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您刚才提到担任南大中文系主任与文学院院长的经历。1988年正式调入南大，可谓您的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关于南大现当代文学的“第一代学人”陈瘦竹、陈白尘，“第二代学人”叶子铭、董健、邹恬、许志英，您都有专文。您高度自觉地书写了南大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传统。现在您已经是南大“第三代学人”的主要代表。那么在您看来，这一传统最为核心的精神及其在学术上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丁：首先，我得声明，我不是南大“第三代学人”的代表，我只是这一代学人中产量较多的一个码字的工匠而已，至于别人怎么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于我自身而言，我永远把自己定位在争取做一个“二流学者”的目标上，而得在“二流”前，加上一个“从”字，“从二流”也是高攀了。

我个人以为，在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三四代学者中，承传着的就是那种“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学术风格，有了这种风骨，其所有的学术成果就形成了有意味的独特形式与内容的风格体系。

四、直面时代，或许我们的敌人恰恰就是自己

李：如果不把文学批评单纯作为一种学科意义上的专业行为的话，它还应当包含鲁迅说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功能。这与您强调的知识分子意识倒是一脉相承。我发现，您的写作从来既不断回望历史——中国的或者西方的，也始终面向未来，尤其是与时代的各种挑战直接对话。

《文艺争鸣》2025年第1期“视点”栏目刊出了您的《徘徊在人类文化上空的两个幽灵》。您所谓“两个幽灵”，一个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关系问题，一个是AI。您说，写作这篇文章是想“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提供一个文化理论的现实世界背景”。这是否隐含了某种判断，即当下的创作、评论和批评疏于甚至昧于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 

丁：你提的问题太尖锐了，不是我不能回答，恰恰相反，许多问题正是我心里想说的，却又无法说出来，只能用“弯弯绕”的“圈话”来说。在我所有的文章里，只要用“幽灵”这个词，就是一种隐喻，它所涵盖的内容一定是对文化、文学中人性深刻反思的内涵。

我以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西马”的一种别称，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他们想用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去解决现代和后现代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阶层和阶级的矛盾。具体来说，就是美国这样经营了200多年的高速发展的老牌资本主义，也遇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尖锐矛盾。倘若你用马克思没法预见到的这个后现代社会矛盾状况，仍然用早期原教旨的马克思“两个发现”的理论去套用后现代社会问题，“回到马克思”作为一种理论宣传和策略是可以的，而真正能够解决问题能行得通吗？

美国大选的最后两天，我写了《徘徊在人类文化上空的两个幽灵》的文章，前者就是意在面对美国现实社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疯狂的金融寡头特朗普在大选中，成功地利用了新型的底层“蓝领”工人阶级，煽动了“草根革命”，获得了多数选票，这就是川普承诺给他们免税和增加工资而取得胜利的结果。然而，这个后现代的资本家最终能够兑现他的承诺吗？马克思的那句概括资本家本性的话倒是仍然适用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甚至冒着绞刑的危险。”把这句话送给如今混乱执政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倒是十分恰当的。

然而，“剩余价值”的理论已经对后现代社会资本形态，以及它的操作方式方法已然不太适用了，因为，大量体力劳动将被智能机器人所替代，它所产生的惊人的增值“剩余价值”应该怎么算呢？那种熟练工人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智能机器人的精准有效，那种“卖油翁”式的熟能生巧技艺，在智能机器人那里简直就是雕虫小技而已。后现代社会的资本积累方式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原始资本积累模式，它以一种更加隐蔽却又貌似合理的存在方式渗透在各个领域之中。当然也有特例，就像特朗普一上台就发行印有自己头像的虚拟“特朗普币”，10小时就狂赚240亿美元，倒是像马克思形容的那种“赤裸裸”地掠夺，虽然这是一种违背资本操作伦理的行为，但是它并不违反现行美国市场法律的规定，制度无法判定他犯法。

我们要探讨的是，后现代资本市场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为什么成为“存在即合理”的事实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当时阐释第一个“幽灵”的潜台词，这里就当作一个注释吧。

是的，我那篇文章中隐含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当下人类世界意识形态大撕裂的极度忧虑，再次印证回不到马克思预测的那个世界中去的现实与历史轨迹的事实，这是一个大的理论趋势。我写作时，只能从我们专业的小角度来切入，否则我不穿“外衣”，怕气候不适应。当然，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也不能离开这个大背景去说话，否则，你的价值理念就会陷入无边的黑暗中，作家看不清你笔下人物的灵魂；评论者听不见好的作品所释放出来的人性能见度；批评家就无法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维空间里总结出历史的经验。

李：最近10余年间您系统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与文学批评著作，写作了多份“读札”。在您近年出版的《从“五四”再出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在文学的边缘处思想》与《文学与价值》（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等著作中，这批长篇“读札”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论述都是主要部分。您“回到马克思”的动机与动力是什么？您的这轮阅读与写作的主要体会是什么？ 

丁：我的“回到马克思”与许多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同的是，我的视角转向了马克思时代所无法预言到的后现代社会的情景，用另一只眼睛去印证其可行性和不可行性；那么，还有一只眼睛是盯住“西马”和“后马”理论对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解释，找出它们对“当代性”理解的缺陷。由此转入对中国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重新审视，试图得出有坐标参照的与众不同的结论来——因此，我对马克思的肤浅研究，只限于“批判哲学的马克思研究”和“人性马克思研究”这两个坐标上。

李：这里可能涉及一个何为“现实”或者何种层面上的“现实”的问题。几乎就在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光明网”2025年1月17日报道了复旦大学等校发布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

“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青年网民阅读焦点的转变。从2014年到2024年，青年读者的兴趣从……政治、历史、时代的宏大叙事，逐渐转向……生活、工作与女性议题等更加贴近个体经验和主体意识的内容。这一变化，反映了……宏大叙事曾经是青年探索世界、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而今，他们更倾向于在微观层面寻找共鸣，关注那些能够直接触及心灵、影响日常生活的议题。”这样的变化，似乎也反映在文学创作、评论与批评中。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丁：你说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这样的课题，是社会学家，每年都有人做的课题研究分析，从政治、历史、时代的宏大叙事，转向对底层人物和日常生活的青睐，以及消费主义下普通人的生活窘态。

的确，这是近几年来的文化趋向，尤其是在疫情之后的经济下行，以及失业潮的影响，让青年一代开始“躺平”。无疑，这种社会文化心态也在文坛上的虚构和非虚构文学中有所表现，但并不是文学创作的主流，我几乎没有看到一部真正能够用批判现实主义方法，去抒写这种现象的小说创作，觉得这么好的社会问题的题材，怎么就会在有些流行作品中，被抹上了鲜艳的胭脂与口红后，以各种各样的商业炒作形式广泛流传呢？它是想从现实生活中去唤醒那些“躺平”沉睡的青年一代呢？还是欲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撒上消费主义的味精，从而博得满堂喝彩呢？

无疑，一俟现实生活图景抹上了七色的油彩，它对现实的哲学批判态度还远不如30年前的中国的“新写实小说”，虽然中国的“新写实小说”的模仿意大利“新电影浪潮”的“新现实主义”，以及与“达达主义”同时产生的“新写实主义”艺术，更有历史的说服力和批判力。“一地鸡毛”的描写毕竟还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尊重，作者“在场”没有说谎，只是一种客观中性的表达。我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评论家和批评家的职责只会吟唱“赞歌”呢，还是失去了知识分子批判功能的歌喉，成为这个世界的“精神阳痿者”？

李：之所以提出上述问题，是因为不同代际作家对于“现实”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在您和您这一代学者说的“现实”中，核心的部分往往是政治。当你们在198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不久，就有观察指出，这一代人具有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参见尹鸿、罗成琰、康林《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您怎么评价此说？

丁：首先须得说明的是，我论述的概念，从逻辑学的层面上来说，不是仅限于政治，而是属于文化概念，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种属概念，文化是种概念，而其中的政治只属于分支的属概念而已。

同样，所谓“泛意识形态”的概括是有它正确的一面，但是从逻辑性上来说，它并不是“种概念”，只是种属关系中的一个“属概念”而已。我历来以为，一切文学作品的“种概念”是“人性的审美”。因此，文学作品，包括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不由年龄和作品的代际来区分的，它涵盖人类历史和现实中所有的作家作品。

其实这些问题我在《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和《我们都是“同时代人”——如何建构当代文学价值共同体的反思》（《当代文坛》2025年第1期）两篇文章中都提及了。

在《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一文中，我一开头就引用了尼采的话：“我们承受青年犹如承受一场重病。这恰恰造成了我们所抛入的时代——一次巨大的堕落和破碎的时代；这个时代通过一切弱者，也通过一切最强者来抗拒青年的精神。不确定性为这个时代所独有；没有什么立足于坚固的基础，也没有什么立足于自身坚定的信仰。人们为明天活着，因为后天已经是非常可疑的。”我认为尼采的这段话应该成为我们认知21世纪中国青年作家预言性的座右铭。“我们不断在给一茬一茬青年作家进行命名，而且是以正统的意识形态的名义，殊不知，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一俟被利益冠名，也就离站在绞索架下套上绞索绳不远了，更不用说那些标上生产商标的作品了，它们都是概念化、同质化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

由此，我才在去年夏天《当代文坛》举办的“同时代人”的研讨会的结束语中，说出了这样的话：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随着人类AI时代的到来，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同质化生产的快速通道，创作失去了活力，批评失去了方向，它几乎全面覆盖了从“40后”到“00后”七个代际的作家和批评家，我们是在这样的写作语境中彻底躺平呢，还是以反抗的姿态，建立起保卫“同时代人”文学价值的防火墙呢？

这些都是我们“同时代人”所面临着的困境，文学面对这样的“至暗时刻”，我想将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赞颂“黄金时代”别林斯基等人的话，赠予大家：“他相信，人类的存在是——应该是——真与伪、正义与不义之间一场恒久且险恶的战争，无人有权中立，亦无人有权结交敌人——艺术家尤其无此权力。”这是整个中国各个“知识阶层”对哈姆莱特生与死的哲学叩问。然而，与伯林这段话稍有不同的理解是，我以为，或许我们的敌人恰恰就是我们自己！

五、未来一定是属于AI的

李：最后一组问题，我想留给您的《徘徊在人类文化上空的两个幽灵》中的第二个幽灵——AI。您此文完成于DeepSeek发布的前夕。最近，很多人文学者都在尝试回应AI带来的冲击。您的观点是什么？ 

丁：我对AI的观点是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22年前，我是坚持“机器是无法战胜人类”观点的，尽管有点疑虑，但是从基本逻辑上来说，我以为人是创造机器的，是有思想的，他不可能被没有思想的机器人所替代、所控制。因此，我在2003年的《随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人的思想创新能够替代吗》的文章，开头用了德国哲学家弗洛姆的一段话做引子：“人制造了像人一样行动的机器，培养像机器一样行动的人——这种管理工业主义的新的形式，有利于非人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被改造为物，变成生产和消费过程的附属品。”所以文章正文的第一句诘问就是：“倘若《黑客帝国》里的情景真实地再现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作为人的我们，还能干些什么呢？我们还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权力吗？”

22年前，我真诚地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克隆的时代！在这个复制时代里，我们可以尽情享用人类的知识遗产，把一切知识掠夺性地植入自己的大脑中，使自己变成一个不落后于时代的“超人”。但是，倘若人人都通过这样的程序去享用现成的科学成果，将它作为人类成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成人仪式”过程，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然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AI的诞生将会突破和超越人脑思维的极限，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这个充满着诡异的二律背反的命题——人类会不会逐渐走向毁灭？也就是说，当人类一旦依赖AI生活和生存，即停止思考、停止创新的时候，这个人类世界就固化了，这是一幅多么恐怖的人类毁灭的图画，人类会不会成为了自己智慧的掘墓人，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生存命题。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宁愿不要这样突飞猛进地进化。假设智能机器人迫使人类停止原创性的思维，换言之，当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机器人给予的思维答案的“喂料”时，将会发生什么呢？！

所以，我当年的结论也是充满悖论的：在承认机器人的巨大贡献时，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场人类生物科学的革命，或许更有所裨益——人类的全部存在意义就在于他（她）能产生思想！没有了思想，也就没有了创造；没有了创造，也就没有了发展；没有了发展，就会导致灭亡。换言之，倘若没有人能够掌控智能机器人世界，一旦它出现严重故障或致命的“电脑病毒”（即不按人类生存的秩序和法则指令行事），智能机器人毁灭人类世界，靠谁来拯救呢？人类文明的消亡是不可能发生的，被“乱码”智能机器人所主宰的时代是不可能到来的，因为它是不可替代它的主人思想的！

这个结论被当下我新的思考所颠覆了，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普遍运用现成的“AI智能机器人”合成技术，尤其是神经元的生物机器人的诞生，似乎宣告智能机器人替代人的大脑思考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也许，这是“AI智能机器人”留给人类有自主性思考权的最后时刻了。

无疑，这与我22年前的观点形成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其缘由就是近几年来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促使我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不得不重新考虑智能机器人在给世界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会给未来人类世界思维创造原动力所造成致命的伤害。

也就是说，20多年来，我从笃信“人定胜机”，开始慢慢转向怀疑世界的未来是“机定胜人”的观念，“我到哪里去”和“我思故我在”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是否仍然是人类命题需要解决的思维问题呢？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已然渐渐地被“机器中心主义”所取代，从依赖AI技术，到无法离开AI的控制，再到在思想意识受它的指令行事，人类面临着究竟是“人指挥机器”，还是“机器控制人”的危机，“人”与“非人”（智能机器人不只是没有思维能力的“仿真人”，而是另一种人类的物种）的战争，正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着决战。

所以，22年前那个充满着二律背反的结论，又被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悖论色彩——智能机器人是否能够超越人类的思想，为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发展给出即时性的最优化答案？它在颠覆人类许许多多认知的同时，是否会对人类的意识形态产生根本的影响？颠覆人类思想家所给出的“正确答案”？直至摧毁人类的信仰，当然包括一切宗教信仰。其实，我以为这个答案几乎是肯定的。这也是我近两年来一直在思考徘徊中面对未来的诘问。

李：您的这一观点的冲击力不亚于AI带来的冲击本身。因为目前大多数学者还是更为强调人具有AI不可替代的层面，比如体验与经验。文学界的回应特别肯定了这点。您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丁：多数作家都认为AI只是一个便利写作的辅助工具，它不可能替代人的想象力，以及独特的构思能力，亦如余华所言：它只能给予一个普通人提供写作的提示，而不是意外的独特的命运的看法。换言之，在虚构的作品中，AI是没有能力创造那种出人意外的构思想象力的；而诗人们更是坚守着天才是任何智能机器人无法超越的真理，他们坚信自己头上戴了千年的桂冠是不会在诗国中跌落下神坛的“真理”；而许多文学批评家也坚信最优秀的文章，一定是论者用独特思想完成的真谛，AI只能淘汰平庸的写作者。总而言之，大家坚信文学的“根”是不会断的。

那么，事实真的会让作家和评论家们高枕无忧，长眠于天才的卧榻之上吗？AI只是完成写作者的“整容”和化妆吗？它会不会发展成改造人的大脑的智能机器，从而替代人的思维方式，进而让写作者失去主体性思维呢？这是摆在人类思想十字路口的一道“是生还是死”的哲学命题。

就当下的情况来看，最后的堡垒还是在自主性的独特发现和分析上，那是AI还不能完全替代的人脑研究成果。

不过，有些明智的理论家和作家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危机了，比如麦家认为95%的作家写不过AI机器人，只有1%的作家才不会被AI所替代；比如70岁的写作大王郑渊洁宣布停更了自己所有的社交账号，认为“AI写得真好，杀了我也写不出来”，虽然他也说AI的想象力还有缺陷，但他坚持未来“作家是一定会被取代的”观点。

迟子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文学的层面来说，人类的想象天地是无穷的，艺术的最大魅力和生命力在于创造，而AI海洋中漂浮的‘词汇’与沉潜的‘故事’，即便是星辰，也是已知的，逃不出大数据的掌心。但它千变万化的生成方式，应该对写作形式的探索有启示作用吧。创作者不必为此过于焦虑，因为你焦虑的时候，AI不会焦虑，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吧。”这只不过就是一剂唯物主义辩证法两面兼顾的安慰剂，显然，她最后那句话就是在暗示——优秀的作家作品是有“情感”的，而AI毕竟是机器人，再有智能，也是没有“人的情感”的——殊不知，机器人会进化为“有情感”的新物种，到了那个时代，“有情感”的AI创作诞生后，文坛的作家会不会消逝呢？

在《徘徊在人类文化上空的两个幽灵》的最后，我发出了诘问：“当AI系统的逻辑编排程序的严谨性，远超‘个体创作者’苦思冥想的鸿篇巨制结构艺术时；当它在遣词造句上优选出最佳的修辞句式时；当它对故事营造的想象力远远突破人类大脑的想象力的时候；当它对作品的细节描写能力驾驭得让人惊叹不已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幻觉：人类个体创作的时代会不会终结呢？文学的经典化规则会不会由此改变呢？将来的文学史会不会改写呢？”

最近，那个疯狂的AI技术资本家马斯克竟然宣布：最晚2026年将制造出比所有人类更聪明的AGI人工通用智能机器人。由此看来，人类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将会把文化与文学创作带入一个新的语境之中。那么，我们的作家会在哪里，我们的批评家位置又在哪里呢？！

我们在文化和文学的“当代性”中寻找“自我”的“存在”，我们会在智能机器人的足下，成为一个人类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侏儒吗？！这就是我最近生活在这个梦魇中的呓语。

李：最后一组问题，我想留给您的《徘徊在人类文化上空的两个幽灵》中的第二个幽灵——AI。您此文完成于DeepSeek发布的前夕。最近，很多人文学者都在尝试回应AI带来的冲击。您的观点是什么？ 

丁：我对AI的观点是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22年前，我是坚持“机器是无法战胜人类”观点的，尽管有点疑虑，但是从基本逻辑上来说，我以为人是创造机器的，是有思想的，他不可能被没有思想的机器人所替代、所控制。因此，我在2003年的《随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人的思想创新能够替代吗》的文章，开头用了德国哲学家弗洛姆的一段话做引子：“人制造了像人一样行动的机器，培养像机器一样行动的人——这种管理工业主义的新的形式，有利于非人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被改造为物，变成生产和消费过程的附属品。”所以文章正文的第一句诘问就是：“倘若《黑客帝国》里的情景真实地再现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作为人的我们，还能干些什么呢？我们还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权力吗？”

22年前，我真诚地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克隆的时代！在这个复制时代里，我们可以尽情享用人类的知识遗产，把一切知识掠夺性地植入自己的大脑中，使自己变成一个不落后于时代的“超人”。但是，倘若人人都通过这样的程序去享用现成的科学成果，将它作为人类成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成人仪式”过程，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然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AI的诞生将会突破和超越人脑思维的极限，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这个充满着诡异的二律背反的命题——人类会不会逐渐走向毁灭？也就是说，当人类一旦依赖AI生活和生存，即停止思考、停止创新的时候，这个人类世界就固化了，这是一幅多么恐怖的人类毁灭的图画，人类会不会成为了自己智慧的掘墓人，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生存命题。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宁愿不要这样突飞猛进地进化。假设智能机器人迫使人类停止原创性的思维，换言之，当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机器人给予的思维答案的“喂料”时，将会发生什么呢？！

所以，我当年的结论也是充满悖论的：在承认机器人的巨大贡献时，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场人类生物科学的革命，或许更有所裨益——人类的全部存在意义就在于他（她）能产生思想！没有了思想，也就没有了创造；没有了创造，也就没有了发展；没有了发展，就会导致灭亡。换言之，倘若没有人能够掌控智能机器人世界，一旦它出现严重故障或致命的“电脑病毒”（即不按人类生存的秩序和法则指令行事），智能机器人毁灭人类世界，靠谁来拯救呢？人类文明的消亡是不可能发生的，被“乱码”智能机器人所主宰的时代是不可能到来的，因为它是不可替代它的主人思想的！

这个结论被当下我新的思考所颠覆了，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普遍运用现成的“AI智能机器人”合成技术，尤其是神经元的生物机器人的诞生，似乎宣告智能机器人替代人的大脑思考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也许，这是“AI智能机器人”留给人类有自主性思考权的最后时刻了。

无疑，这与我22年前的观点形成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其缘由就是近几年来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促使我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不得不重新考虑智能机器人在给世界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会给未来人类世界思维创造原动力所造成致命的伤害。

也就是说，20多年来，我从笃信“人定胜机”，开始慢慢转向怀疑世界的未来是“机定胜人”的观念，“我到哪里去”和“我思故我在”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是否仍然是人类命题需要解决的思维问题呢？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已然渐渐地被“机器中心主义”所取代，从依赖AI技术，到无法离开AI的控制，再到在思想意识受它的指令行事，人类面临着究竟是“人指挥机器”，还是“机器控制人”的危机，“人”与“非人”（智能机器人不只是没有思维能力的“仿真人”，而是另一种人类的物种）的战争，正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着决战。

所以，22年前那个充满着二律背反的结论，又被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悖论色彩——智能机器人是否能够超越人类的思想，为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发展给出即时性的最优化答案？它在颠覆人类许许多多认知的同时，是否会对人类的意识形态产生根本的影响？颠覆人类思想家所给出的“正确答案”？直至摧毁人类的信仰，当然包括一切宗教信仰。其实，我以为这个答案几乎是肯定的。这也是我近两年来一直在思考徘徊中面对未来的诘问。

李：您的这一观点的冲击力不亚于AI带来的冲击本身。因为目前大多数学者还是更为强调人具有AI不可替代的层面，比如体验与经验。文学界的回应特别肯定了这点。您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丁：多数作家都认为AI只是一个便利写作的辅助工具，它不可能替代人的想象力，以及独特的构思能力，亦如余华所言：它只能给予一个普通人提供写作的提示，而不是意外的独特的命运的看法。换言之，在虚构的作品中，AI是没有能力创造那种出人意外的构思想象力的；而诗人们更是坚守着天才是任何智能机器人无法超越的真理，他们坚信自己头上戴了千年的桂冠是不会在诗国中跌落下神坛的“真理”；而许多文学批评家也坚信最优秀的文章，一定是论者用独特思想完成的真谛，AI只能淘汰平庸的写作者。总而言之，大家坚信文学的“根”是不会断的。

那么，事实真的会让作家和评论家们高枕无忧，长眠于天才的卧榻之上吗？AI只是完成写作者的“整容”和化妆吗？它会不会发展成改造人的大脑的智能机器，从而替代人的思维方式，进而让写作者失去主体性思维呢？这是摆在人类思想十字路口的一道“是生还是死”的哲学命题。

就当下的情况来看，最后的堡垒还是在自主性的独特发现和分析上，那是AI还不能完全替代的人脑研究成果。

不过，有些明智的理论家和作家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危机了，比如麦家认为95%的作家写不过AI机器人，只有1%的作家才不会被AI所替代；比如70岁的写作大王郑渊洁宣布停更了自己所有的社交账号，认为“AI写得真好，杀了我也写不出来”，虽然他也说AI的想象力还有缺陷，但他坚持未来“作家是一定会被取代的”观点。

迟子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文学的层面来说，人类的想象天地是无穷的，艺术的最大魅力和生命力在于创造，而AI海洋中漂浮的‘词汇’与沉潜的‘故事’，即便是星辰，也是已知的，逃不出大数据的掌心。但它千变万化的生成方式，应该对写作形式的探索有启示作用吧。创作者不必为此过于焦虑，因为你焦虑的时候，AI不会焦虑，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吧。”这只不过就是一剂唯物主义辩证法两面兼顾的安慰剂，显然，她最后那句话就是在暗示——优秀的作家作品是有“情感”的，而AI毕竟是机器人，再有智能，也是没有“人的情感”的——殊不知，机器人会进化为“有情感”的新物种，到了那个时代，“有情感”的AI创作诞生后，文坛的作家会不会消逝呢？

在《徘徊在人类文化上空的两个幽灵》的最后，我发出了诘问：“当AI系统的逻辑编排程序的严谨性，远超‘个体创作者’苦思冥想的鸿篇巨制结构艺术时；当它在遣词造句上优选出最佳的修辞句式时；当它对故事营造的想象力远远突破人类大脑的想象力的时候；当它对作品的细节描写能力驾驭得让人惊叹不已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幻觉：人类个体创作的时代会不会终结呢？文学的经典化规则会不会由此改变呢？将来的文学史会不会改写呢？”

最近，那个疯狂的AI技术资本家马斯克竟然宣布：最晚2026年将制造出比所有人类更聪明的AGI人工通用智能机器人。由此看来，人类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将会把文化与文学创作带入一个新的语境之中。那么，我们的作家会在哪里，我们的批评家位置又在哪里呢？！

我们在文化和文学的“当代性”中寻找“自我”的“存在”，我们会在智能机器人的足下，成为一个人类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侏儒吗？！这就是我最近生活在这个梦魇中的呓语。

（作者单位：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

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转载自“北京文艺观察”公众号，2025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