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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边 地 风 流 依 旧——在会泽院谈《西南采风录》

发表时间:2022-03-18阅读次数:10

按:此为2020年1月17日云南大学会议发言后补充整理的全文。删去随文注释、讲稿的常识性重复表达后,节录文本,刊《随笔》2022年第2期。


高原的风中有情聚的云,边城的雨声动色性。

第三次飞抵昆明之后,在云南大学,我感受到别样的民国建筑。

先从空间感说。置身会泽院这座大楼,由此想到南京的民国建筑。

我主要从事民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从西南联大旧址那翻新的特殊“老建筑”,到云南大学这个典型的欧式会泽院,感觉似曾相识。因为我刚从法国回来。几次法兰西之行,大多的时光,是沿着塞纳河走掉的。云南南接越南,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晚清民初云南的很多基础性工业设施,如采矿、铁路交通,都与法国的技术、贸易有直接关联。


这座楼是一位留学法国、比利时归来的设计师张邦翰(1885-1958)所设计。他构造理念中,有意使这个建筑,体现出法式营造的元素。张邦翰留学欧洲之前,曾在越南及南洋生活、学习过。他说此“建筑采中西法式,存古而不泥于古,尚新而不专鹜于新”。会泽院于1923年4月20日奠基,1924年落成,外围园林景观多中国元素,但主体建筑是欧式的。我在南京生活,那里很多重要的民国建筑,多半是美国人或留学美国归来的设计师所设计。美国人在中国,尤其是做13所教会大学的校园时,基本上是做中西合璧,园林式大屋顶,或者美国式教室。南京师范大学(原金陵女子大学校址)、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校址)与南京大学(原金陵大学校址)的校园,都是园林式大屋顶。云南大学会泽院这个代表性建筑物,营造模式更多是法国元素。这个地方最接近法国殖民地越南。我走出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建筑,来到这里,首先置身于一种别样的民国。在这样一个建筑里,感受新文学产生的时空,以及地方性的再生力量。这既是民国的历史,更是凝固的诗的魅力。

 

由档案馆到云南大学校园,再从学院到边地民间,我感受到了边陲诗意的凝固与流动。

 

风雅颂的《诗经》来自民间。被文人接受的《敕勒歌》更是当年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东西,属于民间文学,后来被汉化过来,如同整理诗三百一样,整理、传播后被赋予新的意义,乃至于上升为汉文化的“经”典。而《敕勒歌》在民国南京中央大学,以别样的内容被传承下来,成为大学校园歌谣与民间歌谣的对接。当年中央大学有一位很著名的文学教授胡小石,抗战时也在云南大学教过书。他的一个学生,叫游寿,后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执教 。她是唯一一个传承胡小石书法的女书法家。她先后是中央大学本科生,金陵大学研究生,随之与曾昭燏在中央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9年以后远走哈尔滨师范学院就职。她在中央大学读书时,那首戏仿《敕勒歌》而写成的校园歌谣,至今还在南京大学校园为师生们所传诵:

 

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鸟雀难逃。

心慌慌,意茫茫,抬头又见王晓湘。

 

王晓湘即王易,讲授诗词、修辞,因江西南昌方言较重,学生游寿将听课现状借助《敕勒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后来王晓湘是江西中正大学文学院院长。这里讲的是民间文学作为传统文学形式,在大学校园与现实对接。

接下来说民间文学怎么与中国白话新文学对接。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是从诗歌找突破口的。歌谣鲜活的直白口语、真情传递与自然声韵,让白话新诗人有可借助的语言表达形式。新文学作家胡适、周作人、沈兼士、刘半农、顾颉刚、魏建功、董作宾等师生传承,重视歌谣,是为了确认新文学的地位,特别是要强化新文学来自民间这一重要的学术支撑。从1917年始,北京大学就已关注歌谣。1918年5月底刘半农的《歌谣选》开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1920年冬,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常惠、顾颉刚、魏建功、董作宾参与主编的《歌谣周刊》出版发行。共出版97期。多民族国家内陆与边陲,汉文化区城中心与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有可共同展示歌谣文字记录的平台。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新的创举。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这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所提出的一个最为著名的观点,也是他文学进化史观的具体体现,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中国本土资源的文化支撑和倡导者借助历史应对当下的策略。他在书中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姬,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此说虽然笼统宽泛,却不乏变革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胆识,以及他作为文化界领袖的智慧、谋略。他的这些言论,后来曾遭钱锺书在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用“暴发户修祠堂”“归宗认祖”之语,加以讥讽。

 

1937年冬天,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受战火碾压,准备西迁。1938年2月20日,南开学生刘兆吉(1913—2001)参加了由200多位教授、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徒步,4月28日走到昆明。此行,由闻一多、黄钰生、李继侗及曾昭抡教授带领,跋山涉水,走了60多天。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中将师长黄师岳一路护送,师生们没有受土匪骚扰,200多个学生安全到达昆明。沿途走过来之后,产生两组特殊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是闻一多的30多幅画。闻一多停了10多年的画笔,在这个长途中,又被他重新拾起,画了30多幅画,还有20多幅未完成的草图。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多位学生参与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歌谣,最终由刘兆吉主持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刘兆吉出力最大,他说自己受到老师黄钰生、闻一多的启发,在沿路60多天里,辛辛苦苦,搜集了2000首民歌,后来筛选出771首,编就一本《西南采风录》。这是西南联合大学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民间文学经典选本。这本书已经被我的学生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文学史上的所谓采风,有两种含义,一是特指文人收集歌谣;二是史失而求诸野,采风问俗。这两者多是专门人士的有意为之。

 

历史上,南渡是北方王朝遭遇异族强势压境时的无奈之举,却成为汉民族道统、文化在苦难中得以延续并伺机复兴的战火淬炼。抗战时期,大学向西南迁移的壮举,不仅仅产生了后来可供追忆的宏大叙事,更有个体的责任担当与独特发现。这一发现是象牙塔中的大学生进入西南边地、社会底层后的自然生发,浑然天成。雌雄相互追逐为风,故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喻。风声气俗,歌谣慷慨,风流就在身边,展现出的是原始的生命力,即大义、大节、天理、天意之下,还有人欲、风情、色性。

我在做档案研究时,发现了刘兆吉留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

 

刘兆吉原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到达昆明之后,又与赵瑞蕻、穆旦、刘绶松等,在蒙自结为“南湖诗社”诗友。因为刘兆吉编好《西南采风录》后,大学毕业了,经黄钰生介绍,就去重庆张伯苓新创办的南开中学教书。

 

1940年底,刘兆吉先将《西南采风录》稿本送到教育部社会教育司。

    

1941年2月1日,他又托人直接将《西南采风录》送交重庆青木关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民众读物组,请求出版。民众读物组随即将此书稿转给了国立编译馆。因战时出版条件困难,没有办法出版这本书,此书稿被搁置。这里摘引几件档案,即与此书稿有关的来往信函。

1945年2月7日,刘兆吉致函教育部,请求发还《西南采风录》一稿,以便出版发行。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2月23日致函国立编译馆:

 

据刘兆吉函称,前送审之《西南采风录》一稿,如最近不拟付印,请将原稿送还,以便转发。

 

国立编译馆3月6日回复社会教育司:

 

查该稿正在整理中,不久即可付印。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在3月20日,回复刘兆吉,称:

 

大稿前经本部发交国立编译馆审查、印刷在卷。兹经函准该馆核复:以该稿正在整理中,不久即可付印。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15日,在重庆沙坪坝私立南开中学任教的刘兆吉致信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询问1940年送呈的《西南采风录》印刷出版事宜:

 

查该稿自二十九年送呈钧部,迄今已近六载,不悉。于还都前能否印就?

 

朱家骅将信转给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并由国立编译馆立即查证落实此事。

 

他的努力,得到教育部的回复及批示。大意是说:你太辛苦了,作为西南的文学现场记忆,这个书理应出版。随之,教育部给他落实了400元出版奖励。

 

这一拖延,就是六年。

 

1946年底,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西南采风录》。这是湘黔滇旅行团200多个学生最重要的一个文学收获,和历史记忆,2000年商务印书馆又把这个书再版了,台湾也有出版。在这本书上,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都写有序言。因为许多新文学作家都看重民间白话歌谣,这是他们在民间为新文学寻找支撑。1949年以后,“南湖诗社”诸友,刘兆吉成为西南师范学院著名的教育心理学教授;赵瑞蕻在我任职的南京大学执教;刘绶松在武汉大学讲授现代文学(1969年3月16日与其妻张继芳一起自缢);穆旦在南开大学落难。

1949-2000年间,中国文学界受前苏联大学文学系开设民间文学课程的影响,不少大学中文系都开设有民间文学这门课,文联下属还有专门的民间文艺家协会。但实属民间文学读本的《西南采风录》在这个时间段里却未能刊行新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许多高校中文系都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我就读河南大学中文系本科时,就有一学期的民间文学必修课。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的研究生张振犁教授,研究中原神话的专家。

 

没有民国,哪来共和国?否定与遮蔽民国,则是历史虚无主义最偏执表现。在1949年以后的极端年代,要求每个人对领袖、组织绝对忠诚,如实交代历史问题与社会关系。我在查阅个人档案时发现,每一位公职人员先后都要写几份自传,详细陈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及证明人。我尚未看到刘兆吉1949年后就职西南师范学院-大学的档案,不知他在历次荒唐的政治运动中如何向组织交代自己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及朱家骅这种简单、明晰的关系。特别是给朱家骅写信并因此得到教育部奖助这事,是否敢“如实交代”。凡是从民国走过的知识分子,与前朝国府,旧党败军都有无法完全割舍的联系,想摆脱也甩不掉。许多人因说不清楚与无法说清楚,而遭灭顶之灾。我的老校友赵九章,因与戴季陶的亲戚关系而受牵连,文革初期选择与戴季陶一样的方式自我了断。同时更有陈琏,在1967年采取与父亲陈布雷同样的结局自杀。这是无法证明自己清白时的最终尸证。这些年在查阅档案,看到非人道的清算民国旧关系,以及由此而生的血统论”时,我总会想起雨果在《九三年》中用“沉思的戈万”所表达的“在革命的绝对性之上,是人性的绝对性”这句话:

 

难道革命的目的是歪曲人?难道进行革命是为了粉碎家庭、扼杀人性?绝对不是。……革命是人们掌权,而人民,归根到底,就是人。

 

活着是最高的人性,有尊严的活着是得自我肯定的人性。


也就是雨果所强调的,既然要追求绝对正确的理想化的革命,那么在这所谓的正确的革命伦理之上,还需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违背人道、人性的所谓理想主义,都是摧毁旧秩序的开始,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开始。这也是我写作《高行健:徘徊灵山的人生》(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年)时的心境。因为高行健的大西南采风云游,就是寻找灵山之旅,《灵山》中的歌谣,是对《西南采风录》的补充、重整。望南看北斗,我曾追寻着他的川贵行踪,寻找我心中的灵山。

 

复杂的人性蕴含着善恶、真假、美丑、情仇、爱恨、悲欢等多重关系,而《西南采风录》的最大贡献,正是对健康、积极人性的倡扬、肯定,即向善、持真、尽美、主情、示爱、求欢。

歌为心声。作为学术研究,我在早已告别了青春岁月,读唱这些边地民谣情歌,一方面是对文学的纯粹感知,另一方面则是对童年、青春记忆的怀念与回味。这里收集到的多是湘西、贵州、云南的乡野歌谣,但我却读出河南老家乡村同样的情调。情歌虽有阶层的固化模式,人性却是相同、永恒。从2000多首歌谣中选出这个所谓的洁本,自然是将所谓淫秽的东西删掉了。但我从《西南采风录》的情歌中,分明看到了我自己作为乡村少年郎性知识启蒙时的身影,以及比兴中由物及我的青春冲动。因为我的记忆里刻印有少年时代乡村所见猪、狗风流的场景;我的青春是从传唱几首乡村歌谣开始的。乡野娃子江湖佬,披云踏月一甲子,虽青春不再,千江有水千江月,山风仍动年少心,明月了然心内事,归乡依旧少年郎。

自我认知后,才有如下学理的考量。同时也真切地感到,我是在解读自我。

 

从民谣、民歌的角度考量,《西南采风录》自然是边陲民间文学很重要的文本。我自己做民国文学研究,看重文本的白话元素和鲜活的生命力。这些年我在关注文本的产生、出版时,不仅仅只看民国北京、上海、南京这些文学重镇,更留意昆明、重庆、桂林这些偏远地方的文学空间。文史互证,我在档案里找到了答案:谁来资助他,为什么资助?后来谁出版了《西南采风录》?这是作为一个学术模式的现场还原,也是“发现故事”。

 

《西南采风录》收录了民间歌谣771首,其中情歌640首,童谣35首,抗战歌谣20首,民怨13首,采茶歌4首,杂类59首。获得民间歌谣的唯一路径,是脚踏实地。为什么刘兆吉会重视情歌的收集?这自然是中国民间文学传统的当下体现。情歌三无:无假大空的神话神喻;无道德说教;无礼法规约。是纯真鲜活的人的文学。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而南开、北大、清华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正是坚守、传承着五四新文学的这一基本精神。

 

我在《诗情画意—〈张光宇绘民间情歌〉对民国新文学的回应》(刊《文学与图像》第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文中曾表达过如下明确的看法。即情歌性启蒙类型化与性爱教化的同一性,情歌大俗大野与道德教化的疏离性,这是民间口头文学表达人性本能的固化方式。越是边地,受儒家道德教条的影响越小。五四新文学家关注收集整理过江南歌谣、北京歌谣。大西南歌谣则是在刘兆吉的釆风录中首次集中呈现。

 

明代作家冯梦龙持“但有假诗文,却无假山歌”的著名观点。因为歌谣最为纯真,同时也是乡村多数不识字少男少女的性知识启蒙方式。歌谣的传情、调情在传唱中显示出更为直接的原始自然的人性法则。旧中国广大山野乡村,少男少女多数不识字,无法从书本上获得性教育的启蒙。因此民间的歌谣、荤笑话(黄段子、下流段子)就成为可听得的性知识启蒙。他们绝对没有宫廷贵族、或读书人接触春宫画的机会,但现实人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之时,少年乃至成年人所见乡野生活中牛马猪狗鸡鸭等家畜家禽自然交配的场面,也就成了他们性知识启蒙的视觉接受。因此,歌谣在世代传唱加工,对粗俗加以美化后,以情动人,其民间性、乡土性和自然人性就呈现给年轻人最好的亲和力。想象的情趣和意象模糊的性行为,在传唱中成为更直接、快捷的知识,使本能的人性获得健康、自然的教化式引导,“无师自通”。尤其是情歌的男女两性别同语境对唱,以声传情,表达爱慕或相互挑逗、嬉戏,就有别于男性诗人单性别叙事、抒情时,自我形象文饰后的虚假,而是以大我活灵活现。尤其是情歌对唱时的比兴,常以男女身边熟识的动物发情作为比体,由物及人。人性顺化,动物性自然归化。

 

这正是《西南采风录》中人性价值的体现,又超越了文学艺术,成为更大层面的社会学读本。

我以此致敬云南大学,致敬昔日民国的东陆大学副校长卢锡荣,他也曾任中央大学文科主任、法学院院长,是我的老校友。

 

接下来,是我的采风之旅。

 

行行重行行,风在风中。


转载自《民国滋味》官方微信,2022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