一维——这是指赵稀方在用自己的理解和方式，架构起一个“赵稀方式”的香港文学发展历史脉络和呈现风貌。

先说“复眼视角”。五四“新文学”出现之后，在中国（内地）现代文学中，实际存在着一个“新文学”战胜并取代“旧文学”的客观事实，虽然其中的过程和细节不乏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从总体上看，这一过程可谓“斩钉截铁”，而中国文学也由此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拐点。香港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存在，它在由“旧”向“新”转化的过程中，实际情形与中国内地颇为不同，赵稀方在《报刊香港》中，以“复眼视角”向我们展示了香港文学的这种复杂性。他提醒我们注意：“在新文化运动上香港却并没有响应内地，而是呼吁新旧兼容，融合中西”(6)，他以《英华青年》为例，说明“香港并不刻意区分文言白话，它们都是中文文学”(7)。当内地的《新青年》和《小说月报》在改版、革新之后从“文言”刊物“进步”成了“白话”杂志之后，香港的《英华青年》和《小说星期刊》却文言白话共存，“对于新和旧都没有严格的判断”(8)。与一般现代文学研究中主流叙事对旧文学大多贬损不同，赵稀方在用“复眼视角”观照香港文学的时候，却发现了“旧文学的现代性”：“在以英文为官方语言的殖民地香港，中文文言文学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作用。《小说星期刊》文言文学，在揭露民生、反对包办婚姻、表现香港性等方面都与新文学接近”(9)。在论及抗战初期内地作家大规模“南来”时，《报刊香港》既指出了南来作家们主导的报刊“虽然创建于香港，但与香港本地关系并不大”(10)，同时也指出了香港社会对内地作家的未必认可(11)，香港和内地在文学上的这种“不相容”状态，某种意义上正显示了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既有所差别又割裂不开的历史事实，而赵稀方的“复眼视角”，既发现了香港文学的独特性，又在历史的维度中昭示出其与内地文学的复杂关系。到了四十年代，南来作家在香港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展开批判，《华商报》“隆重推出”《虾球传》（作者后来回到内地），在在揭示出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之间复合互渗的历史关联；至于书中重点分析的香港作家戴望舒、叶灵凤、马朗等(12)，可以说他们的“前香港”时期都是活跃在内地，而在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时候，很自然地又将它的源头前伸至了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派……种种例证充分表明了，《报刊香港》在“复眼视角”下所形成的双线叙事（显性的、主要的“香港线”和时隐时现不时介入用以比较和参照的“内地线”），体现的正是作者赵稀方自觉的历史意识。

 赵稀方历史意识的另外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个性化建构”。在《报刊香港》“前言”中，赵稀方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说法，历史只能由文本来呈现，近现代以来，报刊无疑是第一手的文本材料。不过，吊诡的是，现代报刊一方面是历史材料，另一方面自身同时也是一种历史建构。由此，‘报刊香港’的命名有两层含义：一是香港的报刊，二是‘报’上所‘刊’载的香港。也就是说，本书的任务有二：一是梳理香港文艺报刊脉络，二是研究这些报刊是如何呈现香港的。”(13)。对于如何梳理和研究香港报刊，赵稀方有着自己的思路和做法：“香港的文艺报刊浩如烟海，以我的条件和精力，不可能都涉及。退一步说，如果面面俱到，编成一本资料集，也非我初衷。我开始研究报刊的时候，既注意史料考证，也注意历史线索。对于香港早期报刊，本书予以了较多的考订，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维度；对于后来人们知道稍多的报刊，本书则不一一讨论，而是从大的时段上来把握时代脉络。”(14)从赵稀方的这两段“夫子自道”中不难看出，面对“香港报刊”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他并不打算把《报刊香港》写成一部编年式（虽然《报刊香港》也有潜在的编年线索）加资料堆砌的《香港报刊史》，而是要把《报刊香港》“建构”成一部具有他独特眼光和个性特征的学术著作。

从《报刊香港》的章节编排可以发现，赵稀方是以他认为的香港文学中之重大/突出问题为“节点”，以香港报刊为维度，串联起他对香港文学的历史认识/建构的。有了“香港报刊”作为史料，有了“新历史主义”的史观，问题的选择，就体现出《报刊香港》作者的史识。《报刊香港》除了具有“总述”性质的“前言”之外，全书共分十二章，分别为：第一章：香港文学的起源；第二章：文学新旧与现代性；第三章：文学与体制；第四章：左翼文学与现代诗；第五章：南来与本土；第六章：被遗忘的沦陷区；第七章：批评的风暴；第八章：绿背文学；第九章：现代主义运动；第十章：左右分流；第十一章：本土的崛起；第十二章：另一种香港性。这十二章虽然突出的是“问题”，但每一章其实都隐隐对应着香港文学的某个特殊时期/年代，第一章“从头说起”，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论述香港文学的发生；第二章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为背景，以《小说星期刊》为中心讨论香港旧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第三章以二十年代后半期为背景，探讨香港新文学的“成长”过程；第四章以三十年代前期为背景，展现了那一时期以《红豆》为代表的香港文学中左翼诉求和现代诗风“并举”的风貌；第五章以三十年代后期为背景，论述抗战爆发后大批内地作家南下香港所引发的香港文学生态和格局的变化；第六章以四十年代前期为背景，着重分析香港日据时期戴望舒、叶灵凤的文学创作；第七章以四十年代后半期为背景，展示了战后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的关联性以及自身创作的发展；第八章以五十年代前期为背景，追溯了香港“绿背文学”的来龙去脉及演变过程；第九章以五十年代后半期为背景，集中探讨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第十章聚焦香港文学中突出的“左右对峙”现象，时间跨度则涵盖了五十至七十年代；第十一章以《四季》、《大拇指》、《罗盘》和《素叶文学》为论述对象，条分缕析出香港文学“本土意识”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轨迹，历经的时间域则跨越了七十年代中至二十世纪末；最后一章第十二章则是对香港“本土文学”的进一步丰富，指出除了聚焦“我城”强调地方性的香港本土意识/文学，也有放眼“世界”强调“沟通中西”具开放性的香港本土意识/文学，而这一章的时间域，则与前一章相仿佛甚至跨度更大一点。

这些历史问题的提出以及这样的一种“建构”形态，至少提示了这样几点：（1）赵稀方在《报刊香港》中，就论述时间而言，已经实现了对二十世纪香港文学的全覆盖,而在论阈上则涉及了二十世纪香港文学中的各种主要问题，就此而言，可以说《报刊香港》是一部以报刊为视角的香港文学准文学史书写；（2）这种“准文学史”书写不是以史夹论，而是以论带史，突出“问题意识”，以“问题”带动文学史的叙述；（3）在关键/节点问题的选择上，则秉持如下原则——这也是赵稀方“个性化建构”的突出体现：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正本清源；以香港社会/文化的特有形态为基础，辨析出香港文学的独特性，赵稀方辨析出的香港文学的独特性包括：新旧文学的包容问题、左翼立场与现代诗风的共存问题、南来作家与本土作家的关系问题、作家的抗敌/附敌问题、香港报刊和内地文坛的互动问题、香港文学受“海外势力”影响问题、港台现代主义文学互渗/互动问题、政治力量导致香港文坛“左”“右”分野问题、香港文学“本土化”追求及其复杂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最终指向，则是赵稀方希望达成的“建构”目标：从殖民性、现代性、本土性和内地性相互纠结的角度，构建出香港文学的独特性。从《报刊香港》呈现出的面貌看，赵稀方的“个性化建构”基本实现了他的“目标”。

三、后续延伸：在讨论中思考

在细读《报刊香港》的过程中，我发现书中有几处转述的地方提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我们都知道抗战爆发后，文学界各方代表九十七人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以后各地成立的分会（有十人以上“文协”会员即可成立分会），都是在此名称后面加上“XX分会”的字样，如延安的分会就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因此看到这个“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之后，我就与赵稀方联系，告诉他是不是手误遗落了“抗敌”两字？结果他特地传来资料，显示“一九三九年三月，留港的‘文协’会员超过十人，组成的分会名称，却一变再变，情况较其他各地特别。根据正式见于报刊中的该会名称则相当混乱。曾用的名称包括：‘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文协香港办事处’、‘文协’、‘文艺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15)等，由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香港华民政务司转述港督对‘华文报纸检查条例’的意见时，即申明禁列下列四类文字：（1）凡于效忠大英帝国之事而有所紊乱者。（2）凡可损害英国对于中国或其他友邦之友谊者。（3）凡有宣传共产主义之文字。（4）凡属挑拨文字以致扰乱治安者。此条例一直成为本港华文报纸必须遵守的规条。英国政府在一九四一年前，一直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故一切书刊中，有损日本的文字，如‘敌’、‘倭’、‘抗日’均被检去，内容稍有‘敌意’即遭抽检。故隐去‘抗敌’二字，以适应本港法例”(16)，如此一来，“为了适应香港的法例禁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此名自一九四O年四月开始采用”(17)——了解了香港的具体“语境”，才会知道原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在香港才是正确的说法，而根据“内地经验”认为其少了“抗敌”二字的判断，则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两字之差，背后却内蕴着当时香港与内地的差异性，于细微处见真章，能不慎乎？

我想许多人读了《报刊香港》后，一定会和我一样觉得创刊于1985年并延续至今的《香港文学》没能在书中出现是个遗憾——没有了《香港文学》，不但令人觉得《报刊香港》在论述八十年代香港文学时缺了一块，而且《香港文学》本身“立足本土，兼顾海内外”(18)的办刊追求，也在参与香港文学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缺了对这一追求的论述，香港文学似乎也少了重要的一维。其实赵稀方对《香港文学》是下过功夫的，后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从<香港文学>看香港文学》一文，充分表明他对《香港文学》不但十分熟悉，而且也有非常深入的思考，这篇文章的发表，算是对《报刊香港》没有论及《香港文学》这一缺憾的弥补。但不管怎样，《香港文学》在《报刊香港》中缺席，总显得有点美中不足！

 如果《香港文学》进入《报刊香港》，会以/带着什么样的“问题”切入呢？我觉得它的“兼顾海内外”——也就是它的“世界华文文学性”——应该是个可以考虑的切入点。事实上香港在整个二十世纪，因了它独特的地缘、政缘优势，在文化/文学上也获得了“八面来风”的特性，“左中右、老中青”，再加上南洋欧美，都可以在香港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回音”，作用力自然会产生反作用力，香港文学在“左中右、老中青”以及南洋欧美那里，也会产生力量不等的影响作用。香港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波击/影响，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年《中国学生周报》的姚拓去南洋开创了《蕉风》，六、七十年代的《当代文艺》在新马、南越的传播，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香港文学的这一特性(19)。八十年代出现的《香港文学》，可以说延续、拓展、深化了香港文学的这个传统。如果要将《香港文学》纳入到《报刊香港》对香港文学的“历史建构”，“兼顾海内外”的办刊理念所形成的“世界华文文学性”/世界华文文学影响，或许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注释】   

⁽¹⁾  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7月版，第455页。  

⁽²⁾  同上，第3页。  

⁽³⁾  同上，第65页。  

⁽⁴⁾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版，第56页。  

⁽⁵⁾  同上，第71页。  

⁽⁶⁾  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7月版，第24页。  

⁽⁷⁾  同上，第27页。  

⁽⁸⁾  同上，第34页。  

⁽⁹⁾  同上，第43页。  

⁽¹⁰⁾  同上，第133页。  

⁽¹¹⁾  同上，第135页。  

⁽¹²⁾  赵稀方在《小说香港》中分析作家比较多，《报刊香港》因为论题侧重不同，专门分析作家创作不是主要任务，因此相对而言专门的作家分析较少。   

⁽¹³⁾  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7月版，第2页。  

⁽¹⁴⁾  同上。   

⁽¹⁵⁾  见赵稀方传来之材料照片。   

⁽¹⁶⁾  同上。   

⁽¹⁷⁾  同上。   

⁽¹⁸⁾  见《香港文学》稿约。   

⁽¹⁹⁾  参见危令敦：《<当代文艺>研究：以香港、马新、南越的文学创作为中心的考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9年6月版。  

刊于《香港文学》2019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