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9日至20日，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与《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方法论’ 视野与当下文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学术工作坊在南京大学召开。本期学术工作坊围绕“1985‘方法论年’诞生的背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影响”“‘方法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及其相关问题”“新媒介或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方法、新范式或‘方法论’的新变”等议题展开，希望借此重勘当下文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可能性及其边界。张福贵、朱国华、李怡、贺仲明、卓今、何平、张莉、单小曦、李遇春、刘艳、夏烈、杨辉、刘大先、叶祝弟等专家学者，以及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师代表参与研讨，会议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光芒主持。

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钟山》主编、《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对出席学术工作坊的嘉宾表示欢迎。他在开场致辞中指出，“《扬子江文学评论》系列学术工作坊”已开展三年，成果丰硕，本次工作坊聚焦“方法论”40年，在文学内、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意义重大。贾梦玮认为，现今文学环境的变化，不仅影响到外部传播条件，也对创作主体提出挑战。他强调，我们需要新的方法，也需要坚持老的传统，更需要坚守文学的本质精神，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来说都同样重要。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现代文学论丛》主编张光芒表示，40年前，新范式的引入打破了文学研究的固有边界，实现了方法论层面的跃升。然而，直到今天，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仍没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始终是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本。站在2025年的时空坐标上，人工智能开始介入文学创作与批评，当我们谈论“方法论”的可能与边界时，面对的不止是技术工具的迭代，更是文学本体论层面的挑战。他相信，围绕这些维度，研究者会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思考。

与会嘉宾发言提要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华夏文化论坛》主编张福贵提到，1980年代的“方法论热”源于“思想解放热”，这里的“方法”并不单纯指向某种技术或工具。“方法”不是随意性的，它是来自于研究对象内在结构的一种外在反应形式，也即运用哪种方法最适应某个研究对象，其实具有内在规定性。他认为，不能将学术前提作为研究的标准，而应把学术前提当作研究对象，并将这种认识转化为具有个性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本身也具有超越性。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理论研究》主编朱国华借用康德的观点，提出文学批评中的规范性判断与反思性判断，规范性判断是从普遍中寻找特殊，反思性判断则是通过对具体独特的文本的思考引向普遍性的理论。在他看来，1980、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反思性批判较为突出，而到了1990年代末以至21世纪，规范性批评越来越多，反思性批评越来越少。他认为中国学术的未来，取决于对西方文化的深吸收，这要求我们不能局限于概念，而要深入到各种各样的理论视角，通过特定的角度去“看”，从而激发阐释的潜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主编李怡阐述了1985“方法论年”产生的背景，当时关于“方法论”的讨论打开了一个缺口，以“方法”撬动世界观，同时获得一种学术上的安全感。1985年之所以回不去，是因为当时的理论探讨虽有瑕疵，但每个人都元气淋漓。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即是如此，它带有整体的思维，是以“回到鲁迅”的方式进行整体性的反思。在李怡看来，现在我们讨论“方法”，归根结底还是探察有关整体思维的问题，只有当“方法”超过“方法”本身，我们的思考才是有意义的、有突破性的、有建设性的。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主编贺仲明引入代际视角，分析了青年学者研究方法的特点与不足。他指出，作为在新媒体和互联网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90后”学者的知识视野宽阔、研究方法多样，但文本细读能力较弱，存在一定的理论堆砌问题。在文学概念泛化的当下，我们不应完全屈从于时代，而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和批判，1980年代流行的诸多“方法”已经烟消云散，而不变的是对文本和文学性的关注。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认为，在数字人文时代，文学研究方法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出现了数智和感知两条路径。现在的人工智能尚未拥有主体性，但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意识。在她看来，文学研究有多对范畴，包括文艺形式和文化研究、读者中心（或作者中心）和客观阐释、经验和知识、审美阐释和历史还原、理论建构和社会批判等，这些是人工智能无法进入的，我们的批评方法需要往前回溯，回到基础，同时要构建出一套新的方法。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指出，与1980年代不同，我们今天是在知识分子共同体解体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方法论”问题。回到1985年的“方法论”讨论，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调整、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成，而“方法论”和文本是否匹配，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在今天讨论“新大众文艺”，关键还是需要修复知识分子的共同体。对于青年批评家困惑于评什么看什么，缺少更为广泛的阅读等问题，他提出了批评，同时呼吁大家思考在人工智能“整顿”文学的背景下，文学研究还留下了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教授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阐述了其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在文学创作、研究和接受层面的重要性。她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审美正在发生变化，其中女性视角的书写使文学的视野和眼光都得到了开拓。而作为研究者，张莉指出不能以二元对立的思维去理解女性视角以及女性形象，而是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女性视角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在今天的文学现场，拥有女性视角的读者广泛崛起，既要允许各种声音和理解的存在，也要避免被读者意愿所“绑架”。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单小曦认为，应站在“文化行”的立场，关注“数字文化行”。在此视野下，文学和艺术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作品是流动的、不断生成的，它的底层逻辑在于计算。他认为，文艺批评不能拒绝科学方法，要明白文学史是巨量的，很多文本没有进入书写的范围内，所以要进行“远读”，借助人工智能和文献统计的研究方法。而新媒体文艺，更需要运用数量统计的科学方法，然后再去做个体化的人文分析。他以自己对《黑神话·悟空》的研究为例，提出作为独立形态的“影游”的概念，希望青年学者尝试运用更多的新方法和新思路进行研究。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李遇春回顾了1985 “方法论年”与文学观念变革的关系，他认为1985年不仅是“方法年”，也是“观念年”，“方法”转变的背后是文学观念和世界观念的变化。在1985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是主要的研究范式，之后文学研究方法走向多元化，各种西方理论如自然科学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等文学理论大量涌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趋势，也催生了不同代际的批评家。同时，他指出当下文学研究存在理论剩余的问题，对于理论的运用也存在表演性和操演性，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应当融合各种文艺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个性，实现“方法论”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文学评论》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艳讨论了新时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新时代文学研究是指对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文学的研究，其实也包含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她指出，我们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科研、科技的理论主张，并与自身的研究相结合。以此观之，学界亟需加强与开拓对于新时代文学的研究，要注意新时代乡土文学研究须开拓新的研究范式与话语方式，新的人民性写作、新大众文艺等都是研究的前沿性话题，文化传承、“两创”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同时需要加大对于新时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力度，重视对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品的研究，关注跨媒介研究的新方法、重视中华文明海外传播实践的研究，等等。这些思路无疑为新时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一定启发性的方向。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夏烈分享了自己关于“方法论”的印象，以及自身在网络文学研究上的探索。他认为在以文艺学或纯理论视角翻新网络文学研究方法之外，同样存在着运用现当代文学的方法介入网络文学的必要。从这个角度看，从类型学视角切入、用未来学方法探讨、强调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以及运用场域理论等，都是研究网络文学的可能的方法和路径。网络文学研究的实践，不仅是策略、方法、角度和创意，同时也是贴近本体、寻找本体的过程。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小说评论》主编杨辉以当代文学研究为例，探讨了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可能性。他分享了自己对于清代古典小说研究作品的阅读，指出其中蕴藏着对于现实生活的解释效力。他以自己对于陈彦的多年研究为例，借用中国叙事学中的“寓意小说”概念，对陈彦作品进行了深入读解，并由此推及中国当代文学。他认为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有可能打开理解当下作品的新思路，而这中间既有“方法论”，同时也包含着“世界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指出，1985“方法论年”是整体性、综合性的泛文艺的大转向，必须放到整体性语境来看，涵盖电影、美术、音乐等多个文艺领域。而所谓的“方法论”充满着对话的意识，需要置于中西古今的语境当中，包括本土与西方的吸纳与碰撞、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话等。在他看来，1985“方法论年”给我们当下的启示在于：一是从对文学本体的认知转向对文学认识论的认知，二是从美学论到风格论，三是从创作论到生成论。

《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结合城市文学研究，讨论了如何在文明更新的视野下理解城市精神与人的发展的问题。城市文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空间理论、情感研究等，其实与如何理解城市文学有关。而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如何认识其中的城市性，以及城市性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文学不仅在城市中生产，同时也在生产城市的空间。他认为，要从文本出发，尝试寻找本土化的语言和概念，避免直接运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的都市文学；要将写作放在一个场域结构中，结合城市的再生与文明的更新，重新看待文学的内、外部世界问题，这其中可能孕育着新的文学观与“方法论”。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刘俊认为1985应该称为“方法年”，而不是“方法论年”，“方法”是一种技术性可操作的手段，而“方法论”是对理论方法的科学总结或提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我们将1985说成“方法论年”，或许与当时“老三论”“新三论”的兴起有关。他认为，我们需要扩大视野，将台港、海外文学作为方法，来思考大陆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此外，他强调，AI拥有大数据、算法等丰富的创作手段，可人的情感的复杂性、人的内在思想的主体性，目前是AI仍不能代替的，大家应对AI的发展保持警惕。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李章斌结合自身十几年的诗歌研究，讨论诗歌领域的“方法论”问题。新诗的形式在民国时期，还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被热议的诗学问题；但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诗歌评论慢慢地忽略了诗歌的形式、声音、节奏这些面相，转而关注叙事、图像、思想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议题。在他看来，这种状况是不太健康的，甚至可以说是“瘸腿的诗学”。诗歌通过其特定的节奏模式打动读者，传达潜在的情韵，这条由“声动”而至“情动”的理解路径是诗歌诞生伊始就存在的，在当下的诗歌研究中，也应该重塑其内在理路，这对于现今的诗歌写作而言也是有益的提醒。

此外，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的沈卫威老师、傅元峰老师、葛飞老师、颜炼军老师、袁文卓老师、李海鹏老师、周琪老师、蒋成浩老师、谭宇婷老师、刘超老师、刘驰老师也进行了发言。

在学术总结环节，《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对参会的学者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很多专家推掉了其他的学术会议，专程支持《扬子江文学评论》的活动。他表示，早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扬子江文学评论》系列学术工作坊”第一场时，已经显示出大家对现有研究的不满足，而这样的基调在后面的几场学术工作坊中得到延续。今天围绕“方法论”展开的讨论，又将这样的思考发扬光大、不断深化。他提到，举办学术工作坊的目的，就是制造对话，反思问题，然后找选题、约稿，期待与会学者继续关注、支持《扬子江文学评论》。

本次工作坊不仅是一次方法论的理论巡礼，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思想交锋。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及《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作为主办方，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开放的学术姿态，为学界搭建了高水平的对话平台。工作坊的讨论成果或将进一步推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促进传统人文精神与新技术时代的辩证融合，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建构注入新的活力。

转载自《扬子江评论》，2025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