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不羁的风姿——王彬彬论

写下上述自励并呼唤同道中人的王彬彬，一定不是写定此文时才认定，此生理应如此度过方有意义。空口无凭，且看他本人的文字吧。1996年出版的《死在路上》和1999年出版的《独白与驳诘》所收篇目，与收入《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中的篇章，写作时间基本相近或略后，主题也基本一致。陈思和，王晓明，张汝伦等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时，王彬彬由于就学经历的关系，也热心地参与进去，这绝非他爱凑热闹，而是一直认真思考着如何有尊严地生活这个大主题的青年王彬彬，终于找到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人。“尊严像破败的旗”作为小专辑题目，在《死在路上》和《独白与驳诘》中都赫然列在第一辑，同名散文收录在后出的《独白与驳诘》中。根据文意，此篇应写于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期间，这是一篇王彬彬笔下少有的自述心灵成长史的长文。透过此篇，一个敏感，上进，打小儿就因追寻有尊严的人生而与俗世格格不入的执拗少/青年的形象跃然纸上：初进大学时执意赔偿打扫宿舍卫生时不小心碰碎的水瓶儿，稍大了一岁后，在吃不饱饭的军营又吃了捡到的一颗奶糖，事发当年都在他的小心灵里起过不小的波澜；十年后，已经实现了少年理想在大上海读书颇久的文艺青年在某个失眠之夜，偶然回忆起来，还是那样慎重地将它们与尊严挂钩了。辑录在“尊严像破败的旗”栏目下的文章也好，《死在路上》中“作为宾词的理想与作为主词的理想”和“偶思长短录”两个小辑里的文章或片段也好，都记录了青年王彬彬细细琢磨后的人生道理。因此，这样的青年理想主义者，遇到有人高呼人文失精神，理想待重建时，热情呼应是自然的。不过，抓住了外界眼球的，却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因为其批评锋芒指向了王蒙，王朔和萧乾等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被批评的王朔也好，某些围观观众也好，都断定王彬彬想成名。多年后，当我读到这篇曾名噪一时的文章时，觉得对萧乾的批评显然过于苛刻了。在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的年代里，不说假话，就坚守了良知底线。年少气盛未经太多人世摧残的青年王彬彬对理想道德的基点设置显然偏高了，才会把萧乾与王蒙这样的人精等量齐观了。因此，文章发表当时不为理性的读者所接受也是正常的。后来，萧乾的名字不再出现在王彬彬的批评性文章中，也许就是作者反省后的调整。写了《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两个月后，王彬彬在《当代知识者的主体定位》里正式宣告了自己的使命与职责：“便是以各种方式争夺对大众的引导权，便是以各种方式制约‘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操作，便是以各种方式反抗社会的野蛮化而为社会传播文明，便是以各种方式捍卫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和尊严。”

不独是大声宣告了，知了就行更是王彬彬的风格。《文坛三户：金庸• 王朔•余秋雨》就是他大众文化批判工作的代表作。不过，争夺大众引导权这事儿，还真是桩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金庸热的降温工作了。作为附录收入书中的《面对“金迷”》，就记录了那些王彬彬想影响并争夺过来的“大众”们，是怎样误解与不接受他“引导”的种种情形，他特别留意到，金庸笔下的女性形象并没有体现出现代意义上对女性的尊重态度，可这丝毫不影响女金迷们对金庸的痴心崇拜。文末，作者对“浅薄和愚昧”的女金迷们的用词颇猥琐，这类对女性的刻薄语言很少出现在王彬彬笔下，估计女金迷们的蠢把他气得着实不轻。这尴尬的情形与五四先贤们极力提倡具有“真挚之感情，高远之思想”的新文学而当时的大众依然沉溺于通俗小说的境遇非常相似。王彬彬批评金庸时，直指北京大学的严家炎，钱理群以及已经去国颇久的刘再复等前辈学者对金庸的过高评价。自然，针对金庸及其研究者的批评，并不是对被指名者的个人批评（虽然对个别人的用词确实够狠），问题的核心是要不要坚持以启迪大众为基本创作宗旨的新文学传统，新文学倡导者胡适、陈独秀或长期或短暂任职过的北京大学，率先聘请金庸为荣誉教授，且其教授现代文学的三代教师都热衷于研究金庸的事实说明，消费时代的来临迅速加剧着新文学研究队伍的分化。

不过，即便被王彬彬指名的学者们并不用王朔或王蒙的方式回应来自他的公开批评，可新时期以来，出于种种原因，似乎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文坛与学界的常态。王彬彬如此勇猛，力量又从何而来呢？老师潘旭澜的榜样，做有道德理想的唐吉诃德型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与自我塑造都起作用外，更有一个他心仪多年的偶像——鲁迅——引领着他必须如此度过自己的人生。

回想起来，初次接触鲁迅，是中学阶段。那是70年代初，我也不过十来岁。那时别的书没有，鲁迅的文章却能读到。当然，当时是似懂非懂，或者说全然不懂。现在留下来的记忆，只有读《秋夜》开头时的感受。“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当时无端地觉得，这样的重复，有一种重复的美，并且想，要是自己在作文里也这样写，恐怕要被作为行文搧嗦的典型而加以批评的。

这是1996年王彬彬回想自己与鲁迅结缘的最初情形。看来，“文革”中鲁迅著作的广泛传播，虽是政治文化专制的产物，却也启迪了少年王彬彬对文学之美的感知（也导致了新时期之初全国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人都在鲁迅研究上大显身手的奇观）。上大学后，他忙里偷闲地从图书馆借阅过几册《鲁迅全集》，“只记得有些篇什，那时仍不能领会其妙处，但读有些篇什，却使我时时如受电击……”拥有一套《鲁迅全集》就成为大学生王彬彬的心愿。1983年7月4日，这愿望正式达成。从此，研读鲁迅，与体察身边的人世变迁都让他“察见人情世态”。 1986年，借着去复旦参加研究生面试的机会，王彬彬第一次拜谒鲁迅墓。10年后，鲁迅辞世60周年时，他又与朋友专程去鲁迅墓园凭吊缅怀。就这样，我们也透过王彬彬的追溯，感受到了鲁迅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事实，这是他在《心中的先生——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辞世60周年》中给我们交代的信息。而1999年出版的《给每日以生命》，与《死在路上》和《独白与驳诘》中的杂文一道，都是青年王彬彬在鲁迅精神指引下的文明与社会批评之作。

的确，鲁迅是王彬彬自少年时代起持续礼敬的唯一思想家与文学家。惟其尊崇，他才要捍卫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启蒙传统，把争夺大众文化引导权的重点落实在以虚构的武侠世界的程式化写作蒙蔽大众认识真实世界的金庸，与貌似反抗一切崇高以鲜有的叛逆面目混迹于文坛实则只继承传统文化中最糟粕的流氓传统的王朔，以及拒绝反省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帮忙行为的余秋雨等当年风头最盛的通俗文学作家们上。尤其是对王朔的批评，就源自他对鲁迅的不敬，随着王朔不以为然的傲慢回应，王彬彬这才深挖细掘，点出了他的精神实质不过是历代流氓的旧传统与新中国早期歧视知识分子的当代“新”传统的有机结合。自此，他对形形色色地亵渎鲁迅者开始了独具特色的反击。

鲁迅，作为个性鲜明的启蒙思想家与文学家，在他有生之年与不少人笔战过。鲁迅也好，他曾经的论敌们也好，生前身后都不乏追随者，于是，王彬彬的批评对象首先就不得不追溯到与鲁迅有过各类文字纠缠者及其追随者；另一方面，自延安时期起，鲁迅就被中国共产党尊崇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方向，1949年后更成了中国大陆地区最受推崇的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中，鲁迅著作是少有的可以公开发行的作品，他的部分话语被抽离具体语境后作为批判的武器广泛使用在神州大地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强力管控思想的局面虽有所松动，可许多与官方政见不同者，依然慑于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敢直陈其政见，于是，激烈批评或谩骂鲁迅就成为他们泄愤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同时，少数海外研究者出于种种原因，也对鲁迅及其作品作出过度解读或流露出明显可见的贬抑态度。在这样的语境下，王彬彬，要捍卫自己的精神偶像，就不仅以杂文的方式回应那些骂鲁者，论证“骂鲁界里无高手”，他还必须讲清楚鲁迅的本来面目，并对某些鲁迅研究成果作出自己的判断，以还原他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1997年，王彬彬集中写作了《鲁迅：晚年情怀》，力争剥离官方附会在晚年鲁迅身上的革命家釉彩，展示了鲁迅的选择和居留上海，其实只是相当困窘的生存状态之一面，作者用“逆旅中的姑活”来概括。新时期以来，在如何理解五四时，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被广泛接受，《鲁迅：晚年情怀》的第三章：“启蒙即救亡”则通过鲁迅的实际状况说明，在外患日渐的情况下，作为独立个体的鲁迅并未改变其启蒙的初衷。不过，以鲁迅来说明鲁迅，依然有一定局限，体现在《鲁迅：晚年情怀》上，就是第四章“脊梁与篾片”中对鲁迅当年的批评对象从胡适到周作人、林语堂都进行了简单粗暴地处理。那么，王彬彬真的以鲁迅之是为是吗？

2006年写作的《我与几种书的相遇》中，王彬彬如此回顾说：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在很早的时候，就与鲁迅的书相遇。20世纪80年代初，《鲁迅全集》出版，我立即买了一套。关于鲁迅的意义，许多人说了许多话，我不想多说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确认为鲁迅的话“句句是真理”。如今人到中年，我已能冷静地面对那种合理的鲁迅批判。但我的“长进”还有限。那种对鲁迅的低劣而恶毒的攻讦，仍令我极为反感。所以，我有时会骂骂那些乱骂鲁迅者。鲁迅使我与许多人结仇，鲁迅使我与许多人许多事格格不入，鲁迅使我无法突破为人为文的某种底线，这当然也就使我失去了好些名利。但我至今没有后悔。以后是否后悔，我不知道。

这样的夫子自道说明，王彬彬真有以鲁迅之是为的意愿，好在爱思考的习惯使他早在写作上文的前3年，就跳出了以鲁迅之是为是的初级偶像崇拜阶段。2003年写作《风高放火与振翅高飞——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时，王彬彬已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从鲁迅与胡适的不同政治观念谈起，详细解读了他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同心态和从不同角度下针对政府的批评，以及当局对他们的不同回应与对待。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作者学术转型的标志， 2004年12月出版包括此文在内的新文集时，《风高放火与振翅高飞》被选为文集名正彰显着此意。不独如此，十余年后，当王彬彬有机会修订出版《鲁迅：晚年情怀》时，他不光给书名儿中间加了个“的”，更主要的，是把《风高放火与振翅高飞——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一文略加修订，替换了原来的“脊梁与篾片”一章中的前两部分。在“修订说明”中，作者回顾说，初版本写作的当年“思想上比今天更为幼稚，学识上比今天更为浅薄，评骘历史、月旦人物，比今天更没有分寸，所以，这本35岁时写的书，乖舛、荒谬之处，是并非个别的。”在具体谈到初版本对胡适的简单否定时，作者用了“充分显示了我那时的浅陋、糊涂”的字样儿来自我批评。许多人对王彬彬批评别人时用语刻薄印象深刻，其实他检视自己谬误时亦复如此。

或许，精通三十六计者会认为，上引《鲁迅的晚年情怀》出版时的概括检讨，不过是作者以笼统的语言掩饰其明显可见的认知错误而已，并不值得认真对待。那么，我想提醒读者的是：早在一年前，也就是2013年，王彬彬为《鲁迅内外》所写的长篇自序里，就已经详细交代了自《鲁迅：晚年情怀》出版后他的思想发展变化。在这篇《自序》中，他是这样提及《鲁迅：晚年情怀》的：“现在每想到这本书，我都有悔意袭上心头。当然不是对整本书都悔，悔的是第四章《脊梁与篾片》中对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粗暴批判。鲁迅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间，胡适被污名化，在谈到鲁迅与胡适的思想分歧时，是绝对地扬鲁抑胡，胡适甚至被骂作国民党的“帮凶”、蒋介石的“走狗”。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从小喝的是狼奶。对于胡适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评价，就是喝下的狼奶之一部分。在1997年的时候，我已经努力吐出许多狼奶了，但还远远没有吐干净。是仍然在体内发挥作用的狼奶，让我在书中鹦鹉学舌地对胡适全盘否定、粗暴批判。这是足以令我终生羞愧的。”初知王彬彬大名的那一年，我也曾读到过《鲁迅：晚年情怀》，当时就诧异过，安徽学人中有许多人并不为官方现今都不平反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而模糊了他们推崇故乡先贤的视线，何以胡适在王彬彬的笔下依旧如此反面呢。读了这篇《自序》，我大致明白了些原委：1978年就离乡的少年王彬彬，应该是没来得及感受到本地时贤们为故乡先贤洗刷旧污的氛围，加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又认为鲁迅的话“句句是真理”，所以，他接受了被特定时段官方强化过的鲁迅对胡适的偏见也不奇怪。每逢遇到这类情形，我都会想起曾经被迫学习过很多年的政治课上得知的一个说法，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我浅薄地以为，这个道理可以解释得了每个想独立于时代洪流者事实上很难与从小耳濡目染过的时代主旋律之间斩钉截铁地划清界限的现象。

话题回到《鲁迅内外》本身。在我看来，此书中除釉彩的代表作，无疑要数《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与《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虽然后一篇对宋庆龄主动参与鲁迅丧事的关注明显不足；而《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与《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译》，都是显示鲁迅真面目的佳作。不过，促使我反省的，却是《鲁迅的脑袋与自由主义的帽子》，年轻时的我，曾经天真地论证过鲁迅与胡适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区别仅在于一消极一积极而已。在《鲁迅内外》中读到《鲁迅的脑袋与自由主义的帽子》时，更让我刺激的却是文末注明的写作时间：2000年5月31日。那正是我开始全面阅读鲁迅及其研究著作的时间，何以当年完全不知此篇之存在呢？从全国报刊资料索引查询主要期刊发表篇目，再按此去寻找期刊及具体篇目的收集资料方式，无疑是我不知此篇的原因之一。可倘若当年就读了此文，我有能力反省到鲁迅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吗？此时此刻的我，实在没法儿替多年前的自己来一嗓子：“Yes，I can.”

不过，《鲁迅内外》中最引起学界及舆论界关注的篇章，却不是上文提及的任何一篇，而是《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及两篇后续。青年王彬彬格万物时，也曾留意过学术规范问题。写作于2001年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标准》一文，与他当时对理想持超高期待一样，对严守学术规范却了无新意的平庸之作的质疑，明显超过了对严格遵守包括不抄袭不剽窃在内的学术规范的希望，在青年王彬彬看来，剽窃甚至都不属于学术规范的范畴，因为它违反的不是学术规范，而是最基本的社会规范。2003年，为新文集《风高放火与振翅高飞》做序时，王彬彬又提出，学术规范除了不抄袭不剽窃引用要规范这些技术层面的内涵外，还要有逻辑层面和思想层面。比起学术规范来，他更愿意强调“问题意识”，“有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王彬彬大概没想到，有朝一日，他的学术批评工作，多数情况下竟都要认认真真地集中展示其著作中存在着语言不通，常识性错误太多，及抄袭与剽窃他人著作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的《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就由对若干语言不通的段落之分析和5部其他著作与汪著相似度超高的段落比对这两大部分组成。

可《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果真只是针对“学风问题”的批评吗？收入《鲁迅内外》的《“新左派”与鲁迅的中国》，就透露了一些信息：原本以为捍卫鲁迅，不过是与那些出于各种由头而骂鲁迅贬抑鲁迅的人们之间搏斗的王彬彬，不期然间发觉，某些80年代的鲁迅研究者，将其早年并不推崇的鲁迅晚年杂文作为批评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工具使唤了，这在王彬彬看来，也是一种亵渎。他搜罗汪晖成名作之硬伤，大概是暗示，类似学者之研究从来就不可靠，而今再借鲁迅之口所念的经，也不足信吧。不过，鲁迅研究，可不是通俗文学，它成为中国的显学颇有些年头了。被他批评的汪晖，早被视作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鲁迅研究专家，批评汪晖，能掀起多大的浪花呢？事后看来，王彬彬本人也没预判到会引起如此大动静。捡重点说吧，2014年出版的《有事生非》中的两篇附录文件，就是汪晖事件在学术界反响之实录。附录一为“多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 呼吁调查汪晖涉嫌剽窃问题”，此公开信摘引熊丙奇，林毓生和易中天等知名人士发表署名文章的主要观点后，希望汪晖早年就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当时就职的清华大学调查其涉嫌的学术不端问题，有63位学者签名；附录二“九十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就汪晖事件发表声援汪晖的签名信”，签名者包括 9名汪晖著作的外文译者，72名国际知名学者及后补的14名台湾学者。我查看了下63位支持王彬彬的学者，发现有9位签名者不在中国大陆供职，鲁迅研究专家吴中杰和朱正，王彬彬供职的南京大学董健，甘肃省委党校的杨光祖等四人是我能够判断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专业研究人员，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杨玉圣及几位报刊杂志等出版从业者也列名其中，彰显了此事对学术秩序相关行业的影响力，其余诸位均属于广义的人文学科学者。支持汪晖的国际学者认为其不存在抄袭，首先是因为汪晖著作的外文翻译者不曾发现其中有任何剽窃现象，这就有点儿可疑了，特别是对方已指明抄袭源头的情况下；自然，这封写给清华校长们的信，特意提到了汪晖是第一个被亚洲研究协会邀请在其年会上做基调演讲的中国大陆学者，其学术在他们所在学术共同体中得到了最高层次的承认，让我知道了汪晖的确在海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三，他们认为，对汪晖的批评是不能够正确认识大学的学术研究的媒体对大学的攻击，这显然是不懂中国特色的谈政治了。当事人王彬彬就不客气地称他们为不懂汉语的文盲。他说，“从‘学理’上说，与让一群文盲担保汪晖没有抄袭，毫无二致。刘禾是在发动一群国际学者对抗国内学者，但也是拉来一群文盲压制国内学者。”至于刘禾为何积极组织汪晖的后援团呢，王彬彬认为，他批评对方的两篇文字“决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我也就以王彬彬之是为是了。只是，再补充说一句，王彬彬对刘禾的批评，总算部分实现了他早年对学术批评的期望之一，即要看被批评者是否有问题意识，是否研究的是真学问，单看这题目——《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速写〉〈跨语际实践〉的问题意识》——就知道，谈的绝对是“问题意识”。不过，看完全篇，也就意会了，刘禾对国民性理论的质疑与否定，等于消解了鲁迅大半生所致力的改造国民性的事业了，这才是王彬彬批评其研究的诱因吧。

汪晖事件，最终轰动得出了国界，“酿成了国际闹剧”，当然不是因为被批评的汪晖当真是中国人文学界公认的扛把子，毕竟连造导弹的都知道中国当代没大师哦。它的轰动，也不仅是说，王彬彬曾批评过的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汪晖事件中汇合了，让吃瓜群众实实在在地验证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绝对是硬道理。这些人中，最让王彬彬有压力的，是以讲真话知名的前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他初知此事时就表态说，汪晖的问题，考虑到其成书语境的话，不过是引文不够规范，和剽窃是两个概念。可是，不久后，王彬彬细读了汪晖成熟期的代表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后，先是针对该书第十二节第四节，提出了诸如“换个主语，就能指鹿为马吗？”等5个涉嫌学术不端的问题，接着又写了一篇《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剽窃问题》，列举了8个例证，专谈其著作的注释也存在的剽窃问题，看来，汪晖思想成熟期的著作，并没有如其支持者所宣扬的那样严谨。可王彬彬在《鲁迅内外•自序》里说，钱理群后来还在未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替汪晖开脱，我无缘得读此文，无从判断这是他读过王彬彬的进一步批评后的反应呢，还是不知有此等事体。为了慎重起见，就特意向一知情人请教，得到的消息是钱老师还拿王彬彬最早的批评文章说事儿，这么说来，钱理群先生并不知晓这次批评的后续进展。理论上，人们认为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公开表态时应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可学者就生活在人间，一边儿是他与汪晖的浓厚情谊，一边儿面对着的是曾批评过包括他老人家在内的北大三代学者的王彬彬，因此，钱先生的力挺汪晖，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即便他支持汪晖的最大理由是八十年代没有学术规范的说法，被更资深的北大学者严家炎否定了，他老人家也不改初衷。我由衷地觉得汪晖作为学生也很幸福，有钱老师这样不管不顾地庇护着。

王彬彬事后这样追溯钱先生支持汪晖后自己面临的压力：“此后的一段时间，全国的媒体都在嘲骂我，网上的言论更是不堪入耳。人们都认为，王某人无理取闹、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因而是无耻之尤；王某人为‘出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成了万箭齐来的箭垛。我仿佛听到全国人民都在唱：‘大刀向王彬彬的头上砍去！杀！”这话里肯定有文学家的夸张，全国人民，咋可能呢？可何以会有如此之多的反对呢？原来，当初王彬彬的文章发表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纸《南方周末》后，各媒体纷纷跟进，一时之间成为舆论热点，由于汪晖是公认的新左派理论家的关系，一些人借机扩大为对新左派的批评，这些人在当今中国语境下常被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王彬彬的批评汪晖学风不端，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拉上了关系。看来，朱维铮先生的口头禅－－“学”随“术”变说，又可以引申发挥下了。这里的“学”，就是今日所谓学术，所谓“术”者，今日之政治也。朱维铮先生的本意是，古代中国的学术，很少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研究多与当权者的意志息息相关。这样的传统体现在当代，主流就是用国家意识形态去重新格万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全方位多层次地深入细致地掌控思想动态的局面不可避免地松动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别的思想派系渐次浮出水面，可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是让这些派别的谈政治，在许多时候都不得不借谈学术来表达了。如今，王彬彬直指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汪晖学术不端，对与新左派论争中一直处于守势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就是来一场中国特色的谈政治的好机会。不过，也不必高估这次讨论的政治意味，因为许多媒体也只是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才热心掺和进来，他们的最终考量应该落在了市场份额上，这正是新左派所抨击的资本主义的特性。因此，热心参与进来的媒体，无论是借学术谈政治以扩大其精神层面上的影响力，还是纯纯地想点儿生意经，在新左派看来，都是无法容忍的，起而反抗是必然的。新左派的大旗就有一面专为底层民众招展着，认为其生活艰辛是国家的开放政策与万恶的国际资本合力的结果，其拥趸者比自由主义者要多太多了，在中国讨论（吵架），除了声儿大，人多更重要，所以，王彬彬的大声唤苦就是自然的。

然而，中国语境下的新左派也好，自由主义也好，还是其他非国家意识形态的派别也好，都是一种相对松散的状态，因此，一旦讨论起来（吵架），就有点儿乱了，具体到这一回，主要体现在队伍的重新编排上。这不仅体现在上文已谈过的公认的自由主义者钱理群的力挺新左派汪晖，更体现在王彬彬本人的立场上。记性好的人还记得，王彬彬，不就十余年前的新左派吗？落实王彬彬属于新左派的例子，最简单的莫过于他的一篇关于自由主义的札记。现今看来，这篇札记与《鲁迅：晚年情怀》中的第四章即“脊梁与篾片”中的观点相似，批评的对象，也是“脊梁与篾片”中批评过的胡适与周作人，只是札记的前后分别抄了些法兰克福学派及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的相关论述以壮声势，结论是中国现代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往往最终投靠了极权主义。这显然是王彬彬“以鲁迅之是为是”时期的产品。然而，彼时的他，不管是积极主动加入的新左派，还是被他人归类的，都不是基于他在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有明确清晰的主张——与他的偶像鲁迅一样。因此，王彬彬的批评汪晖，在有些人看来，就是善变，就是其为人也，不足称道。

而汪晖作为被点名批评的一方，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只给对方发了封律师函，让他停止诽谤并要求书面道歉。王彬彬的回应，也是别致，就是写下了上文提及的指认其近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也存在学术不端的两篇文章。奇怪的是，汪晖那边儿，对方的继续且连续诽谤，却没有采取任何后续行动。要知道，去法庭，没准儿能赢，后来的柳忠秧，就完胜呢！莫非研究中国国情的汪晖教授不知道中国特色的法制吗？还是他当真尊重法律而不自讨没趣？在知网上阅读了当年的不少资料后，我个人觉得，杨奎松先生的意见最为中肯。他说，既然为汪晖辩护者都承认其有不合规范处，“汪晖教授自己还不认识吗？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出了一些错误又怎么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站出来承认自己在过去研究中确有不够规范之处，今后严加注意和改正就好了。为什么始终拒不回应，甚至据称还对记者说什么这些问题学界自能澄清，言外之意，自己好像并无任何不妥之处。这种态度，太让人失望了。”当然，杨先生也认为，汪晖的抄袭并非简单地谋求明显可见的个人利益，他还是个有学术创造能力的人，“对他要批评，也要爱护”。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呢，“我真是不明白，喜欢汪晖的人帮他辩护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过来指责指出这些情况并做出批评的人呢？尤其是把问题政治化，无论是从批评的角度，还是从反批评的角度，都是不能接受的。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与他的人品或学风就一定会有什么联系吗？有些人更极端，干脆挖地三尺，非要把王彬彬的老底给挖出来不可。那意思是，只要证明了王彬彬人品不好或有同样问题，他对汪晖的指责，就一风吹了，汪的那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这种做法就更加不像话了，实在让人难以容忍，这哪里是在争论学术、争论事实？”——这就是史学家杨奎松对一时之间沸沸扬扬的汪晖事件的意见。难道历史学家杨奎松不懂“学”随“术”变吗？惟其懂得，才要力争把属于学术的问题，先在学术范围内解决。我以为这是让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某些土特产划清界限的必要方式。好玩儿的是，杨先生也有个“第二弹”，2013年他写了篇《以论代史的尴尬——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纠缪》，文章的主体当然是展示汪文中存在大量史实错误且认定其结论不成立，我说它好玩儿，是因为它的开头与结尾：开头分析了其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有语病，末尾则教导对方，要发挥政论特长，如果要拿历史做证据，还是务必读点历史，涉及中共党史，至少要读懂《毛选》。

汪晖取得学位的中国社科院也好，任职的清华大学也好，都没如63位学者所期望的那样，组织一个学术调查小组彻查此事，这等“太上，不知有之”的仙风道骨，尽显中国特色。后来，汪晖荣任政协委员，需要关注的问题想必更多了，讲学复议政才是“王道”，不是吗？不过，对汪晖的“高升”，也不必过度解读。在当下中国，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乃至于更具体到国有各机构握有实权的领导，如何审时度势地利用或者规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等与国家意识形态不同的力量，绝对是一门复杂高深的学问。一时一地对某派某人的赏识，都不足以评判整个国家大势要怎样怎样了。时不时论争下的不同派别，即便再不同意对方的意见，还得手拉手肩并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难道不是吗？ 

碰壁不小的王彬彬，就此停住了他的清理门户工作了吗？不存在啊！2012年他专门为汪晖的追随者蔡翔的大著写了篇“杂论”，又列举了大量文理不通，知识性错误的地方，向着恶劣文风继续开火。2015和2016年，他又多看了几眼某学术新秀的两部鲁迅研究专著，这人声称，鲁迅研究是自个儿“把兴趣和谋饭结合得比较愉悦的领域”，结果，王彬彬饶有兴致地发现了其大著中存在着文理不通，常识性错误多，主要内容拼凑别人著作，文本解读也有问题等诸多不合学术规范的问题。

清理门户之余，王彬彬的鲁迅研究工作也有了新进展，这里，我想提两篇未入集的新作：《鲁迅有关抗日问题的若干言论诠释》和《鲁迅〈“友邦惊诧”论〉现实批判考辨》。前者的重点是，“鲁迅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政府的批判，总体上虽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无论是在民众方面，还是在政府方面，鲁迅所指批判的某些现象，实情并不完全如鲁迅所认知的那样”；后者论述的重点是《“友邦惊诧”论》所批判的事情，也有鲁迅并不完全知悉的背景，但由于当年国民政府通令措辞失当，才激怒他写下了这篇最激越的批评文章。广泛的阅读与了解民国史，让作者最终意识到，即便深刻如鲁迅，由于其离群索居的现实及有限的交游范围和资料来源，对他所生活的那个动荡的时代无从全面了解，这才写下了大立场并无不妥而具体历史情景并不非常吻合的批判名篇，这是王彬彬敬爱其偶像的新高度。

除了上述重点谈及的各类文字，和我几乎没怎么谈及的作家作品批评外，王彬彬还写了大量的学术散文，光文集就有《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及《顾左右而言史》等。他在《大道与歧途》的自序中对写作此类文章的缘起与过程有比较详细的交代。学术散文，或者学术随笔，是我为了论述方便而勉强做的归类。王彬彬个人，对于文体持有一种宽泛的理解，他的多数文集或者著作，都只是把当时手头所发表或者写好的各类文章统统收拢了，略加分类就算，个别被他反复收录在不同文集里的文章，往往表示着他对此文的重视与喜爱，比如说，《风高放火与振翅高飞——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就不仅出现在同名文集里，也被略作改换放进修订版的《鲁迅的晚年情怀》，多年后新出的文集《往事何堪哀》与《大道与歧途》里也都收录了，此文的意义我已在第四节说过，就不必赘述。我还想说，《风高放火与振翅高飞》之后，王彬彬后来还写过与其相媲美的《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鲁迅与胡适在其有生之年，都存在着出于种种考虑必须隐忍的生存困境，这篇文章对两位先贤在独裁统治下的不得已，有相当程度的体谅。此外，在《胡适、鲁迅与陈德征》和《谈谈胡适与胡风》中，都在简略对比中展示了胡适的真面貌。《唐德刚笔下的胡适》，更尖锐指出了“出国爱国者”心态下的唐德刚先生所讲述的胡适，与胡适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的事实。从跟随潮流污名化胡适到客观中立讲述胡适再到为胡适辩诬的过程，也是王彬彬渐次认清故乡先贤胡适真面目的过程。重视及研究故乡先贤，本是中国文人传统，鲁迅年轻时就有此习惯。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传统中断了，王彬彬早年的完全无此倾向，就与他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有关。继胡适之后，王彬彬又发现了故乡的另一先贤陈独秀，《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就是一篇传颂颇广的揭示陈独秀革命家本色的文章，《“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则全面讲述了陈独秀转向革命活动的过程。自然，不独是对民国时期安徽先贤的重新发现，其它我不曾具体提及的学术随笔，都体现了作者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切感受，皆属开卷有益之读物。限于篇幅及个人能力，就不详论了。行文至此，蓦然回首，那个希冀自己与偶像一样，用匕首和投枪一样的文字，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青年王彬彬，如今下笔时已然冷静复从容了，一派成熟的学者气象。不变的，是那独立不羁爱自由的风姿。